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中医+海外远程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陈建洪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 福建福州 350108)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医药继“非典”之后在国际抗疫中再次以独有的优势和独特的贡献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智慧。但与此同时，中医药“走出去”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很多工作转为“线上”方式开展。2021年以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政策，其中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拓展远程智慧服务和互联网诊疗被列为重要内容。2021年国家颁布的《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年)》，再次明确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发挥互联网优势进一步推进30个海外中医药中心和基地建设。(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进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21—2025年)〉政策解读》,http://ghs.satcm.gov.cn/zhengcewenjian/2022-01-15/24182.html，2022年1月15日。由此可以看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利用互联网优势开展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将逐渐成为主要模式。关于“互联网+中医”，国内研究领域经历了三个较为清晰的历程。第一阶段(2016年之前)主要探究移动互联网在中医舌诊、中医文化传播方面的应用,以及数据挖掘技术的使用给中医临床诊断、老中医经验传承等带来的便捷等。第二阶段(2016—2019年)研究视线转向“互联网+中医”带来的中医教育新体验、健康管理新模式等方向。各中医药院校相继借助信息技术,开展“中医骨伤科学”“中药学”等课程的教学改革,通过翻转课堂、慕课、在线网络教学平台等形式实现教育资源数字化,转变教学理念,提高教学质量。第三阶段(2019年至今)的主要关注点在慢病管理、教学模式、中医信息化建设(互联网医疗、中医人工智能等)等方面。中医药在患者的慢病管理方面有天然优势,“互联网+”在慢病管理中的应用给慢病患者带来了便利。(2)程萱、黄佳文、杨玉洁、都恩环：《“互联网+”背景下中医药的发展与思考》，《医学与社会》2017年第11期。患者可利用智能设备、云计算平台、云计算技术等实现健康数据的上传、存储、分析和预测结果的反馈,医生也可实时掌握患者的健康状态,方便对患者的慢病管理。从以往的研究成果看，多数研究者侧重点在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教育、中医药信息化等方面，但如何从医院的层面落实，建成适应中医药管理体制且与卫生健康协同融合的中医药信息化支撑体系，并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这方面的成果偏少，可挖掘的潜力还非常大。总体上看，虽然国际局势和全球疫情复杂多变，但各国人民对于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需求依然存在，中医药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过程中仍将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在疫情影响常态化以及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双重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中医”仍是当前及未来需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而本研究从开展国际医疗层面，探讨“互联网+中医+海外远程平台”落地建设的实施路径，对降低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的不利影响、创新中医药国际推广运用模式、提高中医药院校办学国际化水平、推进优质中医药资源海外传播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医药“走出去”的历史回顾

从古至今，中医在外国人眼中一直保持着神秘的东方色彩。最早的中医药对外交流可追溯到公元前257年，中国医生崔伟在越南行医。他所著的《公余集论》，十分鲜明地表达了越南人“骨子里就相信中医”的观点。(3)转引自乐艳娜、闫建华：《综述：越南人“骨子里相信中医药”》，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17/0122/c1002-29041944.html，2017年1月22日。中医外交，古已有之。秦汉时期，月氏国渡过弱水向汉朝进贡返魂香(4)王永平：《返魂香与伏虎兽:从罗马到汉朝——〈海内十洲记〉所记西胡月支国朝贡事发微》，《河北学刊》2017年第1期。，张骞将途中备用的中草药当作礼品赠送给西域各国(5)孙启忠、柳茜、李峰、陶雅、徐丽君：《我国古代苜蓿物种考述》，《草业学报》2018年第8期。，这些都是鲜明的例子。此后，三国至唐朝、五代十国至宋元时期，均有众多中医药外交的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越来越重视中医药的保护和发展，也越来越重视中医药在服务外交大局中的重要作用。1963年后，我国派出了多批援非医疗队，几乎每个医疗队都有中医针灸医生。(6)朱建平：《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外传历史、途径与海外发展》，《中医药文化》2019年第3期。中医在国际社会上广泛使用针灸、中草药和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挽救了友好国家的众多生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赏。可以说，中医药能够站到今天这个世界大舞台上，离不开前人的辛勤付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把中医药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正在以蹄疾步稳的态势走向世界各地。2013年,***同志在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表示，“中方重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作用，愿继续加强双方合作，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7)李翊菲：《基于社会建构论的中医西传路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州中医药大学,第98页。，充分表达了中医药“走出去”积极为世界作贡献的诚意。2013年，我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国家设立了专项资金，推进建设一批海外中医药中心，在国内建设一批中医药基地，制定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以促进中医药海外传播。经过9年建设，中医药已经实现了大范围“走出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96个国家和地区，与40多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中医药院校开启了中医药本土化的进程。(8)王莉莉：《中医药国际合作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对外贸易》2021年第10期。2022年9月28日，新华社记者在《***的文化情怀|“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的钥匙”》一文中说：“随着《“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出台，中医药文化正在进一步深入到千家万户、走向世界各地，努力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更好地发挥标杆作用。”(9)郝晓静、双瑞：《***的文化情怀 |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5218030217046845&wfr=spider&for=pc，2022年9月28日。2022年10月16日，***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加强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有效遏制重大传染性疾病传播”。(10)***：《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1页。综上，中医药不仅在服务国家战略上地位显著，在以中为主、中西结合治疗疾病的疗效上也是有口皆碑，为世界各国带来了良好的健康红利。

(二)中医药“走出去”的丰富内涵

中医药作为友好国际交流的重要内容“走出去”，在国际社会上一直广受欢迎。同样作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渠道，中医药“走出去”与海外“孔子学院”的特点不同。“孔子学院”的海外传播“以文为主”，传播的主要对象一般为学校或与教育相关度较高的组织或机构。而中医药“走出去”的特性在于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百姓提供健康医疗保障，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海外患者有了切身体会之后便对中医逐渐认可、接受。二者意图一致，但各自的优势不同。从国内学者宋欣阳、李俊主编的《中医药海外发展国别研究》丛书(亚洲卷、欧洲卷、美洲卷、非洲卷)(11)宋欣阳，李俊：《中医药海外发展国别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第7页。中可以看出，中医药“走出去”内涵丰富，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它也是服务业走出去的重点之一，是未来的国际贸易的一个增长点。然而这个历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影响世界传统医学纳入主流医学体系的几个大事件上看，中医药“走出去”的每一步都饱含着一代代中医人的心血和汗水。2006年世卫组织采纳了中国专家提出的经穴部位国际标准，目前该标准中361个人体穴位有359个穴位是中国提出的；
2008年，世卫组织召开首届传统医学大会通过《传统医学北京宣言》；
2009年第62届、2014年第67届世界卫生大会两次通过我国倡导提出的《传统医学决议》，明确了我国中医药在世界传统医学领域的引领地位；
2009年，我国提出成立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249)的申请获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通过；
2010年，“中医针灸”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1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颁布一次性使用无菌针灸针标准，随后又有40多项中医药国际标准陆续发布；
2015年，屠呦呦因从中草药中提取出了青蒿素，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而获得诺贝尔奖；
2019年，《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中医药在世界医学史上又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2)丁立福、郭智莉：《 中医药译介最新成果及其国际化进程探讨》，《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从这个历程可以看出，我国在中医药“走出去”的战略决心是十分坚定的，特别是2016年《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实施后，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中医药诊疗、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药产业国际化、中医药国际化服务贸易、“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中医药境外合法化一直到中医药海外教育等，均取得了巨大成就。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医药在“走出去”的同时，也在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国医学界的挑战。随着中医药在国际社会上的深入推进，已推广使用中医针灸或中药的所在国或地区也兴起了“中医药研究热”，很多国家或地区的针灸教育、中医本土化、类针灸发展十分迅速。如西方对中医针灸开展了深入研究，以现有的神经科学为基础，而不是以传统中医理论为基础，编订了《西方针灸》，并在本国推广使用，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中国在中医药方面虽然拥有了主导性的话语权，但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时刻秉持“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提升、共同造福人类健康。

(三)“互联网+”为中医药“走出去”提供了新途径

历经70多年的国际化历程，中医药已然在世界生根发芽，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认可度以及互动交流越来越频繁，中医药已然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传统医药发展的有益补充。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扩大蔓延，各国在人员流动上大多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医药“走出去”的大部分工作由线下转为线上，中国中医专家开展国际远程会诊助力国际抗疫，各国民众对使用公众号、微信群、微信小程序以及各种形式的线上问诊热情高涨，这些都对“互联网+”中医医疗的加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未来，在国际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开展工作将是一个新的趋势，能最大限度减轻疫情带来的不便，也降低了相关人员跨境交流的成本和代价。由此催生的“互联网+中医+海外远程平台”将有效持续地助力中医药“走出去”。追溯“互联网+中医”的兴起，并非完全是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早在1997年，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为方便国内外患者对疑难杂症和危急重症的紧急会诊，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医远程会诊中心。2015年，《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第一次提出利用互联网技术融合发展中医药。2016年，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提出，发展中医远程医疗、移动医疗、智慧医疗等新型医疗模式，助力“互联网+”中医医疗。(13)郑秋莹、汪晨、吴鑫、申书郝、刘跃、关泽：《门诊患者“互联网+”就诊体验现状及其相关因素研究》，《中国数字医学》2021年第7期。2018年，“互联网+”医疗首次出现后，各地中医院为方便群众就诊，提高患者就医便捷度，开始着手筹建线上医院，互联网中医企业不断增加，中医线上咨询问诊、网约医生、线上家庭医生等大量显现，主要提供疾病辨证、轻症问诊、按方抓药等服务。(14)田娟、高山：《“互联网+”中医医疗发展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卫生经济研究》2022年第3期。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互联网医疗健康市场规模快速扩大，达到1961亿元，同比增长47%；
2021年我国居民对于医药电商、互联网的使用需求进一步提升，网络医疗健康的用户规模持续大规模增长，已经从2020年12月的2.15亿人增长至2021年12月的2.98亿人，增长8308万人(见表1)。(15)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年，第24-26页。而且，随着中医药、中西医结合疗效越来越显著，医保互联网支付政策逐步完善，很多中医医院的信息化建设也相应提高了等级，这有利于构建适应中医药管理体制且与卫生健康协同融合的中医药信息化支撑体系。在当前大规模派出中医药医疗团队到世界各国开展常态化的中医诊疗、教学、科研、文化交流受到阻碍的情况下，依托现有的海外中医药中心以及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等国际性社团组织，广泛开展“线上”形式的中医药“走出去”，无疑将是中医药“走出去”的新趋势、新方向、新载体。

表1 2020—2021年互联网需求规模显著增长

(一)“互联网+中医+海外远程平台”的发展现状

表2 2020—2021年互联网中医医疗服务规模显著增长

从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中医药产业信息分会主编的《互联网+中医医疗数据报告2021》中的数据看，2021年在线中医医疗服务达267.9万余人次，在线提供咨询诊疗服务的执业中医师达7.2万余人，相比2020年明显增长(见表2)。(16)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中医药产业信息分会、阿里健康研究院、小鹿中医：《互联网+中医医疗数据报告2021》，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220630/content-570836.html，2022年6月30日。三级甲等医院中医师占比达44.38%，覆盖中医的学科专业达49个。基层中医师数量快速增长，中级职称中医师比2020年增长10.5%，初级职称中医师增幅最大，比2020年增长109.8%。由此可见，“互联网+中医”平台正在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而蓬勃发展。而本研究探讨的“互联网+中医+海外远程平台”从实质上说也是“互联网+中医”在中医药“走出去”过程当中的应用与拓展。从早期国际化开放程度较高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医学类院校及其附属医院探索的中医国际远程会诊中心、中医药国际学术会议中心，到2016年后依托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四川中医药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等单位陆续建立起来的中国-德国中医药中心、中国-菲律宾中医药中心等一大批海外中医药中心和国内基地，这些平台均具备了开展中医药国际远程会诊、国际远程学术会议的基本条件和基本能力。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设定的中医药“走出去”“六位一体”定位看，通过国际远程会诊、远程学术会议，由双方定期召集线上会议，可以实现教学、科研、会诊以及文化传播的功能。但如果要开展常态化的中医药国际远程医疗，这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建设中医专科专病专家库以及打造等级信息安全体系等。目前国内尚无功能完善的常态化开展中医国际化远程医疗的机构或组织。虽然当前学界对“互联网+中医+海外远程平台”未有准确的定义，但从国家现行政策中推断，推进“互联网+中医+海外远程平台”建设应遵循四个原则：一是要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如5G、VR、大数据、区块链、5G+8K远程在线诊疗技术等，实现“让医生、患者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路”；
二是要尊重中医“望闻问切”四诊的规律，在开展远程中医医疗健康服务工作时，要配备相应的可供脉诊、观察面部、舌象的终端设备；
三是平台背后要有中医药专家库作为支撑，做到国内有专家指导、海外有临床医师操作；
四是要优先处理好跨境信息安全以及医学准入等前置问题，只有寻求所在国或地区法律许可或政策上的准入，中医药远程医疗才能真正落地。

(二)“互联网+中医+海外远程平台”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是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还需深化调整、中药的国际推广还需科学攻关。不同国家或地区对于诊疗技术、药品的管理制度均有所差异。目前中医针灸已经有了国际化标准(20多个国家有相关立法，59个国家和地区承认针灸合法地位)，但还要在推广的过程中继续丰富和深化；
中药作为中医诊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内在组成部分、服用过程、副作用、安全性等描述性证据不足，还较难被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纳入药品体系。2020年，中国科协发布2020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其中“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的中医药机制是什么？”被列为10大前沿科学问题之一。(17)韩立炜、果德安、刘菊妍、朱卫丰、陈士林、姚仲青：《2020年度中医药重大科学问题及工程技术难题》，《中医杂志》2020年第19期。郑启明《菲律宾中医药标准化的现状和展望》一文也提到，菲律宾国家或行业层面无法制定中医药质量标准，也无法引入适合当地生长的中药材种植产业，造成官方无法承认药品的医疗、保健效果，民众信任度不高。(18)郑启明、陈逸梦：《菲律宾中医药标准化的现状和展望》，《福建中医药》2020年第3期。二是中医现代化的进程还有待进一步推进。国内开展中医诊疗活动通常以中医“四诊”为主，无须向患者出具类似西医体系的量化指标报告，开具中药处方亦无须标注中药材的内在成分，更加侧重辨证论治、强调个性化。而在西医体系，诊疗的量化以及药物的效果与不良反应是详细标注的。这导致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中医中药不认可，如美国仅视中药为食品补充剂，突尼斯政府只允许西医医师学习针灸后进行针灸临床活动，禁止中药在突尼斯销售等，这种现象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还是普遍存在。因此，中医、中药要深入走进所在国或地区的主流医学体系，需要与现代科学进一步融合。三是中医国际远程医疗的专家库建设难度大。面对广泛的国际患者的不同诊疗需求，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医专家库，常态化开展国际远程医疗，仅靠某一家机构的中医力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难以为患者提供多样性选择，难以达到建成中医专科专病的高度。没有规模效应，就难以支撑平台正常运营。四是海外中医远程医疗平台在信息化建设上还需与国际进一步接轨。每个国家或地区对跨境开展医疗活动的规定不同，对中医执业的管理规定不同，民众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以及法律对于相关行业信息的保密规定不同，由此带来的诊疗信息安全及纠纷隐患，均影响着中医国际远程医疗的开展。如《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指出，高端医疗设备的数据安全须引起关注。(19)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第66-70页。

(一)充分发挥总部设在国内的NGO优势，医针并重、医药并重、医教并重

关于中医药国际标准的制定调整以及中医的国际推广问题，在中医药“走出去”的70多年里，总部设在我国的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国中药协会等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下，在组织中医药专题学术会议、促进国际中医药界的友好交流、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沟通交流、落实世界传统医学发展战略部署和行动、宣传推广中医药、呼吁各国重视传统医学、争取中医药合法地位、开展中医药人才培养工作、提高各国从业人员素质和执医规范、落地开展国际中医药服务、指导制定和推广中医药国际标准以及面向国际出版中医药学术刊物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外交资源和工作经验。实践证明，在推动中医、中药纳入国外医疗体系的过程中，取得外方政府以及官方卫生部门的认可十分重要。在针灸已经得到较为普遍认可的所在国和地区，通过医针并重、医药并重、医教并重，能有效推动加快中医药“走出去”“走进去”的进程。从落实层面，政府外事部门应通过外交手段推动签订《中医药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国首先达成传统医学战略合作；
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根据中医专科建设需求提出需要认可的中医诊疗技术方案以及中药品类备案名单；
“互联网+中医+海外远程平台”的建设院校应组织专家团队广泛开展中医药国别调研、中医药本土化研究以及中医药重大科研问题的攻坚工作，为中医药落地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具体负责开展中医药国际诊疗的医院和中医师、中药师应不断强化做好中医治疗、中药使用的疗效说明和规范表述，让国际患者能够尽快认可和接受中医药的独特疗效。推广策略上，应加强与总部设在国内的NGO的交流与合作，汲取我国与蒙古、越南、柬埔寨等国合作的成功经验，并及时做好策略调整，争取系统解决好这个关键的准入、合法问题。

(二)加快推进医研产一体化进程，推动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

当前中医药国际化进程加速推进，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是总基调。坚持守正，就是守住中医药思维之正、道德之正、理论之正、技术之正，固正本、持正义、走正路、扬正气、结正果。坚持创新，就是将中医药理论、学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融合，推动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面对中医、西医两大体系的理念存在较大差异问题，做好中医现代化的这一步，既是面向国际社会优化产品和服务的举措，也是推动中医药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具体做法有：一是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将现代科技成果应用到中医药学之中，丰富中医药理论，更新中医药技术，这项工作有赖于中医药相关组织和机构的共同努力。如福建中医药大学李灿东校长发明的中医状态健康管理太空舱，它将中医与现代科学有机结合，最大限度降低了健康管理的成本，所建构的药膳、药茶、茶饮、粥羹、音乐、运动等6个维度对不同状态(未病、欲病、已病、病后康复)的对象给出不同的中医调理方案，依托互联网广覆盖、低成本、可复制、易操作的特点，又能快速推广应用。(20)周常恩、赵文、许鸿本、雷黄伟、杨朝阳、李灿东：《以状态为核心的中医健康状态辨识系统构建研究》，《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年第8期。二是加快推进中成药研制现代化、产业化。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草药中的有效成分进行提取与合成，研制生产疗效更确切的中成药，应当成为今后中医药创新的重点。如基于屠呦呦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的成果，研制有效治疗疟疾的中成药并推广至全世界，就是一条创新的道路指向。此外，针对国外对中药纳入药品体系的要求，各相关医院可以和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共同研发，推动中药经典配方颗粒剂研制，政府主管部门应从政策和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三是加快推动新型中医用器械、设备现代化、产业化。按照中医学理论，采用现代信息和智能化技术，校、企、医院共同合作研制生产用于正骨、推拿、按摩、理疗、针灸等方面的设备、器械，进一步提升优质中医技术，使患者获得良好体验。

(三)依托中医药类国际化行业组织组建远程专家联盟，以点连线、以线带面、以面成片

开展“互联网+中医+海外远程平台”建设，常态化开展中医国际远程医疗，需要多个院校、科研院所、医院、企业以及相关服务商联合协作，而开展中医医疗活动的主体，即中医专家团队，如仅靠某一个单位开展中医国际远程医疗活动的话，力量过于单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公布的最新的《国际疾病分类》，包含约55000个与损伤、疾病和死因有关的条目。显然，仅靠一个单位的医疗团队是无法治疗如此众多疾病的。为此我们建议具有共同服务对象的海外中医药中心集聚优质资源组建中医专科专病联盟，根据自身优势，挑选一些慢性病、高发病、疑难杂症作为要重点解决的病种，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医远程医疗团队，团队成员可以由科研院所、高校、医院一线中医专家、企业科研团队组成；
平台运营上，可以依托国内中医药类国际化行业组织，如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国中药协会等，统筹建设一个中医国际远程医疗平台，由平台汇聚、更新专家库，实行提前报备、提前预约、有序放号的预约就诊制度，为海外患者提供更多优质健康服务。通过以点连线，把国内同类优质中医资源集聚起来；
通过以线带面，把具有相同服务对象的海外中医药中心的医疗活动支撑起来；
通过以面成片，逐渐形成北美洲、南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非洲等6个大型的中医区域远程医疗中心。当然，如果仅以某一个医院独立开展，那要量力而为，要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气候、人体体质、常见病种的大数据采集和整理情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确定符合医院中医团队支撑能力的若干个优势病种，且在开展常态化远程医疗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预约制就诊和会诊制就诊的合理安排，避免因秩序混乱造成不良影响。

(四)结合中医四诊规律搭平台建系统，提高平台服务能力、保障能力、应急能力

关于中医药信息化平台建设问题，由于中医采用的是“望闻问切”四诊，因此搭建“互联网+中医+海外远程平台”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最新发展成果来推动中医药发展转型升级。首先要尊重中医的辨证规律。中医辨证讲究“望闻问切”，这是区别于西方医学体系的最大不同之处。“互联网+中医+海外远程平台”的规划设计要逐个解决视觉、听觉、触觉以及信息传递通道安全、稳定、顺畅、高清等问题，这是开展中医远程医疗、提供优质中医服务的核心。其次要增强平台保障能力。加强“线下”的信息化条件配置、中药房的建设、护理团队尤其是中医护理团队的搭建等基础保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只有实现中医“医、护、药”无缝衔接、亲密配合，才能收到最佳的临床诊疗效果。最后是增强国际化规则认知和运用能力。参与平台建设的教师、医师、药师、护理及管理人员，均应注重遵守国际化交流规则，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同时通过专门培训，增强国际争议、纠纷的应急处置能力。针对远程平台的数据安全和保密问题，政府外事部门应给予相关政策法律上的指导，政府主管部门应制定完善海外互联网项目保密规定，“互联网+中医+海外远程平台”承建的科研院所、院校、医院、企业在开展国际中医远程医疗工作的过程中应做到尊重国际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全球经济社会也进入大变革时期，中医药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也迎来新的发展起点和发展机遇。“十四五”期间，“互联网+中医”作为提升中医药跨境服务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将有力推动中医药进一步“走出去”，这是中医药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发挥互联网优势搭建“互联网+中医+海外远程平台”，开展中医国际远程医疗活动，进一步深化中医药国际跨境服务，推动中医药在海外进一步落地生根发芽，是切实可行的，将对降低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的不利影响、创新中医药国际推广运用模式、提高中医药院校国际化水平、拓展中医医院服务范围、推动优秀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等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21)鲁红玲、李友巍、贾佳：《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中医药文化传播探析》，《医学信息学杂志》2020年第10期。同时，这也必将是后疫情时代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强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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