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海峰 徐 瑶
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生活困境基本是靠儒家伦理衍生出的求—助关系解决的，差序格局、人情、回报等因素催生出一种互助关系，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在关系中的责任，以及承担责任可以期望的回报。这个“超稳定结构”在民国时期面临巨大危机，当时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艰难地推进现代化进程，旧有的社会结构在动荡中逐渐解体，激增的社会问题无法指望传统的不稳定的非正式支持予以解决。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也引入了社会工作这一新生事物，承担探路者角色的就是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
社会服务部作为北平协和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初创和北平协和医院的建设密不可分。
(一)洛克菲勒基金会医学援华的历史背景
美国早期的清教徒秉承传统，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从而形成了美国先民优越感的迷思。这种宗教优越感结合进化论使得美国人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极端思维，他们把世界简化为“选民/弃民”以及“文明/野蛮”，“选民”和“文明”代表宗教与世俗的发展方向，加之“千禧年主义”的影响，开始笃信迎接基督降临必须净化罪恶的世界，即“弃民”和“野蛮”应该被拯救。于是，以清教徒为代表的美国，宣称要依从上帝的意旨，把基督福音输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国就成了宗教信徒们最向往的试验场，他们对东方的净化之旅满是憧憬。
这场“净化之旅”被辅以另一个工具——科学。“他们认为***精神是一种道德力量，而理性与科学则是社会变革的原动力，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可以将贫穷落后而又古老辽阔的中国改造成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国度。”(1)张大庆:《中国现代医学初建时期的布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当时承担科学推进任务的先锋是美国各大基金会，尤其是有着***背景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一世认为，诚实地挣钱是响应上帝的号召，把钱捐出去则是上帝意旨的另一面。按照教义的规定，洛克菲勒把收入的10%捐给教会和做其他慈善，为了更有效率地达到慈善效果，他雇用了浸礼会牧师盖茨。1897年，盖茨接触了名医奥斯勒的《医学的原理与实践》，深受启发。随后大力倡议洛克菲勒把慈善重心放在医学事业方面，他相信这是最能直接造福全人类的领域。基金会在医学事业方面确立了三个策略：建立医学科学研究机构、改革医学教育与协助改善公共卫生。
值得一提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把推进医学事业的目光投向东方，这也和美国国内所面临的改革举步维艰有关。它曾牵头美国多家基金会对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在内的7所医学院进行改革，但是这些医学院历史悠久，利益盘根错节，改革陷入僵局。比如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推行“全职教授”的政策就一波三折，最后不了了之。基金会设想，在遥远的东方开辟一个完全零基础的试验区，按照当时最高标准建造一所理想的医学院。
1906年，英国伦敦会联合美国公理会、长老会、美以美会、伦敦教会医学会和英格兰教会五个宗教团体组建了一个联合办学的教会医学校，冠名“union”，雅译“协和”。协和医学堂由8所医学堂组成，北京协和医学堂是其中之一，由于经营不善，1915年6月，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20万美元将其收购，并改造成日后的北京协和医学院(1929年更名为北平协和医学院)。
(二)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创建的历史渊源
为了确定医学援华的最佳路径，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09年至1914年三度组织专家团来华考察，最终确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建设项目。关于医学院的建设标准其实一直存有争议，“考察团曾在中国广泛征求意见，当时有两种看法：一种主张标准可以低一些，以适应目前急需；
另一种主张从长远利益出发，要求办高标准的学校，培养高级人才，将来可以占重要领导地位，发挥更大的影响作用。考察团同意后一种，这可以解释后来的协和为什么是长学制，为何自办预科，为何用英语教学。”(2)常青：《协和医事》，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18页。“办高标准的学校，培养高级人才”，那么这里的“高标准”具体指什么？是不是有了“优秀的教师队伍，装备优良的实验室，高水平的教学医院和护士学校”就够了？(3)常青：《协和医事》，第21页。要回应这些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20世纪初叶的医院社会服务的发展状况。
医院社会服务起源于理查德·C.卡博特(Richard C.Cabot)，他于1905年在马萨诸塞州总医院门诊部建立了第一个社会服务部门。起因是卡博特通过长期医疗实践和观察发现了专业化对医生的限制，医生只能负责技术环节，并且有不断深入下去的趋势，而患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其他问题被忽略了，或者说医生们力有不逮。“在马萨诸塞总医院的社会服务部门的个案社会工作中，我们习惯于通过个案记录的每月报告总结以下病例的四个问题：这个病人的身体状况怎么样？这个病人的精神状态怎么样？他的周围环境怎么样？他的精神和精神环境怎么样？医生很容易了解到这四件事情中第一件事情，即身体状况；
对第二件事，即精神上的情况——医生只了解一点点，而几乎不了解另外两件事情。”(4)[美]Mary E.Richmond：《社会诊断》，刘振主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7页。通过这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卡博特所期许的社会服务部将提供两种服务：医护人员的辅助；
精神状态、生活环境以及精神环境方面的独立工作。有别于医生专精疾病不问其余，社会服务部尽可能广地涵盖患者的致病因素和康复需要，而且卡博特不是把医疗和社会工作杂糅一起哗众取宠，他特别强调二者结合的有机性。随着医疗社会服务积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它在医疗系统的地位逐渐获得了认可。到1915年，美国医疗机构改革时提出的医院准入标准就涵盖了社会服务部，1917年里士满出版《社会诊断》一书，则为医务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理论保障。与此相呼应的是，人才培养迅速纳入正轨，从业人数激增。“到1919 年美国已有17所社会工作学院,1923年,其中13所社会工作学院处于大学之中。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医院协会(AHA)首次正式与医务社会工作联系起来,当时有300所医院已建立社会服务部。1930年医院社会服务部的数量已超过1000个,有些医院只有一位社工,某些医院社会工作者多达50人。”(5)刘继同：《美国医院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历史经验》，《中国医院管理》2007年第11期。
在此背景下考察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历史，这所医院1907年就已经设立了社会服务部(仅比马萨诸塞州总医院晚了两年)。以之为范本的北平协和医院又怎么可能忽略这个在辅助治疗、医患沟通、提高医院声望等方面日益崭露头角的力量呢？所以，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并不是某种点缀，而是医学院成立之初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前身叫“宗教和社会服务部”，服务部主任斯沃茨是位神父，职责是管理机构成员的宗教生活，这个部门提供的宗教服务并不具有强制性，而是自愿的。即便如此，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美国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艾达·坎农——依然意识到宗教性会影响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因此极力主张社会服务部独立出来。1921年5月，她的学生蒲爱德再次回到北平协和医院时，需要接手的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服务部。
当然，在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东方开展社会服务，先行者们不免心存疑虑。社会服务部首任主任蒲爱德曾著文说：“当时，在中国存在着关于进行家访是否可行？社区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以使社会工作可以有效开展的疑虑。因此，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成立之初的3-4年间，始终在探索哪些是可以开展的服务。”(6)[美]Ida Pruitt：《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1927-1929年度报告》，谷晓阳、甄橙、刘继同译，《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年第5期。事实证明，蒲爱德的担心是多余的，“除极少数情况之外，病患们都欢迎社会服务部的人员到家中探访。病患们因为有人对他们像关心自己一样而感到格外高兴。他们不仅与我们交谈，向我们倾诉，允许我们访问他们的家庭，而且他们还带着他们的问题主动来拜访我们。”(7)[美]Ida Pruitt：《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1927-1929年度报告》，谷晓阳、甄橙、刘继同译，《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年第5期。这不难理解，对于在战争、瘟疫、饥荒等等苦难中挣扎太久的中国人，有人关心，或者有个寻求帮助的渠道，不亚于久旱甘霖。
民国很多学者研究都暗含了这样一个先在倾向：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是处于劣势的，需要向西方的团体格局、法制等学习借鉴。但在社会服务部的工作中，没有表现出文化自卑，反而显现出某种实用主义倾向，即清醒地判断案主的状况，以案主问题为中心，不带任何时代情绪地寻求资源最大化的可能性。这一切得益于蒲爱德自觉地消除了文化他者的身份。
(一)蒲爱德开启的本土化视野
1921年，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成立之初，蒲爱德在工作中就充分考虑到中国生活环境的特点，这和她的成长经历有关。蒲爱德的父母都是浸礼会教徒，响应上帝的意旨来中国传教。1888年，她出生在山东省黄县，此后到1939年卸任回美国，50年的时间里，除了上学，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中国。她谙熟中国文化，并发自内心喜爱和认同。1975年，浦爱德出版《在中国的童年》一书，其中有大量诸如“炕”“豆腐脑”“多年的道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等方言俗语，能理解文字的微妙含义，说明蒲爱德真正融入了中国文化，她的思维和工作视野不是外在的，而是确确实实地浸润进中国人的生活中，这使她本能地运用本土文化资源去为案主提供服务。蒲爱德在《医务社会工作者工作与专业训练》一文中满怀欣喜和深情地说：“我们还发现，社区能够为个案工作提供足够的帮助。尽管中国正式的福利机构比西方国家社区少得多，但也有一定数量可以利用，而且非正式的或者说自发组织起来的福利机构比较多。从家庭到远房的亲戚都在分担着大大小小的责任。家庭、朋友、中年男子、村子或街道中年龄较大的人、雇主，每个人都具有他们所意识到的责任，只是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而已。”(8)[美]Ida Pruitt：《医务社会工作者工作与专业训练》,唐佳其译，刘继同审校，《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年第10期。
有了这种观察和感受，蒲爱德分外注意利用传统伦理资源去实现工作目的。比如她设计的社会历史记录在住址一栏分列三项：原籍(省)、北京住址、老家(县、村镇)。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重复。我们现在的记录一般有现住址就行了，也即“北京住址”，因为现代社会日趋原子化，逐渐淡化了各种血缘地缘联系。但当时中国社会尚未挣脱传统的乡土社会影响，家族观念深入人心。原籍和老家意味着一种祖辈延绵下来的根上的联系，在平时它是虚的，一旦有事情发生，它就变得具体起来。当一个人遇到困难，中国习惯性求助亲戚、朋友、邻里或者长者。《论语·乡党》曾云：“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9)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66页。意思是：朋友死了，没有人给他下葬，(孔子)说：“由我来料理丧事吧。”简单的一句话，叙述了一件事，其内核展现的却是古代五伦中“朋友”这一伦的义务，我们靠五伦维系了数千年的社会平衡与稳定。
在一个现代福利效度不足的社会里，单纯靠伦理关系就完成了社会成员生存发展所需的黏性，这里有耐人深思和寻味的地方。可惜的是，如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中提示的：由社区向社会过渡时，这些情感性的黏性因为效率低，必然会被市场化和制度化的关系摧毁与取代。民国时期，新旧交替，从伦理关系中获取服务资源仍是重要途径，当然只有深谙中国文化的人才能注意并利用这一点。
令人欣慰的是，蒲爱德的本土化视野逐渐超越了医务社会工作领域，在社会工作者中形成了共识。专注儿童社会工作的刘德伟在芝加哥大学S.S.A学院深入探索社会服务知识的同时，也深感文化差异带来的隔膜与阻碍，她明确指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美国，在政治、文化、经济上中国都是独特的，我们社会工作者必须做许多调查研究，才能建立一套社会服务的方法和制度。中国需要社会工作，但不能照搬美国这一套。”(10)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31页。如果说蒲爱德的本土化还只是一种自觉的实践，刘德伟已经开始明确反思，“美国人在美国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理论著作，不合中国国情。”(11)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第160页。这意味着她已经试图做出理论上的区分和总结了，对于因长期积弱而缺乏理论自信的中国而言，这种认识极为难得。
(二)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本土化案例解析
蒲爱德把医务社会工作引入中国，从理论到实践，多参照美国医院社会服务部的经验，但她的跨文化生活经历也在不断提醒她，中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有其独特性，因此，在工作实践中很注意考量中国的实际情况。这种服务态度和方式很快产生了亲和性，被众多案主所接受，切实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1.坐困愁城：面子带来的人生困境。
蒲爱德在其《医务社会工作者工作与专业训练》一文中曾援引了一个案例。
案主是个身体健壮的中年男性，调查显示他至少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接受社会服务的起因是小儿子患有结核性脑膜炎，到协和医院就医时引起社会服务部重视。医生告知，患病的孩子没有治愈的可能，只能带回家静养(孩子后来去世)，社工对此无能为力，但是社工注意到这个家庭医学治疗之外的问题也相当严重。孩子们“身体瘦弱、脸色苍白”，这说明孩子们在困窘中长期营养不良。事实上，他每个月只有两美元收入，吃住都靠表兄提供的接济：一间不用付房租的房子和一定数量的粮食。可以想见，刚够不饿死，完全谈不上营养。
社工从直接救助开始，设计了给孩子们提供鸡蛋和牛奶的营养计划。接着访问亲属，寻求相对长期的救助资源，但是没有亲戚有这方面的能力。那么只能提升案主的自助能力了。社工发现，案主曾经做过多种工作：协和医院实验室技术员、在另一家医院做临时工养过老鼠、在某剧院当过剧场管理员。实际上，这些都是相当低端的职业，但技术员能产生类似专家的优越感，更遑论剧场管理员的“管理者”角色。案主因此产生了不同的阶层优越感，这使他在心态上不再把自己视为普通劳动者，这点可以在鲁迅先生创造的经典角色——孔乙己——身上找到共鸣。这是传统伦理的余绪带给人的束缚，让案主即使在妻子病亡，孩子贫病交加的窘境中，依然不肯放低姿态。
“根据我们对就业市场和对这个男人能力的了解，我们感觉像在协和医学院实验室里当扫地勤杂工是比较适合他的。但是他却拒绝接受这份工作。因为他曾经是一位职员，他不想再干体力活了。原因是会让他在朋友面前太没面子”。(12)[美]Ida Pruitt：《医务社会工作者工作与专业训练》,唐佳其译，刘继同审校，《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年第10期。案主顽固的态度一度让社工心灰意冷，蒲爱德建议放弃，因为不是每次服务都会如愿成功，但接案社工依然愿意多尝试一次。案主终于开始松动，同意做扫地的勤杂工。他很努力，最后成为一群勤杂工和服务员的领班，他可以穿长衫工作。(13)长衫是根据明代士大夫经常穿的道袍改造的，在清代是身份的象征，穿长衫者即是上层人士或有文化的人。
蒲爱德为这个案例拟了个小标题：“医学的社会问题及解决办法——一个非常复杂的个案”。(14)[美]Ida Pruitt：《医务社会工作者工作与专业训练》,唐佳其译，刘继同审校，《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年第10期。蒲爱德之所以强调“非常复杂”，是因为案主问题包含多种因素：家庭的(单身父亲养活多个子女)、经济的(月收入两美元，入不敷出)、医学的(孩子患病兼有营养不良)以及伦理的(阶层划分与面子)，最令社工头疼的就是伦理的障碍。
该个案说明“面子”在传统中国人生活中具有何种地位，案主的经历堪称悲惨，但他很大程度上因为束缚在传统伦理中而找不到出路，解决问题则在于社工持续不懈的努力，最后引领案主突破了伦理束缚，也就是聚焦生活的本身，而不是虚而不实的“面子”。个案服务的成功也充分证明了里士满的判断：“从诚实、感情、同情、情节、及时、负责、稳定等观点来思考评判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熟记这些，一个成年人的成功与失败更多与个人趋势和通过社会训练建立起的日常习惯相关。”(15)[美]Mary E.Richmond：《个案社会工作导论》，刘丹主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8页。案例中的社会工作者即致力于改变案主的“个人趋势”和“日常习惯”，由爱面子到更加务实的态度，传统伦理的诸多负面影响在这里逐步消融了。在那个伦理结构日益异质化的时代，社会工作挟带西来思潮，起到了一定的除旧布新的作用，这可能是当时的社会工作者始料未及的。
2.完名全节：免受毁谤误终身。
蒲爱德所著《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1927-1929年度报告》的“个案记录”部分记录了一个女孩未婚先孕的案例：(16)[美]Ida Pruitt：《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1927-1929年度报告》，谷晓阳、甄橙、刘继同译，《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年第5期。
个案记录 Ⅵ
一位19岁的未婚女孩。住院号：No.20323
临床诊断：怀孕、妊娠。
社会调查(略)
研究发现(略)
经济：父亲的收入微薄，而且不稳定。唯一固定的经济来源是哥哥每月3.4美元的军人津贴和病人每月依靠缝补收入的3-4美元。
怀孕的缘由：母亲离家担任四个月的保姆，把病人留给同院中邻居家的一对老夫妇照看，一个兵痞用手枪强迫病人与之发生性关系。
主要问题：
1.非婚怀孕。
2.经济来源不足。
提供服务：
1.为病人安排免费病床和免费药品。
2.社会服务部将婴儿接走。
3.为婴儿找到收养家庭。
服务结果：
病人一出院她的家庭就给她安排了一桩婚姻，她现在已经结婚一年，生活得很幸福。没人知道她的过去。
个案史记录客观简洁，没有过多细节描述。但是还原到民国时代背景，我们不难推测出案主被强暴后未婚先孕的痛苦与惶恐。
民国时期女性解放已经逐渐形成风潮，但是对普通民众来说，旧式伦理道德的影响依然萦绕不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节烈观。1914年，北京民国政府内务部颁布《内务部拟具褒扬条例并施行细则及意见书》，罗列了九种褒扬对象，其中“褒扬条例第一条第二款所称之烈妇、烈女,凡遇强暴不从致死或羞愤自尽及夫亡殉节者属之。”(17)李宁：《民国时期褒扬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
这个《褒扬条例》延续了十多年，影响颇大，强化了民间女性对于名节的执着。作为受害者，女性“最合理”的选择是“不从致死或羞愤自尽”。如果没有社工的介入，非婚先孕的案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可能真的会羞愤自尽。对此，社工提供了两项针对性的服务：1.把婴儿接走并物色了一个收养家庭；
2.安排一桩婚姻。结案后的跟踪反馈表明她的婚姻生活很幸福，因为“没人知道她的过去”。社工因循当时的伦理(而非诉诸律法)，解决了问题，保全了案主的名节，同时也挽救了整个家族可能蒙羞的命运。
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本土化服务鲜明地体现出如下特点:
(一)以专业化为基础，兼顾本土资源
西方社会工作萌芽期所处的时代，各领域都弥漫着对专业化的迷恋，若想获得学科地位，社会工作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挑战。通过详细的史料梳理，可以发现，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工作方法偏重个案服务，并且对个案工作的专业性有着近乎偏执的强调。不过，蒲爱德基于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文化具有特殊性，照搬美国医院社会服务部的经验难获成功，因此，必须在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社工经过数年工作形成了一套成体系的原则和方法。吴榆珍的《社会个案工作简说》总结社会工作的工作程序有五个步骤：申请、调查、诊断、设计、治疗或处理。每个步骤都形成了完整的工作流程。以问题诊断环节为例。分析推断不能无中生有，更不能估测，须基于尽可能详细的资料。“在进行社会诊断中,‘证据’要占很大篇幅。工作者要极为慎重地对待实证(包括工作者亲眼所观察到的)、旁证,以及文件证明、环境证明、传闻等等第二手材料。”(18)吴桢：《漫谈个案工作和个案分析》，《江苏社联通讯》1983年第3期。初步的问题诊断往往是不完善的，隔一段时间要做个小结，进一步根据访问、家访得来的资料修正原来的诊断。这个过程需要社会学、心理学、社会统计学等学科知识，以及技术性很强的访谈技巧。
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专业性还体现在严苛的选拔标准方面。社会服务部刚成立时，只有蒲爱德和一位助理，人员培训得亲历亲为。社工选拔首选大学毕业生，而那个时代高小都算高学历了。要想从事社会工作，必须同时具备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知识，还要旁听生理学、解剖学等课程。知识没有短板了，再进行三年训练才能独立开展项目。事实证明，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给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留下一笔不可多得的遗产。
蒲爱德领导的社会服务部在高度重视专业性的同时，善于利用本土化资源开展服务。“我们在实务中使用个案工作的方法。从个人、家庭和社区的角度看，每位病人都应单独地予以研究，以便找出导致他无法保持一种健康和独立生活状态的各种障碍因素。”(19)[美]Ida Pruitt：《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1927-1929年度报告》，谷晓阳、甄橙、刘继同译，《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年第5期。一个人无法保证一种“健康和独立生活状态”的原因有很多，但分类不外个人、家庭、社区(或社会)三方面。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侧重点亦有相当差异。
民国时期，中国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对此，费孝通有个经典比喻，“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20)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这种儒家“推己及人”观念形成的关系可以囊括无穷的人，中国人就生活在这张网里。蒲爱德敏锐地发现，在关系型社会里，案主的健康和独立生活的障碍更多的是家庭和社区的，而非个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样隐藏在不同的关系中。而且“涟漪型社会”比“柴捆型社会”复杂，这种类型的社会里，确定每个人的位置(严格来说是相对位置)就显得很重要。儒家伦理赋予每个人不同的位置，位置不同，责任有异。比如长者责任，孟子之语很有代表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21)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页。爱自己的孩子是天性，“及人之幼”就是长期伦理熏陶形成的责任意识。这份责任在关系型社会里具有互惠性，互惠性反过来又强化了关系型社会的稳定。作为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社会工作者，蒲爱德在工作中始终坚持把专业性放在首位，但她也很善于利用这种本土化资源，可谓成功的实践者。
(二)以价值中立为原则，不强推西方价值观
里士满于1917年出版的《社会诊断》从实务工作角度反映了美国当时对非正常婚姻状态日益开放的态度。比如：
例1：“一位未婚妈妈求助社会机构帮助她得到孩子父亲的抚养。孩子父亲的亲戚声称已经三年没有见过她并且不承认孩子是男子的，最后男子和女孩在有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见面，男子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父亲身份。”(22)[美]Mary E.Richmond：《社会诊断》，刘振主译，第198页。
例2：“一位父亲申请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去医院拜访刚刚出生两周的孩子和孩子母亲，孩子父亲表示孩子母亲来自书香家庭。男子并不在城市中，孩子母亲拒绝承认任何事情。社会工作者并不建议结婚，而是建议孩子父亲每周对孩子进行抚养。从社区的出发点来看，未婚父亲和未婚母亲同样重要。”(23)[美]Mary E.Richmond：《社会诊断》，刘振主译，第198页。
例3：《社会诊断》附录二之“表1：调查中三座城市咨询的信息来源”专门有“离婚和合法分居”的研究选项。(24)[美]Mary E.Richmond：《社会诊断》，刘振主译，第660页。
未婚妈妈可以向机构公开求助，研究者也可以毫不避讳地研究离婚和分居问题，说明美国其时的婚恋观念是相当开放的。历史地看，这主要得益于平等观念对婚姻的影响。其实，直到19世纪，美国的主流价值还在强调婚姻永久性和神圣性,严格限制离婚。女性在婚姻中屈于从属地位，她们的身体、财产以及工资都归男性支配。到了20世纪初叶，工业化的发展加深了女性的职业参与度，家用电器的使用则缩短了家务劳动时间，女性有余暇参与社会福利改革、禁酒运动、参政权运动等等，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美国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呈现新的特点，出现‘伙伴关系’的婚姻，女性在物质享受、感情需求和性的满足方面都提出更高的要求。避孕观念被普遍接受，生育率下降；
离婚率上升……”。(25)周莉萍：《20世纪20年代美国妇女婚姻家庭生活特点及其地位和角色变迁》，《宁波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伙伴关系”替代了“从属关系”，标志着女性意识觉醒，这种觉醒对其他追求现代化转型的文化具有强烈的示范性和吸引力。
民国时期已经有女权思潮传入，女性意识开始觉醒。激进的中外人士或著书或演说，大力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观念和生活方式。甚至法律也在与时俱进提供权利保护。《大清民律草案》中就已经注意把“出妻”的提法改成“离婚”，女性开始在法律层面上拥有和男性同等的婚姻自主权，进而《民国民律草案》更明确规定：“夫妻两愿离婚者，得自行离婚”。(26)陈同:《从民法的制定看清末民初时期男女平等地位的法律建构》，《史林》2010年第5期。但在各种新潮观念喧嚣的背后，是传统观念仍在发挥着惯性力量,女性依然处于不利地位。民国女作家苏青就深切地总结了离婚的痛苦：“(一)因为社会上轻视被她丈夫离弃了的妇人而不愿和她再结合；
(二)因为没有职业技能，不能独立营生。”(27)苏青：《苏青散文精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341页。苏青的总结反映了民国时期离婚女性两个困境：舆论压力和经济压力。面对强大的社会性压力，个体抗争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作为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蒲爱德在自己的职业选择中践行了男女平等。但为案主提供服务时，她却特别注意尊重中国的现实，保持价值中立，避免让自己变成一个激进的“进步人士”。她判断：“在中国社会宏观层面未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对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直接进行西方式微观层面的干预往往无法解决问题，反而导致更多的问题。”(28)赖志杰:《浦爱德与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医务社会工作——兼谈中国医务社会工作的发端与早期发展》，《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医务个案工作恰恰是在微观层面展开工作，蒲爱德的专业性使她一直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和理性，不主张案主(亦即女患者)通过离婚的方式来摆脱专制家庭中家长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压迫。她深知一个离婚的女性将要面临何种舆论压力，遑论孩子的家庭创伤。所以，对那些不公和伤害尽管抱有深切的同情，但是她始终谨守最小伤害的工作伦理，不被情绪所左右，尽量在伦理框架内寻求解决之道。若遇到囿于传统男权主义，拒绝调节和改变，不断迫害女性案主的家庭，她会鼓励案主寻找工作获得经济独立，从而改变家庭地位。
(三)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工作方法灵活多变
蒲爱德领导的社会服务部以一种务实的态度提供服务，工作方法上灵活多变。
在与患者及家属沟通过程中，社会服务部极为注重社工伦理，形成了敏锐、细致、尊重的工作风格。作为一位在中国出生成长生活的美国人，蒲爱德深知当时一般民众对“洋鬼子”的印象。差序格局的关系取向，使得民众本能地排斥外国人，即使这些外国人是带着善意来帮助他们的。而中国籍的社会工作员由于高学历引发的敬畏心理，也成为案主不愿敞开心扉的障碍。如是种种，蒲爱德领导的社会服务部没有当时文化运动倡议者改造民众的心态，她们把姿态放得比服务对象更低，因应形势，想出很多办法与案主沟通。比如，让黄包车夫来做医患间的联络人，利用底层人之间的平等和信任完成沟通，从而提高了病人复查与反馈的积极性。社会服务部最富戏剧性的一个案例可能是关于一位失明的木匠的，失明后的木匠失去了生活来源，社会服务部牵线为他找了个盲人音乐家做师傅，“现在他不仅能自己赚取不错的生活来源，还拥有一种愉快的社会生活”。(29)[美]Ida Pruitt：《医务社会工作者工作与专业训练》,唐佳其译，刘继同审校，《社会福利(理论版)》2014年第10期。
社会服务部在为案主家庭做经济预算方面也成效显著。民国时期的贫困问题一直很严重。“1926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北平内外城共计有254382个住户,其中贫户66603户，占26%(包括极贫42983户，占17%；
次贫22620户，占9%)。1929年北平人口统计结果显示：尽管次贫户数降为11032，然而极贫户数上升为46002；
极贫与次贫人口总数为234800，占全市人口的1/6。1931年的调查结果是贫户数增至80100,大致增加1/4。”(30)王娟：《小议清末民初北京社会的贫困问题》，《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极贫”和“次贫”人口交替升降，但总体贫困人口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无产者激增，容易引发犯罪、社会动荡甚至是革命，任何社会都必须高度重视贫困问题，并积极寻求对策。
以助人为己任的社会工作者注定不能对贫困问题无动于衷。受英美国家影响，社会服务部的主要服务方向之一——贫困救助——也带有“救济”的色彩。社会服务部的资深社工吴桢曾指出：“从个案工作问世到本世纪30年代以前。这一阶段的工作,可以称作社会诊断或社会病理析因,它侧重以法学观点为出发点,特别重视实证、旁证、传问、文件证明等等,以确定案主的身份和地位,确定他有无受救济的资格。这留有过去‘济贫法’的痕迹,有点象办案的味道,个案工作者是救济者,也是‘审判官’。这时期的个案工作者是政府救济事业的执行官,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31)吴桢：《漫谈个案工作和个案分析》，《江苏社联通讯》1983年第3期。翻阅张岭泉主编的《北平协和医院社会工作档案选编(1921-1950)》一书，可以发现大量案主的服务计划都牵涉到家庭经济预算及支出问题，服务计划往往显示出某种“强制性”。比如病案号：3-XX的李某某的案例：(32)张岭泉:《北平协和医院社会工作档案选编(1921-1950)》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9页。
他和母亲、妻子以及两个女儿同住，月收入30元，另有300元债务(父亲去世和妹妹结婚的时候欠下的)。社会工作员提供的服务主要是围绕做预算控制开支和还债展开的。
社会服务计划：
1.借给案主52元，让他去还掉那些高利息的债务。这些钱以每年7%的利率贷给案主。
2.请求其他的债主再等等，让案主逐渐把钱还清。
3.请求债主放弃当月的利息。
4.安排案主把每月的收入带到社会服务部，仔细核对账户，从而最大限度地还给债主。
债务是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切入这个问题需要极大的勇气。社会服务部的社工制定了一个极为大胆也极为精明的还款计划，事实证明，这个计划非常成功。
首先，还掉高息债务，避免利滚利永远还不起，最后家破人亡。服务部收取年息7%，就是3.64元，对于案主来说负担大为减轻。对服务部而言，避免无偿救济，不可持续，一举两得。其次，其他债主用优先还款策略或者限期还款策略，吸引放弃利息。对于很多非职业放债人而言，能够保证本金回来也算不错了，乐于配合，避免借贷人破产带来的风险。再次，社工掌管案主的账户，加强监管，避免可有可无的支出，从而保证最大限度尽快还款。
现代社会因为福利制度完备，社会工作者几乎不会涉及这个领域。但在福利效度不足时，这些略显“粗暴”的救济者不啻于一个个救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个案工作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是蒲爱德也没有忽视社会工作的社会性。里士满说，“我相信，对于家庭个案工作者来说，最好的建议就是在社会研究、小组工作、社会变革或大众改良的交叉领域之中学习和发展家庭个案工作。”(33)[美]Mary E.Richmond：《个案社会工作导论》，刘丹主译，第167页。这种观点显然影响了蒲爱德，她自觉消除了文化他者的身份，但并不外在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她在多份文章和服务报告中不断强调社会变革、社会研究、大众改良等相关社会性领域对社会工作本身的促进作用，也即不主张脱离社会的和历史的语境发展社会工作。她领导社会服务部整合社会资源，设立了怀幼会、调养院和救济部等一系列机构。这些“不务正业”所着眼的社会层面的革新反过来促进了微观层面的社会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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