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生
后发优势极度发展的中国在当代艺术档案的收集和研究中，突出显现了媒体和媒介是两个差异很大的不同问题。其区别在于：媒体是一个技术和方法以及具体实在的器具，媒体自身的变化可以通过其指标与性能来测量和计算，而中国在过去的年代几乎没有创造性的媒体，甚至连使用媒体的套路和格式都鲜有原创；
而媒介关乎编辑能力、传播速度和广度，干预和影响社会各方力量的冲突、突破、反馈和控制，媒介是“媒体和人的关系”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关节点恰巧在媒体变化的时候显现得更为明显。王洪喆教授就是通过媒体的具体用器、技术和设备的不断变化，来揭示人在媒体的作用之下媒介关系的调整和变迁，而这种变迁常常是历史的，又是地方的，同时也是文化的。媒介关系的揭示构成了一种对于过去的关怀，这种关怀不但是一种经验，更重要的是对过去的一种回望。回望有时候会越过现在的状态，形成对事物的反省，尤其当反省的人正处在一个更新的变化之中和寻找方向与前途之时。“千禧一代家庭史”是新媒体的状态之下对旧的媒体进行回望的时候所做的调查、研究和反省。这一代出生之前刚有互联网，而在他们牙牙学语的时候已经有了社交媒体，如今他们在大学本科、研究生阶段开始回溯前辈们使用的传统媒体。他们没有使用旧媒体的经验和记忆，却有猛然的惊异变化之激励，其中意义的解释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媒介对人的作用，是一种人的问题的显现，由此集中呈现为一次当代艺术展。
王洪喆教授的媒体社会课程，我一直比较关注，甚至还去做过旁听。他总是把媒体在过去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和文化氛围中间发生的过程细节拿出来推敲，进而深入考察人与媒体变化所显现的媒介关系是如何构成人的生活变化，并引发思想的变迁。媒体在与人的实际作用中形成的觀念变迁是最根本的“历史”，尤其对中国来说更为根本，因为这种媒介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而且改变了人的思想结构和文化结构，而同时又有哪些固有的结构难以改变，这也是问题双向性发展的另一方面。在媒介的意义上，在家庭中如何使得每个个人有自由和能力去表达？另一方面，又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怎样的限制和管理？在家庭内外，表达和控制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也是一个冲突的过程，冲突和博弈的过程到底走向何方？这个看似简单的家庭个案的回顾，反射所有人群的心态与思潮的变迁，以及对未来的一种社会建构和设想。
就在千禧年世纪更替的关口上，媒体发生了根本的革命，即出现了互联网和自媒体（或者叫社交媒体）。这次变化使得公共传媒时代由印刷、电视、电影建造的“景观社会”逐渐坍塌，过去用权力和资本建立起来的统辖天下的媒体景观已经变成了众说纷纭的媒体拼盘，而且重要信息和人们关注的要点并不一定是被公共媒体报道的现象，它或许是某一个人（可能是每一个人）创造、参与和编辑的，这就改变了整体的图景，使社会从德波所说的“景观社会”趋向我们所主张的“山水社会”。在“山水社会”中，所有的社会图像已经不是由中心和强大的一方来塑造，而是由所有各方来形成，并且任何一方的任何一个动作都可能改变图像的整体状态、结构、性质和意义，但其中每个人又变得无足轻重，似乎在海量信息中变得毫无意义。这个变化在千禧一代家庭史课程中被如此生动地显示！
1994年，为了反省景观社会，我用一组行为艺术对媒体进行了一次根本的否定，在1994—2005年间，我把摄像机安置在各种大小不同的球体装置中，用脚“踢”出11部电影，总的名字为《滚！》。实际上这是一个“反媒体艺术”，当电视的权威在被脚踢之后变成一种翻滚的、无意识的图像的时候，媒介关系就被颠覆，人会意识到景观社会不仅在于内容由谁决定，更在于媒体本身就是一种决定，所以景观社会的基本状态必须在翻滚的影片中被击破和颠覆。但是到了2005年，当我的最后一部摄像机在最后一次滚进黄河里去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任何需要再去“滚”了，因为就在这一年，社交媒体已经登场，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自主的发布和接受，媒介已经换了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