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探析

潘道广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科学命题。高校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场域，处于应对矛盾风险的最前沿。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对不断提升和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世情、国情、党情、民情、舆情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复杂多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校历来是不见硝烟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阵地，青年大学生是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群体，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到高校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质量。

(一)有利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前提。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党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注重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1]57。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他们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
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551。每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会“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552。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明确指出了意识形态总是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而且告诉我们，统治阶级必然也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从本质上讲，这就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据此，我们可以将意识形态安全定义为，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得到广泛认同、有序发展，处于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不受威胁的稳定可控状态。意识形态的内涵及重要性决定了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基础性地位，担负着从政治思想和理论层面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没有意识形态安全，其他安全就失去了依托。

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旗帜鲜明地亮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取向。因此，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是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引导全党全国人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然而，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多变，思想舆论领域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的价值观博弈，马克思主义遭到歧视、奚落、排挤的被边缘化现象仍然存在，网络公共空间杂音噪音驱而不散，少数人理想信念不坚定，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思想侵蚀、文化渗透力度不减。因此，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重要任务，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之一。高校肩负着培养人才的重大任务，同时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承担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任。这决定了高校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沿阵地，意识形态建设同样面临着许多风险挑战。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否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关系到大学生价值取向是否正确、政治信仰是否坚定，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进而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二)有利于确保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新时代我国高校工作的根本遵循。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办好高等教育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目标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能否办好高等教育，方向是第一位的。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鲜明底色和最大特色，也是高等教育的根基和优势。首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决定的。“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高校面临的根本问题，这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中有不同的回答。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了高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其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由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复杂环境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既面临着重要机遇，同时又需要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最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宝贵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有利于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新时代确保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3]。要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要在高校坚持不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然而，作为精神生产及高端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高校也是国内外社会思潮的聚集和交汇地，是西方进行渗透和实施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这些给高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带来了较大冲击和影响。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任务，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高校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防范化解各种风险挑战，才能在事关办学方向的根本问题上守住底线、站稳立场，才能使高校“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4]376-377。

(三)有利于保证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高校的重要使命。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民综合素质、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高校“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5]。

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有利于保证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思想道德素质是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首要标准，党的十八大提出学校教育的目标是“立德树人”，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提出“立德树人”。“立德树人”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对人才培养基本要求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当年提出“又红又专”[6]，认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邓小平提出培育“四有新人”，江泽民提出对青年的“六点希望”。***总书记反复强调，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什么人”，认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4]377，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立德，就是教育引导大学生加强品德修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人，就是教育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进”[3]。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有助于终结“意识形态终结论”，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营造良好校园舆论环境，引导大学生**理想与现实纠结的谜题，增强对各种错误思潮的辨析和批驳能力，主动把握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体系，坚定“四个自信”，从而解决大学生中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然而，“两个大局”的历史交汇，既带来重大战略机遇，也带来严峻风险挑战，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依然存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

(一)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

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西方国家就没有放弃过遏制分化我国之心，始终图谋西化、分化我国，意识形态渗透是他们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主战场。然而，在长期的较量中，我国不仅没有发生西方国家所希望看到的“颜色革命”，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持续提高，这让西方国家感到惶恐不安，加剧了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增强了对外开放力度、扩大了对外开放范围，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压力。由于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上的优越性奠定了他们在国际秩序和文化输出中的强势地位。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自由、平等、民主、独立、人权、博爱等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将其形塑为“普世价值”，以图占领思想阵地、强化西方话语霸权地位。西方国家企图论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不可成立性，向我国大力渗透以历史唯心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为思想认识基础的历史虚无主义。我国的迅速崛起冲击了“西强东弱”的原有世界格局，出于对我国的质疑、震惊甚至恐惧，西方国家歪曲解读我国的发展道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曲解成“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炒作崛起后的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修昔底德陷阱”，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言论。为了巩固其话语霸权地位，西方国家还大肆宣扬“社会主义失败论”“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错误观点。

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对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冲击风险，使部分民众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混乱。如“普世价值”消解的是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认同；
“意识形态终结论”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
“历史虚无主义”以细枝末节否定全面成就、以局部代替整体，大肆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共产党党史，否定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

我国高校作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阵地和新时代高素质人才的战略储备基地，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的首选场域。他们以文化、文明诱惑掩盖政治图谋，故意混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把高校描绘成不同学术思想、学术理论交流碰撞的所谓“学习圣地”，通过别有用心的基金会、社会组织等，打着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访问等旗号，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如邀请我国青年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在客观公正的议题表面下却包裹着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理念的目的，大学设立的留学奖学金优先资助无党派学生或认同西方价值理念的学生。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对高校师生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少数教师把西方理论与学术话语奉为圭臬，近年来屡有大学老师发表不当言论，如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某某质疑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数，湖北大学教师梁某某多次发布、转发“涉日”“涉港”的错误言论，青岛大学教师高某某在“涉日”问题上发表不当言论，南京财经大学教师冯某某拿日本侵华进行地域攻击，等等。少数学生敬仰西方民主制度，向往西方民主价值理念，认为熟知西方话语体系是“有水平”，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则是“老土”。这些充分说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给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风险挑战。对此，******指出，冷战结束后，一些国家深受西方价值观念影响之害，“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4]327

(二)新媒体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双重影响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而且是一种文化生产力。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固有模式，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带来了新机遇。首先，新媒体丰富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载体。意识形态教育载体是指为意识形态教育主体运用，承载、传递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和信息，并能促使意识形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间相互作用的活动形式或物质实体。长期以来，高校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采用课堂讲授、主题班会、专家讲座、实践活动、社团活动等形式进行意识形态教育。这些教育载体受场地和时间等因素限制，传播渠道窄、覆盖面小。新媒体以其海量存储、媒介融合、及时更新等特有优势，能够有效打破传统媒体的限制，拓展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载体和平台。其次，新媒体增强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对象的主体性。传统的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是“灌输型”的单向化教育，虽然也有受教育者反馈机制，但反馈是被动而微弱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新媒体则具有很强的交互性，其传播方式是双向的、非线性的，信息在传播中往返流动。这有利于消除高校意识形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信息非对称，受教育者有了方便、快捷的信息反馈渠道，就能提高参与意识形态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育者则可以根据反馈信息调整内容、改进方式。最后，新媒体提升了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新媒体是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以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为终端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为创新高校意识形态教育方式等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使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从平面走向立体、从静态变为动态，教育信息突破时空限制，实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传播，从而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密切关注新媒体给意识形态工作带来的新变化，他指出：“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7]新媒体给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挑战。首先，西方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对我国高校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互联网兴起于美国，全球13个根服务器美国就占了10个，瑞典、英国和日本各有1个。我国虽然是世界上网民最多、互联网应用最广泛的国家，但在网络核心技术领域存在短板。西方国家往往利用新媒体输出西方价值观，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意识形态操纵，以实现其“不战而胜”的目的。他们对我国高校渗透影响大学生成长的西方思想价值观念，攻击和挑战了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次，新媒体增加了高校意识形态管控难度。高校传统的意识形态教育由教育者掌控主动权，从内容、组织到形式都相对容易把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杜绝负面信息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扩散。新媒体的准入门槛比较低，信息传播主体呈现出社会化和个人化的发展特征，传播受众具有极大的能动性。同时，传统“把关人”缺失，新媒体信息传播具有随意性、开放性、自由性。这些都增加了高校意识形态的管控难度。最后，新媒体削弱了受众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是以特有名词概念、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阐释、传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然而，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去“权威性”、去“中心化”特征影响信息的真实性，即时性、碎片化特征制约信息的准确性。同时，海量信息让人应接不暇，受众难以辨别真理与谎言、事实与虚构，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学者，也不熟悉超出他们专业视野之外的信息，这就使虚假、错误信息，甚至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完全相违背的不当言论有了市场，足以迷惑很多受众。这些都影响了他们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

(三)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1]44。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廓清理论是非，校正工作导向。高校也构建起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体制机制，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然而，新的历史时期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中存在着内容模糊、交叉不明、操作性不强等问题，需要健全和完善。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有待严格落实。高校构建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牵头协调、各级党组织共同负责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由谁负责、负责什么、怎么负责及事后追责等基础性问题，但在具体落实中，有的高校依然存在岗位责任意识不强、责任清单不清晰、责任分工不明确等问题。岗位责任意识不强，主要是指受岗位不同、专业不同等因素影响，部分意识形态工作主体重教学、科研、管理等业务工作，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未能形成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全局性认识与战略性把握，造成意识形态工作整体部署不足，不能很好地将意识形态工作有机融入教学科研与管理服务育人等各个环节。责任意识不强，必然导致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工作难落实、虚落实。责任清单不清晰、责任分工不明确等问题，主要是指在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层面，责任划分不明确，存在责任“窄化”与“泛化”并存、“多龙治水”与“缺位”共在等情况。责任划分不明确还容易导致追责难、追究力度不彻底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有效防范与化解。

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高校要站稳守牢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就要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课堂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关键阵地，教师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关键群体。当前在课堂管理上，部分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金课”建设覆盖面不广、教学方法创新不足、部分专业课程思政育人元素挖掘不深，以及“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落实不严格、课堂教学意识形态关把控不严等问题。讲座、论坛、社团是大学生喜爱的活动载体，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目前还存在资格审查不严、监管不到位等现象。校园新闻媒体、校园网络空间等意识形态工作阵地，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阵地管理不规范、不到位，就容易出现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漏洞。

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有待健全。意识形态具有内隐性，决定了意识形态风险的难测定性，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成和聚集，一旦突发意识形态舆情危机，就会陷入被动状态。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包括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高校已建立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在风险防控的具体环节和实际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认识不清、落实不到位、协同发挥作用不够等问题，不能将体制优势更好地转化为防控治理效能，影响了对意识形态风险的研判、预警、评估、处置。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505对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理论分析和解读，是为了从实践层面筑牢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网。这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借鉴党百年意识形态建设“破立并举”的宝贵经验，准确把握“新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方位上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变化态势及其风险挑战，优化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路径。

(一)夯实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基础

意识形态以话语形式来表达思想和描述现实，并通过话语进行传播。新时代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首要的就是创新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可接受度，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引领力，让主流意识形态真正进入师生头脑，帮助师生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新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马克思主义是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创新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首先，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人民性是基于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角度而言的，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创新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必须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丰富高校师生精神世界，增强高校师生精神力量。其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发展的理论，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社情、民情、舆情复杂多变，要坚持理论创新，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让高校师生“从内心深处厚植对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8]，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坚定信仰信念。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属于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趋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顺应了这一发展趋势，是凝聚高校师生共识的思想指引。首先，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不断总结概括、提炼升华出反映中国道路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使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更清晰、更具体、更充实，更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其次，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立身之本，也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源头活水，是提升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命力的渊泉。要最大限度地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意识形态资源，对其进行当代解读，服务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最后，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要具有国际视野。新时代中国特色的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既要凸显中国立场，同时也要反映人类发展方向，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把握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世界话语体系的平衡点，引入“国际化”话语要素，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二)站稳守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主阵地

阵地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依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意识形态教育的核心课程，各类专业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教育元素，报纸、杂志、广播等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传统平台，新媒体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大学校园文化是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载体。站稳守好这些重要阵地，是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抓手。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高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9]329。思政课的课程设置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是通过系统的规范化课程内容讲解，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掌握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握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政课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等重大问题，引导大学生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四个自信”，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因此，新时代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首要的就是发挥思政课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要积极推进思政课的改革创新，“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3]；
要不断增强思政课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亲和力，有效提升思政课的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力。高校开设的专业和公共基础等课程，教师在承担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等职责的同时，也从不同角度承担育人职责。课程思政是对******关于“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4]378重要论述的科学实践，是以精神塑造和价值观教育为导向深挖各类课程的思政元素，增强课程的思想价值引领功能。如理工类专业课可以培养学生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农学类专业课可以培养学生的“三农”情怀，医学类专业课能够引导学生注重医德医风，艺术类专业课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课程思政与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在方向和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对高校意识形态起到巩固强化作用。因此，推动思政课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是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举措。

优化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平台。媒介是意识形态传播载体，话语平台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形成的主要场域。高校要加快推进媒介融合，实现传统媒介与新媒体的有机融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多种传播途径，优化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话语平台。首先，守住传统的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平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话语平台，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新媒体时代面临着较大挑战和冲击。要坚持发挥这些传统平台和媒介的专业化、权威性优势，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实效性。其次，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利用学校的官方网站、论坛、微信公众号、微博，教师的微博、微信、博客，线上课程、智慧教室等平台，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最大机遇，宣传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最后，注重内容融合。传统媒介与新媒体的有机融合，不仅仅是基于统一数字技术上的信息采集、编辑及开展相关服务的融合，还要注重内容的融合，即建构契合于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传播属性的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容，这既是推动高校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深度融合的重要驱动力，更是掌握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权的根本保证。

发挥校园文化在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中的作用。校园是高校师生活动的重要空间，校园文化具有隐性教育功能，其所传递的意识形态理念和价值信仰对师生产生重要影响。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了大学校园文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是以潜移默化的渗透方式对高校师生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等产生积极影响。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大学校园文化。马克思主义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提供科学方法，规定大学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大学校园文化的先进性和与时俱进。大学校园文化要引导高校师生以培育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为最高理想和追求，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认同。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建设大学校园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引导师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相结合，与全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相结合，增强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建设大学校园文化。价值认同是意识形态认同的基础，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最核心的主流观念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体现了时代精神。要引导高校师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

(三)坚持党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党百年奋斗的首要宝贵历史经验，也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国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优良传统。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是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根本。

巩固高校党委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高校党委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树立政治意识，强化政治领导责任，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站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立场上，把握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意识形态工作重大事项坚持在校党委领导下的集体决策制度，确保决策正确、落实迅速、成效显著。不断提高新时代环境下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能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加强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工作重点难点的把握，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对师生的号召力和感染力。

强化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责任制。“不讲责任，不追究责任，再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10]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制，校党委书记、校长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第一线，校党委书记是全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对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的领导责任和政治责任，把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纳入学校工作全局。学院、部门等二级组织的党委书记和行政负责人，要把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纳入学院、部门的整体工作中，把握好正确方向、履行部署指导工作、加强督促检查、抓好队伍建设等责任。党支部、基层教学单位及教师要在高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明确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加强新媒体主流意识形态监管。西方国家把互联网视为“普世价值”全球化的“信息高速公路”，新媒体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多元价值观的冲突场域。对新媒体监管不到位是产生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因素，高校党委要加强对新媒体的意识形态监管力度。一是建立新媒体主流意识形态审查和监管制度。可参照我国网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及国家各部委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高校校园新媒体信息审查和监管的规章制度。二是建立完善新媒体信息监管体系。依托大数据技术，收集、分析新媒体信息，正确引导舆论，有效控制或减少不良信息的滋生和渗透。三是建立新媒体信息责任追究制度。实施新媒体环境网络实名制，保护合法权利，严惩违法违规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新媒体文化环境。

建立健全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机制。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是指威胁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及其效能的各类因素，高校要强化意识形态风险意识。一是建立意识形态风险研判机制。成立由各级党组织负责人、思政课教师、辅导员、学生干部等多元主体参与的风险研判队伍，将风险研判落实到高校日常运转机制中，聚焦师生关注的现实问题和社会事件，分析师生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潜在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二是建立意识形态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可以成立专门的意识形态风险决策评估小组，根据师生思想特点和思想动态，做出科学、合理风险评估。三是建立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协同机制。******指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的政治职责。”[9]223高校要跳出自身的视域限制，构建一支从政府到高校、从社会到高校、从高校领导到教师、从教师到学生骨干的协同队伍，形成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合力。四是建立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化解责任机制。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具体任务要责任到人，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织密织牢责任网，提升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效能。

综上所述，新时代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既有来自西方国家的外源型风险，也有来自国内的内源性风险。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意义重大，必须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努力防范化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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