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高压与蒲松龄《聊斋志异》

李洁 孙守京

摘要：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统治者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政策以期完全掌控人民。作为政治高压的衍生手段之一，文字高压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青睐”，中国历史上的“笔祸史”渊源由此而来。在这种文字高压下，历代文士即使悲愤苦闷，在诗文中却不能书写一毫一厘。但部分士子身处黑暗社会之中对现实和社会有深刻的认识，于是借用“奇闻异事”来间接地达到讽刺政府的目的。本文将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出发，进一步探讨文字高压下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内涵与目的。

关键词：文字高压;蒲松龄;《聊斋志异》

引言：

文字高压作为封建统治者加强君主专制的一种手段，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据《汉书》记载，杨恽因《报孙会宗书》而使“宣帝见而恶之”，遂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之刑。可见文字高压自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初见端倪，随后文字高压历经历代政治局势的转变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至清代发展到顶峰。以往历代虽时有“文祸”发生但远不及清代之盛，由此在清代产生了“文字狱”一说。“文字狱”，顾名思义是指因文字而导致的罪案，统治者有意从文人著作中断章取义、曲解本义以此罗织成罪，达到排除异己、维护统治的目的。清代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借此扫除了不服从其统治的汉族文士，达到了震慑人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在文学创作方面更加保守。然而一部分士子却不甘满清政府的统治，在亲眼看清科举之弊害、政府之腐败、社会之黑暗后，于愤懑悲伤中以“奇形异事”的传奇式文章来表达自己对于社会和现实的不满与讽刺之情。其中，尤以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最为著名。

一、以文為祸，哀文士之殇

中国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传统制度的国家，社会等级森严，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历代统治者不断采取各种政治手段以达到统治目的，同时对文化、思想实行高度严格把控以确保其政治统治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在中国历史上盛行几千年的“文祸史”正式产生。

西汉杨恽因《报孙会宗书》触怒汉宣帝而遭腰斩;魏晋时，嵇康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被权臣司马昭弄权斩于东市;宋朝时，苏轼因涉嫌以诗嘲讽新政而被投入“乌台”，史称“乌台诗案”。以往历代虽时有“文祸”发生，但要论哪朝哪代文字高压掌控欲望最为强烈，当以清代之最。满清政府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自入关起便十分注重对于汉民族的掌控，在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实行高压统治。为打压有逆反心理的汉族文士，镇压不利于自身政治统治的思想言论清代治者有意从文人著作中断章取义、曲解本义以此罗织成罪，达到排除异己、维护统治的目的。

自康熙年间开始，文字狱的规模超越以往各代，据统计，康熙年间发生的文字狱大大小小共有20多件，其中属两起案件规模最大、牵连最广，这就是著名的“《明史》案”和“《南山集》案”。“《明史案》”中“庄氏家族、纂修者和为此书写序、校对以及买卖、刻印的等共 70 余人皆被斩杀，还有数百人充军边疆。时庄氏已死，也被开馆戮尸。”[1]

在“《南山集》”案件中受到牵连的人数高达几百人，或处于斩刑，或充军，或流放宁古塔，其中早已身死的方孝标仍被发棺戮尸。

在此背景下，满清政府虽除去了异己强化了其统治地位，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一场异常严酷的浩劫。如此种种，致使文人士子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怀着一种畏祸意识，这种畏祸意识使得其在面对清政府的文字高压时敢怒不敢言，但部分有志之士在看清满清政府的丑恶嘴脸之后不愿与之合作，但迫于清政府的文字高压，他们无法直接书写自己内心的所感所想，便采取了一种消极的不抵抗不合作的态度，便借用道听途说或独立创作的“奇形异事”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讽刺之情寄托在其中。

二、“集腋成裘、仅成孤愤之作”

屈原因主张抗秦而遭小人迫害，楚怀王也听信小人谗言而放逐了他。面对内忧外患和被放逐的命运，屈原忧愤之下而作《离骚》，由此创立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借香草美人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情感;司马迁因李陵降敌一事惨遭宫刑，劫后苟延残喘的他一度想要以死来洗刷屈辱，但一想到“书未成，名未立”，他便忍受着极大的耻辱发愤著成《史记》，由此创立了一种“太史公曰”式的史评模式;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开篇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在面对人生几起几落、仕途坎坷不平的命运下，韩愈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并结合他所亲身经历的社会黑暗现实提出了“不平则鸣”的口号，为自己，为友人，为天下百姓“鸣不平”;而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也就是说《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因孤愤而作。联系前文，无论是屈原的“忧愤之作”还是司马迁的“发愤之作”，抑或是韩愈的“不平则鸣”都有一定的时代内涵，那么蒲松龄的“孤愤”又从何而来呢？

近代郭沫若评《聊斋志异》，称其“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蒲松龄一生未入官场，却心怀黎明百姓，在他的《聊斋志异》中记录了当时统治者贪暴不仁，官吏贪赃枉法的黑暗现实。《席方平》一文中席方平为父伸冤魂魄入阴司地狱，在冥间的种种遭遇正是对现实人间的统治者颠倒是非、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等种种恶行的真实写照;《考弊司》中描述考弊司堂下两块石碑刻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却做着“不必有罪”，“例应割髀肉”的勾当，除非“丰于贿者”才可免除。可见，蒲松龄正是以阴司冥间作为对照将人间的污秽不堪摆在了世人面前，将现实人间官府的黑暗浑浊和官吏的贪婪残暴一针见血的撕裂出来[2]。

三、“君子曰”、“太史公曰”的“异史氏”自比

《左传》中作者通常托君子之口来表现对某一事件或人物的评论;《史记》中“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个人解释和看法;而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则以“异史氏”感慨评点故事作结。个人认为蒲松龄正是通过这样的自比将《聊斋志异》与《左传》、《史记》放在了同一水平层面，在思想感情、艺术手法、叙述目的上追求高度统一的结果。

《左传》为失明的左丘明所著，主要记载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同时对同一时期的各种礼乐制度、规章典范、风俗人情等均有记述。据统计，在《左传》中共有83条“君子曰”或近似于“君子曰”的评语[3]，但联系整篇文章便会发现“君子曰”的出现与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并无直接联系，删减之后对于整体文章并無实际影响。同时这些“君子曰”评论掺杂以史事和伦理道德，二者相以混合，共同建构了《左传》“君子曰”的评论模式。具体考察便会发现“君子曰”的评论模式实际和“春秋笔法”的批评手段起到了相同的作用。左丘明借君子之口隐晦地将自己的褒贬感情色彩带入其中，将自己评论者的身份隐藏了起来;

与《左传》不同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加以评论时便直接亮明了评论者的身份为“太史公”，其后有人考察发现，“太史公”实际是司马迁的自谓。据统计，《史记 》全书 出现“太史公曰”的频率共计一百三十四处，约占《史记》全书总字数的百分之六[3]，可见，“太史公曰”在《史记》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史记》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他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太史公曰”表达了出来。细察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彼时正是汉武帝加强君主专制的时期，对于思想文化的控制也异常严格，这使得文人士子无士人畅所欲言，司马迁作为一个讲求历史真实的史学家，虽要表明自己政治立场却在专制掌控下无法实现自由，便借助言辞隐约、委婉含蓄的“太史公曰”式的史传评论将自己对于汉王朝的讥讽、批判夹杂在其中;

而《聊斋志异》同《左传》《史记》一样，在总结评论时借助“异史氏”加以评点。在蒲松龄生活的年代比之司马迁对于思想文化的掌控更为严格，他无法直接书写清代统治者统治之下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但也不想以文唱和取悦统治者，在这双层的夹缝里蒲松龄艰难创作。同时面对统治者的重重压制，他内心的“孤愤”之情难以抑制，便通过“异史氏”的体例将个人情感注入其中讽刺、批判了愚弄和抑制文人士子的清统治者。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史记》都是属于事件真实的“正史”，而《聊斋志异》则属于“野史杂传”，这三者统一于同一层面，由此蒲松龄向我们展示了满清政府政治高压下的性格真实，表明自己对于清廷的排斥心理。

综上所述，蒲松龄生活在明末清初易代之际，此时正是满清政府打击汉人士族集团、镇压地方起义的时期，并且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清朝已经是强弓末弩之时，所以在一步步加强专制统治的同时，政府内部组织已经开始出现问题。蒲松龄一生从科举失利到坐馆几十年，亲眼目睹满清政府统治下满目疮痍的现实社会，在文字高压之下他无法直接呐喊出声，便借鉴《离骚》之“忧愤”、《史记》之“发愤”和韩愈之“不平则鸣”的情感和《左传》、《史记》之笔法来讽刺康熙政府的黑暗。纵观《聊斋志异》看似在写狐鬼，实际在写现实社会;看似谈笑戏谑，实则辛辣讽刺。

参考文献：

[1]李成丹.论清康熙朝的文字狱及其影响[J].知与行，2017（05）：71-74.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273

[3]郭学利.《左传》“君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比异[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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