魏小石
内容提要:将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中的音响档案特藏制作成为有声出版物,一直是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公共民俗等领域关注和实践的议题。此类项目中,从内容选取、研究协作,到出版物定位等等过程,均可以被赋予广泛的学术探讨。文章为一篇关于项目实践的回顾性文章,着重于讨论跨国学术团队针对“劳弗特藏”于2017年数字化之后的出版所作出的努力。
有三种方式可以表述这套与众不同的录音档案集:劳弗特藏、“中国最初录音”、《中华民族音乐蜡筒(清末晚期)原声集成》。印第安纳大学的传统音乐档案馆(Archives of Traditional Music at Indiana University,以下简称ATM),本档案的卷宗名为:《中国,上海和北京,1901—1902》(54-150-F)(“China,Shanghai and Peking,1901-1902;54-150-F”),按照音响档案馆的习惯,也常被称为“The Berthold Laufer Collection”(伯特霍尔德·劳弗特藏,以下简称劳弗特藏),在ATM 的体系里算是较早被归档的项目,也是体量很大的特藏之一。特藏中的399卷蜡筒录音,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以下简称AMNH)在20世纪50年代初存放于ATM。这些录音经历过数次模拟和数字化转录,于2017年由印第安纳大学的媒体数字化和保存倡议(Media Digitization and Preservation Initiative)项目组进行了最新一轮的数字化工作。2017年9月,当阿兰·伯德特(Alan Burdette)馆长询问我:“这是否是中国最早的录音”时,一个令人兴奋的概念在我脑中浮现——“中国最初录音”。
图1 《中华民族音乐蜡筒(清末晚期)原声集成》之《信件册》选章
诚然,没有人可以说劳弗特藏就是中国历史上事实中的最早录音。可以确定的是,录音技术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录音行为几乎可以肯定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就存在。何况,帕特里克·菲斯特(Patrick Feaster)博士也于近期整编了1899年的《穆麟德特藏》(The Möllendorff Collection),其内容就包括了穆麟德在宁波、杭州、厦门所录制的音响。但无论如何,“中国最初录音”的概念在2017年逐渐得到完善,ATM 工作组倾向于将劳弗特藏定义为:目前已知的最早在中国境内以实地方式采录的传统民间音乐录音。加上了这一系列拗口但是必要的限定条件后,劳弗特藏的确配得上“最初的”三个字,这个标签也在后来成为劳弗特藏的主要定位。
2018年,ATM 主导了“中国最初录音”项目的出版计划,并于同年在北京大学罗新教授的支持下,获得了唐研究基金会(The Tang Research Foundation)的资助,目的是出版一套中英文双语的学术著作,并附有劳弗特藏录音的选段。2019年,该计划获得了印第安纳大学副校长办公室的支持,分别于印第安纳大学中国办公室(IU Gateway Office in 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进行了三场汇报宣传活动,旨在增进中国社会对该特藏的认识,并寻求相关学术拓展机会。伯德特馆长与我也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以及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进行了两场相关座谈,取得了重要的业内共识。2019年的中国之行基本上确定了劳弗项目在中国推广的方向和原则:其一,在英文学术著作的基础上,增加中文版的唱片全集(即本套出版物),由中国音网和上海音乐学院团队共同出品;其二,将举办劳弗特藏的“声音展”,目前该项目正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苏丹副馆长进行规划中;其三,独立研究者和爱好者,也应该有相应的渠道去聆听劳弗特藏的最新数字化成果。为此,中国音网和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中心的团队都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推广工作。
2020年,由中国音网团队主导、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族音乐蜡筒(清末晚期)原声集成》(即劳弗特藏中文“全集”)进行了国家出版基金立项,并于2021年获得了基金赞助,用于完成这套巨大体量出版物的编译和制作,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为联合出品方。至此,ATM 所推行的“中国最初录音”的计划完成了重要的一步。
图2 印第安纳大学中国办公室“劳弗特藏”发布会现场(2019年4月,魏小石供图)
图3 发布会现场罗新、乔建中、巴嫫曲布嫫三位教授(从左至右)(魏小石供图)
2017年,印第安纳大学的媒体数字化和保存倡议(Media Digitization and Preservation Initiative at Indiana University)完成了劳弗特藏的初期数字化工作之后,本人于同年开始了元数据整编工作。由于本人非传统戏曲及曲艺研究者,我所能解读的信息非常有限,初期的工作仅仅将特藏的卷宗结构、内容类型等进行了大致的归类和录入。2017年底,乔建中教授在西安概览了该批音响资料,并第一次将这批音响的内容进行了定位,指出了后续工作的重点和价值所在,如滩簧戏、孟姜女调、器乐曲等,这其中就包括后来率先在国内学界引起注意的《上海胡琴》(SCY2931)条目。初期,人们对劳弗特藏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大致的可能性”的层面,但这已足以让中美双方的学者都认识到其中潜在的价值。2020年,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的团队成员萧梅教授(主任)、凌嘉穗博士、张玄教授、金桥教授、郭羿努博士完成了4 篇文章,围绕着特藏的历史、《上海胡琴》以及特藏中的戏曲部分进行了论述。这是汉语学界第一次在音响内容细节层面对劳弗特藏进行讨论,4 篇成果文章均已收录在《中华民族音乐蜡筒(清末晚期)原声集成》之中。
经过这个阶段的交流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对劳弗特藏音响有了更广泛的认知。劳弗特藏与1902年彭嵩寿(Joseph van Oost)及其后的哈士伦(Henning Haslund-Christensen)内蒙古特藏、斯文·赫定(Sven Hedin)**特藏等早期中国人文地理的纪录集有着非常类似的时代背景,即20世纪初叶国际人类学“探索”(expedition)项目。这样结合人类学和文化记录的“探索”,远比同时代的商业唱片录音项目更具有内容文本上的延展性。首先,这批资料以实地方式录制而成,在表演人员和曲目的选取上有一定的随机性,与早期商业唱片内容(名家名段)形成了对比与互补;其次,劳弗特藏有着巨大体量的通信、照片、馆藏实物,尽管我们能在纸本文献中找到的与录音过程相关联的内容并不多,但是依然能还原一部分文化语境和采录过程,这些内容本身就是很好的长篇非虚构故事;再次,劳弗特藏的音响和文字,可以帮助读者洞察20世纪初期的世界与中国的双向认知,看似随机所选的表演者、曲目和叙事角度,实则是那个时代英语世界对中国的某种期待,劳弗本人既是执行者,也同时是观念的批判者、反思者、矫正者,如他在书信中所说:
如果白人有能力进行一项伟大的改革,唤起其道德良知并感受到儒家精神,那么可怜的中国就不会被迫重新开始……中国想要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一个大国,列强一定是倾力阻挡……无论如何,我喜欢它胜过“白色危险”一千倍,后者目前像瘟疫一样笼罩着整个地球。①
2020年开始,青年学者张斯琦先生开始对劳弗特藏的唱词进行抄录,凭借对传统戏曲的了解,他与张津弋先生共同完成了劳弗特藏全部内容的鉴定。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也是第一次将该批资料的所有内容进行详细抄录,二位青年学者在这个项目中展示了他们的知识储备和意志力。与此同时,AMNH 和ATM 的沟通工作,主要由菲斯特博士和我本人完成,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完成了与上述机构在内的4 个档案机构的沟通和授权工作。其间,与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及柏林音响档案馆的沟通工作,时常能带来惊喜,让我们感到劳弗与音乐人类学界竟然曾经走得如此之近。本出版物所获取的图片和文献素材,由青年学者叶展魁先生进行了初期编译,并由本人和邱玉苓女士完成了校对和调整。整体而言,菲斯特博士的贡献是本项目得以进展的核心,是他从结构复杂的档案资料中,选取了最重要的素材,并且将这些素材的层级关系、历史背景进行相应的核实和匹配。
另外一个值得载入音响档案工作史册的事情,是本次项目“立体声”音轨的合成工作。“劳弗特藏包含立体声录音”这个事实为菲斯特博士在2019年的学术探索成果。2019年10月,菲斯特博士完成了最初4 段录音的立体声合成工作。2021年,中国音网的音频工程师蒙昕晨先生完成了全部立体声的还原工作。诚然,劳弗特藏中的“立体声”概念,与音响工程通识认知里的“立体声”概念的异同,必将引起一轮讨论,对此,本项目工作组持欢迎态度。无论是“立体声”还是单声道录音,本项目呈现的均为经过修复的版本,与印第安纳大学在开放网络中展示的版本均有所不同。
图4 帕特里克·菲斯特博士(早期历史录音专家,《980-1980:千年的声音图像》作者)
录制戏曲时,劳弗进行了两个声道的录音:一个录制人声,另一个录制打击乐。这些分声道的录音在特藏中是交替出现的:蜡筒1录人声,蜡筒2录器乐;蜡筒3 录人声,蜡筒4 录器乐……依此类推。劳弗并不是在相同型号和速度的蜡筒留声机上录制这些音乐的(至少是在我所尝试的案例之中)。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录制打击乐的蜡筒有着几乎是相同的时间属性……他用于录制人声的机器速度的不稳定性更大一些,这也就增加了一层复杂性。
我发现锣的共振频率提供了很好的参照速度,如果我将它调整到一致的音高的话,蜡筒的回放时间也会彼此一致。在这个案例中,我将器乐蜡筒的回放速度降到了84%,以匹配人声蜡筒中听到的打击乐器频率(大约为665 Hz)。(我完全无法判断这是否是“正确的”音高;但我的目的是,将成对的蜡筒匹配上相应的音高。)②
劳弗特藏并非第一次为人所知,在汉语和英语学界提及“劳弗特藏”的学者不在少数。不过,本出版物的确是第一次将较为全面的信息进行汇总展示,包括了音频、唱词抄录、学术文章、历史照片、馆藏物件图片等。档案汇编工作的核心是寻找不同类型、不同层级档案之间的关联,并且在出版物、数据库等平台中展示这种关联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套出版物做到了。
对劳弗特藏而言,本出版物远远不是终点。无论是ATM 的“中国最初录音”计划,还是《中华民族音乐蜡筒(清末晚期)原声集成》出版物,都不会是这份贵重历史档案的最终模样。在未来,还有太多的唱词需要被论证和更新,更多样的修复技术和理念需要被纳入,更细致的历史语境需要被解读,更丰富的文字文献需要被补充。这样的过程亦是档案工作的魅力:档案工作者永远在解构和建构的路上。
除了两个联合出品方的团队,参与本套出版物相关工作的师友也来自印第安纳大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柏林音响档案馆及美国哲学学会。我们也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及多所研究机构的学者师长们的支持,同时,许多戏曲和曲艺老唱片收藏领域的老师们也给予了足够多的关注和指导。在这个充满个性主张与纷繁困扰的时代里,能够产生这个体量庞大、跨国跨学科合作的档案成果,承载着许多档案工作者的专业努力与协作精神,也是对20世纪和21世纪世界音响档案体系建设的极大肯定。
注释:
①引自1904年4月4日,劳弗寄给博厄斯的信。
②引自帕特里克·菲斯特博士,2019年10月,私人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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