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一个专业的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发展至今，一直未能摆脱行业发展的“专业化诉求”与“本土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实务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近十年来，笔者一直坚持行走在基层社会治理调研的一线，尤其是在众多的城乡社区，在与基层政府党政干部和一线社区干部的接触中发现，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基层政府和一线社区干部对专业社会工作有越来越多的认知，但另一方面，也对当前专业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技能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的适用性存在着相当的“质疑”。与此同时，笔者在与社会工作的业内同行、高校教师以及社会工作专业在校学生的交流中，发现这种地方社会治理实践需求与专业社会工作理论“专业化”诉求之间的“脱嵌”，也始终成为业内讨论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
对于专业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关系的讨论，伴随着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历程，就一直未曾中断。甚至可以说，对专业社会工作这个舶来自西方的专业而言，专业发展过程中“本土化”问题的思考，很早就成为这个专业发展的“自觉”。一般而言，国内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践路径大致有四种主张：嵌入说、内生转型说、分立说、融合说。①张乐：《植入、嵌入和融入：社会工作的“在地化路径”》，《社会工作》，2019（2）。在如何实现专业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专业化”与“本土化”结合的讨论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②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1（2）；
王瑞华：《从嵌入性理论看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战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唐咏：《关系和嵌入性之外：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的路径选择》，《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王思斌教授认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外部的社会工作模式进入中国（这是一套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制度体系），同其相互影响进而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发挥功能的过程”。③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2001（2）。李迎生教授则进一步指出，“通过专业训练的这些人能否真正担当起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任，能否取得适当的职业地位及待遇水平，则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了解决所要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训练单靠取自西方的理论、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本土化了的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训练，他们才有可能真正具备解决本土社会问题的能力，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才能最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④李迎生：《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路径》，《社会科学》，2008（5）。此外，还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工作需要通过项目嵌入、资格嵌入和理念嵌入□⑤张圆圆、陈云：《嵌入性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工作的路径选择》，《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8）。三条路径，它们互相合作，进而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资源被社区利用。在强调社会工作以“嵌入性”发展实现本土化的同时，这一方式也造成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和社会治理内卷化的困境。□⑥罗强强：《“嵌入式”发展中的“内卷化”——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个案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建设迫在眉睫，“从行政主导向专业主导、从依附型到自主型、从项目制到混合制”□⑦韩江风：《嵌入性理论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转型与制度化建构》，《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9（3）。是保障社工独立性的重要方式。童志峰教授在对浙江省的相关实践进行调研后发现，浙江省形成的以社区融合为目标的“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和以技能提升为目标的“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双轮驱动策略能够有效**当前社会工作的困境。⑧童志锋：《本土化与专业化:浙江社会工作的融合发展》，《社会工作与管理》，2017（5）。这种两轮驱动的策略意味着本土化与专业化的互构而非嵌入，因为嵌入更强调单一主体的角色，而非政府与社工组织的平衡与协调发力。
然而，专业社会工作发展中的理论和学术自觉，是否真正能够转化成其进入中国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实践自觉”，尤其是其如何适应当前急剧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对这一专业的角色需求和定位，进而为中国专业社会工作不断拓展其发展的空间。结合对笔者团队2018年以来直接参与的苏州市吴中区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实践的考察，笔者认为，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笔者将运用来自笔者及团队近一年来在苏州市吴中区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中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所获取的大量第一手素材，对既有理论进行再反思，推动相关理论议题更为深入的讨论。
所谓社区服务社会化，一种观点认为，社区服务社会化是指社区服务工作从封闭到开放，从政府提供到多元主体供给的过程，这种观点也被认为是“泛社会化”的观念；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化应当只局限于以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为主导的、社会各界志愿参与社区服务的模式，也就是所谓的“理性社会化”。既有的实践包括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体两翼模式”和“社区—高校团委联动模式”①郭锡山：《社会治理背景下社区服务社会化发展路径探析——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社会建设》，2018 （6）。；
常熟社区治理中推行以项目促服务②庄莉莉：《常熟社区服务社会化实践工作探索》，《山西农经》，2018（17）。；
北京市顺义区的“三头并进”模式③李玉峰：《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服务社会化的“三头并进”》，《中国社会工作》，2017（25）。；
上海市石门二路社区的策划运营相分离的公共文化供给机制④陈世香、王余生：《基层治理现代化：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研究——基于三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比较分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等。这些项目在资源配置、文化服务、管理运作和监督评估等方面实现了社会化，在专业力量植入社区时与本土力量进行了很好的融合。⑤陆士桢、漆光鸿：《融入——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路径探析(上) 》，《中国社会工作》，2017（28）。总体而言，无论是社会工作实务界还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都对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在各地的实施绩效给予了相对积极的评价。
（一）发端：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在苏州地方实践的初探索
2016年4月，苏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推进社区服务社会化试点方案》，开始尝试向专业社工机构购买服务，面向全国社工机构公开招标。在苏州市民政局的主导下，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也在苏州蓬勃开展起来，项目推行三年以来，已在苏州各县级市、区全面推开，服务内容涵盖了基础类、增能类、治理类三大类社区服务项目，取得了一定成效。通过扩大服务范围、定位服务人群、延长服务时间、优化服务主体、转变服务内容，城乡社区服务和治理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从2016年以来，社区服务社会化的项目尝试和“三社联动”相互融合，在提升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解决社区问题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与此同时，“十三五”期间，苏州市还通过持续开展公益创投、公益采购、公益伙伴等活动，健全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不断增强社会组织承接服务能力；
⑥胡毓菁：《社会工作+ 打造城乡社区治理创新源》，《苏州日报》，2018-01-03。为进一步推广居民自治项目化运作，从2016年开始，苏州市各级财政每年拿出2亿元，为1126个城市社区建立每个不少于20万元的党组织为民服务专项经费，助力社区服务社会化。⑦《苏州市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十三五”规划》，2017年3月31日。
由此，通过三年多来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在苏州市县两级的持续推进，专业社会工作机构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使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注册数获得了较大规模增长，专业社工队伍不断壮大；
另一方面，也使得专业社工的服务理念和方法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通过专业社工的“嵌入”，开始逐步赢得基层政府以及社区的认知和理解。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种深入到地方权力体系中去、以购买政府服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策略可以使专业社会工作既获得发展的资源，又可以推动基层社会管理发生专业化的转变。①王瑞华：《从嵌入性理论看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战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陆士桢、漆光鸿、徐选国：《植入性社会工作组织的生成路径与发展策略——以汶川“5·12”地震灾后五家社会工作组织试点为例》，《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在这一过程中，项目的制定、申请、设计、执行、管理、监督、评估等一系列的环节和过程，已经成为基层政府与业主委员会、社区居民、社区自组织以及提供专业服务的专业性的社会组织、非营利机构等联动运行的重要机制②黄锐、文军：《基于社区服务的城市基层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9）。，进而型构出一种合作主义的网络。③Fulda, Andreas. Li,Yanyan. Song, Qinghua. New Strategies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Network Governance Approach.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2, 76(21): 675-693.从政策设计的初衷来看，苏州三年多来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探索，确实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目标，苏州地区的本土化社会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逐步完善，初步构建起“政社互动”的良性格局。
（二）相遇：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吴中样本——一个方法论的说明
2016年年初，笔者作为苏州本地一名长期从事社区治理问题实证研究的研究者，因一些机缘巧合，借助苏州当地大力扶持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的契机，在苏州市吴中区民政局的指导下，注册成立了致力于为地方提供社区建设、治理与发展服务的专业社工机构，依托笔者所在大学的高校专业资源，通过积极参与地方开展的公益创投、社区党建为民服务项目、社区“微公益”等工作，逐步进入社工机构为社区提供专业社工服务的实务领域。正是基于这一契机，笔者及其团队确立坚持参与式观察的质性研究立场，扎根社区社工服务的一线实践，在为社区提供包括社区诊断、社区空间规划、社区协商培训、社区党建策划、社区营造、社区文体活动等服务开展的同时，通过多批次、多主体、多角度对各类社区行动主体进行了大量的深度个体访谈和焦点访谈，搜集了大量来自苏州吴中区的各级各类社区服务的生动素材和资料。2018年年底，在扎根当地诸多社区开展相关社区服务工作两年的基础上，笔者团队开始积极参与吴中区2019年度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招投标工作，并成功中标二标段——项目评估第三方，这为笔者团队第一次真正以“行动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通过全方位、全纵深、全过程、全景式参与一个地方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运作、督导和评估，考察和反思当前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介入式研究的机会，本文所有质性资料的获得，均来自于笔者本人及团队在项目运作过程中的参与式观察（借助于各类社区活动现场监测）、个体深度访谈（对一线驻点机构、社工、街道和社区干部、社区居民等）、焦点访谈（主要是由区民政局或各街道组织的多次项目实施推进会、座谈会、评估会等）等。由于资料获取过程贯穿了项目运行始终，涉及到了所有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运作的各利益相关方，实现了经验资料的“三角互证”。
我们需要追寻一个答案：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实施，是否真正能为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平衡，提供一个实现嵌入式发展的可能？如果存在这种可能，那这种可能走向现实的障碍何在？可能的“破局”又在哪里？包括笔者团队在内的所有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中的行动者，是否是实现“破局”的关键所在？抑或在探索中不断嬗变的体制机制本身，才是更为关键的变量？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借助于笔者在研究中国地方治理体系变迁中提出的“体制空间—核心行动者—治理绩效”分析框架④张晨：《转型视野中的地方治理：空间转换、体制重塑与绩效评价转向》，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拟以笔者团队作为项目评估第三方角色所直接介入的吴中区2019年度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作为考察对象，尝试寻求解答这一问题背后的答案。
无可质疑，各地的实践证明，正是基于近年来各地社区服务社会化的试点和推广，为中国社会工作和专业社工机构的成长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体制空间”①张晨：《转型视野中的地方治理：空间转换、体制重塑与绩效评价转向》，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然而问题在于，社区服务社会化的过程中，那些作为项目承接方的驻点机构，真正实现了对社区的“嵌入”了吗？考察各地的实践，实际普遍存在着服务模式单一、专业队伍和人才欠缺②方芳：《苏州社区服务社会化实践探索与优化策略》，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弱③任倩囡：《NGO参与社区服务模式研究——以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托管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为例》，《学习与实践》，2010（2）；
黄家亮：《论社区服务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互构——以北京市96156社区服务模式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12（3）。、平台功能不完善④薛琳耀：《构建青年社区志愿服务社会化动员体系的研究——以成都市社区青年志愿服务为例》，《中国共青团》，2018（11）。、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社会组织的激励机制不健全、社区服务与社区之间的耦合性低等问题。除此之外，专业化的社工在嵌入社区治理时往往高度依赖政府权威，这使得专业社工机构内部日趋行政化。⑤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1）。这一过程中，许多社会组织往往沿袭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前提和目标，造成了其与在地社区真实需求的割裂。2016年以来苏州市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推动者——时任苏州市民政局副局长胡跃忠，就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担忧：“如果社工不能‘落地’社区、融入居民，那么服务效果将大打折扣。”⑥胡毓菁：《社会工作+ 打造城乡社区治理创新源》，《苏州日报》，2018-01-03。
相对于苏州2016年才启动的社区服务社会化工作，在更早开展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的其他地区，相关研究发现，这种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实现的专业社工机构对社区的“嵌入”，未必真的能带来社区治理的转变，甚至还可能使得这些机构自身发生诸如社会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社工建制化的“异化”困境。⑦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1）。如果这一现象在众多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推进中经常性地出现，将会使专业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逐渐削弱，导致基层政府以及社区基层干部、居民对专业社工机构的信任下降，乃至引发对行业专业性的怀疑，这并不是作者凭空而来的杞人忧天，而是已经发生的现实。
在苏州市吴中区2019年度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调研座谈会和后续的多次三方（社区、街道、项目承接机构）项目对接会中，对2016年以来吴中区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评价，基层干部们普遍反映驻点机构的人员配备、活动的专业性和与社区的互动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专业社工机构在社区的“嵌入性发展”上，遇到了梗阻。
K大学G教授带领的R社工团队，在我们这里做了两年，说实在的，没什么效果。G教授本人理念很好的，但他们团队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说实在的，还是很缺乏经验的，不会主动和社区对接，社区和我们街道都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做了个社会调查，组织了一些老年人的娱乐活动，有些活动社区本身已经有了，硬套模板，没有针对社区的特点设计项目，也没有提炼出具体的精神。社区也不清楚社会组织具体能做什么，两边的配合还是不够。（L街道民政助理）
去年是H社工事务所在我们X社区承接的社服化项目，但社区书记反映对承接方没有什么好感。他们反馈的意见就是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不丰富，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参与度，它搞的活动没有什么针对性，都是老太太老奶奶什么的，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Y街道民政助理）
三社联动已经提了好几年了，但是社区书记主任们似乎还不是很清楚。X机构在我们GT社区进驻，一年做到头，24万，没看到什么东西，一点材料都没有留下；
一些组织搞活动，都从来没和社区沟通过。一年30万的钱花出去，肯定要看到实际效果。（G街道民政助理）
如果你们这些机构到我们社区来，不能帮我们分担一些工作，做的也都是我们自己就能做的那些文娱活动，驻点的人员又经常变动，那我为什么要一年要花这30万呢？有这个钱可以做多少事？（D街道某社区居委会主任）
去年前一家机构在我们这里，他们只管把标书上规定的活动和任务做完，就走人了；
有的时候，我们社区党建上想和他们一起搞活动，大家的方案可以共享，一个活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宣传，但人家就说不合适，工时不好计算。可是难道我们社区自己出志愿者、出人手帮他们完成任务，这样也不合适吗？（G街道某社区书记）
很显然，基层政府、社区对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中驻点机构的服务需求和期待，与驻点专业机构提供的服务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认知和行动的沟渠。一方面，民政部门提出“三社联动”和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启动三年来，不少基层政府和社区的干部对这二者的理解似乎仍然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对专业社工机构的功能定位也不是非常清晰，这导致许多街道和社区对承接了此类项目的专业社工机构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服务需求；
但另一方面，承接了此类项目的专业社工机构也往往存在着驻点人员专业性不够、经验不足，机构人员流动性高等情况，使得驻点人员无法长期“扎根”社区，造成项目中承接方机构的社区动员能力缺乏，许多活动的开展只能局限在社区老人这一有较多闲暇的群体，而无法拓展到更多更广的范围，进而出现了许多工作和活动的开展难以切合社区实际需求的现象。
我们引进社会组织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社会组织承担社区居委会的职能，能解放居委会的劳动力，社会组织对居委会的整个一套工作流程要熟的，要是内行，不是光组织一下活动啊，唱唱歌，跳跳舞，对吧？（K区社会事业局某助理）
理想状态下，社工的专业性就在于可以分析社区的问题并策划出解决方案，然后才是实施服务。①冯佳：《苏州如何试点社区服务社会化》，《中国社会工作》，2016（24）。专业性是社会工作嵌入性发展的基础和优势，然而，其与政府部门、社区工作人员（主要是街道、居委会人员）以及服务对象的合作能力实际上决定着专业社工嵌入发展的过程。②王思斌、阮曾媛琪：《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9（5）。实际上这类社工机构虽然在社区工作，但是并不熟悉街区，对街区治理机制也没有任何影响，可谓“有服务无改变”，服务的效率自然受到居委会等机构的质疑。③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1）。扬哈思本指出, 在当今和未来的世界中，除非社区工作者能够与矛盾冲突和结构性紧张为伍,除非他们能够处理和解决权力政治的问题, 除非他们有能力收集资料和快速、准确地分析信息，除非他们与各式各样的人物、群体和组织建立与维持良好的关系，否则社区工作者是难以成功和做得更好的。①陈雅丽：《国外社区服务相关研究综述》，《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4）。笔者调研中接触到大量承接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机构社工和实习生，许多年轻的社工和实习生，如果说对社区文娱活动的组织和开展还多少有一些经验的话，那么在对在地街道和社区的基层治理结构的了解上，就是近乎“无知”了。他们对于中国地方基层治理体系和结构认知的缺失，直接影响到其与在地街道和社区对接时候的动力和效果，在与社区一线工作者沟通的过程中，互相不能把握对方需求和能力，就成为一种常态。即使能主动与基层干部联系沟通，也经常会遇到各种困难情况，阻碍了沟通和互动的顺利进行。
实际上我们也不是不和社区主任沟通，我每次开展活动前后，都会去找主任，把活动方案策划、活动演讲PPT发给她，但很多时候主任根本没有空搭理我，她根本不管事的。回过头来上面要材料了，又说我们怎么没给她？我以后就不管她在不在，反正都要把材料打印出来送到她手上，拍照留存。（DC社区项目驻点社工）
我们也不是不想主动去和社区干部拉关系，就怕帮他们做项目规定之外的事情做多了，他们就习惯性地把本来他社区自己的活都塞我们这来，我们本来点上人手就不够，这要是全接了他们的活动，我们项目的任务就要完不成了。（CB社区项目驻点社工）
同时，更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按照自2016年苏州市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开展以来的项目评估体系和要求，多数专业社工机构本着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立场取向，在承接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实际运营过程中，受限于项目评估时对具体工作量和对应工时的考核指标要求，往往比较注重具体活动场次、参与人数和频次、小组和个案工作数量等这些招标文件或项目合同上所规定的具体的指标细节及完成度，进而难以从细节入手，通过与一线社区工作者的频繁互动，深入了解在地社区的居民和资源状况、风土人情、文化特质、产业结构等社区实际情况，做到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和精益化，而模式化的服务菜单所提供的许多社区活动，同质化现象严重，甚至经常出现活动“撞车”的问题；
对在地社区的实际服务需求、需要协助社区处理的社区治理事务以及为在地社区工作者提供“增能”的“增殖”服务，往往比较忽视甚至无视，抑或无力。对标合同规定的工作内容，保证项目评估时顺利通过的服务动机，远大于对服务项目及活动开展的实际成效的关注。这就导致了前述一些基层政府和社区干部所抱怨的社区活动缺乏针对性、居民参与度不高的情况，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运营实际陷入到了一种“悬浮化”的困境中。
在笔者重点考察的苏州市吴中区，大部分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试点的社区，“三社联动”的状况都只能说差强人意。而一旦作为项目承接方的专业社工机构在下一年度的项目中不再承接该社区项目，既有的一些服务和活动便无法继续开展下去。通过社服化项目中专业社工机构的服务，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激活社区服务中的“三社联动”机制这样的目标，似乎并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尤其是在“三社联动”中的关键性环节——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为社区治理“增能”——的工作上，除部分有相当能动性的试点社区的书记能主动与驻点专业机构频繁互动，双方配合良好并取得一定成绩外，大多数专业社工机构都陷入“增能乏力”的状态。有些项目承接机构甚至直接放弃了对这一“初心”的追求，只为完成合同细节指标而行动，以至于一些机构出现了项目评估时穷于应付各类考核“台账”任务，甚至为了达标在台账上弄虚作假的情况。因此，目前的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过程中，社工机构扎根社区的深度仍然有限，社区服务陷于就服务做服务的传统思路，未能实现以服务推动社区发展的实践超越。①张海：《基层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服务发展的历史、矛盾及其消解》，《江淮论坛》，2018（5）。
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出发点是通过社会组织来提供为老、为小、青少年服务等几个包，解决社区服务现在行政化色彩过浓的问题，说白了，社区不活，自治能力弱，社服化项目就是为了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服务和自治，但现在在运营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定位目标方向没定准，导致现在的效果不好。（W区民政局某科长）
我大学毕业后（一线社工）做了两年，社工的现实和我大学的时候学到的社工使命，感觉差距太大了，我甚至对我是否要继续做下去产生了迷惘。（LM社区项目驻点社工）
项目文件规定要求驻点是3个人的，实际上为了节约成本，现在我们机构就派了我一个人在这里常驻，还有一个本地的阿姨志愿者在帮我，从活动策划、招募、主持、现场拍照、写通讯稿、做台账，都是我一个人，真是力不从心。你看，明天第三方评估方组织的社工沙龙，我们点就没人去了，因为我要负责社区一场活动。（BC社区驻点社工）
有时我们开展的活动，他们社区领导说不能挂我们机构的横幅，只能是他们社区党总支或居委会的横幅，或者，有的时候就直接在微信推送里把我们机构的名字就删掉了，这样我们做台账就很麻烦了。（DT社区驻点社工）
在这种情况下，要希冀在目前的社区服务社会化的运营模式下，达成这一项目“为社会赋权、给基层减负、为社区增能、给服务增效”的目标，难度较大。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从2018年12月就启动的吴中区2019年度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招投标工作，许多专业社工机构出于对项目前景的担忧和前几轮项目评估工作的压力，在是否参与投标上顾虑甚多，历经4个月的3轮招标才完成招募10家社工机构承接20个社区服务社会化试点社区项目的任务，导致第一轮就中标的承接方项目工作的开展被延宕了1个多月。这正印证了一些学者的担忧：嵌入性策略并不如国家合作主义观点所期待的那样乐观，如果没有合适、可行的社区动员技术和不能坚守服务群体为本的价值观，（专业社工机构的）嵌入性发展就可能既给专业社会工作发展，也给基层社区带来新的迷思。一旦其不能协助基层政府实现社区善治的承诺, 它在社区的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②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1）。
那么，社会组织本身的专业化和地方的本土化需求的断裂是怎么产生的？社会组织功能定位的不足又是如何影响了其嵌入社区治理时的绩效呢？
作为一个新中国恢复建设刚过而立之年的专业和行业，中国的社会工作今天面临的问题，似乎已经不再是多年前所纠结的是否需要借助关系、网络、传统来实现“嵌入性发展”的问题，而是如何实事求是地面向中国当下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借助无论是来自西方的专业社工理论和方法，还是来自本土的传统和文化资源，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去提炼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的经验，并上升为真正能够解释和符合当下中国社会工作实践需求的理论与方法。
对于社工行业的实务发展而言，具体到包括公益创投、社区服务社会化等项目的运营，就是要积极探索如何将既有的专业化的理论和方法，与行业所服务的在地社区的本土化问题和需求相结合，解决好如何在保持自身的专业化诉求、政府的政绩需求、社区的减负增能需求和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
对于社工专业的理论发展和人才培养而言，则是要解决好如何将舶来自西方的专业社工理论和方法消化吸收，并与来自本土的基层群众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相互融合，并在充分关照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具体问题和需求的基础上，重塑本土化的社工概念体系、知识体系乃至人才培养体系和模式的问题。
从2009年笔者开展“城镇化中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研究开始，至今已在社区一线不间断地从事社区田野调查十年之久，所接触到的一线社区工作者们经常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内容，和我们的工作实际差距这么大？考完证后，除了能加点工资，实际工作中用处不大。”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则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行业就业率如此之低”，甚至出现社会需求极大的社会工作专业在专业评估中屡屡被“预警”的情况。一方面，是从事社区服务的专业人才极度匮乏，其素质与服务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升①张海：《基层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服务发展的历史、矛盾及其消解》，《江淮论坛》，2018（5）。；
而另一方面，则是基层社区服务实践需求对专业人才和专业能力的迫切需求迟迟得不到满足，一线社工薪资水平的长期低位，人员流动性大，使得社会工作专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颇不乐观。看似矛盾的供需不平衡，反映的正是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对话的困境所在。
因此，在当前政府主导社会变迁和社会福利供给的基本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动的情况下，作为在这一“体制空间”中展开社会行动的行动者，专业社工机构以及高校相关专业建设，是继续坚持基于西方社工理论的“专业主义”立场，还是更积极主动地在知识建构和人才培养上回应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需求，将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和行业实践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兴起时所面临的主要是在西方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体系建立起来后，各类社会边缘群体关怀救助的问题，而对于中国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则是既要面临各类社会边缘和特殊群体的关怀救助，更要面对这样的严酷现实：面广量大的社区普通民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日常追求、社区自治的“增能”和社区各类事务的“治理”，这才构成了主导其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发展的最大市场和资源空间所在，这类问题解决方案的供给，对于基层政府和社区一线而言，也更为急迫。并且，各类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的关怀救助，作为这类专项服务的资金供给方，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同样有对应的渠道和方式提供，比如说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专业机构养老服务、以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委托运营为核心枢纽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等。简言之，如果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所面对的是一系列“福利国家”政策之外的问题所主导的服务需求，那么中国当下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所要面对的，则是一系列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转型问题所主导的服务需求。
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过程中，通过专业社工机构承接来自政府购买的社会化社区服务，激活社区自组织能力，是关键性的枢纽环节。在这一过程中，居民不应只是服务的享受者、消费者。要在服务中注重对居民的赋权增能，使社区居民自我组织起来，回应自我的、社群的需求，应对自我的、社区的问题，改善自我的、集体的福利。①陈伟东、陈艾：《居民主体性的培育：社区治理的方向与路径》，《社会主义研究》，2017（4）。因此，对于通过承接社区服务社会化、公益创投以及社区党建为民服务项目等方式进入社区提供各类社区服务的专业社工机构而言，提供各类合同和标书上所规定的服务内容，完成相应的服务工时，究竟是这些项目运营的目标还是只是达到培育社会自治的“手段”？重要的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承接这些项目的“初心”，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还是“为了让社区运转起来”？对这些问题的不断反思，理应成为无论是社会工作的理论工作者还是社会工作的实务工作者的“专业自觉”。
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意味着对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党和政府有明确的定位。这一定位，也再一次强化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必须面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挑战的要求。
在社区服务呈现出数量到结构再到质量的递进过程中，在侧重质量阶段，应加强社区居民与供给主体之间的协调表达，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供需间的实质性沟通达到服务与需求的契合，提升服务质量。②冯猛：《城市社区服务的供需匹配：模型构建及其应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2）。2018年11月，苏州市吴中区民政局在酝酿开启2019年度的新一轮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伊始，调整工作思路，逐步探索采取以下措施，以期通过进一步完善2019年度社服化项目机制，提升项目运行效果。具体而言：
第一，明确本轮社区服务社会化工作的定位，就是要强化对承接2019年度吴中区社服化项目的专业社工机构服务的规范和引导，优化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操作指引和评估体系，引导其通过“扎根”社区，强化与街道民政、社区“两委”干部的沟通协调，尤其是力图改变以往唯服务数据和台账指标论服务成败的“专业主义”导向的评估格局，更加注重第三方评估、街道民政、社区“两委”干部和社区居民评价等多方主体综合评价。
第二，要求项目承接方在开展项目具体服务活动之前，应主动加强与试点街道和社区的对接和沟通，在充分交换双方服务需求和理念的基础上，完成社区服务基线调查，配合社区工作者做好“四知四清四掌握”，细化项目的服务操作化方案，力图做到服务对象的精准化、服务内容的精细化和服务效果的精益化。
第三，在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成效评价上，突出社区党建引领与项目“品牌打造”的融合，加强承接项目的专业社工机构在培育试点社区草根社团中的枢纽功能，发挥其催化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激活社区服务过程中“三社联动”机制的“酵母”作用。
第四，为全面落实这一社区服务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型，促使承接项目的专业社工机构向更加注重本土化服务意识的转变，从此前聚焦于项目运营中的服务频次、参与人数、工时核算等“战术”层面的细节中脱离出来，更加注重面向当前不同类型社区治理具体问题的解决和社区治理结构的变革，更加注重如何实现社工机构专业化优势与在地社区党建品牌建设、特色资源开发与保护等工作的有效融合，苏州市吴中区民政局还在本轮社区服务社会化招标文件中，特别强调项目评估方应将项目督导和评估工作与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模式创新的科研工作结合，尽可能将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的运营作为一项“政产学研一体化”的课题，展开相应的研究工作，并期待这一努力能产出一定的科研成果，以便将本年度的项目运营机制的探索及时总结提炼，推广复制。①截至2019年11月15日，笔者团队所在第三方评估机构及其协同的大学专业调研团队，已先后根据半年来项目开展过程中的田野调查资料，完成8份案例报告的撰写，其中3个获得市级社科基金或软科学立项，2个获得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计划立项，4个分别获得江苏省公共管理案例大赛二等奖、第五届全国城市治理案例大赛优秀奖和“华政杯”调研报告大赛二等奖、优秀奖各1个。作为承接项目评估任务的第三方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被赋予了不仅仅是社服化项目的督导和评估角色，而且还被赋予了一定的“智库”功能，在吴中区民政局本轮的社服化项目的运营中发挥了政策导向咨询、评估体系优化和制度设计的作用，通过政府、第三方评估机构、一线社工机构、试点社区以及在地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努力，一个“政产学研一体化”的社会治理创新生态圈②张晨、**欢：《构建社会治理创新生态圈 让“三社联动”真正动起来》，《中国社会报》，2019-11-25。已经初步构建起来。
第五，在由吴中区民政局聘请的社服化项目评估第三方进入项目启动阶段后，民政局对第三方所开展的评估体系优化调整、经费使用规则优化、社区社会组织注册流程简化以及“街道—社区—机构”三方对接会的推进，都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为本轮社服化项目运行机制的创新提供了充足的探索空间。
截至目前的项目初期进展中，既获得了部分社服化项目承接方的一线专业社工机构的支持，也遭遇了一些专业社工机构和人士基于“专业主义”立场的“质疑”，尤其是对项目要求中对社区党建品牌与社服化项目运作能否有效融合、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目标的指标要求上，由于担心对接社区条件的缺失，而对完成相应任务有一定顾虑。而这一顾虑的出现，恰恰凸显了当前一些专业社工机构“理想化程度过高而现实行动力不足”③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1）。的困境。令人欣慰的是，经过笔者团队所在的项目第三方评估机构（HMT社区发展中心）对各试点社区的深入调研、项目承接各方机构的多次沟通交流，及其与吴中区民政局的充分协商沟通，由笔者团队制定的新一轮项目运行评估方案也进行了更加贴合当前吴中区“三社联动”的实际调整④如针对社区社会组织孵化的指标，针对第一次进驻试点社区的承接机构，将原来的社会组织培育要求，从原来的“1个注册，3个备案，6个草根社团”，调整为“4个备案，6个草根社团”，而已是第二次进驻试点社区的承接机构，其要求则保持不变。参见苏州市吴中区禾木堂社区发展中心：《苏州市吴中区2019年度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实施规范指引》，2019年4月。，目前已在各方间达成了一致和共识，项目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各项目承接方机构也对项目的开展越来越持积极支持配合的立场，通过社区服务社会化推进“三社联动”的制度设想，正在通过这一“静悄悄的革命”，展开新一轮的“破局”。
这一轮制度创新的推进成效究竟如何，还有待这一轮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实践检验。截至2019年11月，在2019年10月刚刚结束的吴中区社服化项目第一季度评估过程中，在项目各方的努力下，项目的20家一线驻点机构评估得分，除极个别驻点机构外，均获得了试点街道和社区的良好以上评价，日常监测、居民反馈和宣传成效相比去年都有了普遍提升和改善。对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工作开展，吴中区民政局也给予了积极评价，政府、一线社工机构、第三方评估机构和落地街道社区，四方协同互动、提升社区服务社会化运行绩效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
苏州市吴中区2019年度的社区服务社会化项目中的诸多举措，试图寻求社区服务社会化过程中专业社工机构的“专业化诉求”与“本土化需求”之间平衡的探索，意味着在地方治理创新的过程中，通过“三社联动”实现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嵌入式发展”，开启了新一轮的改变与尝试。也只有在这样的改变与尝试中，困顿于如何实现“嵌入性发展”的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才有可能真正形成专业自身的批判与自省意识，找到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专业化与本土化的平衡点，为不断拓展专业的成长空间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为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所提出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求，贡献中国化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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