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稷益庙壁画有关问题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100024)

东岳稷益庙所处的山西运城市新绛县，古称“绛州”，可谓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此地除稷益庙外，还有其他文物古迹近百处。东岳稷益庙位于距新绛县城约15公里的阳王镇阳王村，因而当地人也称其为“阳王庙”，又因为此庙重视稷益信仰，当地百姓也经常简称东岳稷益庙为“稷益庙”。

东岳稷益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寺庙，但在文献、碑文记载中，寺庙始建年代却比较模糊，许多学者也是众口不一。虽然，庙宇的始建年代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庙里却遗留有字迹清晰的碑文。许多学者依据碑文记载，做出了一些推测。王泽庆认为，此庙的创建“不应晚于南宋”，柴泽俊认为此庙“创建盖在唐、宋之际”，李淞则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即为创建于唐、宋之际，与柴泽俊的推断相符，第二种即最晚创建于元初”。依据三位学者的推测，无论是哪一种说法，该庙的初建年代都不会晚于元初，寺庙最少应当有八百年左右的历史。

稷益庙体现了当地重要的信仰，历代香火都极为旺盛，百姓对此庙也十分尊崇。_因此，庙宇在元、明、清历代，皆有重修，其中大规模重修年代为元代至元年间，明代弘治年间、正德年间、嘉靖年间以及清代光绪年间。东岳稷益庙规模不大，坐北朝南，明代重修的建筑中，仅存正殿和舞亭，保存较为完好，其余在明代重修的建筑，或早已坍塌，或只留存有基址。

东岳稷益庙壁画现存约126平方米，分布于正殿东壁、西壁、南壁东梢间及西梢间四面墙壁，该庙中壁画精美且独具特色，颇具研究价值。在山西众多明代寺庙壁画中，东岳稷益庙壁画可谓独树一帜。壁画内容以大禹、后稷、伯益等儒家信仰为主，又融入了道教人物、故事(如南壁东梢间《张大帝率众出行图》、西壁的龙王及六曹判官等人物形象)、民间信仰(关公，刘猛、姜尚等)、神话传说(如东壁的《后稷诞生组画》)、田间活动、宫廷祭祀大典等，反映出了浓厚的地域文化和地方风情。

关于壁画的绘制年代，现在大体可以确定其为明代所绘，完成时间为明代正德年间。

图1 《祭祀奏乐图》

关于稷益庙绘制时代的直接信息有两处，一处是立于稷益庙正殿东侧明嘉靖二年(1523)《重修东岳稷益庙碑》碑文中对稷益庙重修的记载：

“正殿旧三楹，国朝弘治间(1488-1505)恢复为五楹，左右增翌室各四楹。正德间(1506-1521)复增先门一楹，献亭五楹，缭以周垣，架以长廊，隐以佳木，百工殚巧，金碧离辉。”①

另外一处是直接与稷益庙壁画年代有关的题记，位于正殿南壁西梢间左上角，其内容为：

“正德二年(1507)秋九月十五日工毕，翼城县画师常儒，男常□，常耜、门徒张絪，本州画士陈圆，侄陈文，门徒刘崇德。”①

题记中明确写出了壁画绘制完成的时间为正德二年秋九月十五日工。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两处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一处信息是此庙在明代弘治和正德年间皆有大修，第二重要的信息是壁画绘制完成时间为正德二年(1507)秋九月十五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点是稷益庙不仅在明弘治和正德年间修整过，而且是将正殿旧三楹、恢复为五楹、复增先门一楹、献亭五楹，“缭以周垣，架以长廊，隐以佳木”的大修，因此极有可能是推倒墙壁又重新绘制了正殿的壁画。其次，壁画的总面积为126平方米，其绘制完成时间为正德二年，但如此浩大的工程应当不是一年就能完成的。柴泽俊在《山西寺观壁画》一书中，对山西太原多福寺大雄宝殿的明代壁画绘制时间做出了推断，此壁画九十多平方米，用三年多时间完成。因此126平方米的壁画，如此浩大的工程用时肯定不少于三年，又因为弘治与正德是两个相连的年号，所以壁画的绘制应当是在弘治至正德年间，弘治到正德年间稷益庙一直在整修，正德年间应当是与弘治年间的工程接续完成。

另外，壁画中有很多信息可以证明这一观点，例如西壁《祭祀图》中百官的服饰，根据图中人物服饰推断，皆为明代官员服饰。另外还有壁画中山水画法，明代推崇南宋山水画法，受南宋影响极大，尤其是到了成化年间和弘治年间，南宋李唐和马远、夏圭的山水画风成为明代画坛的主流。这与壁画绘制的年代也正好相符。从壁画的山水画风格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有浙派、马夏的风格，这正是元代极为流行的山水风格。再如壁画中出现了许多云纹装饰图案，如正殿西壁中部三圣所坐高台的围栏内侧与东壁正壁后廊庑的红漆柱子上，皆以云纹图案装饰，这种云纹的绘画手法是明清时期典型的云纹画法。由此不难确定东岳稷益庙与题记所记载的朝代大致相符，可以推断出东岳稷益庙壁画应当为明代所绘。

东岳稷益庙现存的东西两壁的壁画，各绘制了三位主像，分别端坐于殿堂和拜坛之上。关于东西两壁各三位主神的身份，目前大致有两种说法可作为研究参考。一种说法为：“东壁三位主像推断为“三皇”或“三圣”即伏羲、神农、黄帝，西壁三位主像为大禹、后稷、伯益”[1]，另外一种说法是认为：“东、西两壁所绘的三位主像为两个不同场合中相同的三人，即东岳、后稷、伯益”[2](P249)。在认真研究了画面场景、人物服饰、背景图案之后，笔者对西壁中三人的身份做出了一些推测。

西壁的《朝拜图》中，端坐三位主神，后稷手持稻穗坐于右侧，伯益端坐于左侧，左右两边二人的身份应当为后稷、伯益，此二人身份无论从现存碑文还是图像中皆可证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正中主像的身份是东岳还是大禹，笔者有一些想法。

大禹是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家喻户晓，大禹治水的功绩更是流芳千古，为后世顶礼膜拜。有些传说甚至将大禹神化，大禹在历史上的地位加之空前绝后的治水功绩，使得历朝历代对大禹的信仰与供奉遍及全国。

东岳稷益庙正殿西壁正中主像，蓝服玉带、双目炯炯有神、正襟危坐，并未做帝王装扮，而是身着常服、身形巨大、体态威严。图中有两处信息可帮助推断其身份：第一处为正中者背后的屏风《海天旭日图》，图中浓密的云朵翻滚在天空中、滔天的巨浪扑面而来，有一轮红日从云海相交的海平面之处冉冉升起，颜色热烈。第二处为三圣殿前的水池、东壁上壁的斩蛟图。

根据此人背后屏风中的日出东海图可基本断定此人身份不是东岳，东岳背后的屏风应当为泰山图，日出东海图是为了彰显大禹的治水功绩所绘。此外，三圣殿前的水池与海天旭日图相同，皆为彰显大禹的治水功绩，斩蛟图是一则大禹斩蛟的传说。由此可以猜测，西壁主极有可能是大禹，而非东岳。西壁三圣真正的身份或许应当是大禹、后稷、伯益。

图2 西壁伯益像

民间对圣贤的崇拜，更多是用传统的庙祀形式，表达对大圣大贤的尊敬与悼念，是民间崇拜的独特形式。[3](P236)东岳稷益庙在明清寺庙道观中属于极为特殊的一例，它以儒家信仰为主又融合了道教人物形象，完全取自于民间信仰，而不可以将其定性为某一教派所属之庙。

东岳稷益庙中的儒家与道教人物形象，深刻地体现了人们对于农业的重视和对丰收的渴望。将东岳、后稷、伯益三位神祗一起作为主要祭拜对象的庙宇，在历史上并不常见。其中的后稷神和伯益神作为一种信仰在民间传播，除了有农业因素，还有诸多因素影响着这种信仰的流行。

(一)壁画内容是对国家政策的反映

明代对于东岳、后稷、伯益十分重视，在历史中有明确记载。明代建国初期，朱元璋亲自只订祀典章程，如嘉靖二年碑所言：“我皇祖定鼎之初，首发事神之策，严幽明之分，爱命有司设山川社樱之坛，岁时祀之。”[4]

国家对于山川之神的重视，影响到了民间信仰的流行。依据《明史·礼志》载：“洪武元年，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抵、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令有司岁时致祭。二年又诏天下，......虽不致祭，禁人毁撤祠宇。三年，定诸神封号，凡后世溢美之称皆革去。”[5]

明初，明太祖曾设立祭祀神邸之庙宇。又据《明会典》，“朝廷‘郊祀’中，旧月星辰岳镇海读山川诸神，凡一十四坛”。[6]东岳坛即在其中。在“祭社稷”时，“祭太社以后土勾龙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祭先农”时，亦“以后稷氏配神”。在“祭历代帝王”时，伯益被列在了“东房第一坛”，与风后、皋陶、傅说、召穆公、张良、曹参等同享荐臻。[4]

从文献记载中不难发现，虽然在建国之初，朱元璋设山川社稷之坛后又焚毁，但在后来的祭祀中，五岳与伯益、后稷重新被列于其中。“东岳坛”在“一十四坛”中，且东岳、后稷、伯益被列于国家祭祀中，并有固定的位置。在祭祀中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由此可见，明代对于东岳、后稷、伯益的祭祀活动十分重视。种种迹象表明，新绛民间百姓对于东岳、伯益的祟祀热情，应当与明统治者的重视关系密切。

(二)地方百姓对稷益的信仰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一日三餐也是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百姓则安居乐业。一旦出现天灾，百姓就会陷入灾祸之中，这时精神上的依托则能够带给人们希望。人们向与掌管风雨、五谷的神祗祈愿，渴求能丰衣足食，民间祭祀亦由此诞生。民间祭祀与农业祭祀关系密切，作为祈谷求雨的民间庙宇，祭祀的内容必定会围绕农事展开，其中包含了一些社会功能，最重要的功能则是“祈谷”“祈年”和“求雨”。这三项功能中，“祈谷”与“求雨”才是祭祀真正的目的。古代晋南地区有着富饶的农业文明，它不仅是黄河文明的源头，也是早期农耕文明最先发展的地域。因此，农业生产与晋南古代劳动人民息息相关，人们对于农神的精神信仰从古至今深深扎根于晋南民俗文化中[7]。

东岳、后稷与伯益三位神在自己的职位尽忠职守，各司其职，并且相互之间还有一定的联系，即一个可行赏罚、施云雨，一个能治理山泽，一个能教民稼墙[4]，完全满足了百姓对于“祈谷”“求雨”和祈求平安的愿望。其实，在这三者之中，当地老百姓对后稷神和伯益神两位神祗，最为尊崇和信奉。因此他们多称此庙为“稷益庙”，而“东岳稷益庙”这一全称则逐渐消失在百姓的口口相传之中。

百姓对后稷神的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后稷出生在稷王山。关于后稷的传说在晋南大地上由来已久，如在运城万荣县薛镇东文村中有一“落子坡”，落子坡的称谓就来自于姜嫄骑骡半坡生子的传说。②在其村西的重修柏树庙碑中，则记载了后稷的舅家就在东文村，这又为后稷的身世之谜，寻找到了蛛丝马迹。另外，后稷神生活的地方在晋南这片区域，这使得后稷神更能为人们带来亲切感。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地百姓认为后稷教民稼穑的活动在晋南一带。根据《稷山县志》记载：“稷王城县西三十里地微存又县南五十里稷王山相传后稷教嫁地有陵墓。”

钱穆认为：“今天的晋南稷王山一带，无疑就是周人始祖后稷当年的教民稼穑且育成五谷之地”③。稷王山坐落于古绛州，后稷教民稼穑应当就在这一带。据史料显示，后稷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古绛州辖区内的垣曲、绛县、闻喜、樱山、河津等地。[2]从记载中可以得知，后稷生于晋南地区，教民稼穑的活动也主要在古绛州辖区内，因此被当做祈求五谷丰登的神祗在民间流传开来也是不无道理的。

明嘉靖二年《重修东岳稷益庙之记》中明确记载了“已而归休乎吾绛，北吊虞官之墓，西瞻后樱之亭”这一句话。“北吊虞官之墓”，说明伯益的陵墓在绛州之北，自然据绛州极近。也有说其陵墓在曲沃或太平(今之襄汾县)县境内之语，这也表明，伯益在绛州被当做民间信仰来祭祀崇拜，也是有据可循的。后稷、伯益的职能加之地理上的优势与历史功绩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亲切感，使得稷益信仰在这里大为流行。

(三)自然灾害使民间信仰兴盛不衰

古时农业生产没有机器化大生产，全部依靠人力和自然。因此，在频频遇到自然灾害，生产力低下的百姓生命岌岌可危，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祈求神灵庇佑。据史料记载，明代时山西的旱灾、蝗灾十分频繁，导致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

据统计，明时期的山西，大体8年左右大旱一次，明代的两百多年中，其中大旱36次，平均每7.7年一次。如果把部分地区的旱灾加上，几乎十年就有九年发生旱灾。旱象一般持续一、二年，或者四、五年，甚至有十余年的。明代成化十五年(1479)到弘治元年(1488)，崇祯六年(1633)到崇祯十六年(1643)，曾发生持续十一年的大旱。[8]旱灾频繁时，百姓无计可施，只能请神祈雨，除庙中的东岳塑像掌云布雨外，稷益庙壁画中也有几处可以看出百姓祈求雨泽的痕迹。一是大禹像，大禹已被认为是治水功臣，其本身也间接与降水有关，可以看出百姓祈求降水的愿望。二是正殿西壁下方中的龙王朝三圣，图中龙王携家眷及众精灵水怪朝拜大禹、后稷、伯益，也从侧面反映了民间强烈的想要龙王施云布雨的渴求。

除旱灾外，明代时蝗灾也有些频繁，历史文献曾记载，嘉靖八年(1529)：“旱蝗大饥，山西等处地方当禾苗成熟之际，蝗蛹盛生。弥空蔽日，积于地面上的蝗虫厚三四寸，吃禾苗殆尽，……山西屡遭旱蝗，饿殍遍野”。[9]

图3 《捕蝗图》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得知明代的蝗灾也十分严重，百姓也会在祈谷的同时，祈求减少虫害、消灭蝗虫。东岳稷益庙正殿东壁壁画下方的《捕蝗图》就能说明这一点。图中画一身形巨大的蝗虫，捕蝗之人应为刘猛将军。画工将刘猛将军画的十分威武，虽然衣着并不十分华丽，只做一般农夫装扮，但是神态生动，手擒蝗虫，怒目而视。画面中的蝗虫精刻画的也十分精彩，蝗虫精身形巨大，似还在奋力挣扎。周围的农夫一起合力才将其压制住，将蝗虫绘制的如此巨大，可见在明代的新绛地区遭受过重大的蝗灾[1](P448)。画家这种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画面生动，寄予了人们对于消灭蝗虫的愿望。

东岳、后稷、伯益的信仰在民间流行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应当将其放到当时的背景中去思考。

东岳稷益庙是山西众多寺观壁画中独特的一例，壁画的精美程度亦极为罕见。其中，数百位人物形象刻画的极为生动，并且在布局构图中颇有章法，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是明代壁画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注释：

①参见《东岳稷益庙正殿碑文》

②根据东文村民周崇祥(62岁)口述整理：姜嫄怀孕骑骡子上坡至此，骡子突然受惊，将姜嫄摔下产出后稷。因姜嫄怀恨，故诅咒骡子至此不能生育。因是骑骡子所产故名“骡子坡”，后来更名为“落子坡”。

③据田野考察《重修柏树庙碑记》：“柏树庙者前檀粗柏故名文氏后裔创于明嘉靖，建筑前廊后窑供奉三位尊神，观音菩萨、姜姬娘娘、后稷稷弃。相传东文四闾为稷王舅家，每岁大年除夕村人将神驾请进庙内以祀香火，大盛经旬于十六送回高庙，安位沿袭已久直佑甲闾人丁兴旺、财源广进，素有富巷之称，日寇侵华毁于兵灾，改革开放百废俱兴，重建柏树庙乃是广大干群的心声......宏愿已遂，人神共庆，立碑为志，已昭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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