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中的冥想》的博物馆文化及国家认同

闫寒

内容摘要：美国纽约派诗人弗兰克·奥哈拉在其诗集《紧急中的冥想》中融合了博物馆文化背景，对纽约生活圈的友朋玩笑、情感体验与工作日常做出了精准刻画，被誉为“反传统的文化英雄”。与艾略特的象征主义不同，奥哈拉视博物馆为国家文化独立、形象重塑并打破美苏冷战格局的中介。不过，国家认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双重身份的调和，主要体现为：博物馆艺术氛围赋予诗人创作的革新性与独立性，带来文化层面的民主；
文化民主与博物馆的行政功能对接推进从业者呼吁国家形象重塑，带来政治层面的民主；
以及当全面“民主”遭到资本粉饰时，奥哈拉以诗为媒介进行反思与去弊。在此过程中，美国完成了文化形象的转变，即“去欧洲化”和“民主自由”，奥哈拉为塑造“民主国家”的认同愿景积极发声，同时也为揭去资本主义伪善的一面而推波助澜。

关键词：博物馆文化 《紧急中的冥想》 弗蘭克·奥哈拉 民主 抽象表现主义 国家认同

2014年8月，诗坛耆宿罗伯特·哈斯（Robert Haas）在奥哈拉（Frank O"Hara）五十周年纪念诗会上说：“他就像条穿过你手掌的飞鱼，留下一抹流光溢彩。”[1]飞鱼因有鸟类一样的翅膀而闻名，借助翅膀可以在湛蓝的海面上飞跃滑翔、破浪前进，这无疑颠覆了传统鱼类的生存之道。正如奥哈拉在美国文坛初次崭露头角之时便独树一帜，以洒脱、即兴松散的姿态彰显了其新鲜与特异。因为奥哈拉本人对艺术馆几乎痴迷的热恋，被朋友推荐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售卖纪念品与卡片，期间升职至国际项目部任行政秘书，最终凭借其不凡的艺术修养成为艺博馆副馆长。《紧急中的冥想》即为他任职艺博馆期间所作。何谓紧急中的冥想？就是无论在什么紧急状况下，都可以保持淡定的沉思。奥哈拉认为生活本身独特且美好，不纠结深层意义，聚焦生活表面的美。他曾这样说道：“而现在我在这里/一切美的中心！/写着这些诗！”（“Literary Biography”：13-16）[2]。于文化重塑而言，博物馆中绘画雕塑等元素的融入使诗坛焕发生机；
于政治外交而言，独特的双重身份促使奥哈拉时刻保持对“民主”制度的清醒与警惕。

张逸旻在《“诗中的小黑裙”：<午餐诗>的圈层叙事及其国家认同》中写道：“通过圈层叙事，诗歌操演着体认共同体的情感模式，释放着对于共建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热望。”（2022，（02））[3]她认为，“圈层叙事”是诗歌的聚焦手法，共同愿景才是一个国家的渴盼。“他自由地驰骋在游戏场中，将其对游戏精神的追求贯彻于诗歌创作实践，给美国现代诗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诗风。”选自伍紫维的《弗兰克·奥哈拉诗歌创作的游戏特点》[4]（2021，37（05）），奥哈拉的游戏式创作推陈出新、排版各异，打破了传统束缚，大胆挑战与推陈出新。汪小玲在《弗兰克·奥哈拉城市诗学的多维空间探索》中提到：“对城市多维空间的揭示实现了文本世界对现实世界的一次‘翻拍。”[5]（2014，34（04））可见，都市生活的文字化体现赋予了城市空间丰富的内涵与意蕴。不过，国内外鲜少有学者注意到奥哈拉诗歌中蕴含的博物馆文化特点。本文以《紧急中的冥想》为依托，通过讨论奥哈拉的诗学革新和工作职责将博物馆背景下传达的文化重塑与国家形象以前置，探究“民主”真正的开阔精神和“资本”粉饰的阴谋之间恒久的矛盾。

一.诗学革新与博物馆

奥哈拉的艺术思潮很大程度表现在琳琅满目、星罗棋布的博物馆文化之中。纽约三大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简称“MOMA”）、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以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因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典藏的稀世珍品蜚声海内外，奥哈拉任职期间主要负责本土艺术的输出和国外优秀作品的引进，因此，与其他博物馆常有业务交涉，并且和另外两个博物馆的走动往来更是个人兴味使然。可见，奥哈拉的创作灵感大多来源于三大馆的精美展览。

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展出的毕加索的《山羊》、印象派大师梵高的画作与雕塑蕴含了风靡一时的抽象表现主义、达达主义、野兽主义、新象征主义等，均被奥哈拉视为掌上明珠，爱之有加、不吝取之。《1950年阵亡将士纪念日》 （“Memorial Day 1950”：1-6）就效仿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诸多元素进行抒情性表达：“毕加索令我紧张、加速，世界瞬间如悬铃木般被砍倒在地。我的窗外是一帮造物主，一旦毕加索挥舞起斧头，人人也跟着愤怒，到清理最后的泥沟和堆积的污垢。”[6]诗人把毕加索比喻为拎着斧头的樵夫，砍去悬铃木，清理污垢，彻底消灭无生命气息的艺术残骸。可以看出，诗句简短，诗行间缺乏理性与逻辑，体现了达达主义对世间一切禁锢的叛离；
此外，超现实主义又对人的梦境与幻想进行了充分、积极的肯定。这是奥哈拉早期最成功的诗作之一，字里行间弥漫出对毕加索的痴迷与留恋、对无拘无束风格的追求与向往。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的由东方古老文明所留下的雕塑、绘画涉及唐宋元明清等诸多朝代，历久弥新。《致约翰·阿什贝利》（“To John Ashbery”：1-13）：
我们将在大风吹拂的高山之巅，对面而坐，互诵新作。你可以是杜甫，我是白居易，孙猴子女士将在广寒宫里，笑我们那不合时宜的头脑，当我们瞧着白雪落在树枝上。倘若月亮，今晚它升起时是空虚的———一个不好的兆头，意味着“你凋落，象花卉”。[7]奥哈拉歌颂了他与好友约翰真挚的友情，恰如李白与杜甫的相知相守。孙猴子在月宫里睥睨众生，笑话人间二人的你来我往。如果今天晚上的月亮是空虚落寞的，那便是个噩兆，因为如花般的你将会凋谢于这空虚落寞之下。没错，此诗正是在“孙猴子”、“广寒宫”“嫦娥”等经典东方元素的碰撞下应运而生，诗人沉醉其中，如梦如幻。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遥遥相对，是一座综合罗马与文艺复兴样式的雄伟大厦。奥哈拉的画家朋友拉里·瑞沃斯（Larry Rivers）的宏伟巨作《华盛顿穿越特拉华河》（Washington Crossing the Delaware）就在此展出。华盛顿指挥千军万马、昂首挺胸、视死如归横渡冰河的画面令人五体投地、肃然起敬。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看拉里·瑞沃斯的《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See ‘Washington Crossing the Delaware by Larry Rivers at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1-5）中，奥哈拉感发道：现在我们的英雄穿着他的白裤子，回到了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他的鼻子，哆嗦得像一面火焰下的旗帜。我们看见平静冰冷的河流支撑着，我们的军队，美好的历史。[8]诗人在画中看到了迎面袭来的凛然与正气，冰河也阻挡不了英雄征服的脚步，严寒也压抑不住民族走向胜利的决心。这不仅是战争之胜利，也是民心之所向。总统虽已逝世，但青史永存心间。这无疑触动了奥哈拉的心弦，也唤起那代代相传的民族责任感与荣誉感。

三大博物馆是奥哈拉诗歌创作取之不尽的宝库，诗人如鱼得水，悠然自得。这与他任职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时与另外两个博物馆之间的业务来往与兴趣使然密不可分。艺术的熏陶使得奥哈拉的诗艺与风格逐渐在纽约文坛站稳脚跟，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独一无二的艺术流派。毋庸置疑，这是对美国文化史发起的更新与扬弃，赋予诗坛新的文化形象，平易近人的格调形成了文化世界真正的“民主”。

二.博物馆视阈下的文化与政治

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傲然世界的超级大国，在军事、国防、经济、贸易等方面掌握着全球贸易的根本命脉，世界格局变为“一超多强”模式。为争夺霸权，美国和苏联两大军事集团秉承“相互遏制，不动武力”的理念，开启了长达45年的“冷战”格局。战后初期的美国比欧洲富饶稳定，很多欧洲艺术家逃亡到了美国，与之俱来的还有其璀璨的艺术思潮。在《黛女士死的那天》（“The day that Lady Day died”：7-19）中奥哈拉这样描述道：“我走上闷热的大街开始晒太阳，吃一个汉堡喝一杯麦芽酒。我继续去银行，在金色格里芬，我为帕齐买了本魏尔伦的小书，上面有博纳尔的绘画。我只是溜达到公园路酒品店要了一瓶斯特雷加，然后返回我来的地方，到第六大道再到齐格菲尔德剧院的烟草店，随便要了一盒高卢烟及一盒皮卡优，还有一张《纽约邮报》上面有她的脸。”[9]诗人以第一人称视角折射出纽约大街上的生活风情：及时享乐的快餐文化、爵士音乐的极致畅享、异国油画的神秘色彩、意大利进口的利口酒还有味道浓重的软包香烟，浮光掠影式的商品显露出二战后美国人民生活的高端享受，各色风情融会贯通。又如，《距离他们一步之遥》（“A Step Away from Them”）：“我走在炫彩、嗡嗡的黄色出租车中间，先沿着人行道，那里工人用三明治和可口可乐来喂养他们闪光的躯体，所带的黄色安全帽，我认为，是防范掉落的砖块。”[10]“三明治”“可口可乐”此类小资生活的物品已经普及到工人之中，“黄色安全帽”“掉落的砖块”标志着工业化进程的日新月异，纽约的富庶便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罗娜·克兰（Lorna Crane）评述道：“奥哈拉邀请读者分享他漫步其中的世界，看到他所看到的表面，听到同样的城市声音。”[11]

自此，欧洲主流思想在美国这张白纸上尽情渲染，美国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本土画派，而“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就是其应运而生的精华。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艺术运动，“抽象表现主义”结合了毕加索以来的抽象表达和超现实主义的自我表达，以官方思想意识的“宣传之窗”形象推广到海外，致力于本国的文化输出及形象重建，被中情局（CIA）认定为等同于“民主”（Democracy）的代名词。

有一个事实需尤其注意：奥哈拉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国际项目部任职时期正是抽象表现主义蜚声海外的高潮期，也是冷战下美国打破苏联宣传的“一潭文化死水”的关键期。洛克菲勒（Rockefeller）家族基金会操持的艺博馆国际项目部正是文化重塑的主力运营机构，身为行政助理的奥哈拉显然不会置身事外，他在写给福特基金会的资金申请信上明确指出，美国“文化真空”假象愈演愈烈，所获基金除了捐助展览外，还会成为国家“文化成就”的“必要资产”以资助抽象表现主义的推广。另一方面，奥哈拉也将抽象表现主义运用到自身诗歌创作之中，不同于T.S.艾略特等人如镜中花、水中月般触不可及的文风，颇具美感、平易近人的小诗们，很快变得家喻户晓为普罗大众所熟知，声名鹊起、享誉国内外。就这样，艺博馆与文化战略里应外合，借助“抽象表现主义”推进民族文化重塑与国家形象重建，文化民主带来政治民主。

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说：“美国允许艺术家们带着个人信念去感知、带着诚挚与信仰去完成创作”[12]，促发“有益且进步的争议”，而非让艺术家沦为“强制性的奴隶或者工具”。一方面，民众对文化和政治上的双重“民主”的喜闻乐见，即为对国家最好的内部认同。另一方面，美国逆风翻盘，成功驱散了本土“欧洲化”阴霾，使得美国的海外文化地位发生了实质性逆转。“去欧洲化”最后一战的大获全胜带来了世界对美国文化独立的外部认同，彻底打破了苏联“文化死水”的谣言。不仅如此，好莱坞电影和黑人爵士乐等文化交相辉映、齐头输出，纽约逐渐成为世界中心的文化新都，美国在国际上的耀眼地位为世人瞩目。

三.对“民主”政治的辨析与警惕

“民主”在受到大力推广与赞美的同时，也容易沦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工具”。深谙此道的奥哈拉在热爱艺博馆工作的同时，又保持着适度的清醒与冷静。在诗中，美国民主国家的表象被一种漫不经心的讽刺与诙谐所挑弄。

譬如，《个人诗》（“Personal Poem”：13-23）中所言：“假如我成了一名建筑工人，我想要一顶银色的帽子。然后到莫里亚蒂餐馆在那儿等候，勒羅伊听说他想成为有权势的人物。勒罗伊进来告诉我说迈尔斯·戴维斯昨晚在伯德兰外面，被一个警察用棍棒抽了十二次。一位女士跟我们索要五分钱为一种可怕的疾病，但我们一分也没给，我们不喜欢可怕的疾病。”[13]诗中，被“警棍”抽打了“十二次”的迈尔斯·杜威·戴维斯（Miles Dewey Davis）是美国爵士乐著名小号手、作曲家，作品传流传于大街小巷。正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备受尊重的黑人音乐家仍遭受着白人的歧视与鞭打。因为鲜有人知，黑人爵士乐的流行是美国用以对抗苏联，彰显自由平等、掩盖种族隔离的功利性政治成果。艾什（Ash）曾评判道：“彼时美国为营造民主胜利的虚假图景，以黑人文化洗刷白人恶名，实际上仍是一个泛有种族歧视制度的国家。”[14]奥哈拉本人对这种虚伪方式极为抵触，以玩笑的叙述方式揭示出虚假骗局。

《诗》（“Poem”：28）中描写道：“赫鲁晓夫来得正是时候！那冷淡优雅的灯光，被劲风吹到了高大的玻璃栈桥之外，什么东西都在飘荡，迫不及待，这个国家什么东西都有，除了politesse（礼貌），一个波多黎各裔出租车司机那样说。”[15]事情发生于1959年，正值美苏冷战的高潮期。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柏林危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受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到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场政治作秀上，为了表现出诚意，双方都故作“亲善”形象。奥哈拉一语道出紧要--“除了礼貌”，一针见血的指出了美国“亲善”形象的欲盖弥彰。

再者，贫穷的原罪并未被救赎。走在震耳欲聋的街上，穿过贫民区，前不久地铁犯罪者留下的炸弹爆炸的地方（《五首诗》（“Five Poems”：30-32））[16]与我们顺便去看一些雕塑和绘画，伴着卡多雷牡蛎破开的声音和瓦雷兹的音乐。好吧，阿道夫·戈特利布，我猜你是今天的主角。还有鹿肉和比尔，我将趴在酸奶上睡觉并梦见波斯湾（《五首诗》（“Five Poems”：19-26））[17]形成强大视觉冲击。穷人遭受恶劣的生存环境，有着随时丧命的风险；
而富人一门心思地琢磨享乐、追求快感。可见，财富面前，生死尚不平等，民主富强犹未可知。

又如，《脚步》（“Footstep”：28-34）“那公寓被一对同性恋情侣腾空，他们搬到乡下去玩了，他们搬早了一天。就连刺杀事件也在帮助人口激增，即便在有责任的国家，所有那些撒谎者离开了联合国，西格拉姆大厦不再是利益的竞争对手。”[18]我们不知道为何他们早搬离了一天，也不知道公寓为什么被腾空，但显而易见，刺杀有利于人口激增。此种病态的说法不可能出现在一个公正法治的国家之中，更加对应了联合国中“撒谎者”的虚假身份。

当然，奥哈拉并非故意针对社会问题，只是在揭示“民主”容易沦为资本市场牺牲品的脆弱性。艺博馆员工的忠诚与诗人身份的清醒形成无形的较量与碰撞，认同民主精神审美的同时也会反过来揭示其掩盖与粉饰的恶行。这种契合又疏离的张力状态助力奥哈拉诗歌不被官方意识形态取代的同时，又受到其大力宣扬与扶持。

在美苏冷战对抗的白热化阶段，《紧急中的冥想》（Meditation in an Emergency）回应着纽约作为文化新都的自我预设，以博物馆视阈下的文化和政治成果形塑出一个“民主”共同体愿景。出于在诗学和民族上的双重认同欲望，《紧急中的冥想》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无形推手。但就诗人职业身份诉求而言，奥哈拉从不盲从官方意识形态，在去伪存真方面闪现着本能的清醒与冷静。如今，美国的“民主自由”意识形态屡遭攻击与怀疑，少数族裔对自我权力的不断争取已形成一种抗争力量，回望奥哈拉笔下的清醒与警惕，这一情势更显得意味深长。这位“穿过手掌的飞鱼”，以独特的生命力影响着全球诗歌多元化发展进程，也以艺术从业者的身份构建世界整体大局观意识，始终与资本粉饰下的“民主”相搏弈，发扬其真正的开阔精神。

参考文献：

[1]刘诗晨.荆环围着一丛心跳 评《紧急中的冥想·奥哈拉诗精选》.上海文化.05（2022）：52-66.

[2]《紧急中的冥想：奥哈拉诗精选》作者弗兰克·奥哈拉，李晖译。精选奥哈拉诗作109首，其中逾70首诗作首度译成中文。

[3]张逸旻.诗中的小黑裙”：《午餐诗》的圈层叙事及其国家认同.外国文学评论.02（2022）：135-155.

[4]伍紫维，and 郑燕虹.弗兰克·奥哈拉诗歌创作的游戏特点.外国语文37.05（2021）：49-55.

[5]汪小玲，and 郑茗元.弗兰克·奥哈拉城市诗学的多维空间探索.文艺理论研究.34.04（2014）：191-195.

[6]Rona Cran，Collage in Twentieth-Century Art，Literature，and Culture，Milton Park：Routledge，2014，pp.158-159.

[7]Penny M.Von Eschen，Satchmo Blows Up the World：Jazz Ambassadors Play the Cold War，p.4.

[8]汪小玲.论弗兰克·奥哈拉城市诗歌中的纽约大众文化.国外文学33.01（2013）：94-102.

注 释

[1]刘诗晨.荆环围着一丛心跳 评《紧急中的冥想·奥哈拉诗精选》.上海文化.05（2022）：52-66.

[2]出自弗兰克·奥哈拉《紧急中的冥想》的文学自传。

[3]张逸旻.“诗中的小黑裙”：《午餐诗》的圈层叙事及其国家认同.外国文学评论.02（2022）：135-155.

[4]伍紫维，and郑燕虹.弗兰克·奥哈拉诗歌创作的游戏特点.外国语文37.05（2021）：49-55.

[5]汪小玲，and郑茗元.弗兰克·奥哈拉城市诗学的多维空间探索.文艺理论研究34.04（2014）：191-195.

[6]选自《紧急中的冥想》的《1950年阵亡将士纪念日》。

[7]出自《紧急中的冥想》的《致约翰·阿什贝利》。

[8]出自《紧急中的冥想》的《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看拉里·瑞沃斯的<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

[9]出自《紧急中的冥想》的《黛女士死的那天》。

[10]出自《紧急中的冥想》的《距离他们一步之遥》。

[11]Rona Cran，Collage in Twentieth-Century Art，Literature，and Culture，Milton Park：Routledge，2014，pp.158-159.

[12]张逸旻.“诗中的小黑裙”：《午餐诗》的圈层叙事及其国家认同.外国文学评论.02（2022）：135-155.

[13]出自《紧急中的冥想》的《个人诗》。

[14]Penny M.Von Eschen，Satchmo Blows Up the World：Jazz Ambassadors Play the Cold War，p.4.

[15]出自《緊急中得冥想》的《诗》

[16]出自《紧急中的冥想》的《五首诗》。

[17]同注释16。

[18]出自《紧急中的冥想》的《脚步》。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推荐访问:冥想 博物馆 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