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科研生产力评估与提升策略分析*

余 荔 陈 静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之下的湾区建设，开世界未有之先例。2019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由国家规划带动、各方深度合作的全面实施阶段。这一纲领性的文件，确立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建设的基本准则，即旨在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全面建成有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世界一流湾区和科技创新中心。[1]2020年12月，教育部、广东省印发《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提出，持续推进高等教育合作发展，把大湾区打造成为国家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试验区、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要枢纽，以及内地与港澳教育全面合作发展的生动典范，建成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国际教育示范区。[2]建设一流湾区需要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与之匹配，形成湾区的世界一流高等教育集群是关系到湾区建设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的核心要素。

从教育联盟的视角解读高等教育集群发展，高等教育集群可被视为围绕高等教育目标，高校与高校、政府、企业、家庭、社会名流等机构或个人之间形成优势资源互补式合作的教育战略同盟，旨在促进成员间资源优势互补，增强高等教育竞争力。[3]高等教育集群具有相对完整的地域性特征，能够集聚大学资源、融合教育要素、共享教育设施、推进互动合作、实现大学规模效应。[4]从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整体性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高等学校聚集的核心区域，目前已形成各种粤港澳高等教育合作联盟，且产学研资源日益丰富，区域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较成熟。[5]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整体关联度较高，尤其是通过资源的共建共享，有望更好地促进大湾区高等教育的互补式发展。[6]较之于世界一流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其独特性，它是社会制度有别、法律体系相异、要素流通管制、关税安排不同的城市集合。[7]然而，粤港澳高等教育集群当前发展也有其短板，体现在科研质量整体偏低，高等教育资源的自由流通受行政壁垒限制，且粤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差距悬殊。大湾区战略提出之前，粤港澳三地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早已有之，但普遍是松散、浅层次合作，三地高校间甚至存在竞争关系，加之体制机制障碍的制约致使三地高等教育缺乏深度整合。[8]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应告别单个城市单打独斗的“竞争”逻辑，转向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竞合”逻辑。[9]通过粤港澳三地高水平大学集群发展，突破大湾区城市之间发展关联度不强的空间割裂问题，不断催生并强化其巨大的集聚外溢效应，强化湾区创新型经济的聚合功能。[10]

目前，提升科研生产力水平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经之路。要快速、有效地提高高校及其科研主体的科研生产力，首要任务是充分认识、理解并重视科研生产的行为、过程与结果，客观揭示科研生产的具体现状、特征与变化趋势。本研究基于Scival数据库中论文计量数据，选取了2011-2020年近10年的数据，通过多维度、多层面深入分析对比粤港澳大湾区三地高等教育集群的科研生产力发展趋势及变化特点，试图提出并解答如下研究问题：(1)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科研生产力发展现状如何？(2)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外部合作关系呈现何种特点？(3)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THE11个学科的发展呈现何种态势及具有何种显著特征？当前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高等教育集群科研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文献并不丰富，对于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而言，探究和评价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科研生产力的现状、影响机制及其提升策略有助于认识该区域科研发展的成就与不足，探究有效提升科研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的科研水平率先达到世界一流。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SciVal基于全球最大的同行评审文献摘要和引文数据库Scopus进行研发，能够实现科研管理及绩效分析、学术研究和学术前沿人才评估和建设等功能。[11]该数据库包含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多个学科领域，能够全面客观地考察探析我国高等教育集群的科研影响力。本研究依托SciVal数据库科研分析平台，以粤港澳三地的高等教育集群(包含大学和科研机构)为研究对象进行科研产出数量、科研产出影响力、科研合作网络及学科科研产出影响力发展趋势的评估分析，比较粤、港、澳三地各自的研究机构数量可得广东、香港和澳门进入集群的高校/研究机构数量分别为81所、45所和7所，数据检索时间为2021年9月30日。本文旨在观察粤港澳大湾区科研生产力发展态势的基础上，甄别出我国在建设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在科研生产力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大学集群及学科建设与发展制定应对策略。

(二)指标说明

本研究基于Scopus数据引文特点，构建4个一级评价指标，8个二级指标(本文关于二级指标的定义均为基于爱思唯尔数据库的自定义指标)，全面客观地考察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科研生产力现状和发展态势。一是科研产出数量，用校均发表论文数量和合作发表数量进行衡量；
二是科研产出影响力，通过归一化影响因子(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FWCI)进行测量；
三是跨界合作，采用产学合作占比指标来测量；
四是科研合作形式，包括四种类型，用国际合作占比、国内合作占比、机构内部合作占比及独著占比四种合作形式衡量(如表1所示)。

表1 指标体系

(一)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校均科研产出数量对标分析

图1为粤港澳大湾区三地高等教育集群在近10年间(2011-2020年)的高校/科研机构平均科研产出数量情况，本文采用“校均论文发表数量”作为衡量大湾区各地科研产出数量的指标。总体而言，三地的科研产出数量整体上均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虽然2016年之前香港的科研产出数量高于广东和澳门，但在2016年之后，广东的科研产出数量超越香港，成为大湾区科研产出量最高的地区，增长幅度较大，而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的香港和澳门的科研产出数量增长幅度较为平稳。具体来看，广东的科研产出数量从2011年的177篇增长到2020年的674篇，10年间的科研产出数量增长近2.8倍，尤其在2016年后增长势头较为迅猛，甚至在2020年增长率达最高为20.35%，与香港的差距逐渐拉大。香港的科研产出数量从2011年的263篇增长到2020年的478篇，澳门的科研产出数量从2011年的62篇增长到2020年的427篇，并且在2016年后，澳门的科研产出数量与香港之间的差距逐渐变小，在2020年增长率达最高为24.49%，体现出增长势头强劲的特点。由图1可见，粤港澳大湾区近年的科研产出能力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局面，体现了大湾区对科创研发愈发重视，积极投入于科研发展和科研设施的建设中。

图1 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高校/科研机构平均发表论文数量比较

(二)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科研产出影响力对标分析

图2呈现用归一化影响因子反映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三地的科研产出影响力情况。该指标是文献实际被引量与领域内的平均被引量的比值，体现科研机构学术文献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并且可以定量化对比科研机构间学术影响力的整体水平。FWCI值为1，表明论文的被引表现与全球平均水平持平，大于1则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小于1则反之。从图2可以看出，近10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三区科研机构归一化影响因子整体上均呈现出逐年上升态势，其中香港科研机构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呈现出起点高、波动中上升的特点，而澳门和广东科研机构分别于2012年、2016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影响因子=1)，呈现出起点低、稳健增长的特点。粤港澳大湾区三地科研产出影响力分化明显，2011-2020年香港的归一化影响因子始终位居第一，广东在稳步增长中努力追赶香港，但二者始终保持一定差距。对于归一化影响因子位居第二的澳门，在不断追赶后，与香港差距逐渐缩小，尤其在2014年、2019年其科研产出影响力与香港持平。由此可见，广东的科研产出影响力虽然始终落后于香港和澳门，与港澳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但处于稳步增长过程中，近年来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具有较大上升空间。

图2 2002-2021年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归一化影响因子比较

(三)粤港澳大湾区产学合作状况对标分析

图3呈现了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科研机构产学合作论文占比情况。从图3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产学合作比例始终低于5%，且三地之间科研机构产学合作占比差异较大。产学合作占比最高的为香港，近10年来始终处于首位，呈现出起点高(占比为4.2%)、发展平稳的态势。广东产学合作占比排列第二，在2018年之前波动中稳步增长，此后呈下降趋势，并且逐渐向香港逼近，二者差距不断缩小，尤其在2018年接近香港产学合作比例水平。澳门产学合作方面不如香港和广东积极，其产学合作占比与香港和广东之间的差距始终较大，呈现出起点低(占比为0.5%)、先上升后回落再稳步发展的趋势，体现在2015年之前呈上升趋势，但此后下降到一定水平，并保持微小的提升幅度继续发展。由此可以看出，香港和广东近年来产学合作占比虽处于较高水平，但积极性有减弱的趋势，与之相反的是，虽然澳门产学合作占比处于较低水平，但在努力追赶中，逐渐缩小三者之间的差距，提升空间较大。

图3 粤港澳大湾区科研机构的产学合作占比比较

(四)粤港澳大湾区的科研合作形式对标分析

图4体现了2011-2015年和2016-2020年两个时间段粤港澳大湾区科研机构采取的科研合作形式占比情况。整体来看，2011-2015年和2016-2020年两个时间段的广东、香港、澳门采取的科研合作方式变化不大，但是三大地区采取的主要科研合作方式有所差异。对于广东而言，国内合作始终是其采取的主要科研合作方式，在2011-2015年，机构内部合作仅次于国内合作科研方式，占比为28.7%，其次为国际合作(占比为24.2%)，但在2016-2020年国际合作占比为32.7%，超过了机构内部合作(占比为18.7%)的科研方式，说明了广东倾向于采取国内合作的科研方式，并且逐渐在提高国际合作的积极性。对于香港和澳门来说，国际合作是这两地采取的主要科研合作方式，在2011-2015年占比分别为64.4%、75.4%，在2016-2020年占比分别为72.7%、78.7%，其次为机构内部合作方式。但在2016-2020年，澳门加强了国内合作的积极性(占比为9.0%)，相对于2011-2015年的国内合作占比提高了4个百分点。说明了香港和澳门在国际合作方面更为积极，其次为机构内部合作形式，在加强与国内合作方面，澳门的国内合作积极性相对有所提高。采取独著的科研合作方式对于粤港澳来说，占比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合作的科研形式是科研工作者采取的主流方式，也体现了加强与国际、国内以及机构内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

图4a 2011-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科研合作形式对比

图4b 2016-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科研合作形式对比

(五)粤港澳高等教育集群外部科研合作机构分析

科研合作使科研成果增多的同时且能提高科研工作者的影响力，不仅作为高校科研生产、协同创新的重要形式，也是进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手段和途径。[12]表2为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科研外部合作机构及其科研合作影响力情况。本文选取了“合作发表数量”、“归一化影响因子”两个指标来分析其合作关系，将外部科研合作机构通过科研合作发表数量从高到低进行排序，主要呈现了与粤港澳三地合作机构排名前15的情况。

表2 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科研外部合作机构及其科研合作影响力

从与外部科研合作机构的关系来看，粤港澳三地与相同科研机构合作的论文发表数量差异较大，并且与不同科研机构合作关系紧密程度排名也有所不同，但都较为重视与国际国内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及创新资源共享。对于广东来说，与外部科研机构合作最为密切的有双一流建设项目、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环太平洋大学协会科研机构，合作发表数量均超过12万篇，归一化影响因子均大于1.3，尤其是与双一流科研机构的合作，合作发表数量约23万篇，归一化影响因子为1.37，凸显了与广东合作发表数量高的机构科研潜势发展良好。对于香港来说，其科研合作机构最为密切的有环太平洋大学协会、双一流建设项目、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科研机构，尤其是与环太平洋大学协会的合作，其合作发表数量约11万篇，归一化影响因子为2.09，虽最高合作发表数量约为广东最高合作发表数量的二分之一，但科研合作影响力却强于广东，体现了香港更为重视科研合作产出影响力水平方面的提升。对于澳门而言，与其他科研机构合作发表数量相对来说较低，与双一流建设项目科研机构合作关联较为密切，其合作发表量最高为7985篇，归一化影响因子为1.72。说明了澳门有待加强与国内外高水平科研机构的科研学术合作与交流，注重拓宽交流渠道，提高地区科研创新能力，进而提升科研产出数量与质量，缩小与粤港之间的差异。已有研究表明，大湾区在国际层面上的科研合作处于发展过程中，与核心国家间的多边合作关系增多，核心国家间联系紧密，因此应加强与边缘国家的多边合作。[13]

从粤港澳三地之间的合作关系来看，广东与香港的高等教育科研合作更密切，而澳门与广东以及香港的科研合作关联偏少，并且粤港科研合作影响力要强于粤澳及港澳之间的合作。主要表现在粤港之间的合作发表数量为25068篇，归一化影响因子为2.45，粤澳、港澳之间的合作发表数量分别为3678篇、3383篇，归一化影响因子分别为2.1、1.79。此外，粤港澳三地之间两两合作机构的排名先后差异突出，体现在粤港、粤澳合作排名分别为第11、第70，港粤、港澳合作排名分别为第8、第69，而澳粤、澳港合作排名较为靠前，分别为第5、第6。已有研究发现，三地的大学虽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合作的层面还没有完全从“民间”“非正式”合作上升到政府间的“制度化”“法制化”合作层面，合作的范围也没有实现从人才培养到科学研究以及构建粤港澳创新网络体系等多方面的广泛合作。[14]

总的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科研合作机构并不局限于与单个科研主体进行合作，而是强调了多元合作主体，合作主体的数量增加，有利于获取更为广泛、全面的科研资源，提高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

(一)粤港澳大湾区各学科科研产出影响力对标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产出影响力情况，本文采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简称THE)学科排名所考察的11个广泛学科领域的影响力表现，包含的学科领域有人文学科、商业与经济、医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工程技术、法学、生命科学、物理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图5呈现了2016-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THE11个学科科研产出影响力的变化趋势，此处的科研产出影响力用归一化影响因子来衡量。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近5年在商业与经济、医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及物理学学科领域的归一化影响因子均大于1，代表其科研产出影响力均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医学、生命科学其归一化影响因子呈震荡式上升，增长势头迅猛，体现出不断追赶态势。而其他学科比如商业与经济、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其归一化影响因子在波动中呈稳步下降趋势，科研产出影响力处于逐渐减弱状态。通过横向对比发现，与香港、澳门相比，广东在医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生命科学以及物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科研产出影响力均处于较低水平，差距较大，分化明显，仅在法学学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商业与经济学科领域的科研产出影响力与香港持平。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在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这三个学科领域的归一化影响因子呈现出交错式、震荡式发展，且科研产出影响力差距不大，分化不明显。总体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学科集中于应用型学科，交叉学科和自然科学等基础学科的科研产出影响力还有待加强。[15]

图5 2016-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学科科研产出影响力比较分析

(二)国际合作论文占比与科研产出影响力四象限图

图6是以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三地的THE11个学科国际合作论文占比为横轴，学科的归一化影响因子为纵轴，并且将学科国际合作论文占比和学科归一化影响因子的平均值(55.40%，1.23)所在直线作为分界线而形成的四象限图。从图4可知，香港的THE11个学科中的6个学科落在高国际合作论文占比、高论文影响力的第一象限，包括医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物理学、商业与经济及生命科学，其次是澳门的三个学科，比如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及生命科学，而广东的THE11个学科中的大多数学科落在低国际合作论文占比、低论文影响力的第三象限。已有研究发现，工程学、临床医学、化学、材料科学和物理学是国际层面科研合作学科分布前5位的学科领域，这5个领域的科研合作论文量占比超过50%，是大湾区与其他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交流的重点关注领域。[16]一方面体现了广东与港澳两地的学科在科研生产方式和科研影响力方面存在的显著差距，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及生命科学成为港澳的优势学科，且是与国际科研交流的重点关注领域，凸显了国际化科研合作方式带来的科研影响力增值。因此，广东需要在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生命科学等学科方面加强跨国科研合作，缩短三地学科发展之间的差距，并且将处于第二象限的低国际合作论文占比、高论文影响力的法学、商业与经济学科，以及处于第四象限的高国际合作论文占比、低论文影响力的心理学学科作为具有发展潜力的学科，逐渐向第一象限跨越，从而成为优势学科。

图6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合作论文占比与科研质量四象限图

(三)产学合作论文占比与科研产出影响力四象限图

图7是以2011-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THE11个学科的产学合作占比作为横轴，以学科的归一化影响因子作为纵轴，并且以学科的产学合作占比和归一化影响因子的平均值(2.01%，1.23)作为分界线的四象限图。图7表明，港澳主要以理工类和应用类学科发展为主，比如香港的医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物理学及生命科学以及澳门的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以及生命科学均落在高产学合作占比、高论文影响力的第一象限，而对于广东而言，除了第一象限，该地区的THE11个学科分别分布在其他三个象限。说明了广东部分具有潜在发展力的学科，比如法学、商业与经济学科需要加强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科研合作交流，物理学、工程技术及计算机科学学科需要提高科研影响力，同时将处于第三象限的弱势学科通过加强产学科研合作投入度逐渐向强势学科迈进。此外，心理学、人文学科同时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低产学合作占比、低论文影响力学科，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在促进优势学科发展的同时，亦需要注重这类弱势学科、边缘学科的产学合作和论文产出质量，以实现学科的均衡发展。

图7 粤港澳大湾区产学合作占比与科研质量四象限图

本研究揭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内部高等教育集群从2011-2020年的科研生产力状况，从科研产出数量、科研产出影响力、产学合作、科研合作形式、外部合作机构及学科发展特点等多维度评价和对比粤港澳大湾区三地高等教育集群的科研发展现状与变化特点。本文主要结论如下：近10年来，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的科研产出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广东增长幅度尤为明显；
三地的科研产出影响力呈稳步增长态势，但广东近年来始终落后于港澳，与港澳仍存在较大差距。广东产学合作占比虽仅次于香港，但产学合作积极性呈下降趋势；
三地科研合作形式也有所差异，广东倾向于采取国内合作的科研方式，而香港和澳门在国际合作方面更为积极。粤港澳三地都较为重视与国际国内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及创新资源共享，粤港之间的科研合作更密切，而粤澳及港澳之间的科研合作关联偏少。粤港澳大湾区近5年的商业与经济、医学、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及物理学学科领域的科研产出影响力均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与港澳相比，无论是在分学科的国际科研合作还是产学合作方面，广东在对边缘学科的发展和促进方面有待加强。据此，提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科研生产力提升策略建议如下。

一是建立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的、与粤港澳区域经济发展规模和增速相协同的区域重点研发集群。研究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科研生产力呈现稳步增长趋势，相较于港澳地区，广东的高等教育集群科研生产力表现出“量大质弱”的特点。一方面，粤港澳的经济体量大、发展快，但其中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贡献份额不足，达到让高校和科研机构成为粤港澳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引擎的目标就要围绕聚焦关键和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着力支持原创性的、颠覆性的基础研究，提高科研产出对经济、社会的实质贡献展开，发展真正的科研成果，而非学术成果或论文成果。另一方面，尽管广东在论文发表数量上增长迅速，但整体科研影响力与港澳相比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广东在稳定科研产出数量规模和增速的同时，应努力提高科研产出质量和影响力。政府及高校相关部门需要扭转科研产出“重数量、轻质量”的局面，促进科技成果不断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以实现区域重点研发集群的建立和发展。

二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先行示范区的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先试，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科研管理制度。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产学合作比例始终低于5%，且三地之间科研机构产学合作占比差异较大，澳门产学合作方面不如香港和广东积极。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加强基础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转化，提高产学合作比例，推动区域产业变革。明确打造“科-产-教”融合的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模式，大力推进不同类型高校与不同区域、产业之间的衔接互动。[17]注重整合企业、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科技创新资源，强调发展产学研稳定的合作关系，创设互联互通、高度融合的创新型产学集群。探索建立现代科研管理制度和培育高水平的专业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引导区域内创投机构和企业风险投资进入研发环节。构建更完善的科研评价体制，结合学科特点、科研类型和目标任务要求等因素设置合理的评价周期和评价标准。

三是拓宽科研合作交流渠道，形成广泛的合作网络，促使粤港澳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成为科研协作网络上的重要节点和中心节点。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三地采取的主要科研合作方式有所差异，广东以国内合作为主，港澳则以国际合作为主，并且三地合作关系以粤港较为密切，粤澳和港澳合作关联偏少。一方面，科研合作方式对科研生产力至关重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科研合作，有利于先进科学设施和装置的共建共享。凭借“团结谋发展”的战略，推动全球研究机构之间的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与各国联手共同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今后应走“大而强”的发展之路，优化空间布局，同时加强粤港澳三地高水平大学的合作协同，推动形成高水平大学集群。[18]而通过促进粤港澳三地的院校之间频繁地开展学术交流，加快大湾区高等教育资源整合，是提高高等教育集群效应的有效手段。[19]因此，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科研合作边界，重视与边缘国家地区开展多边合作，促进大湾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成为重要节点和中心节点，加强湾区内外科研机构的协同联动，进而实现知识资源的区域共享流动及科研资源的优势互补。

四是加强基础研究建设，鼓励跨领域交叉学科和复合学科的科研合作，提高学科渗透力和竞争力。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学科科研合作发展不均衡，港澳国际合作和产学合作的热点和重点学科领域包括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生命科学，强调打造优势学科，发展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而广东优势学科欠缺，学科发展方面存在短板，且多数边缘学科或劣势学科有待提高发展潜力和竞争实力，基础研究领域创新产出能力相对薄弱。鉴于此，注重维持甚至提高优势学科的竞争力，打造“一流学科”，通过国际合作优势促进跨学科交流和学科交叉，同时充分发挥优势学科协同创新特色与成果转化优势，通过学科领跑打造升级产业链，以优势学科孵化产业集群。培育和孵化细分学科和前沿学科，拓宽中坚学科的深度和广度，最终反哺劣势学科，构建全面而健康的学科生态圈。[20]高度重视基础学科、复合学科的跨领域合作，从源头上补齐大湾区学科创新发展短板，从而推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的交叉融合与协调发展，形成大湾区学科集群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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