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角度探究随迁老人问题

刘琪

引言

随着城市化加速发展，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导致出现了一批随迁老人。随迁老人，又称“老漂族”，广义指为照料子女或其孙辈而从一个地方遷入另一地方的老年群体（宋晓星，辛自强，2019）;狭义指跟随子女从农村迁入城市的老年群体。据国家卫健委2015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总数高达2.47亿，随迁老人数量近1800万（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2016））。目前农村人口流动方式由个体流动向家庭化迁移转变背景下，随迁老人数量还在不断增长（陈盛淦，2016）。由于年龄问题、环境文化适应及代际差异等问题，多数随迁老人在现实及心理层面上出现困扰，由此导致的老人生活满意度及幸福感也随之降低。大量随迁老人的出现给社区及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引起了社会的重视。2019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余雪琴就曾指出：“随迁老人，本该在熟悉的故土安享晚年，却为了孩子漂泊异乡，被迫割断原有的人际关系纽带，不得不在异地的陌生环境中生活，孤独寂寞感如影随形。”由此可见，随迁老人由于进入陌生城市环境所引发的心理情感问题需要得到重视，提升随迁老人的现实情感状况须引起包括老人自身、随迁家庭、居住社区以及政府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反思与行动。本文将以农村随迁老人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心理情感困境入手，从社会及社区治理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就提升随迁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及主观幸福感方面，探析问题原因并提出随迁老人自身、家庭、社区以及政府等几个层面的解决思路及策略建议。

一、随迁老人心理现状探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存在，随迁老人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包括现实层面及心理和情感层面，了解其困扰及问题的产生原因将有助于预防恶性后果并“对症下药”，便于厘清问题解决思路，并提出合理有效的心理建设策略。随迁老人在现实层面的困扰包括社会融入与适应问题、代际冲突与育幼矛盾问题以及异地养老及医疗保障问题;情感和心理层面则指由于现实困扰所引发的，包括由于对现居社区缺乏参与感和归属感而产生的精神孤寂问题，由于照料孙辈而无法获取自主时间及进行自由活动而产生的无聊感、生活单调枯燥和无价值感，以及由以上多重因素导致的留居城市意愿低、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相对较低的问题。

首先，随迁老人存在融入当地社区及社会适应难的困扰。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语言沟通及生活方式也由之改变。在生活中环境上，由于离开了农村宽敞明亮的院落和热情的街坊邻居，体验到城市钢筋水泥的狭小空间以及人际阻隔后，老人会产生一种封闭的“困养”感（朱冬梅，郑若楠，2019）。语言沟通方面，在农村老家只需要使用方言就可实现日常对话，而来到城市生活则需要使用普通话甚至当地方言，与之前老家语言方面有所出入可能会使得其交流难度增加，不得不重新学习使用普通话或当地方言，这会使老人产生生存方面的焦虑与压力;在生活方式上，城市生活环境和设施与之前农村生活有所差异，因此随迁老人需要花费心力去改变已适应的原有生活，并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洪爽，吕红，2019），而流体智力的下降会使老人在学习新知识时感到心力交瘁。再加之与城市本地老人之间的文化及教育差异，随迁老人作为外群体成员在沟通及融入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而群际接触的高意愿与高难度之间的矛盾使得其社区感、归属感和幸福感降低。

其次，随迁老人在养育孙辈方面与子女存在代际冲突以及由于生活观念不同容易引发家庭矛盾。有调查显示，94.4%的随迁老人和子女相处时最容易产生矛盾的是生活习惯和家务琐事（吴祁，2014）。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双方养育观念存在差异，农村老人用传统的经验和方法照看孙辈，同时也比较宠溺孙辈，但子女不认同老人的教育方式，而人的自我价值感的确定除了成功经验的获得，也来源于他人的评价，代际冲突会导致随迁老人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在自我价值确定及自认同方面产生挫败感及失落感，不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

再次，社区公共物品及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导致随迁老人心理安全感普遍较低。在公共物品方面，由于城市中社区公共资源相对有限，而社区中的公共物品主要针对的是本地老人，原先居住在社区中的老人已占用一部分公共物品资源，由于随迁老人的到来，出现了供给不足的状况，这会降低随迁老人参与社区活动的意愿，减少与同辈群体的接触，从而导致其社交活动量不足，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也会随之降低。此外，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国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仍属于地区管理，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筹。这在一定程度上给随迁老人的养老金领取、医疗费用的报销等造成了不便。在城市生活的随迁老人既不方便享受到农村老家的社会保障，又无法享受到居住城市的社会保障，使得随迁老人的看病治病等问题上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这又会威胁其心理安全感（洪爽，吕红，2019）。

此外，由于各种现实问题产生的对现居社区缺乏参与感与归属感，从而导致随迁老人出现社交缺乏，精神孤寂的问题。随迁老人移居到城市以后家庭角色发生改变，由家庭决策者和权威者转变成后勤保障人员，这种角色地位的转变使得老人产生了心理落差，且家庭重心放在孙辈身上使得老人产生被忽略感，更会进一步拉大心理落差。社会角色的转变使得老人难以确定自我价值，自尊也会随之下降。与社区当地的老人相比，作为外群体成员的随迁老人，将更难产生归属感，归属感的缺乏使得老人的归属与爱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从而在社交层面更加淡漠，心理更压抑与封闭（朱冬梅，郑若楠，2019）。另外，由于家庭中代际矛盾与家庭冲突而产生的心理委屈与苦闷以自我化解与释放，随迁老人无法像在农村时有可以倾诉的街坊邻里，无人理解与安慰，只能有苦心里咽，这又增添了老人的苦闷与孤寂。

再者，因为随迁老人到城市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子女养育孙辈，故其时间几乎完全花费在照料幼儿上，自主时间的缺乏导致其自由活动减少，自主感被剥夺，且育儿工作简单枯燥没有趣味。根据活动理论，老年是中年期的延长，老年人仍与中年时期一样可以从事社会上的工作，参与社会活动;同时，活动水平高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生活满意和更能适应社会（王裔艳，2004）。因此，随迁老人下岗或停止务农活动后，转而仅照料儿女和孙辈，这大大减少了其社会活动时间，降低了自身意义感与自主感，老人会感到更低的生活满意度，导致心情沉闷。

二、提升随迁老人幸福感的心理学策略

第一，随迁老人自身应转变消极心态，积极提升自身和积极融入城市生活并主动增加社会支持。虽然城市环境较农村院落来说比较封闭，为消除“困养”感，随迁老人可以主动参与户外活动以消除环境封闭带来的压抑感，如广场舞、爬山、逛公园等，在活动中增加心理开放程度，以排解由外在环境引发的内部封闭感。此外，在语言沟通、生活习惯以及养育孙辈方面，也应积极适应和尝试学习，并不要对此有太大的难度预期进而抱有较大压力。虽然老年人流体智力下降导致学习新鲜事物存在困难，但要主动寻求家人、其他老人以及社区的帮助，适时给自己学习成果以奖励，强化内在动机并进行自我激励。另外，有研究表明，群际接触对于随迁老人和本地老人的幸福感与积极情感均有正向预测作用（宋晓星，辛自强，2019）。因此，随迁老人自身可以积极参与社区集体活动，融入本地老人集体，在随迁老人群体内进行活动的同时，增加群际接触。此外，随迁老人需要主动寻找和扮演新的社会角色，这就需要靠他们自身的努力， 需要老年人自身继续学习并创造价值，创造一个可提供有意义角色和活动领域的老年亚文化， 在社会结构中取得自己的地位（Rose，1964）。另外，在生活中遇到困难要主动求助，并及时与子女、同辈群体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为自己增加社会支持的同时避免不良情绪积压而无法释放，进而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第二，随迁老人的家庭特别是子女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理解和支持，加强对其亲情关怀，关注其情感需求。由于随迁老人在农村生活时间久，在老家生活多年后来到陌生城市难适应、归属感低是正常的，子女及其配偶应该给予理解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帮助随迁老人适应并融入当下生活。日常帮助老人分担照料幼儿的任务，并多鼓励老人参加社区及社会活动;当老人遇到困难时要主动、有耐心地帮助老人，给予其必要的社会支持;当遇到生活矛盾与冲突时要主动沟通交流并积极解决，不要使用家庭“冷暴力”，否则会使得老人的归属感降低，精神孤寂加重。社会支持理论表明，人拥有的社会网络越是强大，那么相应的他的交际圈也会变得强大，拥有更多的资源，也就更可能适应社会（师烁烁，李红月，2019）。而随迁老人身边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就是家人，特别子女。因此，子女加强对老人的情感需求关怀并及时帮助他们排解消极情绪，协助老人确立自身价值感，是随迁老人融入并适应陌生城市生活，以及提升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条件。

第三，随迁老人所在社区应该引起重视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办法，帮助随迁老人解决适应困难及社区融入难等问题。首先是社区要对越来越多的随迁老人引起重视、加强关怀，在随迁老人情感问题及精神需求的发现上要及时。社区开展排查工作并为其建立档案，以全面细致地了解随迁老人的心理状况，为下一步实施帮助工作打好基础。其次是为老人搭建交流平台，促进群体内接触及群际接触，以此满足随迁老人的社交需要。隨迁老人由于从老家过来，除家人外难以交到亲密好友，社区为其牵线搭桥提供机会，有力促进老人的社交活跃度，以此增加社区感和归属感，并收获其他老人的友情。比如，举办“社区老年人交流会”或“社区老年人艺术节”等特色活动，随迁老人既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来展示自己、丰富见闻并增加社会活动，同时也帮助老人更好地融入当地老人的社交，减少“外来”感和不安全感。另外，社区工作者做好访问与调查工作，社区也要配备必要的社会与心理服务人员，在老人出现问题或困扰时能够及时提供帮助与指导，帮助其排除心理方面的困扰并解决情感需求，防止老人出现孤立无援的寂寞状况，并防止出现老人因小矛盾而酿成大灾祸的局面。

第四，政府方面需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加大随迁老人养老制度的改革及完善，优化异地养老制度及医疗保障体系。首先是解决物理空间环境问题，政府及社会需要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现实基础上合理规划老年活动区，在健身设施、社区广场及公共台阶等设计和老年活动中心的建立上多下功夫，避免由于随迁老人的增多而引发资源紧张，进而引发当地老人与随迁老人的群际紧张和冲突;其次是完善异地养老及就医制度，提高随迁老人的养老福利及待遇，使其感受到政府和社会对其关怀与关爱，解决异地就医难、报销难的问题，保障老人健康及就医便利的同时，对于老人的安全需求也能够满足;此外，政府及相关社会机构需要加强相关方面的公众宣传及教育工作，通过报纸、电视及网络等传播媒体，以随迁老人身体健康和心理情感需求为宣传对象，引起社区及社会的重视，呼吁整个社会对随迁老人进行理解、支持及帮助，使随迁老人具有存在感与被重视感，同时也让老人的归属需求得到满足，得到的社会关怀及社会支持也将有所提升;最后，在解决老人时间自主感以及隔代育幼问题方面，政府加大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力度，增加公共托育服务，开展专业化的儿童托管服务，从而减轻由老年人隔代育幼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并可减少因此产生的家庭矛盾和冲突，增加生活幸福感。

当今我国社会面临着老龄化趋势加重的状况，特别是随迁老人，作为“老漂一族”的他们，即使下岗以后到了清闲养老的年岁，还是要跟随子女、孙辈来到陌生的城市，为孩子的生活操劳与烦忧。虽然在经济生活上有一定的保障，吃穿不愁，冷暖不惧，但其心理健康、情感需求等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层面。这就需要引起家人、社区及政府相关部门等的重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要提高随迁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以及生活满意度，既要从现实出发了解实情现状，也要从心理理论出发，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为其排忧解难，针对问题提出有益、有效的解决思路。只有将各层面在各方面都调动起来，并进行积极的思考与行动，随迁老人的老年生活才不会是在封闭而陌生的环境里完成着枯燥的任务，体验着苦闷与孤寂，而是在放松与充实中，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体验晚年的价值感、幸福感与满足感。

参考文献

[1]陈盛淦. （2016）. 人口迁移视角下的随迁老人城市居留意愿研究. 长春大学学报，v.26;No.193（03）， 89-94.

[2]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 2016）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3]洪爽， 吕红. （2019）. 人口流动背景下随迁老人异地养老问题研究. 劳动保障世界（27）.

[4]师烁烁， 李红月. （2019）. 随迁老人城市文化适应问题的个案工作介入探索. 中外企业家（22）.

[5]宋晓星，辛自强. （2019）.随迁老人和本地老人的群际接触与其幸福感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35（05）：615-623.

[6]王裔艳. （2004）. 国外老年社会学理论研究综述. 人口与社会，20（2）， 37-39.

[7]吴祁. （2014）. 农村进城照顾孙辈的“候鸟式”老人在城生活状况调查——一项探索性研究. 南方人口（3）， 51-61.

[8]朱冬梅， 郑若楠. （2019）. “进城困养”的农村随迁老人情感保障问题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

[9]Rose， & A.， M. . （1964）. A current theoretical issue in social gerontology. The Gerontologist，4（1），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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