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传媒出版业对戏剧文化的影响*

□文│黄 骁 孙 萍

晚清民国时期，东西文化之间发生了激烈碰撞，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面临极速转型，传媒出版业也在强大的外力推动下迎来巨变。排版、印刷、录音、摄影、无线电等现代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报刊、广播的普及，也促进了京剧艺术的传播。一些传媒业者有意识地参与到梨园行的活动中，使菊坛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生态面貌。例如当时特有的“捧角”现象，就是由演员、媒介和受众三者之间有机的互动而产生。[1]

在传媒出版对京剧发展的影响中，“京剧第一科班”富连成社（以下简称“富连成社”或“富社”）有着非常重要的参与。民国时期 （1912—1949年）涵盖了富连成社最辉煌的发展阶段，富社在人才培养、剧目创编、商业演出等方面，都是梨园行内的标杆，引领着京剧艺术的潮流走向。因此，谈及传媒出版行业对京剧发展的影响，富连成社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舞台和文本是传统的戏剧传播方式。舞台传播包括剧场内的表演和演出前后的人际口碑，文本则包括剧本钞本、海报、戏单等印刷物。这些传统方式受众有限，质量难以保证，不易产生社会层面的联动影响。随着民国时期传媒出版行业的兴起，依托于报刊、唱片、广播等新型媒介进行的戏剧传播在兼顾传统的同时，也更加高效和广泛，很快受到大众的欢迎，开始成为主流的戏剧传播形式。

根据国家图书馆馆藏缩微目录检索，民国时期仅北京地区的报纸就有《国华报》《北京晨报》《晶报》《商报》《燕京报》《顺天时报》《益世报》等200多种。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申报》等报纸更是全国有影响的大报。很多综合类的报纸都开设了文艺专栏，刊登与京剧有关的版面，内容涉及演出评论、名伶轶事、京剧知识，也包括广告、专栏、插图等。从内容上看，这些版面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对读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比较有利于京剧在民间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末，富连成社发展蒸蒸日上，经常去外地演出，当地报纸都会进行宣传介绍。以天津为例，凡是富连成到来，包括戏单、海报、评论、剧照等内容会持续占据各大报刊的版面。如1930年1月，富连成全班200多人全部到津，《大公报》提前12天就开始预热，其中不乏“伶界杰出人才发祥之所”、“轰动一时”[2]这样的溢美之词。待正式演出后，《大公报（天津）》和《益世报（天津版）》等报纸也会刊登连载文章，包含剧目分析、演出评价等，体现出很高的专业性。《北洋画报》《北平画报》等报纸还对富连成社最具特点的童伶演出有图文并茂的介绍，也成为当时京剧传播的一大亮点。

民国报业日渐繁荣的同时，期刊也在同步发展。很多京剧理论的研究著作，前期都会分章节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相较新闻报纸的短平快风格，期刊多是半月刊或月刊，专业性更强。京剧类专业期刊包括《春柳》《剧学月刊》《戏剧丛刊》《戏剧月刊》《半月戏剧》《立言画刊》《戏剧旬刊》《戏剧与文艺》《戏剧杂志》等数十种，一些文学类的期刊也将京剧作为主要内容进行刊载，整体呈蓬勃发展之态。

1930年，《戏剧月刊》刊发多篇与富社有关的长文，角度全面，影响广泛。如，沈睦公的《谈谈北平富连成科班》（第2卷第8期）深度介绍了富社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戏剧月刊》是上海发行的戏剧刊物，销量“由四五千逐渐增加到一万三千以上”（第3卷12期卷首语）。这类文章兼具专业性和可读性，深受读者喜爱，也进一步提升了富连成的影响。

唱片在19世纪末由西方传入中国，20世纪初时，戏曲已成为唱片的主要内容，留声机在当时被形象地称为“唱戏机”，唱片也被称作“戏片”。剧界名角最能为唱片公司带来销量，富连成弟子马连良、谭富英、侯喜瑞以及曾在富社搭班学艺的梅兰芳、周信芳等人都是唱片公司的宠儿，马连良更是“在灌制唱片中，为数之多，堪执须生行之牛耳”。[3]作为20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广播作为当时的新兴媒体形式掀开了媒介传播的新篇章。广播节目会播放很多传统戏曲，又以京剧最有群众基础，最受市民欢迎，戏迷们坐在家中就可以聆听各大名角的唱段。电台除了直接播放灌制好的唱片，还会邀请名角进行直播演唱，有“空中播音”一说。“电台（笔者按：日伪济南广播电台）在北洋大戏院设有传送设备，名角到济，大都在北洋大戏院演出，可作实况转播，曾转播过马连良主演的《打渔杀家》、谭富英主演的《捉放曹》……”[4]富连成社作为京剧大师的摇篮，有多位名家都曾直接参与这种方式的传播，推动了京剧在广播上的普及。

与传统的传播方式和媒介相比，传媒出版发展带来的报纸、期刊、唱片、广播等传播媒介更新，速度更快，承载内容更丰富，影响范围也更立体，还能使戏剧传播能够保存、流传，为后人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材料。对富连成社而言，多数与之相关的传播内容都非主观意识下的操作，其庞大的规模和影响完全能为这些媒介提供足够的内容和话题，因此在传播内容方面贡献巨大。

清中叶以后，京剧艺术在宫廷和民间的联合推动下获得快速发展，但舆论环境和社会认可却未有改观，戏曲行业依然被轻视。梨园花谱由作为文人撰写的介绍京师伶人艺事的主要著作，文人雅客在这里卖弄文采、寄托情感，成为晚清娱乐产业的一大特色，直到民初才以“革命”的名义受到禁止。依托于传统封建社会发展的梨园行业看似热闹，却一直难登大雅之堂，糟糕的舆论环境也亟需得到改善。

进入民国时期，传媒出版领域迎来变革，各类报纸、期刊等宣传刊物取代梨园花谱，形成新的舆论场。京剧艺术也在传媒行业的推动下，不断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影响，成为主流的娱乐方式，并逐渐被社会认可。

京剧的宣传以专业报刊为主要阵地，例如《戏剧月刊》刊载了大量京剧的研究评论，有梨园掌故、戏院变迁的历史介绍，有大量的剧谈、剧话系列文章，也有词曲、脸谱、剧本等理论知识。这些文字将京剧从过去给人消遣的“玩意儿”提升到能给社会带来正能量的工具，其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变。正如该刊的办刊目的和宗旨所介绍：“戏剧这样东西，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只能供给人们娱乐，而其实它的力量确能够赞扬文化，提倡艺术，补助社会教育的不足，反之也能增进社会的恶德。因此，对于戏剧的细胞和性能，当然就有缜密研究的必要。”[5]

民国时期的戏剧（主要指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曲）发展已具备明显的宣传导向作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有意识地试图利用这种导向。在基础教育并不普及的年代，戏剧这一通俗的文化方式对于继承传统、开启民智、弘扬社会道德风气等都有正向效果，传媒出版行业的迅猛发展正好加速了这一情况的发生。京剧从业者的地位有所提升，科班、戏班、剧场也更加注重戏剧的文化价值，以至戏剧的传播力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1937年，《半月戏剧》分3期发表《值得我们注意的富连成社》连载文章，用大量篇幅强调戏剧之于社会的重要性——“能刺入每个观众心灵深处的艺术，在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上占据重要地位”。文章认为，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元代和明代是中国戏剧的少年时代，京剧的诞生意味着中国戏剧进入黄金时代，要保持这种成绩，需要大量的人才，而“富连成社是一个有历史、有组织、有规律的培养戏剧艺术人才的大集团”。[6]民国时期的京剧人才培养，虽然也多以私家科班为建制，但舆论环境和教育条件都发生了很大改观，因此论其功能和目的，已远非晚清时期的“相公堂子”所能及。

民国时期传媒出版业的发展，改善并优化了戏剧行业的舆论环境，让更多的社会精英投身梨园，参与到戏剧传播事业中来，他们在实现自身理想的同时，也间接为演员摆脱了“戏子”的标签，戏剧行业也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例如，齐如山、徐凌霄、陈墨香、景孤血等戏曲理论家，研究著述丰厚，也是各大报刊的专栏作者。而梅花馆主、金达志、刘豁公、沙大风等，既是深谙编辑出版之道的媒体人，也熟悉梨园掌故，还和艺人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正是这些人的共同努力，给民国戏剧传播创造了和晚清完全不同的良好环境，使京剧艺术迎来黄金时代。

进入民国时期，随着传媒出版行业的崛起，传统的花谱开始被报刊筑起的舆论空间所取代。在报刊上发布明星演出信息、艺术评价、生活起居、八卦新闻等，都会间接提升艺人的公众形象。最有影响的当属“四大名旦”评选。1927年6月，北京的《顺天时报》举办“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选举，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和徐碧云携各自新剧入选。这次选举造势对于京剧编演新戏起到了助推作用，对演员和作品来说，也是一次成功的宣传和推动，为之后“四大名旦”的评比奠定了基础。1930年，《戏剧月刊》举办“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的征文活动，这也是“四大名旦”的说法第一次被公开提出。紧接着该刊又为“梅尚程荀”推出专号，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在戏迷中的口碑。1932年，长城公司为4位旦角演员合灌了《四五花洞》唱片，风靡一时，“四大名旦”的称呼开始在社会叫响，并被大众接受，成为中国戏曲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影响至今。“四大名旦”的产生过程，完全依赖传媒出版行业的推动。

1936年，在广大戏迷写信倡议举办“童伶选举”的背景下，“富连成社社长叶龙章与北平《立言报》社长金达志商妥，由该报发表通告，专门接待各界投票”。[7]这是富社一次带有明显主观性的宣传操作。30年代时，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开始崛起，富连成社已不再一家独大，北平童伶的培养机构的竞争愈发激烈。这次的童伶选举，就成了富连成重新提升自身地位、打造少年明星的一次机会。经过投票评选，富连成“世”字科学员大放异彩，李世芳当选“童伶**”，毛世来获“旦行冠军”，詹世辅获“丑行冠军”，裘世戎获“净行冠军”，富社也以优异的成绩证明了自身的实力。“新闻界与戏曲界合作、广大观众参与的童伶选举活动，对于推出戏曲新秀，促进戏曲教育，起了积极的作用”。[8]

“童伶选举”后，社会上一直有在此基础上选出“四小名旦”的议论，更有多家报刊的文章里已把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合称为“四小名旦”。[9-11]1940年，在北京《立言画刊》负责人发起组织的合作演出中，李、毛、张、宋各具风格，征服京城观众，“四小名旦”的称号也普遍传开。

1940年，富连成应邀去上海演出，黄金出版社为其发行一期《富连成特刊》，包含富社概况、将演剧目、演员介绍等内容。这本刊物不仅是研究富连成发展历史的一手资料，而且也是唯一以戏曲科班为主角的特刊。在传媒出版发展较为成熟的上海，《戏剧月刊》《半月戏剧》《戏剧旬刊》等刊物曾为“四大名旦”、杨小楼、谭鑫培、马连良、谭富英、周信芳等演员制作过专号，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影响力。以演员为中心的名角制时代，制作发行专集、专刊来构建明星形象比较常见，但出版戏曲科班的专刊尚属首次，这也足以体现富连成社在戏剧界的地位和影响。

《富连成特刊》 分“文字”和“铜图”两部分内容。“文字”部分汇集25篇文章，主要介绍此番来沪的演员和剧目，例如景孤血《送盛章盛兰世长昆仲赴沪黄金献技》通篇用五言诗描述叶氏三兄弟的表演特点和代表作，梅花馆主《武丑叶盛章挑大梁》大力盛赞叶盛章的成就，唯我《记富连成之阵容》和九公《四科大串会的富连成社》介绍此次来沪的演员阵容等。“铜图”为彩色剧照部分，包括叶氏三兄弟、阎世善、袁世海等人共30张剧照。这本《富连成特刊》图文并茂，有很强的知识性，还刊载了大量的商业广告，涉及酒店、剧院、服装、皮鞋等，类别丰富，是一本知识性和商业性兼具的专刊。1942年，黄金出版社再接再厉，在“四小名旦”首席李世芳来上海演出时，为这位当红旦角出版发行了《李世芳特刊》，同样是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并带有很多广告。

整体来看，民国时期传媒出版业构建起来的媒介场域，虽然也存在揭露隐私、制造八卦等弊端，给当事人和梨园行业产生负面影响，但它对戏剧演员技艺表演、剧目特色乃至生活花絮的推广，相当程度扩大了艺人的影响力，构建出不同以往的明星形象，对于实现商业效益和推动戏剧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以期刊、唱片、广播等新型传播媒介为代表的近代传媒出版业的发展，促成了演员、媒体人和广大受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京剧艺术在剧场之外的传播，对当下如何利用出版媒介推动戏剧文化事业发展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戏剧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既需要我们不断挖掘、充实适合京剧发展的内容及形式，更要善于借助传媒出版的力量拓展传播路径、扩大传播影响，让更多更好的本土戏剧作品能够不断走出国门，成为搭建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的桥梁。

推荐访问:出版业 戏剧 民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