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人生美学研究：人性的分裂与审美教育

韩振江 李 颖

弗里德里希·席勒把人性视为美学思考的起点，同时人性及人的幸福也是审美教育的终点。席勒早年的人生体验成就了他反封建、反暴政、反压迫的思想，使之成为创作《强盗》和《阴谋与爱情》的时代叛逆者。同时，他受到启蒙思想和康德哲学的影响，亲眼看见法国大革命从启蒙的福祉走向了暴力的肆虐，这些使得席勒成为一个启蒙理性时代的批判者。在反封建与批判革命的双重维度之下，席勒开始了他对人本性的探讨以及对审美本质的探讨，即人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体。范大灿指出：“席勒美学最鲜明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人既是它的出发点也是它的落脚点，因而有学者称席勒美学为‘人类学美学’。”［1］或者说，席勒是在对18世纪德国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其革命的双重批判维度下，以人性及其完整幸福为起点来运思审美的本质及其意义。

席勒是在康德哲学和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人性与审美之间关系的美学家。美是人性的完满实现，这是席勒人学美学的核心思想。康德哲学的运思缘起在于人类的自然的感性要求如何与社会的、文化的理性要求一致，换言之，就是自然要求与社会要求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康德的解决办法是自然要求、感性冲动必须符合理性的社会要求，即自觉地到达社会文化的要求。这就是康德的绝对命令，我喜欢的恰好是社会要求我追求的，除此之外一律排斥掉。可见，这种道德律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不太容易在现实中实现，而且如果完全实现了康德的伦理学，恐怕人就不再是活生生的生命，而变成了刻板的理性规律。在美学上，康德把崇高美看作是人的道德理性战胜自我和外在世界的尊敬和自豪。虽然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首推康德美学，指出他的美学思考都是在康德的指导和启发下进行的，他的思路也是如何把人的感性冲动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统一起来，即人从自然走向文化，从个体走向社会，但是席勒对康德的纯粹理性化人类的观念又进行了补充。席勒认为，人是由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观念与形象共同构成的，只有二者融合在一起人才是人，人才幸福，人才完美，人才是美的。席勒最大的功绩就是看到了近代以来人性的分裂，并试图寻找出一条人性统一和完善的道路，这就是艺术和审美，就是游戏。

不过，席勒思考美学的起点却是在于对18世纪社会状况和人性状况的批判。在理性的时代里，政治是社会的主题，但政治已经被时代所污染，一方面是暴力和血腥，另一方面是启蒙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即“实用”。正如阿多诺所说，启蒙理性一旦落在现实政治和社会层面就变成了工具理性，实用成为时代的偶像，一切政治、科学和艺术都成了它的臣仆。这种实用主义严重影响了政治自由的实现。席勒认为，国家的政治必须通过审美才能达到自由，这是席勒论美和审美教育的总问题。换言之，启蒙的福祉不由政治得之，而由审美得之。

席勒认为，理想的人性与国家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和谐的整体，即互相不以牺牲对方为前提，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的统一。席勒的人学观依然是康德式的，人生来就处于野蛮的自然状态，在这个阶段中人必须被迫劳作以满足自然需要和欲望，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暴力和争夺，那么就必须组成强制国家进行管理，否则人类将无法存在。自然国家是针对自然人性而通过暴力强制的政治体制。当人们的理性发展了，自然人性要发展为适应社会要求的道德人性，建立依靠理性而自由选择的伦理国家。但是，这个伦理国家只不过是启蒙运动的一个观念，道德人也不过是推论而出的，现实中存在的是从自然人、强制国家向道德人和伦理国家的过渡状态，亦即现实的物质人。现实中，国家从理性出发要求统一、一体，而人性从感性出发要求多样，观念要求统一人性的多样性，主观感性要求释放个性多样性。如此一来，国家与人性发生了分裂：国家压抑个人，个人无视理性，理性与感性、个体与国家相互对立。在政治对立的背景下，人性也发生了分裂：“人可以以两种方式使自己处于对立的状态：不是他的感觉支配了原则，成了野人，就是他的原则摧毁了他的感觉，成了蛮人。”［2］野人（der Wilde）是指任凭自然性的主宰而感情行事者，蛮人（der Barbar）是指完全服从理性支配，以观念排斥感性者。在这个时代，人性分裂为野蛮人与道德人，而不是理性与感性融合的文明人。野蛮人屈从强制的自然性，恣意妄为；
道德人听命于强制的道德性，取消人的感性和生命感受。古希腊时期，人性是完美的、完整的，他们的感性与理性还没有彼此分开，生活感受与理智思考并重，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融合，“青春的幻想与成人的理性结合成一种辉煌的人性”。但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发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的深刻变化。人性已经分成了理性与感性、个人与集体。“然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并不停留在仅仅是自然造成他的状态，他能够凭借理性回过头来再踏上自然所期待于他的途径，他能够把必需的工作改变为自主的工作，把肉体的必然提高为道德的必然。”［3］不过，席勒所说的人性从自然走向理性，再在理性指导下返回自然的过程并没有完成，而现实的人性是在理性指导下走在恢复自然的路上。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然国家已经动摇了，但是理性国家尚未达到，于是就陷入了现实国家之中。席勒感叹说：“这边是野性难驯，那边是萎靡不振，人类堕落的两个极端都集中在同一时代里。在广大的下层阶级中间，我们目击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打破社会秩序的桎梏要求解放，以难以驾驭的狂暴急求兽性的满足……另一方面，在文明的上层阶级中间，我们见到更加不快的景象，他们的性格萎靡不振和颓废堕落，所以使人更加反感，因为它的根源在于文化本身。”［4］其实，席勒的结论有着现实的依据，下层阶级的“野蛮兽性”是指法国雅各宾党专政及其暴力统治，他们摈弃了人性，完全信仰自然性，离开了理性的规范便成为狂暴之徒；
上层阶级的“颓废堕落”是指法国和德国的封建贵族阶级，他们标榜自我为文明文雅，实则自私自利，放荡不羁。席勒对贵族阶级的愤恨体现在《阴谋与爱情》中对上流社会的自私本性的刻骨描写，就如同卢梭在《忏悔录》中所描写的埃皮奈夫人一样，表面上高贵文雅，实则生活放荡糜烂，恬不知耻。席勒悲观地说：“所以，我们见到今日的时代精神动摇在荒唐与粗野之间，在不自然与纯自然之间，在迷信与道德怀疑之间；
只有邪恶势力的均衡间或给它以限制。”［5］

这种人性与国家分裂的原因在哪里呢？席勒敏锐地感觉到了现代性及其后果——现代性的力量导致了人性的分裂。换言之，席勒是最早对现代性进行思考和批判的人。他认为，古希腊的人性是理性与感性的融合，是完整的人，而现代人的理性与感性是分裂的，是碎片化的人。他坦言，是文化导致了现代人性的创伤和分裂。这种文化主要是科技和理性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近代理性主义思路下，科学日益发展为精细的学科，国家就像一个钟表一样把一切人都职业化了，把人变成机器的一部分。希腊人完整的社会生活不复存在，人们都生活在职业和科层之中，过着一种机械的生活。如此以来，国家与教会分裂，法律与风俗分裂，娱乐与劳动分裂，手段与目的分裂，努力与报酬分裂，社会变成了碎片化，人也是碎片的。国家压抑了个人，科学入侵了艺术，理性要控制感性。这样想象力与理性本来应该和谐相处的两种天性，现在却各自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并且同时要以自己的威权去统治对方，所以现代文明为了国家目的和科学理性而牺牲了人性的完整性。

那么出路在何方呢？席勒认为，现代人就要通过审美活动来重塑完整的人性。恢复人性不能依靠国家，因为正是现代国家导致了人性的分裂，也不能依靠理想国的观念，因为道德国家是建立在完美人性的基础上的。任何政治改革都不能到达政治自由，反而使得人内心再度分裂。同时，也不能通过理性实现，因为理性的职责是提出法则，但是法则的实现要靠意志和感受来完成，而感受则是时代所缺乏的。席勒指出，一切政治改革必须以社会品德的提高为前提，而品德的提升则要依靠艺术和审美。这个观点与不少人相异：第一是柏拉图，他认为艺术教育无益于理想国，因为美无利可图，反而让人感伤和优柔，妨碍英雄性格。席勒认为柏拉图的观点无疑是把人性的优雅当作了哗众取宠，人要优雅与真理并行不悖。第二种看法是卢梭，他认为美可以为善良人增加人性，但是恶人利用美的力量来蛊惑人心，痴迷虚幻世界和形式，以违反道德为美。平心而论，卢梭所担心的美会助纣为虐也是存在的，比如18世纪的萨德侯爵及其文学就是以幻象的魅力传播淫秽和恶毒的思想。但席勒认为，艺术繁荣与审美教育并不随着时代同步进行，一个时代政治独立自由的时候反而是艺术不发达之际，而一个民族独立自由的力量失去的时候可能艺术反而繁荣发达。这是因为艺术和艺术家具有独立于时代，并引导时代前进的力量。首先，艺术独立于政治。“政治立法者可以封禁艺术与科学的领域，可是他不能统治这些领地。他可以放逐真理之友，但是真理千古长存；
他可以贬黜艺术家，但是他不能篡改艺术。”［6］其次，艺术家要摆脱时代的腐蚀，独立于时代。艺术家是时代的儿子，但是不能做时代的奴隶和嬖臣。艺术家要通过艺术品保存人心尊严，恢复真理的原型，要批评时代，用高尚的艺术引导同时代人走向善的道路。因此，席勒认为，唯有审美才能把人性从野蛮和萎靡的歧路上引回正途。

审美教育救赎人性与国家，这里的审美不是经验之美，也不是引人作恶的美，而是理性的纯粹之美。美的纯粹理性概念是从人感性与理性融合的天性中推导出来的。那么，什么是人的概念呢？席勒认为，人就是人格与状态、存在与生存、理性与感性、可能与现实的统一。他把人高度抽象之后，指出人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不变部分为自我，即“人格”；
可变部分为我决定的东西，即“状态”。人格是人自身存在的依据和理由，也就是说我之为我的根由；
状态是人在时间和因果关系中的生存状况。席勒作了一个比喻，我们说花开花谢，但花终究是这个花，因为它内在有不变的东西，这就是人格；
而花开和花谢的两种变化则是花的状态。当然人格必然是状态中的人格，状态再变化，人格不变。落实在经验层面，席勒的人格就是指人存在的理由，即理性、观念和形式之类；
状态就是人存在的状态，指人现实的感性、感受和内容之类。人有理性和形式，但这个形式需要落实在现实经验之中予以实现；
人有感性，但这个感性和感受需要提炼、上升为形式。无内容的形式与无形式的内容都不是完整的人类。换言之，人兼具理性与感性的本性要求，一方面理性形式要具有感性内容，使得人先天禀赋转化为现实，否则只是人的潜能而已；
另一方面感性内容要获得理性形式，使得物质世界显出一体化的形式来。人本身就要求理性实现自身，感性予以形式化。

“我们完成这双重的任务——使我们身内的必然转化成现实，使我们身外的现实服从于必然的规律——是受了两种相反的力的驱使。因为这两种力推动我们去实现它们各自的对象，人们就非常恰当地称它们为冲动。这两种冲动中的第一种，我想称为感性冲动，它是由人的物质存在或者说是由人的感性天性而产生的，它的职责是把人放在时间的限制之中，使人变成物质，而不是给人以物质。”［7］在这里席勒指出，人内在的两种驱动力就是人与生俱来的两种冲动，一种是感性冲动，一种是理性冲动。感性冲动就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物质化和现实化。我认为，感性冲动就是人作为生命体要求其自身必须活着，必须去生存、实现和享受生命自身。但是来自感性天性的冲动不能完全被动物性的自然性所控制，不能被感受和感性所局限，否则人就与畜生无异了。这一点如同马克思讲的人如果完全屈从于自然性的要求，生存只是为了满足自然欲望的话，那么人就退化为了动物，人类世界也就成了动物世界。但是反过来，人也不能成为完全被理性控制和主宰的“理性人”，人类完全服从于社会规则和所谓文明道德规范而泯灭人的自然性，人也就不再是人，而是社会动物了。席勒认为，人有理性冲动的一面，“那两种冲动中的第二种，可以称为形式冲动；
它来自人的绝对存在，或者说是来自人的理性天性；
它竭力使人得以自由，使人的各种不同的表现得以和谐，在状态千变万化的情况下保持住人的人格……它要现实的事物是必然的和永恒的，它要永恒的和必然的事物是现实的，换句话说，它要求真理和合理”。［8］理性冲动也叫形式冲动，就是人作为理性存在物对人的无限性的追求，他企图超越自身的物质性，而把整个生命和存在纳入思考，找出必然性的东西。我认为，理性冲动，其实就是追求人高于动物的地方，人会思考，人会感觉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超越我们作为肉体生物而存在的神圣东西，这种东西可以是真理、崇高、观念、规律、上帝，抑或一切必然性。

感性冲动要求人类首先必须是生活的，是活生生的肉体的人，感性冲动的对象是人的生存、物质、肉体和自然。理性冲动要求人有更高贵的追求，是理性思考的人，其对象是观念、道德和一切作为人类而存在的社会必然性。席勒认为，人的这两种冲动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在现实中，人的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不仅是相互独立于对方的，而且经常相互侵扰，这就造成了人性的分裂和矛盾。席勒认为，两种冲动都要限制，既不能让感性冲动进入立法范围而压倒理性冲动，又不能让理性冲动进入感性领域，而主宰和占据感觉的领域。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作家胡适和徐志摩，他们在面对理性的义务与感性的快乐矛盾时，胡适用理性压抑和节制了感性，而徐志摩则放任感性而失去理性，结果二人都没有达到人生的幸福。席勒认为，文明的真正含义应该是两种冲动互相尊重对方的范围，并维护对方。也就是说，人应该既是肉体的自然存在，又应该是有理智的观念存在；
既是精神存在又是物质存在。

席勒指出，完善的人性应该是两种冲动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这样就产生了新的冲动：游戏冲动。“感性冲动要求变化，要求时间有一个内容；
形式冲动要求废弃时间，不要求变化。因此，这两个冲动在其中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那个冲动，即游戏冲动。”［9］游戏冲动是调和理性冲动与感性冲动的第三种冲动。那么，游戏冲动如何融合二者实现人性的完善呢？实质上，理性冲动与感性冲动的矛盾依然是人的根本矛盾，也是康德要解决的人的问题。简单地说，人作为动物的自然欲望的满足就是感性冲动，满足这种自然欲望就会快乐，但是人作为集体存在，迫于生存又不得不劳作，这种劳作是社会性的强制，并且文明为了保证个体服从于集体的劳作和阶级分工而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即体现社会必然性的职业规范、伦理道德等。人作为动物的自然存在与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必然是对立的、矛盾的，换言之，就是我高兴的社会不让我干，社会让我干的我不高兴。文明和文化的唯一命题就是如何让人感到自然的就是必然的，被动的就是自由的。康德的做法是人的感性自然必须是社会理性允许的要求，反过来就是一切不被社会规范允许的自然要求都是非理性的、不道德的，因此都不能成为“人的”要求。康德的伦理学是理性借助意志的力量强行压抑和控制人的自然本能，理性成为人行为的立法，也就是人成了主体。如果这样的话，人岂不是要阉割自己的动物本性和自然欲望才能成为主体吗？席勒在这一点上是反对和超越康德的。席勒尊重人的感性的力量，同时也试图融合感性与理性，达到人的幸福。

席勒的游戏冲动的创新性就在于：康德认为自然要求“必须”符合理性要求的地方，席勒认为有些人的活动的感性要求“恰好”符合理性要求，比如有爱情的婚姻、把爱好当作职业、不考虑功利的艺术等。“当我们怀着情欲去拥抱一个理应被鄙视的人，我们痛苦地感到自然的强制；
当我们敌视一个我们不得不尊敬的人，我们就痛苦地感到理性的强制。但是如果一个人既赢得我们的爱慕，又博得我们的尊敬，感觉的强迫以及理性的强迫就消失了，我们就开始爱他，也就是说，同时既与我们的爱慕也与我们的崇敬一起游戏。”［10］例如，妓女可能让人发泄性欲，但不会让人尊重，因为人受自然的强制。罗密欧与朱丽叶因相爱而欢愉，但他们是家族血仇，理智上应鄙视对方，因此他们受到理性的强制。前者受自然之强制，后者受理性之强制，皆是受到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单方面统治，因此人性是分裂的，人是不快乐不幸福的。只有理性上值得爱，感性上又可爱，这样才会爱。也就是，游戏冲动既克服了自然强制与理性强制，同时又吸取了理性冲动与感性冲动，吸纳二者之合理，扬弃二者之弊端。换言之，席勒的游戏冲动其实就是爱，只有在爱中才让人感到自由、畅快和幸福。由此可见，席勒的游戏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娱乐化的游戏，而是指一种人克服了自然强制和理性强制之后的自由活动。我认为，游戏冲动不外乎是倡导符合社会要求的感性愉悦活动，即这种活动不仅道德合理，同时又感性愉悦。达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是幸福的、充满爱的，人也是自由的。

游戏冲动是形式冲动与感性冲动（也即理性冲动与感性冲动）之间的共同体，是实在与形式、偶然与必然、受动与自由的统一，也就是人性概念的完满实现。席勒认为，感性冲动的对象是生命，也就是一切物质存在及呈现于感官的东西。形式冲动的对象是形象，也就是事物的一切形式特征以及事物对思维的一切关系。那么，游戏冲动的对象就是生活的形象，也就是生活现象的一切审美特性，即审美。按照我的理解，席勒的“生活”指的是内容、感觉、形象，“形象”指的是形式、思想和理念，而审美就是形式与内容、理念与形象的融合。换言之，游戏冲动就是把存在于感受的东西形式化，把理念存在的东西形象化，到达这种状态也就是美。因此，席勒对美的规定性有两点：第一，没有感性形象的纯粹抽象观念是不美的，即无感性显现之理性。例如，宋代大儒朱熹的天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没有感性形象和感受性，也是不美的。第二，没有体现精神和理性提升的纯粹感性是不美的，即无理性之形象。比如骆驼祥子、阿Q和杨白劳，其作为活的形象虽然有生命轨迹，但是自身毫无理性内涵，因此不美。所以，审美要求给予精神理念以感性形式，感性形象要实现内在精神。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显现为拿破仑这个活人时才是美的，反之拿破仑这个活生生的人只有体现了绝对精神才是崇高的和美的。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儒家精神体现为岳飞、文天祥、刘宗周、袁崇焕这样鲜活的形象时，他们才是美的形象。简言之，席勒认为，游戏冲动融合了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实现了人性的完满，这一实现就是美，所以“美是人性的完美实现”。［11］

那么，美的实质是什么呢？“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
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12］也就是说，完全的人才是美的，完全的人的生活才是美的。席勒说：“在美的观照中，心情处于法则与需要之间的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位置，正因为它分身于二者之间，所以它既脱开了法则的强迫，也脱开了需要的强迫……总之，一句话，当心情与观念相结合时，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失去了它的严肃性，因为它变小了；
当心情与感觉相遇时，一切必然的东西就放弃了它的严肃性，因为它变得轻松了。”［13］因此，美是纯粹的游戏。席勒的意思是人的本能的自然需要与社会的必然要求之间在这些游戏对象的活动中找到了统一。简言之，就是我喜欢的，恰好是社会允许的。席勒所谓美是游戏冲动，实质上就是说我喜欢的事、我爱的人正好是我应该追求的、社会所鼓励的。

在席勒看来，人性之初本来都是完美的，感性与理性都是和谐的，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人性开始失衡，感性与理性分裂，因此需要审美来使人性重新恢复和谐状态。“如果人是完全的，他的两种冲动都已经发展，他就开始有自由；
相反，当人是不完全的，两种冲动中有一种被排除的时候，他就必定没有自由；
不过，通过重新给人以‘完全’，自由也必定能够再恢复过来。”［14］他认为，自由就是两种冲动的和谐，要恢复这种自由必须通过审美状态才行。他把人的一生或者人的状态分成了三种：物质状态、逻辑状态（或理性状态）、审美状态。在人类的初年，感性冲动先于知觉而出现，人们受感性威力的支配，此时称为物质状态或感性状态；
人类进入思想的状态之后，理性要消灭情感，进而控制感性，逻辑和道德的必然性居于支配地位，此时称为逻辑状态或道德状态；
但是人类从物质状态进入道德状态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必经一个中间状态，这就是审美状态。“所以，心绪从感觉过渡到思想要经过一个中间心境，在这种心境中感性与理性同时活动，但正因为如此，它们那种起规定作用的力又相互抵消，通过对立引起了否定。在这种中间心境中，心绪既不受物质的也不受道德的强制，但却以这两种方式进行活动。”［15］所以，审美的作用就是把自由（感性与理性的和谐）还给人类，把人性还给人类。简言之，审美就是要为人恢复人性的功能。

在审美教育中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呢？“简言之，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唯有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此外再无别的途径。”［16］感性的人只受物质决定，没有自主性，因此要恢复其主动性就必须通过审美活动。在审美中，既有感性的形象，同时也有理性的思考，并且理性的主动性已经在感性领域显示出来。“因此，教育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使人即使在单纯物质生活中也受到形式支配，并且在美的领域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使他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不能从物质状态发展而成。”［17］换言之，按照席勒的看法，审美教育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用理性摆脱和控制感性或自然状态的问题。他说，人在自然状态中受自然威力的支配，当到了审美状态时人们就会摆脱自然的威力，而最终到了道德状态时人们则会控制感性和自然。也就是说，审美教育还是要求人通过审美排除和控制感性，形成理性法则。在此处，席勒与康德对理性人的定义并无分歧，都是要求人用理性控制感性，不同的是康德要求意志（实践理性）的帮忙，而席勒寻求审美教育的中介。

在自然状态中，人只有一种生存的感性本能，过一种野性的生活。“人究竟是怎么样呢？他的目的永远是一模一样，他的判断永远是变动无恒，自私自利而不是自主，无拘无束而不是自由，心为形役而不守规律。在这个时期，对他来说，世界不过是命运，而不是对象；
万物只要有助于他的生存，便是为他而存在；
凡物对他无所取亦无所予的，便是不存在。”［18］也就是说，人在自然状态中是有知觉而无自觉的。人身上的理性慢慢复苏，人开始认识到了世界及其自身的无限性。但是，这并不是理性的觉醒，而是在理性的帮助下人开始追求无限的欲望和物质的无限性。人类利用理性的第一次发现却是恐惧——生命的短暂。就好像美猴王在花果山自由自在地生活，一个发现打破了无知无觉的循环，那就是他会死去。于是，美猴王开始游历四大洲，遍寻仙山访道，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求得长生、脱离死亡。此时，理性成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机缘成为世界的主宰。当人们心中浮现道德法则的时候，人们感到了异化和强制，因为道德法则是制止和反对人的感性自私自利的，所以人们感到理性给自己戴上了枷锁，称道德为异己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崇拜宗教不是出自信仰和敬畏，而是出自对无常命运和森然宇宙的恐惧。人类从感性走向理性的道路，有一个机缘，那就是审美的出现。

席勒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与世界是合二为一的，只有当人在审美中“反观”世界的时候，才能把我与世界分开，此时人类才有脱离物质的功利状态的可能。“或者说，观照世界时，他个人才与世界分离，他才觉得世界的存在，因为他已经不再同世界构成一体。观照（反省）是人对其周围宇宙的第一个自由的关系。欲望直接地把握对象，观照却把自己的对象移开，而且使它不受激情沾染，从而把它变成自己的真正而不可丧失的财产。”［19］简言之，人类对世界进行观照，就是人类开始了内省，这种理性内省告诉我们，外在物质的无限丰富不能代替人类对精神无限的追求，人们摆脱物质控制和自然主宰，才能思考人生的意义，才会有高于物质享受的更高追求。例如，陶渊明摆脱了为稻粱谋的官职，远离官僚生涯，才发现了人生的恬静和生命的玄妙。在审美状态中，人们用理性来自由观照世界，同时我们也没有抛弃感性世界。席勒指出，在审美的快感中，理性主动与感性受动相继出现，反省与感情完美融合，感受提升为形式，形式落实为形象。人们反省世界是把美视为对象的前提条件，但同时美也是我们的主观状态，感情是我们获得美的表象的条件。“因此，美诚然是形式，因为我们可以观照它；
但是美同时也是生活，因为我们可以感觉它。简而言之，美同时是我们的状态，又是我们的行为。”［20］所以，席勒的审美状态是感性与理性的融合，既是感觉的生活，又是理性的观照。

席勒认为，不同的审美类型可以作用于不同类型的人性。既然美是由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这两种对立而融合产生的，那么，理想的美应该是观念与形式达到完美平衡的产物。但在现实中，美只能是某一种冲动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席勒把现实的美分成了两种：刚性美与柔和美。刚性美与柔和美会针对人性的两种状态进行改进：兴奋与缓和。席勒指出，人本质上有两种冲动：第一种情况是某一种冲动主导人性就呈现出一种紧张和兴奋的状态；
第二种情况是两种冲动（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同时衰竭，形成一种松弛的状态。紧张状态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是人片面地受到感性冲动的控制，感受和情感居于优势；
第二是人片面地受到理性冲动的控制，形式与观念占据主导。针对这三种情况，席勒指出美也有三种改进人性的作用。刚性美可以使得人的松弛状态变得振奋起来。柔和美可以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以宁静的形式缓和粗野的生活；
另一种以活生生的形象给抽象观念加上感性的形式。所以，席勒认为，美的作用不是加强人的某种冲动，而是消解、中和和改进人的某种冲动，使得人性达到感性与理性和谐的平衡状态。总的来说，刚性美就是要给虚弱的人性以振奋，而柔和美则要消除精神或者感性的紧张。

完美的艺术品才能到达审美教育的目标，要使审美教育达到效果，主要要看艺术创造的水平。第一，完美的艺术影响是相似的，可以给人审美自由。一件艺术品尽可能接近审美理想，给予人的情调越是普遍、高尚，那么我们的心灵就越自由和清醒，其艺术就越杰出。音乐使得我们感情激动，但到达崇高境界必定变成形象；
诗歌使得我们想象活泼，但至臻完美也会通过情感感染；
雕塑让我们理智清醒，同时造型艺术的最高美满境界必定变成音乐，以直接感性真实打动我们。所以，席勒认为，优秀的艺术品都会作用于人性的整体，使人达成一种心灵的静穆自由、精力充沛雄厚的审美心情，从而让人性复苏自由。第二，完美的艺术品以形式取胜。席勒认为，艺术内容和对象并不是艺术品水平高下的决定因素，对形式的突破和创造才是艺术精品的保证。艺术形式决定了一切。因此，席勒说真正的审美自由只能期待于形式，艺术大师的真正秘密就在于以形式破坏内容。

总的来说，在席勒看来，人性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产生了理性与感性的分裂，那么审美的作用就是把自由（感性与理性的和谐）还给人类，把人性还给人类。简言之，审美就是要为人恢复人性的功能。在席勒的人学美学中寄寓着一种人的美好生活的理想：一切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这种喜欢又被社会所认可、鼓励，甚至视为标准的，即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的活动就是席勒的游戏，就是幸福人生、美丽人生。越人性就越社会性的社会，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理性的统一。现代性社会中，更多的人感到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自然感性与理性要求的矛盾，爱好与责任、欢乐与义务的分裂，因此席勒所谈到的审美活动是很少的，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理想。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把玩当作工作，把责任当作乐趣，把婚姻视为爱情的自由……

注释：

［1］［2］［7］［8］［9］［10］［11］［12］［13］［14］［15］〔德〕席勒：《席勒经典美学文论》，范大灿等译，范大灿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4页，第221-222页，第267页，第269页，第280页，第281页，第285页，第288页，第286-287页，第314页，第316页。

［3］［4］［5］［6］［16］［17］［18］［19］［20］〔德〕席勒：《美育书简》，缪朗山译，章安祺编订：《缪朗山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页，第117页，第118页，第126页，第160页，第161页，第163页，第167页，第169页。

推荐访问:席勒 美学 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