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子扬，张莉
（1.成都中医药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7；
2.四川大学 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国家统计局于2022年2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67亿人，占总人口的18.7%，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01亿人，占总人口的14.2%，提示我国已经进入中度老龄社会①根据国际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4.00%即进入中度老龄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
国外老年学出现了跨学科发展的趋势（徐昊楠等，2020），并总体呈多元化发展，中国老年学研究则多以西方理论为依据开展实证研究。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关于老龄社会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党俊武，2018）。
在实践中，各国主要通过政策性投入和相关产业建设，为老年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延伸服务。我国老龄政策已经覆盖经济保障、医疗卫生和健康支持、养老服务、家庭支持、居住环境保障、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韩启民，2018）。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老龄产业经历了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速老龄产业发展融合、建设老龄产业体系的阶段式发展（肖文印，2019）。但高质量老年生活除了需要在供给侧进行结构优化的持续资源投入外，还需要从需求侧推动精准施策，为人们的老年期生活注入更加积极的意义，使人们的老年生活变得更加主动、丰富和个性化，这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
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发布的《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报告中，强调老年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享有机会平等的权利，并以老年人权利而非老年人需求为基础提出健康、参与、保障三支柱的政策框架（WHO，2002）。我国从“十一五”规划开始不断探索积极老龄化理念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方式（邬沧萍，2013）。党的十八大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被确定为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我国针对人口老龄化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做出的一揽子重大战略部署。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规划》界分年轻社会和老龄社会、积极面对老龄社会的终极意义（党俊武，2019）。
与强调知识精英、知识价值、知识对社会发展的驱动力等关于知识社会的认识（吴永忠，2008）有所不同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发布的《迈向知识社会》报告中，从人类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了以多样性和知识共享为主要特征的强调人的价值的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ies）概念，谋求建立基于知识、互助和公共服务的“人性化”可持续发展模式（罗晖 等，2006）。
我国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知识社会构想在人本意义上具有共性，都强调将社会支持与人的积极行动有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有效性表现为，社会个体普遍地利用外界条件开展以实现自身不同权利为目的的主动行动，这些行动即为个体行权活动。德鲁克提出以人和知识为对象的知识管理革命，认为知识管理会成为知识社会的一个生长点（林聚任等，2001）。个体行权活动伴随相应的知识产生和运用过程，基于知识管理视角对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中的个体行权相关问题进行整合，有助于打破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种供给侧主体间的条块区隔，从需求侧为提升我国老龄社会内生动力提供一条实践进路。
知识社会应当把人、知识、社会三者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看待（张义忠 等，2008）。本研究基于《规划》给出的中国特色老龄社会建设图景，构建了人、知识、社会三维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基于个体行权的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与知识管理的结合框架
《规划》从社会财富储备、劳动力供给、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科技创新能力、社会环境构建等五个方面进行战略部署。我国“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国情，决定了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考虑老龄问题。因此，《规划》涉及诸多发展问题与老龄问题的并行领域，同时还包含面向年龄友好社会的基础性和长期性的专门问题。本研究根据老龄问题是否与个体行权活动产生直接联系，以及与发展问题或年龄友好社会的相近关系，对《规划》内容进行取舍和归类，并将其作为社会维度的分析背景。
在人的维度上，考察个体在行权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权利诉求和权利实现方式。从运用知识实现权利的角度看，个体扮演知识提供者、知识接收者等不同知识角色，这些角色利用知识的目的和方式不同，并由此展现知识的不同属性，使知识管理问题具有不同特征。
德鲁克从组织结构转变和把知识应用于管理的全过程两个方面，阐述了知识管理革命的含义（林聚任 等，2001）。知识管理以人和知识为对象，知识对象差异带来知识管理方式的差异。当科学主义支配的理性知识观逐渐被打破，个体认知对知识构建的意义被强调时（张义忠等，2008），知识差异不仅取决于知识本身，还与使用知识的人密切相关。知识隐性与人的意会知识相关。因此，知识的显隐性影响知识的表达方式。知识的专业性影响知识的受众构成。知识的理解性是指，知识的具体内涵与知识主体的不同理解有关。知识的理解性会影响知识的产生方式。知识的境域依赖性影响知识的运用方式，是指知识可以与不同意义系统产生关联从而具有不同内涵（张义忠等，2008）。知识的文化依存性影响知识的社会嵌入方式。知识的创造支持性影响知识的可利用价值①此处的可利用价值是指，由行权个体而非其他主体基于当前知识进行知识创造所产生的价值。，其反映了未来知识受当前知识影响的程度。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涉及的不同老龄问题中，个体行权活动的关键知识环节和相关知识属性有所不同，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老龄问题中个体行权的关键知识环节及相关知识属性
主动进行养老储备的观念正在逐渐被人们接受（Shi，2018）。储蓄、保险、投资等方面的知识，能够推动家庭、个人更加积极地进行养老储备安排（徐佳 等，2019）。储蓄是家庭和个人养老储备的主要方式（张文娟等，2018）。储蓄知识是公开和普适的，其专业性、理解性、境域依赖性、文化依存性较弱。家庭和个人的储蓄行为通常并不复杂，与之相关的新知识较少。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保险、投资等方面的养老储备方式，使养老储备知识的专业性得到强化。虽然在我国养老保险市场尚未成熟和投资渠道尚不丰富的总体环境中，保险、投资等知识因人而异的理解性和因地制宜的境域依赖性不能得到充分体现，但其仍是储蓄方式的有益补充，有利于产生关于储备方式多样化的新知识。
社会财富的逐渐丰富，使养老、医疗、照护、福利与救助等基础性社会保障资源的供给不断增加，从而为个体基本权利提供了全方位保障。利用这些社会保障资源的知识具有公开性、普适性和统一性，其专业性、理解性、境域依赖性、文化依存性较弱。个体根据所获知识决定利用哪些资源以及如何利用资源，并产生与之有关的新知识。
有效的终身学习体系需要决策者、教育者、学习者共同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分析、评估和调整（Tam，2018）。在此过程中，学习者的权利体现在充分表达知识需求和了解知识来源方面（傅松涛，2003）。个体不一定明确知晓自身的知识需求，其表达可能是模糊的甚至偏误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表达内容的真实所指，因此知识的理解性和境域依赖性较强。外部知识源对知识的描述通常是显性的，并且可能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这种描述针对人群而非针对个体发布，个体获取这种知识后需要判断其是否与自身需求相匹配，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解性和境域依赖性。个体在了解知识来源后，可能产生与学习行动有关的新知识。
老有所为不仅是我国应对老龄化的客观需要，也是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邬沧萍 等，2011），它正从精英式向普适性转变（杜鹏 等，2011）。个体需要表达自身能力以及获取能力用途的知识。经验与积累使得年龄优势在智力型行业中有更明显的体现（赵昕东等，2019）。从事智力型工作的老年人在进行能力表达时具有较强的隐性、理解性、境域依赖性，但从事体力型工作的老年人则无须具备复杂能力，甚至只需具备基础教育水平即可（Yamashita et al.，2018），这会在总体上削弱老年人能力表达的隐性、理解性、境域依赖性。老年人获得的关于自身能力用途的知识来自外部，通常其形式较为直接且内容明确。但个体在获取能力用途知识后，必须将其与自身相结合才有实际意义。因此，能力用途知识具有一定的理解性和境域依赖性。老年人根据所获知识，可能产生重新理解和运用自身能力的新知识。
养老服务消费是具有复杂社会嵌入关系的消费行为，尤其受到家庭养老方式的影响（王晓波 等，2021；
Zhang，2019）。获得确为自身所需的服务，是实现个体权利的关键环节。老年人应能够充分表达其个性化服务需求，并可以获取能够有效利用所需服务的知识。老年人提出的服务需求大多较为直白且专业性较弱，但也存在词不达意或表达偏误的可能性，因此具有一定的隐性、理解性、境域依赖性，并受到其文化背景的影响。老年人所获得的利用服务的知识主要来自服务供给者，虽然其在形式上具有显性特征，但市场化的多样性服务设计，使这些知识与老年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时可能表现出一定的理解性、境域依赖性、文化依存性。老年人根据所获知识可能产生与服务消费行为有关的新知识。
市场化的适老产品涵盖广泛，涉及生活用品、老年功能代偿产品、智慧健康产品、康复辅助器具等，应确保老年人获得的产品为其所需。对适老产品的需求表达与对养老服务的需求表达在知识属性上具有相似性，只是有形产品因受更多技术性因素制约而限制了需求表达的文化依存性。技术性因素使有效利用适老产品的相关知识可能具有一定专业性，而市场化产品设计又可能使这些知识产生境域依赖性。老年人根据所获知识可能产生与产品消费行为有关的新知识。
老年服务科技化着眼于老年健康科技、老年辅助技术、信息化老年健康服务等科技推动作用突出的领域（黄鲁成等，2019）。个体难以从技术角度提出需求，并且只有通过获取有效利用这些服务的知识，才能受惠于科技创新。有效利用科技化老年服务的知识主要以显性方式展现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其理解性和文化依存性较弱。老年服务科技化通常在某种或具体或宏大的服务境域前提下开展科技创新（Cao et al.，2018；
Carlsson et al.，2016），从而削弱了个体所获取知识的境域依赖性。个体按照技术给定的方式利用服务，其所获取知识的创造支持性较弱。
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提倡“主动健康观”下的健康生活方式，强调精神和社会层面的健康行为（党俊武，2021）。个体应主动获取关于健康生活方式的知识以及将自己的健康生活经验分享给他人。当健康生活方式的相关知识在医学、社会学、心理学乃至哲学等更为宽广的角度传播时，知识的意会性（隐性）随之产生，并且获取和分享知识都涉及知识向个体的内化过程——获取的知识需要转化为自身的理解，分享的知识也会被他人进行转化和理解——因此均具有较强的隐性、理解性、境域依赖性、文化依存性。所不同的是，个体获取自用知识时，可以追求更强的专业性并对这些知识进行更加积极的利用，而在对外分享知识时，则需降低其专业性并且不能强求他人接受，两种情况下知识的专业性和创造支持性有所不同。
老年健康是包含长期和短期、身体和心理、自我和环境等不同层面的多维健康概念（Fullen，2019）。我国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谋求建立覆盖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等多种功能的健康服务体系。复杂的健康服务工作对供需匹配提出了实务要求（黄晨熹等，2020）。个体通常无法了解健康服务体系的全貌，所表达的健康服务需求以及获取的谋求有效利用健康服务的知识可能具有片面性，由此产生的健康服务资源利用方式对供需双方都不是最佳选择，需要对这些知识进行挖掘和补充以获得更好结果。因此，这些知识具有一定的隐性、理解性、境域依赖性。个体获得的利用健康服务的知识可能具有专业性，并且个体由于受到中医药文化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筛选和接收知识时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个体根据所获知识可能产生选择和利用健康服务的新知识。
依靠亲戚朋友支持的居家养老方式可能由于家庭隐情而变得脆弱，社区直接或间接提供的养老服务可以有效补充居家养老的不足（Kaye，1985；
Yang，2018）。我国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对居家社区养老和家庭支持体系均做出了制度安排。每个家庭的特殊情况使个体表达的养老服务需求及家庭建设需求带有一定的隐性，同时也增强了其理解性、境域依赖性和文化依存性。相对于每个家庭各不相同的情况，外部提供的养老服务和家庭支持在多样性及灵活性上通常不足，与此相关的知识在隐性、理解性、境域依赖性、文化依存性等方面有所减弱。个体根据所获知识可能产生调整养老和家庭建设方式的新知识。
我国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提出完善法律层面的老年权益保障体系。法律知识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并且其普适性要求使其更具显性特征，同时其理解性、境域依赖性、文化依存性较弱。这些权益保障知识赋予个体更多的行动自由，从而可能产生与新行动有关的知识。
年龄友好社会需要从物质到社会环境、从微观到宏观的多角度、多层次的长期系统性建设（Noordzij et al.，2019）。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每个个体都积极参与进来，建言献策并传递正能量。这既是实现个体社会参与权利的过程，也是个体享有社会进步对自身良性反馈的过程。对美好社会的认知具有共识特征，其知识显性较强并具有文化依存性，而专业性、理解性、境域依赖性较弱。从长期来看，大多数人会调整自身认知和行为以适应社会进步，并产生与此相关的新知识。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中与个体行权相关的知识管理问题具有如下特征。
（一）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中与个体行权相关的知识管理问题具有复杂性
与个体行权相关的老龄问题既涉及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领域，也涉及建设年龄友好社会的专门领域。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领域又可分为发展问题向老龄问题延伸的领域和老龄问题向发展问题延伸的领域。前者如社会财富储备问题及社会人力资源供给问题在进入老龄社会后的特殊演变，后者如养老服务市场化。在这些老龄问题中，既涉及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不同生命阶段的个体，还可能面临老年数字鸿沟这种带有普遍性和基础性的特殊问题（陆杰华 等，2021）。因此，知识管理工作在组织方面牵涉不同的知识个体及其行为准则和方式，在知识对象方面，需要考虑知识的不同属性以及知识运用的不同条件和方式，这使得相关知识管理问题呈现复杂化特征。
（二）知识隐性与知识表达条件或个体知识表达能力呈负相关
在老龄问题中，个体通常需要明确表达知识以获得外部帮助或与外部进行有效沟通。降低知识隐性需要良好的知识表达条件。除了表达渠道不畅、表达手段单一等原因，不利的知识表达条件还可能源于表达参与者之间的认知差异，如个体在分享健康生活经验时与他人之间的认知差异。
知识隐性还会受到知识表达能力的影响。当老龄问题中的个体作为知识接收者时，知识提供者一般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外部主体。这些主体的知识表达能力较强并且所表达的知识通常具有共性，知识隐性相对较弱。只有在这些知识需要内化为接收者的独特理解等少数情况下——如关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外部知识向个体内化时，知识隐性才相对较强。知识表达能力影响知识的隐性主要发生在个体作为知识提供者时。个体往往为了求助而提出需求。由于不能掌握当前和未来状况，并且由于缺乏对需求产生和满足的条件及其过程的足够认知，个体往往无法全面准确地表达需求，从而增加了所表达知识的隐性。
（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初衷要求弱化知识运用过程中的专业性限制
积极老龄化理念和知识社会构想都强调个体权利应当在普遍意义上实现。减少知识运用的专业性限制，是使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惠及大多数人的内在要求。
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涉及多领域专业知识，但与个体发生交互的接口知识应尽量简单和通俗易懂，尤其是与大范围基础性资源利用相关的知识更应当易于推广和学习。当接口知识不可避免地带有专业性时，应尽量做到表述通俗化，如对于老年权益保障体系的知识利用宜进行通俗表述。
个体提出的需求也可能带有一定专业性，可以将其视为个体与社会的接口知识，如个体提出的专业学习需求，此时强求知识表述通俗化可能扭曲或淡化个性化的需求，可以借助信息技术等其他手段为个体需求寻求与之相匹配的资源。
（四）权利个性化促进了知识的动态化产生和场景化运用
知识社会不仅带来了物质生产的知识化，还带来了精神生产的平等化、自觉化和多元融合（冷树青 等，2006），从而促进了权利个性化。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养老政策在经历了应急、普惠、条块和模糊的长期发展后，走向前瞻、差异、衔接和具象化的地方实践（赵向红 等，2018），并在《规划》等政策文件中上升为制度设计。
不同老龄问题中的知识角色既有共性表现也有个性表现。在基础性、普及性的资源供给和环境构建问题中，个体在追求权利时更加注重获得无异于他人的同权，而在个人发展、产品和服务市场化、对多元服务体系的灵活利用、居家社区养老、健康生活方式等具有个性化展现空间的老龄问题中，个体追求基于个人理解和具体境域的差异化权利，从而使得知识的动态化产生和场景化运用成为知识管理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常态情形。
（五）知识的文化依存性与个体在老龄问题中的主导性呈正相关
我国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建立在国家发展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发展的诸多制度与实践同西方经验有紧密联系，传统文化对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影响力被削弱，但在健康生活方式、居家社区养老及家庭支持、年龄友好社会建设等老龄问题中，仍然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知识的文化依存性。个体是这些老龄问题的主要推动者和（或）主要操作者，并且个体行为没有处于与西方传统紧密联系的机制性制约中，从而使个体掌握着问题的主导权。这反映出传统文化仍以人为载体和纽带，在局部显著影响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进程。
（六）个体知识创造的效果主要在长周期中展现
我国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在“应对”的基础上“积极”面向未来，既谋求解决当下向老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也着意为未来的老龄社会构筑健康与和谐的精神内核。
解决当下老龄问题的基本力量来自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性投入，个体的知识创造行为主要发生在执行国家方案的过程中，以实现短期目标为主且影响面狭窄。着眼长远的战略内容在物质方面的直接安排主要落实在权利保障条件的体系化完善上，间接物质安排则体现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完善市场环境上。无论直接或间接物质安排，个体在相关老龄问题中的知识创造空间仍然受到外部条件制约，而对于健康生活方式、年龄友好社会建设等长远战略设计，国家需要通过引导而非强制的方法，通过个体的认知和行为转变来实现。个体知识创造在这些精神建设领域拥有较大空间，但也因此需要在一个较长的周期中展现其效果。
以下从相关知识管理问题的特征出发，提出我国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下推进个体行权的知识管理策略。
（一）构建推进个体行权的系统性知识管理体系
知识管理以知识个体和知识为管理对象，为整合不同老龄问题在目的、参与主体、内部机制等方面的复杂性提供了可能性。将老龄问题中的行权个体视为“知识个体”，以知识行为为主线建立个体的系统性组织方式和组织制度。通过考察老龄问题中各种知识发生作用的目的和机制，发现作为管理对象的知识之间的系统性联系，从而建立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一揽子知识管理制度。
（二）创造良好的知识表达条件和提高个体知识表达能力
促进个体之间或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知识沟通，是老龄问题中个体行权的普遍要求，而良好的知识表达是有效沟通的前提。
为创造良好的知识表达条件，应改善知识的发送端、接收端条件以及两端的联结条件。个体应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手段方便地发送知识，并使知识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手段被有效接收。虽然面向老龄社会的供给越来越丰富，但个体对此往往缺乏及时、充分的了解，并且个体对自身的潜在需求也可能缺乏准确认知，导致他们在基本需求之外难以提出有效发挥社会供给能力和有益于自身全面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因此，提高个体的知识表达能力，不仅需要提升个体的知识表达素质，还应拓展个体了解社会和自身的渠道和手段。
（三）提升接口知识的客户化管理水平
与个体发生交互的接口知识的存在状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知识模块化的接口知识，其需要实现对内部知识的合理“封装”以及内部知识与接口知识的恰当关联。这种接口知识通常由个体以外的各种组织提供并管理。另一种是基于个体表达的个性化接口知识，其与个体内在知识的边界划分和关联方式较为模糊且多变。这种接口知识通常表达个体的知识需求，作为知识提供者的外部组织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对其进行动态化和碎片化管理。因此，无论何种状态的接口知识，均应主要由个体以外的知识提供者承担管理责任。这些相对于个体而言具有知识优势的主体应秉持服务理念，提升接口知识的客户化管理水平，为个体知识需求者提供精准服务。
（四）建立知识产生和运用的柔性管理机制
针对具有知识动态化产生和场景化运用特点的老龄问题，建立柔性知识管理机制，是实现个性化权利的必要保障。为此应注意两点。一是在不同老龄问题中，个体在知识提供和知识获取上的动态化、场景化程度可能会有所区别。如在终身学习问题中，个体的知识需求比获取的知识更具动态化和场景化特征；
而在老有所为问题中则与之相反。认识这一点有利于判断柔性管理机制的着力方向是个体自身还是个体与外部知识源之间的联系。二是在不同老龄问题中，知识动态化与知识场景化的强弱程度并非总是协同的，少数情况下二者互不协同，并且往往是知识场景化运用的特征更加突出。认识这一点有利于从人和事两个角度建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柔性管理机制，并且可以提醒管理者：在老龄问题中，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可能更强于认知对人的影响。
（五）以人为本，发挥传统文化优势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2005）发布的《迈向知识社会》报告指出，知识社会应当“不（是）仅仅满足于保持多样性，而是更要依靠多样性，把多样性看做优点而不是弱点”，并将“本土化知识”作为保持和利用知识多样性的锚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雄厚的民间基础，传统文化在个体主导性较强的老龄问题中发挥着明显作用。关于传统文化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中个体行权的影响，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是传统文化可以影响个体对知识的取舍和解读，如中医药文化对个体健康知识的影响。认识这一点有助于管理者从传统文化角度将管理手段与个体实际情况相结合。二是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长期影响个体的认知和行为，对许多老龄问题的长期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是将个体权利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长期目标妥善结合的有效工具。总体而言，以人为本考察知识的社会嵌入方式，积极发挥传统文化优势，提升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本土化程度，可以借助个体行权降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推行成本。
（六）建立个体知识创造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长周期互动机制
当依赖国家提供的制度和物质条件时，个体知识创造容易被引导和制约。当进行精神生产时，个体知识创造的制度依赖性和物质依赖性有所减弱。个性化在打开创造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低效创造甚至负面创造的风险，而长周期显效的特点，使这些风险难以被及时发现和防范。因此，需要从长周期考察的视角建立个体知识创造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互动机制。建立该机制时应注意两点。一是加强对外部知识的供给管理，减少无效知识和负面知识输入。个体知识创造需要知识环境支撑，通过知识供给管理优化知识环境，可以引导个体知识创造走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设定方向，并可以将知识创造的成果转化为新的知识供给，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二是建立基于长期效果的监测体系，并实施引导性纠偏措施。为避免干扰个体的知识创造活力，监测和纠偏均应针对个体知识创造的趋势性后果展开。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核心理念。知识社会以知识为手段挖掘人的价值，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通过知识管理促进个体行权，可以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实践方向之一。不同老龄问题中个体行权的条件和方法不同，需要的关键知识也不同。本研究通过分析关键知识的属性，了解相关知识管理问题的特征，进而给出了关于知识管理工作的策略建议。
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既立足于当下老龄社会转型期的现实要求，也着眼于未来老龄社会常态化后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精神培育，这样的战略视野和架构为个体行权提供了一条由简单到复杂的实现路径。在老龄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剧烈变化限制了个体权利的个性化表现；
而在老龄社会常态化后，个体权利将具有充分的个性化展现空间。知识管理重点的变化反映了这种趋势。在与发展问题紧密相关的老龄问题中，与个体行权相关的知识属性变化主要发生在显隐性、专业性、理解性、境域依赖性等对转型期应对措施较为敏感的方面；
而依赖于个体主导地位的文化依存性，以及反映个体精神生产成果的创造支持性的变化，则主要与面向未来年龄友好社会的老龄问题有关。知识管理重点与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下个体行权活动简繁变化趋势的这种结构性对应关系，说明围绕个体行权构建知识管理体系，可以与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进程实现步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