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三重逻辑及建构路径

贾淑品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我们已经进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历史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很好地诠释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规律。中国式现代化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破“修昔底德陷阱”的现代化，这是不同于西方的、由我们“独创的”一条人间正道。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两个结合”在多个场合被反复强调。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重申“两个结合”，其中“第一个结合”已经被学界反复论证，本文主要阐述“第二个结合”。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重要的历史、理论与现实逻辑，也有其鲜明的逻辑指向。

马克思主义没有在它的出生地资本主义土壤中开出绚烂之花，反倒在贫瘠落后的东方国家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开辟出一条恢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3］******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革命斗争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社会主义的种子播撒下去之后，这种子就在中华文化的沃土中生根发芽，成为中华文化新的内容。这也是******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 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意蕴所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上生根发芽，焕发出强大的活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使人们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两者结合的重要作用，他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两者结合的典范之作。毛泽东认为没有先进文化武装的国家是不可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要打破使人民群众愚昧无知的旧文化及其体系，要建设一个新文化滋养下的社会文明、人民开化的先进的中国，为此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534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并比喻为“小康之家”，而“小康”这个名字的意义正来自《礼记·礼运》；
他将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这是他对《礼记·礼运》中的“小康”社会理想的创新发展，应用于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设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邓小平根据国内外舆论环境变化，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机遇，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同向发力，将文化建设提升至和经济建设同样的高度加以大力发展，把文化影响力看成评价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江泽民同志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凸显“中国特色”，这是守正创新精神文明的精神支撑，也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庆祝建党70周年提出的关于文化发展的庄严承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并且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5］。这里明确了文化建设的“三个面向”，强调了文化的现代性、世界性、未来性，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要培养“四有”公民，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要重视中国传统德治文化，“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胡锦涛同志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6］，他借鉴传统文化“和谐”理念和“和合文化”精神，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营养基础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十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最深刻的一个时期。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为例，******将传统治国理政智慧运用在国家治理之中，他多次以传统文化及其治理智慧作为学习主题。他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7］119。******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多次强调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他还以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主题，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人民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人人以身作则在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提高全民族思想文化和道德水平，从而更好地推动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这充分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和文化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而又重要的贡献，是在中华民族漫长而悠远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有着吐故纳新、开放包容的特质。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国人民的屈辱史，又是中国人民的抗争史，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屹立于东方，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时，没有完全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舍小家为大家”“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深刻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历史作用，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1］。同时，他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统一性、高度契合性，这为二者相互融通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依据。“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不仅为中华民族的成长发展壮大提供精神养分，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提供肥沃土壤。因而“两结合”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认识客观世界、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种内在思想的一致性，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以一种更加亲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上，并源源不断地孕育出新的理论成果。

（一）在胸怀天下的价值目标方面，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社会，中华文化也追求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大同”出自《礼记·礼运》，儒家认为理想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种大同的理想中，没有私有制，所有人都在为社会工作，而非“为己”；
社会对老弱病残给予关怀，对子女进行公共养育，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充分发挥其才能的机会；
没有任何特权，也没有世袭制度，“选贤任能”，国家有着良好的治理；
社会治安稳定，“夜不关，道无漏”；
各国友好往来，“讲信修睦”，没有任何战争，也没有任何阴谋。

马克思所构想的理想社会，是全人类的自由与完全的解放，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与《礼记·礼运》中的理想是相通的。******用中华文化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言必信，行必果”“德不孤，必有邻”等以深刻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为弘扬民族精神提供理念支撑，这些都是成功诠释“两结合”的生动事例。

为了实现这种理想的社会，中外许多人士都进行了艰辛探索。可惜的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封建落后制度等各方面的局限，古人未能找到一个明确的实现理想社会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更替的基本规律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生产关系得以变革，使社会文化得以进一步发展，也使古代“大同”理想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消除了理想和现实的隔阂，使人民的愿望和客观现实相结合，从而为实现社会理想提供了现实途径。大同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它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历史依据和文化根源。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统一性相契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思想是高度契合的。毛泽东同志将班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实证与考据方法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实事求是”新的内涵，用以揭示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本质；
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强调“实事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包含了丰富的唯物论思想，比如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南朝范缜在《神灭论》中提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马克思主义批判唯心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包含了类似的思想，如《管子》认为，社会的礼制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之上，“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高度契合

这种坚守人民立场、“为绝大多人谋利益”的群众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是相通的。毛泽东同志对中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进行了改造，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著名论断。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观点，其着眼点就是“有利于民”。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眼点也是人民。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追求以人为本，着眼点也是利民。******不但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结合，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重要论断。他还引用《孟子·梁惠王下》中的典故，“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来说明我们的根基、血脉、力量都在人民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真理性命题。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足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中国产生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李大钊、陈独秀等，在他们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被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中国扎下根来。

（四）传统文化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相通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认为坏事能变成好事，好事也能变成坏事，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祸福相倚，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辩证法思想。《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论语》更是包含深刻的辩证法智慧，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以及“过犹不及”等。马克思强调质量互变规律，认为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很多这种思想，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关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在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有同样的表述，如《礼记》“凡事豫（预）则立，不豫（预）则废”。毛泽东《论持久战》亦曾引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4］495他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充分汲取中国古代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的典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价值目标、辩证思维方式、唯物史观、辩证法思想等方面的一致性，是我们走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有力保障，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目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求大同”“天下为公”，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价值目标是高度一致的。人民至上的群众史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理想情怀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国强必霸”的西式现代化道路，而是高质量的、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新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和必然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发展误区，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功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新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8］315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但是当下中国人民精神的重要来源，也是培育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保障。“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 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8］312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除经济、政治能力外的一项重要实力体现，集中展示了一个国家在精神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现现代化，不但能够为我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精神养分，增强我国在文化领域的国际影响力，还能够以中华文化历代传承的文明智慧为基础，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八部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1］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文化自信正在一步步加强，这也是中国从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实现文化强国之路的重要保障。这种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不是单纯的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而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中的全方位现代化。“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8］315，一个国家的治理制度与其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要想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就必须把中国的问题放在第一位。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走过的是一条有别于他国的文明发展之路，我们能够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质上也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实践过程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两者的结合有利于推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文化自信是精神文明现代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文化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中挖掘思想方法、理想道德之策和治国理政的智慧方略，并从中汲取和塑造人文精神。因而，两者的结合关乎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如何实现及其实践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精神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突破自我视角，更新呈现方式，延续文化基因，展现现代魅力，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更深层次上解放思想，激发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活力，促进文化软实力以及影响力的全面提升。同时，也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进一步提高，在国际舞台上更能表达中华文化魅力与内涵，有助于通过“中国特色”的文化表达、价值创造和意义建构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智慧。

第二，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积极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到文化自信，积极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文化自信要求我们要有一分为二地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为此，我们既要反对打着“弘扬传统文化”旗号，实则宣扬的是封建的、落后的道德和文化的文化复古主义，又要反对否定中华文化，进而否定中国历史的文化虚无主义。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次，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不仅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体现了现代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而且突出了“中国特色”，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支撑，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整体，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力量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更鲜明的特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把它作为发挥“中国特色”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制高点，有助于增强全民的文化底蕴，有助于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可以助力夯实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基础，是我们应该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要展现我们作为大国的成熟与自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对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需要通过“两结合”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道路与制度。不管是文化复古主义，还是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华文化都没有采取正确的扬弃态度，不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是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否定，这样就背离了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初衷。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与中国的现实相适应，探讨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之路，就显得尤为重要。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怎样才能更好地结合？进而实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

第一，要加强党对文化的领导。复兴中华民族必将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前提，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之初，就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担当起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苦难辉煌的百年党史，也是中国百年文化复兴史。******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大地上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因而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割断与中国历史的联系，而是必须立足中华大地，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看待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始终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而不是别的性质的政党，是中国的共产党而不是别的国家的共产党，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双重“身份属性”，其辩证统一的丰富内涵生动体现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实践中。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双重“身份属性”割裂和对立起来，就会陷入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泥淖。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大地，善于发现和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不同变化，善于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所带来的新要求和新变化，不断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基本国情、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古老的文化不断焕发生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明确提出领导权归属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负责任大党的角色定位，自觉举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旗。新时代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扎实推进和实现文化强国目标，而实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亦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题中应有之义。

复兴中华文化、实现文化现代化、实现文化强国目标，这是由党的天然文化使命决定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共产党从中汲取养分，积极构建符合时代主旋律要求的新文化。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农民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无法担当实现中华文化复兴大任，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担负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领导力量，并且始终引领着中国文化建设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近代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肩负起中华文化发展和复兴这一历史大任。原因无非两点：一方面，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核心领导地位保证了高效率协调统筹各方力量，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国家办事拖沓的痼疾，真正实现党一声令下，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核心领导地位可以保证文化发展成果的统筹分配，实现分配公平正义，让人民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有助于保证中华文化的复兴和保证现代化的人民性。

第二，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善于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助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整理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和阐释、提炼和展示。

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我们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扬弃态度，既要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又要反对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主张对传统文化全盘肯定，并提出“回到孔子”“儒学复兴”“以儒代马”的错误主张，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这是没有处理好“创新”的关系。文化虚无主义借否定传统文化，否定、歪曲中国的历史，混淆视听，消解文化自信，这是没有处理好“守正”关系。因而，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我们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我们不能无视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的糟粕和局限性，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限定词“优秀”很关键。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性，是我们党坚持大历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结果。***总书记高度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7］35，追求创新，追求传承，跟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进步。

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多个场合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列举，比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引用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1］等。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之重要支撑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文明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国际社会有着不可小觑的感召力，究其原因，是因为它具有人类社会公认的价值理念、合理的道德内核以及协和万邦的政治智慧。

我们要系统整理和挖掘、深入研究和阐释、准确提炼和展示中华传统文化，摸清楚我们自己的“文化家底”，认真做好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基础性工作。“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坚持和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兼收并蓄中华文明与人类现代文明发展成果的集中体现。

以当前的实践需要为中心，积极精准挖掘传统文化中利于当下实践需要的素材、资源和价值理念，赋予其时代意义。同时，借助最新的科技成果和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通过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介和传播形式，把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出去，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而影响并引领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通过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推动文化现代化，全面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7］314

第三，“两结合”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都要与时俱进。******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特别强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要跟上时代的发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必然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国现在已由小康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文事随经济、政教而变化”，这必然要求传统话语要实现向现代话语的创造性转化。历史是向前发展的，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与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态治理的发展存在着不相协调、不相适应之处，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创造性转化，以期获得创新性发展。******对此明确提出了工作重点、对象、途径、目标等具体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能无的放矢、脱离实际，而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并运用到我们正在从事的实践中，充分发挥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作用，为解决今日中国和当今时代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服务，不断开创新局面。

第四，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我们还必须奉行人民至上的原则。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主体，新时代人民群众渴望更好地生活，我们需要一以贯之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主逻辑，坚持人民主体性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遵循，也是贯穿于中国式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主线索。

******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10］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具有的丰富思想意蕴的一种深刻的诠释，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把两者结合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人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的杰出贡献，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价值。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就没有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国要想取得持久的成功，还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科学和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而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指导，进行鉴别与分析、取舍与扬弃，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得到传承和弘扬。可以说，二者是辩证统一、交织共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和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质上也就是把两者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并以文化现代化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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