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好法治底线，推动“效用共享”

段从宇 陆尔卓

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的人才流动乱象、怪相，引发社会各界的批评诟病和质疑论争。高校人才流动领域的高频词已由“人才流动”悄然转变为“人才争夺战”。面对这一极具冲击力的概念表达变化，我们不禁要追问：本该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动为何会演化为人才争夺战？高校间的人才争夺该不该“战”、能不能“战”，若是该战且能战，那么人才争夺的不同主体应该如何有效“应战”，是否存在一条可供各主体一致选用的合理路径？

封闭短视的“本位主义”是人才争夺战的主要肇因

“想要的引不来、能干的留不住、愿留的难用好”，是人才争夺战背景下高等教育系统存在的普遍现象。在高校水平层次基本相当的情况下，欠发达区域的人才吸引力显然要弱于发达区域，而在区域发展水平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低水平高校的人才吸引力显然也要弱于高水平高校。在这个过程中，当不同地区的同层次高校间、同一区域的不同层次高校间进行人才争夺时，“千方百计留人”和“千方百计挖人”就成了两个组织间一致的对抗策略。尤其对于留人一方，在思想引导、提升待遇等无法留人的情况下，“取消人才称号、未满服务年限赔偿、扣留档案”便成了一拥而上的惯用做法。也正是因为这些封闭短视的“人才地方主义”和“人才单位主义”做法，直接使得人才流动成了人才引进方、人才留守方以及人才方共同的死结，随之而来的是本该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动演变为你死我活的人才争夺战。这既明显制约了高端人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效配置，滋生了区域小圈子内“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帽子”的人才争夺内卷，也极大损害了高层次人才人岗相适的效能发挥，影响了高校人才立足本职、安心工作的奉献意愿和奋斗情怀。

高校间的人才争夺不应逾越法治底线而陷入“乱作为”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强国的建设是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其整体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各高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协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如果高校间采用“零和博弈”方式进行人才资源的争夺，最终损害的无疑是国家高等教育整体功能和效益的最大化。只有人才争夺各方都在“事业留人、情感留人，事业引人、情感引人”的基础上，既保持开放的人才流动态度，又严守人才争夺的法治底线，进而让人才按照市场规律和个人意愿作出综合决策后的流动抉择，方能使人才争夺的“零和博弈”更好地转化为“合作共赢”。唯有如此，高校人才争夺方能实现其应有的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本意，才能更好地体现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发展趋势，才能更好地服务高等学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需求。反之，如果动辄采取“扣档案”“交赔偿金”等手段强行留人，动辄采取“金钱开道”“合理避税”等方式高薪挖人，既难免损害社会公平与社会流动性、扰乱人才市场秩序、加重地方财政负担、挑战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也势必导致人才流动上的人治、专擅、封闭甚至盲目。因此，无论是高校人才争夺中的“引人”还是“留人”，法治均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这一基础上，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高校人才争夺各方都必须予以遵循的根本。

“人才效用共享”有望成为**高校人才争夺战的新路

在一般意义上，合理有序的人才流动都是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能，形成人才资源潜能更好释放的前提。换言之，只要高校人才争夺还是以“战”的形式出现，那么任何区域、任何高校任何形式的应对举措，其实质上都是在双方、多方的人才争夺博弈中，无端消耗高等教育发展的资源要素，损害的是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整体功能和效益的最大化。这一行为非但不利于更大限度地用好用活人才，甚至还会极大阻碍人才效能的释放。需要看到：人才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社会公认的“第一资源”，归根结底就在于人才之“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贡献。高校对人才的争夺，表面上看似争的是“人才本身”，实则争的是“凝结在人才个体身上的各种人才效用”。在理论上，人才效用并不是排他的，也不是不可再生的。抛开部分高校为追求“排名”而形成的人才排他性使用，在时间、精力等条件得到基本保障前提下，特定人才在不同高校间的适度兼职和共享共用，无疑也是充分发挥其人才效用的可选路徑。笔者认为：为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高校可以争夺人才，也需要争夺人才，但这种争夺，既不应逾越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的“度”而演化为“战”，也不应将特定人才限定为某个高校的“专属品”。如果高校仅只是争夺人才本身，为争夺人才而争夺人才，把争来的人才当作单位的专属品，那么，高校人才争夺战，枪响之后定然没有赢家！跳出传统的人才争夺认识，也许高校更应关注人才效用的合理有序流动，更应追求人才效用的共享共用。

（作者段从宇系深圳大学湾区教育研究院教授、陆尔卓系伦敦大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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