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合作与中亚互惠共同体的构建：基于共生理论的研究*

何金科

中亚五国地处亚洲腹地。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亚地区是连接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易形成跨境运输核心区；
从文化角度看，中亚地区是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场域，同时，五国具有相似的历史、语言和宗教信仰，易形成文化共同体。中亚五国在苏联解体之初就已开始尝试在经济领域实现整合，以应对苏联解体的冲击。1995年4月，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倡导建立中亚联盟，建构中亚共同体框架。(1)朱新光、苏萍：《中亚共同体：成长与挑战》，《**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64页。1998年3月，哈、吉、乌、塔四国组建中亚经济共同体。由于建国初期五国经济持续低迷，社会问题丛生，加之毒品走私、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中亚一体化始终未取得明显进展，既未形成地区性认同，也没有实现地区共同利益最大化，而且军事合作也不紧密。如就联合军演而言，卡里莫夫时期的乌兹别克斯坦很少参与，中立的土库曼斯坦始终游离于五国之外。2002年，中亚经济共同体改为中亚合作组织并于2005年10月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由此中亚一体化的第一次“求生存”失败。(2)顾炜：《中亚一体化的架构变化和发展前景》，《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2期，第9～30页。

2016年12月，米尔济约耶夫接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倡导“零问题”周边外交、“周边优先”、“中亚共同利益”，并频繁出访其他四国，打破了中亚五国僵化的外交关系，盘活了地区活力。2018年3月15日中亚五国领导人时隔多年会晤(3)除土库曼斯坦是派议会议长努尔别尔德耶娃出席这次会晤，其他四国均是国家元首出席。被视为“中亚一体化2.0”的开端，(4)王聪：《低配版的“中亚一体化2.0”启动》，《世界知识》2018年第8期，第32页。即五国再次尝试进行合作与整合。2019年11月29日，中亚五国元首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第二次元首会晤。目前，中亚五国领导人合作意愿增强，五国关系和缓，乌哈走近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为中亚地区带来新机遇，该地区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和合作动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亚五国通过什么模式进行地区整合？什么样的理论可以为其整合提供理论基础？本文尝试运用“上海学派”的共生理论进行分析，其结构安排如下：引言部分提出问题，第一部分介绍共生理论及其作用于地区一体化的优势，第二部分介绍中亚五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对共生环境的塑造，第三部分从共生环境、共生条件、共生模式、共生议题四个方面阐述互惠共生体系形成的可能性，最后总结全文。

“共生”一词最初起源于环境—生态学，由德国真菌学家安东·德·贝里(Anton de Bary，1831～1888)于1879年提出，起初用来研究微生物在一定条件下共存、共享某一生态环境。后来，“共生”一词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中被广泛使用。“共生”学说在国内始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胡守钧教授所著的《社会共生论》，该书提出：“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随后，金应忠教授将“共生”学说引入国际关系领域，提出“共生是国际社会的存在方式”。任晓教授和苏长和教授等从不同侧面对“共生”做了阐释。任晓教授认为，共生关系是对“主体—客体”二分式关系论的超越，基于共生关系而确立的秩序被称为“共生秩序”。(5)任晓：《以共生思考世界秩序》，《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1期，第21页。苏长和教授认为，共生将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可能。(6)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21～22页。姜胜育教授认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应该是大小国家共存的状态，共生相对于西方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观具有进步性。(7)袁胜育：《共生型国际体系：理论与挑战》，《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7～18页。

共生理论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丰富国际关系理论的卓越成果，(8)有关共生学说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参见胡守钧：《国际共生论》，《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35～42页；
金应忠：《为什么要研究“国际社会共生性”——兼议和平发展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展望》2011年第5期，第1～17页；
金应忠：《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43～49页；
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4～22页；
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4～22页；
袁胜育：《共生型国际体系：理论与挑战》，《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3～18页；
熊李力：《共生型国际体系还是竞合型国际体系——兼议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历史与现实》，《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4期，第36～40页；
蔡亮：《共生国际体系的优化：从和平共处到命运共同体》，《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第22～31页；
任晓：《论国际共生的价值基础——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1期，第4～28页；
姚璐：《论国际关系中的“共生安全”》，《国际观察》2019年第1期，第51～66页；
刘雪莲、欧阳皓玥：《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思考》，《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2期，第3～23页。其理论核心为“互利共赢”、“和合一体”，作用对象主要为国际关系行为体，适用范围为全球合作、地区合作或次地区合作。与传统的地区一体化理论相比，共生理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生理论强调国家主体性。与功能主义强调“国家是构建合作共生的世界共同体的主要障碍”不同，共生理论认为国家是参与地区整合的主要力量，而且国家在参与地区整合过程中不应该被人为分类。共生本身就强调在价值多元的形式下各主体如何自处、共处和共进，实现差异中的相生相长。(9)刘雪莲、欧阳皓玥：《从共存安全到共生安全：基于边境安全特殊性的思考》，《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2期，第19页。功能主义违背了国家行为体在地区整合中的能动性，(10)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1966, pp.7～8.抹杀了国家行为体的主体性。共生理论具有包容性，保障国家行为体的自主性，不强调让渡国家主权和超国家组织共管，而是强调国家在保证自主性的基础上共存、共享。

第二，共生理论作用于地区整合具有更灵活的优势。新功能主义倡导由经济合作向政治合作外溢，但共生理论主张在满足共生条件的情况下，行为体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实现某些领域的共生。在共生理论下互动的行为体摒弃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不依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阈下的法律和条约维持稳定性，而是坚持行为体在不超越秩序边界的情况下，通过斗争与妥协进行互动并维持共生体系，同时辅以道德、风俗的约束。(11)胡守钧：《国际共生论》，《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64页。在这种条件下，共生主体能够在法理范围内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在满足行为主体自身利益诉求的同时，保证了地区合作的良性运转和共生体系的原生动力和良性循环。

第三，共生理论的核心强调“和合共生”。“和合”就是要努力使具有独立主体性的相关各方的“共生”都有舒适度、满意度；
就是要努力使相关各方都有显示自己智慧、能力、实力的机会，都有自己发展的空间，互相不感到他者的存在与发展对自己是一种妨碍、挑战和威胁；
就是要使各方都能感觉到他者的存在与发展对自己的存在、发展是一种机遇和运气。(12)金应忠：《再论共生理论——关于当代国家关系的哲学思维》，《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第15页。共生，不是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吸引和合作；
不是自身状态和性质的丧失，而是继承与保留；
不是一种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依赖。(13)袁纯清：《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上)》，《改革》1998年第2期，第105页。参与共生体系的行为体彼此需要，其合作具有依存性。因此，共生理论突破了自由主义认为合作、互惠互利是建立在理性算计与博弈基础之上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观点，(14)[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著，吴坚忠译：《合作的进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转引自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67页。创造了地区整合的新理念。

第四，共生理论突破了传统国际体系结构下的共生关系。传统国际体系结构下的共生关系是一种“弱肉强食、欺诈霸凌”的逻辑，(15)黄平：《变迁、结构和话语：从全球治理角度看“国际社会共生论”》，《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第64页。反映在国家对外关系上则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零和博弈。(16)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18页。新型共生关系强调共生行为体的“多元共存”，行为体间是一种共需、互利、共赢的国际关系。在新型共生关系中，行为体间的纽带可能是共同解决地区问题，共享地区资源，提供地区公共产品。这一关系中的国家行为体可以达到自我利益与整体利益兼收，突破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下唯国家利益优先的窠臼。

第五，共生理论强调地区命运共同体。共生理论作用于地区一体化强调有序发展，即和平共处、和平共生、和谐共生三个阶段。(17)黄平：《变迁、结构和话语：从全球治理角度看“国际社会共生论”》，《国际观察》2014年第1期，第63～70页。其首先在于塑造共生环境。行为主体在共生环境中按照一定的共生模式从共处逐渐向共生发展，最终目标是地区命运共同体。但共生理论在强调行为体和平共生时并未否定行为体之间的斗争与妥协，因为这是“国际共生的内在机制和国际共生的生成机制”(18)胡守钧：《国际共生论》，《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40页。。良性的斗争和妥协使行为体在不断的磨合中向前发展，并为地区整合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而自由主义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帕累托最优，即在不使任何一个行为体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行为体变得更好，(19)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68页。这抹杀了其他行为体的权力，也忽视了地区命运。

中亚具有运用共生理论解释其一体化的条件。第一，中亚地区国家数量少，同质性高。中亚仅有五个国家，这五国的语言、历史、意识形态、经济结构的同质性大于异质性，而且五国在合作上均强调保证主权独立，不强调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超国家组织。国家行为体按照共生理论的内在逻辑互动，可以避免因超国家组织共管引发行为体之间的摩擦，以及由此带来的合作困难。第二，元首推动。欧洲一体化以经济合作为开端，辅之以大众认同推动。与此相反，中亚五国在独立初期的一体化尝试由五国开国元首推动，随后的合作也经常依赖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2018年和2019年五国元首两次会晤被视为一体化的重启。第三，安全合作优先性。欧盟、东盟、拉美等地区一体化均因经济而始，经济合作是地区整合的重要动力。美国学者厄内斯特·哈斯就主张经济一体化外溢为政治一体化。中亚五国的多边协商以安全合作为基础，以政治精英推动为动力。地区安全合作能有效避免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摩擦与冲突，防止因关税问题和主权问题使地区合作流产。中亚五国地处欧亚大陆的敏感地带，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使五国面临相同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如三股势力、贩毒、军火走私等。这些安全威胁对五国的影响具有整体性和长期性，依靠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塑造中亚安全环境。因此，若要获得安全，中亚五国只能通过互惠共建达到共优共存，(20)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9页。即塑造共生环境。经过多年安全合作，中亚五国不仅塑造了地区安全环境，而且搭建了协商与合作的互动平台，为后续的其他合作奠定了基础。

如果从生存状态与发展状态的“和合”、“优化”角度来关照安全和体现安全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可以提出一种新的广义的安全观，即把安全看作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对安全本质的理解就从危险状态的避免拓展到“你安全我也安全”优化状态的建构上，(21)余潇枫：《安全哲学新理念：“优态共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7页。即一定空间下的共同安全。这意味着行为体的互动应该以不破坏共生环境为前提，最低程度也应该维持“共生性底线”。所谓共生性底线是指，行为体相互之间存在却又看不见的无数的、相互必须容忍的利益毗邻线或临界点。(22)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15页。共生性底线是共生系统得以维持的最后防线，一旦突破这条防线，共生体系将会彻底崩溃。

中亚五国位于欧亚大陆结合部，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国毗邻，是欧亚大陆陆上交通的必经之地，地球的“心脏地带”。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中亚地区是“东西交流，南上北下”的核心区，也是****活动和毒品扩散的重要地区。阿富汗是世界恐怖主义的策源地和世界鸦片生产基地“金新月”的重点地区。阿富汗的恐怖主义组织在中亚五国“招兵买马”并制造恐怖袭击，阿富汗的非法毒品交易也经中亚边界扩散。(23)阿富汗毒品运往世界各地途径中亚的线路主要有三条：(1)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2)阿富汗—土库曼斯坦，(3)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由于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有漫长的边界线，因此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线路是阿富汗毒品北上的主要路线。这些都是影响中亚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中亚各国十分重视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形成了以反恐合作为主攻方向、反恐和反毒合作齐头并进的非传统安全战略。(24)王宏渊：《中亚国家的安全战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第39页.

(一)反恐合作

中亚五国面临的地区安全威胁具有长期性、迫切性和共同性。2000年4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总统在塔什干签署了保障本地区和平的条约，这为中亚国家集中力量消除恐怖主义势力提供了可能，并被视为中亚国家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迈出的“最实际的一步”。(25)何金科：《中亚安全共同体与中亚一体化趋势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第163页。

自2003年始，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开始与中国、俄罗斯举行多边联合军事演习。2003年8月6日哈、吉、塔、中、俄举行代号为“联合—2003”的反恐军事演习；
2006年3月乌、吉、塔三国举行联合反恐演习；
2007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举行代号为“和平使命—2007”的联合反恐演习。之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分别举行了多边联合反恐演习。2018年8月30～31日，哈、吉、塔、中、俄携手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上海合作组织新成员国在俄罗斯举行代号为“和平使命—2018”的军事演习，乌兹别克斯坦派代表参加了军演。(26)《“和平使命—2018”：俄罗斯与上合伙伴分享自己的战斗经验》，http://sputniknews.cn/opinion/201808311026253940/。

土库曼斯坦由于其中立国地位虽未加入上合组织，也未直接参与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但也持反恐立场。2011年11月30日，中亚五国反恐会议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与会代表讨论了《中亚地区实施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共同计划》。土库曼斯坦代表在会上表示，中亚五国需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并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27)卢敬利：《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举行反恐会议》，http://world.cankaoxiaoxi.com/2011/1201/7456.shtml。2019年独联体执行委员会发表了独联体反恐合作规划，土库曼斯坦表示将积极参与在联合国主持下和区域组织框架内进行的国际反恐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是其优先选项。(28)Денис Леонтье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борьбы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терроризмом и иными проявлениями экстремизма, http://www.e-cis.info/page.php?id=18784.

中亚国家除了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打击“三股势力”外，还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见表1)。

表1 独联体国家联合军演情况表

(二)禁毒合作

“金新月”地区是仅次于“金三角”地区的世界第二大毒品生产地，而阿富汗则是“金新月”的核心区，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鸦片生产国和罂粟种植国。毒品是阿富汗****的主要收入来源。中亚五国中有三国(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接壤。阿富汗****利用漫长的边界线和土、乌、塔三国边界管控不力，通过中亚将毒品销售到世界各地，然后用贩毒获取的收入采购枪支弹药。据统计，美国国内消费的海洛因60%来自“金新月”，欧洲毒品交易市场80%的海洛因也来自这一地区，(29)《世界四大毒品产地——金新月》，http://www.cctv.com/special/4/4/692.html。从阿富汗流入中国境内的毒品已占到中国境内毒品总数的1/4，俄罗斯大约90%的海洛因从阿富汗经中亚流入。(30)张文伟：《上海合作组织禁毒安全合作》，《俄罗斯学刊》2016年第5期，第69页。

中亚国家在联合禁毒方面起步较晚，对禁毒的认知伴随上合组织的成立而上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第八条明确提出“为遏制非法贩卖武器、毒品等制定相应的多边合作文件”。(31)《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pdf，第2页。2002年颁布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第一条表示将“打击非法贩卖毒品”作为任务与宗旨，第三条表示将“打击非法贩卖毒品”作为合作方向。(32)《上海合作组织宪章》，pdf，第1～2页由此可见，上合组织从一开始就将禁毒工作作为其任务之一。从2004年开始，几乎每年上合组织元首峰会的各项宣言、公报和协议都会提及联合打击非法贩毒问题，如2004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合作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精神药物及其前体的协议》、2008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合作打击非法贩运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品的协定》、2015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应对毒品问题的声明》和2018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青岛宣言》等。

与此同时，中亚各国也意识到解决毒品问题的前提是解决阿富汗问题，否则国际社会会一直处于“被动应战”的处境。因此，2009年颁布的《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宣言》提出，“向阿富汗安全部门提供长期国际援助，以有效打击阿富汗毒品生产和走私”，“帮助阿富汗培训禁毒、海关和警察领域的专家”，(33)《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特别会议宣言》，pdf，第1页。同时利用上合组织—阿富汗联络小组对阿富汗毒品问题进行积极磋商。

作为中立国的土库曼斯坦也在积极打击毒品贩运。1996年中亚五国首次签署《毒品管制区域合作谅解备忘录》。2019年5月2日，中亚五国联合阿塞拜疆、俄罗斯再次签署《毒品管制区域合作谅解备忘录》。2008年土库曼斯坦公开销毁1000多公斤毒品，2012年公开销毁635公斤毒品。由此可见，虽然作为中立国的土库曼斯坦始终游离于该地区的很多合作之外，但很少缺席塑造地区安全环境的活动。

2009年上合组织推动成立领导人、高官、专家三级禁毒合作机制，禁毒工作开始由“线上”向“线下”发展。2008年11月至2010年8月，在上合组织禁毒框架下，中国公安部协调指挥广东、**、北京等地公安禁毒部门与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合作，四次实施 “控制下交付”(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ая поставка)(34)“控制下交付”是指强力部门借助于信息情报，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毒品交易的过程进行秘密跟踪和监控，以获得证据或在毒品交易现场实施抓捕。参见张杰：《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与公民的安全保护》，《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5期，第193页。行动，缴获海洛因6.7千克，可卡因0.67千克。此外，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也多次成功联合实施“控制下交付”行动。(35)刘轶、张昆：《中国与中亚国家禁毒合作现状及展望》，《**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99～100页。2013年中亚共缴获毒品56吨，其中哈萨克斯坦缴获28吨、吉尔吉斯斯坦缴获17.7吨、塔吉克斯坦缴获6.7吨、乌兹别克斯坦缴获2.3吨、土库曼斯坦缴获1.2吨。(36)Никита Курганов, В 2013 году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зъятно почти 56 тонн наркотиков, https://stanradar.com/news/full/9524-v-2013-godu-v-stranah-tsentralnoj-azii-izjato-pochti-56-tonn-narkotikov.html.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在联合打击毒品行动中共缴获1吨毒品。(37)Иванов Адександр, МВД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и России изъяли почти тонну наркотиков, https://tj.sputniknews.ru/investigation/20191008/1030000022/tajikistan-russia-narkotiky.html.

中亚国家在上合组织框架下联合中俄进行反恐和禁毒合作，以维护中亚地区安全，营造以合作、和谐为前提的共生安全环境。由于具有明确的目标和回报，各成员国在上合组织的合作框架下更容易实现自身确保国家安全和主权独立的诉求。(38)冯峥、薛理泰：《逆向“外溢”：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与扩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14页。与此同时，中亚各国还共享地区安全红利。“共享安全”以互信合作为实现路径，以共赢共享为价值目标，(39)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的新范式》，《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99页。因此中亚五国共享地区安全的价值目标体现了共生理论的和合本体。

中亚五国安全领域的合作使地区坏境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影响地区安全的一些外部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地区政治生态趋于平稳，地区政治行为体可以塑造有利于彼此互动的共生环境。共生环境不仅为互惠共生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互惠共生模式提供了和谐、稳定的环境，从而使其得以延续和发展。而互惠共生模式又为行为体提供了内在的作用机理和互动模式。通过行为体与共生议题的结合，互惠共生体系在不断的斗争与妥协中得以构建和发展。

(一)共生环境

共生环境是保证行为主体互动的重要场域。行为主体在稳定的环境中和谐互动，既能保证多方行为主体获益，又能保证共生体系的良性循环。中亚五国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自独立之初就饱受“三股势力”的侵扰，但遏制“三股势力”属于世界性难题，单凭一国之力难以应对，必须加强区域合作。(40)张宁：《“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反极端主义合作》，《国际安全合作》2018年第5期，第152页。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联合军演对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起到了有效威慑，对塑造中亚共生环境发挥着核心作用。与此同时，近四年来，中亚五国的频繁互动改变了僵化的关系，地区形势换发活力，并呈现出新的整合动向。这是继安全合作塑造地区共生环境后，中亚五国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对共生环境的进一步塑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的推动。米尔济约耶夫就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后积极调整对外政策，提出本地区优先，“零问题”周边外交理念，频繁出访中亚其他四国，主动解决与其他四国的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提出地区整合三点方案。米尔济约耶夫得到其他四国的积极回应，由此五国开始由漠视与背离转向协商合作。

第二，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联动提升地区活力。(41)何金科：《中亚安全共同体与中亚一体化趋势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第166页。中亚地区合作的总体前景取决于乌哈两国的相互作用方式。(42)Аркабий Дубнов, Навруз-2019.как пройдёт второй саммит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caa-network.org/archives/15797.乌哈联动是地区军事强国与地区经济大国的结合，不仅是实现地区整合的动力，同时也是塑造地区稳定、和平的主要力量。乌哈联动有助于带动其它三国积极对待地区问题，更进一步塑造地区和平共生环境。2018年3月和2019年11月五国元首两次会晤就是乌哈联动结果的直接体现。

第三，五国总统联动。中亚五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随五国领导人的意志而转移。中亚五国总统在两年内实现两轮会晤，不仅是时隔13年后首次，且中立国土库曼斯坦总统也参与会晤，这意味着五国摆脱僵局。同时，五国元首会晤未邀请任何域外大国领导人参加，讨论议题从安全扩展至经贸、交通、水资源和生态等，这表明中亚五国领导人开始正视地区发展问题，有意对地区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进行顶层设计。

中亚五国的安全合作源于国家生存的需要。通过共同遏止地区恐怖势力，中亚五国获得了最基本的国家生存条件，和良好的后续合作环境。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源于五国发展的需要，并形成了五国定期会晤机制。这是中亚五国“关起门来”处理“自家事务”的平台，最大程度上保证五国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不外溢，从而为中亚地区共生环境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障。中亚五国的安全合作和元首会晤改善了中亚国家关系和地区环境，逐渐形成可供共生主体互动的稳定的共生环境。五国领导的频繁互动使地区内环境展现活力，上合组织提供的对话和协商平台为五国互信的延续和加深提供了保障，这种内外环境双提升使中亚五国在政治场域展现更强的共生可能性。

(二)共生条件

哈萨克斯坦学者库什库巴耶夫(С.К.Кушкубаев)指出，中亚地区不仅是五个“阵营”的集合(набор из пяти 《станов》)，而且是由历史—文化、政治—地理、社会—经济确立起来的、具有相似性的复合体。(43)Кушкумбаев.С.К.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факторы регионообразования//Саясат,2005,No.10,С.20-23.这说明中亚五国具有同质性，从而具有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构建互惠共生体系的绝对优势。

第一，相近的历史记忆、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是中亚五国构建互惠共生体系的天然纽带。中亚五国经济互补性不强，但有由共同文明形成的文化，因而具有文化亲缘性。(44)И.В.Халанский.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ст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Вестник КРСУ,2011,Т.11,No.11,С.108.中亚五国元首均曾表达过文化优势对地区整合的作用。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曾表示：“突厥斯坦是我们共同的家园”，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提出中亚地区是“一个单一的有机体”。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有地缘关系的民族，必然会有相同的命运和相同的历史，而共同的命运和历史也必然会带来共同的利益。”(45)[哈]努·纳扎尔巴耶夫著，哈依霞译：《前进中的哈萨克斯坦》，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第二，中亚五国间的关系以友好为总基调。自独立以来，中亚五国未发生大规模的、持续性的双边战争，五国领导人也未曾相互攻击。虽然五国之间尚存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但整体上“中亚成员国间矛盾尚属可控”，(46)李亮：《上海合作组织建立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初探》，《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3期，第27页。中亚各国人民之间的总体关系并不是敌对的。(47)Аркабий Дубнов, Навруз-2019.как пройдёт второй саммит главгосударст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caa-network.org/archives/15797.这主要得益于五国均加入多个地区性国际组织，能够及时沟通和降低“对抗燃点”。此外，五国的开国总统均曾“共事”于苏联体制下，相同的俄语优势、趋同的行事风格和治国经验使他们总能在对抗与妥协之间找到平衡。

第三，共同的地区安全威胁为中亚五国合作提供了突破口。吉尔吉斯斯坦《Пикир》俱乐部的地区专家联合**伊戈尔·舍斯塔科夫(Игорь Шестаков)说：“伊斯兰国招募中亚公民加入这一组织，是对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挑战，而不是对单个国家的挑战，所以我认为，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该地区存在着高水平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协作的基础。”(48)Азамат Темиркулов, Интеграция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актуально и уже рядом, https://knews.kg/2018/12/19/integratsiya-stran-tsentralnoj-azii-aktualno-i-uzhe-ryadom/.

第四，地区形势向好，五国元首合作意愿增强。2018年3月，中亚五国元首会晤(土库曼斯坦总统未出席)发出了一个明确的地缘政治信号，即在当今世界，中亚五国将寻求更多的共同点，并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地区一体化。(49)Азамат Темиркулов, Интеграция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актуально и уже рядом, https://knews.kg/2018/12/19/integratsiya-stran-tsentralnoj-azii-aktualno-i-uzhe-ryadom/.2019年11月，五国元首再次会晤，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亦出席此次会晤，这增加了中亚地区实现某种形式整合的可能性。

(三)共生模式

在中亚目前的地区形势好于过去的情况下，借助安全合作的突破口和五国领导人的推动，五国如何构建地区性互惠共生体系呢？按照胡守钧教授对国际共生理论的研究，国际共生论是一种关于现代国家和国际组织如何存在的理论。(50)胡守钧：《国际共生论》，《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42页。按照共生模式分类，互惠共生是共生的最优选择。互惠共生避免了欧盟式的主权让渡性“捆绑结合”方式，其倡导的作用方式主要通过行为体的平等交换、合作和共享实现。交换包括意见交换，信息对接和物质交换；
合作包括对同一地区性问题的自发性集体应对；
共享是行为体分配成果的方式。运用互惠共生模式解释中亚地区整合主要是基于当前中亚国家追求的一体化没有特别具体的目标，也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寻求广泛共识，增加友谊，建立顺畅的沟通机制。(51)张宁：《中亚一体化新趋势及其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52页。同时，互惠共生模式既能走出中亚五国对国家主权寸步不让的困境，又能保证五国的独立自主性。鉴于当前中亚地区出现的新变化，互惠共生模式在中亚地区的运用通过共治、交换和分享实现。

(四)共生议题

中亚五国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数次军演增强了五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协作能力。此外，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独联体反恐中心也是中亚地区的重要反恐和反极端势力合作机制。(52)张宁：《“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反极端主义合作》，《国际安全合作》2018年第5期，第152页。安全合作不仅塑造了中亚和平的地区环境，创造了一种稳定的政治场域，而且增加了五国之间的协商能力和互信度，而五国互信度的提升又为其他领域的深入合作了提供了更多可能。

第一，安全合作有利于强化中亚地区使命感和认同度。地区安全关涉五国共同利益，没有五国之间的合作就不可能有地区稳定。(53)Андрей Казанцев、Айгуль Каженова, Новый этоп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novyy-etap-tsentralnoaziatskoy-integratsii/.无论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上合框架下的联合反恐合作，还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下的合作，亦或是土库曼斯坦对于地区安全的关切和表态，都表明维护地区安全是五国的共同追求。多年的安全合作使中亚五国逐渐接受“中亚是一个单一有机体”的地区认同。2017年11月10日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以“中亚：一样的过去，共同的未来——为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而合作”为题的国际研讨会上，乌兹别克斯坦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表示：“我们被共同的历史、宗教和传统紧密相连。”(54)Ёлкин Шамсиддинов,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 Шавката Мирзиёева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ции?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одно прошлое и общее будущее,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ади устойчив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 взаимного процветания?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https://www.standart.uz/ru/news/view?id=1252.

第二，安全合作有助于提升中亚五国互信度。自2005年以来，中亚五国离心倾向加剧，这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定位上。土库曼斯坦将本国定位为“里海国家”和“永久中立国”；
塔吉克斯坦强调本国为波斯语国家；
(55)Nicole J. Jackson, “Trans-Regional Security Organisations and Statist Multilateralism in Eurasia,” Europe-Asia Studies, Vol.66, Issue 2, 2014, pp.183～186. 转引自周明：《影响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探析》，《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第40页。哈萨克斯坦强调自己的“欧亚国家”身份；
(56)Sally Cummings,“Eurasian Bridge or Murky Water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deas,Identity and Output in Kazakhstan’s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19,No.3, 2003, pp.139; Reuel R.Hanks,“Multi-Vector Politic’s and Kazakhstan’s Emerging Role as a Geo-Strategic Player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11, No.3, 2009, p.258. 转引自周明：《影响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探析》，《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第40页。吉尔吉斯斯坦自诩为“中亚瑞士”。(57)Christian Boehm, “Democracy as a Project: Perceptions of Democracy Within the World of Projects in Former Soviet Kyrgyzstan,” The Anthropology of east Europe Review, Vol.17, No.1, 1999, pp.49～58; John Anderson, Kyrgyzstan: Central Asia’s Island of Democracy? Amsterdam:Harwood Academic,1999. 转引自周明：《影响中亚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探析》，《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第40页。然而，随着地区恐怖主义威胁的加剧以及上合组织的成立，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除外)通过共同应对威胁和借助上合组织平台进行有效沟通，其互信程度逐渐得到提升。2018年，五国正式开始双边和多边磋商，地区矛盾逐步得到解决。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恢复了已中断25年的通航，商讨划界和共建罗贡水电站；
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商议飞地交换；
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联合推动地区整合等。2018年和2019年的两次五国元首会晤正是五国互信度提升的表现。2020年9月18日，哈通社发表评论文章称，无论是对中亚地区还是更广阔的欧亚空间而言，走向未来的最佳出路都必然是一体化。(58)哈纳特·马梅特哈兹吾勒、木合塔尔·木拉提编译：《抓住“一带一路”巨大机遇，实现新形势下的全面发展》，https://www.inform.kz/cn/article_a3696045。由于地区一体化是共生理论的最高级形式，这说明五国已向合作的新阶段迈进。

第三，安全合作有助于互信逆向外溢。上合组织成立初期主要关注安全领域的合作，随后合作逐渐扩散到经济、能源和文化等其他领域，这一过程可以称为“逆向外溢”。(59)冯峥、薛理泰：《逆向“外溢”：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与扩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43页。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主要是围绕上合组织展开，合作中积累的经验也向其他领域转移。2017年11月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三国签署了《国家边界交界处区域协议》，并声称该协议是无限期的，不应被废止。(60)Партнёрство высокого уровняв Самарканде проходи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вопросам безоласност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s://carececo.org/main/news/country-office-tm/.不仅如此，哈萨克斯坦将2018年设为“乌兹别克斯坦年”，而乌兹别克斯坦则将2019年设为“哈萨克斯坦年”。

中亚地区的跨境交通运输合作是逆向外溢的表现之一。中亚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核心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出的第一站，中国连云港作为中哈物流中转基地和上合组织国家出海基地，(61)任松筠：《江苏省代表石泰峰在在连云港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理》， http://js.people.com.cn/n/2015/1215/c360300-27316738.html。这决定了中亚地区必将在全球物流运输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打造中亚物流中转站的首要条件是跨境运输网络的零障碍衔接，而这需要中亚五国合作才能完成。目前，中亚五国已形成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识。在2018年的中亚元首会晤中，地区交通运输作为其中一个议题被纳入讨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已于2020年10月15日宣布辞职)曾表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扩大国际公路、铁路、物流中心和运输终端，适时打造一个自由的过境走廊。(62)K-News,“Жээнбеков на встрече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ЦА: перед нами стоит задача заново выстроить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https://knews.kg/2018/03/15/zheenbekov-na-vstreche-glav-gosudarstv-tsa-pered-nami-stoit-zadacha-zanovo-vystroit-regionalnoe-sotrudnichestvo/.2019年11月，五国元首二次会晤时进一步表示，各国将在人员、货物、资本自由流通上通力合作，简化海关手续，方便货物过境，并改善物流系统，优先提高跨境运输网络。会上，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一再强调五国的优先方向是提高该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
(63)В Ташкенте началась саммит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Центразии, https://tajikistan24.com/v-tashkente-nachalas-sammit-glav-gosudarstv-centrazii-lidery-pjati-stran-regiona-obsudjat-perspektivy-regionalnogo-sotrudnichestva/.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强调，中—吉—乌铁路将改善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提出改善运输和通讯设施，重建运输走廊，创建中亚投资基金等相关建议；
而缺席第一次元首会晤的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在有利的条件下愿为地区国家提供港口。(64)Дамир Байманов, О Чём говорили лидеры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s://www.gazeta.uz/ru/2019/11/30/ca-partnership/.2020年9月21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视频会议上表示：“发展运输交通走廊、物流中心和码头体系至关重要，我们需要重建古老伟大丝绸之路主干线”。(65)Президент Сооронбай Жээнбеков обратился с видеопосланием на юбилейной 75-й сессии Ге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ОН, http://www.president.kg/ru/sobytiya/17820_prezident_sooronbay_gheenbekov_obratilsya_svideoposlaniem_nayubileynoy_75_y_sessii_generalnoy_assamblei_oon.

由此看来，中亚地区安全领域的合作逐渐向地区跨境交通运输领域外溢，并形成互惠共生的合作模式。五国试图合力将中亚地区打造成亚欧大陆的陆上贸易中转站或“陆上港口”，这不仅能够使中亚地区融入亚洲金融圈，而且能够带动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善，同时还能够分享过境运输产生的经济红利。

2018年3月中亚五国领导人会晤被视为是中亚一体化的重启，这意味着中亚五国领导人开始有意识地排除外部大国对中亚地区未来发展的影响，试图联合自强。本文尝试运用共生理论构建一种新的一体化模式，以分析中亚互惠共生体系的建构。共生理论强调一体共存，即无论行为体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只要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互动，就能够实现行为体的共生共存。互惠是共生模式的最优选项。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双边矛盾得到解决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联合推动背景下，互惠模式存在实现的可能性。安全和跨境运输领域的合作是中亚五国构建互惠共生体系的路径。中亚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是长期的，五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也是长期的，这要求五国必须在安全方面形成整体性。跨境运输网络的构建也需要五国同心协力完成，其结果也由五国共享，从而五国构成了互惠共生的互动模式。因此，尽管中亚地区存在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和不确定性，但就目前中亚地区的发展动向而言，互惠共生体系是可以尝试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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