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吉，张 瑾
(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330013，南昌)
乡村旅游对于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能够促进革命老区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壮大特色产业[1]、激发内生发展动力[2]，促进乡村经济、文化、生态的多元振兴[3]。但在乡村旅游的发展实践中，政府大力主导和社会资本的过度注入问题一直存在。社区外部力量的深度介入，使得居民缺乏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等、要、靠”的错误思想[4]，乡村资源特质被掩盖，导致旅游发展同质化[5]。在此背景下，“新内源性”发展模式逐渐受到关注。“新内源性”发展是指通过外源性因素的刺激，激发发展的内在潜能和活力[6]，以提升乡村旅游发展内生动力。“新内源性”发展需要挖掘地方资源特质，培育地方居民的自主意识和能动性[7]，促进乡村旅游的多元化和特色化发展[8]。同时，有学者提出，建立一个既能充分调动内部资源，又能有效应对外部作用力量的当地机构是乡村振兴“新内源性”发展的关键[9]。
总体来说，已有的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偏重于探讨其内在逻辑[10]、社区参与乡村发展机理[11]，尚停留在理论分析及实践经验总结的层面，缺乏实效性的定量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学界和业界对这一模式实际效用的客观认识，也阻滞了研究成果对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的指导。“新内源性”发展是否像学者们设想的那样具有模式上的优越性？这个问题需要在实践观察中回答。为深化对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模式的认识，明晰该模式的实践效果，文章选取井冈山葛田乡上古田村为案例地开展实地调查，运用“核心-边缘”理论分析案例村落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的实践机制。在此基础上，参考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生计资本的类型界定，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采集数据，测量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模式下农户生计资本的增长水平，以期能够形成对“新内源性”发展模式实践效应的全面、客观认识，进而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优化提供有益的思路参考。
1.1 上古田村基本情况
案例地位于井冈山市，是井冈山市葛田乡下辖村落。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获评“全国休闲旅游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市”。截至2022年4月，井冈山共有29个红色名村、150个美丽乡村建设点、13条红色精品路线、42个精品现场教学点。
上古田村位于S50井睦高速龙市出口处，距离井冈山会师广场、八角楼等核心景区不到10 km。古田村是江西省红色名村以及乡村振兴示范点，共有居民106户。2019年以来，上古田村依托区域旅游客源和村落红色文化资源，发展以红色研学为核心业态的乡村旅游，逐步形成了集红色体验、休闲运动、景点游览、美食民宿、露天宿营、农事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文体旅服务综合体，带动76户农户通过联营民宿、受雇参与、自主经营等方式参与旅游接待。2020年，上古田村接待研学团队3万人次，实现户均增收3万元。上古田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没有外来开发商介入，全体村民在乡贤及基层服务组织的引领下参与旅游发展，是观察“新内源性”发展模式成效的一个典型案例。
1.2 上古田村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的实践机制
20世纪90年代初，Low(1993)、Ray(2001)等学者认为“依赖内源要素，推动经济体自我演化”的内源性发展理论过于理想化，并提出“外发促内生”“内外相融合”的“新内源性”发展理念。Krugman(1991)提出的“核心-边缘”结构理论，有助于理解这一发展理念。这一理论认为，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核心区从边缘区获取剩余价值，强化核心区的发展能力和活力。革命老区乡村旅游的“新内源性”发展，是指充分发挥当地自生机构组织的中介作用，有效利用外部刺激，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上古田村乡村旅游 “新内源性”发展的实践机制可以概括为乡村旅游发展“内核”“中介”和“边缘”相互作用的一个圈层结构(如图1)。
图1 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的实践机制
1.2.1 内核：驱动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的内源性因素 上古田村的特色资源和发展基础是驱动乡村旅游发展的内源性因素。其一，村落风光秀美，物产资源丰富。村落境内以山地丘陵为主，有耕地524.91 hm2，林地2 466.2 hm2，有猕猴桃、金贵、玉兰片、黄连等多种土特产；
其二，上古田村是著名的红色名村，红色文化氛围浓厚。该村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的重要节点，是湘赣边界特委秘书谢思文、共青团宁冈县委书记谢仁武、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3位著名井冈英烈的故乡；
其三，2016年以来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等工作的推进，在大力提升村落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的同时，也强化了村落依托资源和基础发展特色产业的内生动力。
1.2.2 中介：凝聚整合乡村旅游发展资源要素的内生组织 上古田村的基层治理组织及乡贤精英是凝聚整合旅游发展内外源性因素的重要力量。内源性因素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普遍性因素，而“新内源性”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内生组织的成长和显能。上古田村的旅游经营主体是社区内生力量主导的研学教育基地，该基地由村委和旅游公司共同出资建设，村委负责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协调与利益分配。公司负责人是上古田村返乡创业的村民，对旅游市场运行规则相对熟悉，能够有效的链接外部资源，且与社区之间有着深厚密切的地缘与亲缘关系，相比纯粹的外来投资主体，更易获得社区的支持认可。研学基地有红色文化研学、农耕文化体验、民宿、餐饮等多种业态，在盘活村民房屋、土地等资源外，基地所有业态均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村民以分红、劳务工资的形式参与旅游发展共享收益。
1.2.3 边缘：激发乡村旅游发展潜力与动力的外源性因素 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和市场资源等外源性因素是强化乡村旅游发展内生动力的激发边缘，外源性因素的有效介入，能够激发乡村旅游发展内在潜力，强化内生发展动力。上古田村的旅游发展，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苏区振兴等宏观政策实施的具体表现，得益于井冈山红色旅游的影响力和全域旅游战略的推进。同时，与近年来研学旅行和红色旅游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政策扶持、区域发展和市场趋势的共同推动下，内生组织积极发挥中介桥梁作用，整合村落旅游发展资源和要素，才使得外源性因素有效的激发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内源性因素。
综上，内源性因素、内生组织中介和外源性因素是革命老区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的3个要素，三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其中，内生组织中介是“新内源性”发展模式区别于政府主导模式、企业主导模式等其他发展模式的关键所在。
从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上古田村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模式有显著的制度优越性，农户对村落治理的结构与成效认同度很高。为进一步考察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模式在农户家庭层面的影响效应，本文从农户生计视角切入，以农户生计资本变化为衡量指标，构建乡村旅游发展生计效应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评价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家庭的影响。
2.1 乡村旅游发展生计效应评价指标体系
生计即谋生方式，农户生计则包含了农户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能力、资产及从事的活动。这其中，农户生计资本的存量、变化与组合是最为重要的，它影响着农户生计策略的变化和生计结果的形成[12]。英国国际发展署构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从生计角度切入研究乡村旅游经济与社会影响的一个通用有效工具[13]。该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5种类型。这5类资本具体是指：1)金融资本是人们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需要的资金积累和流动，包括储蓄、贷款等；
2)物质资本是人们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需要的物质设备，包括能源、住所等；
3)社会资本是人们在追求生计目标的过程中所利用的社会资源，包括社会关系、非正式组织和团体等；
4)人力资本是最为基础的生计资本，代表着知识、健康状况和技能；
5)自然资本分为有形的生产资本(土地、林地等)以及无形的公共资本(气候、生物多样性等)[14]。
本文以5类生计资本为指标体系构建的4个准则，结合案例地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部分参考李佳[15]、贺爱琳等[16]的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重点参考陈娅玲的可持续生计资本评级指标[17]、蔡晶晶的农户生计脆弱性驱动因子评价指标[18]，经过专家意见征询和预调研之后，细化形成了20个农户生计资本测量指标。进一步将指标转述成表达各类生计资本增长变化的问卷题项，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评分。除指标P8采用计分制外，其他指标均采用等级制。评价指标体系及变量定义详见表1。
表1 乡村旅游发展生计效应评价指标体系与变量定义
2.2 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
2.2.1 评价方法 由于获取评价指标中同时存在等级制和计分制指标，数据采集后需进行归一化处理，使指标数据量纲一致，归一化处理后的指标值均介于0～1之间。为确保评价结果能够客观反映受访农户对乡村旅游发展生计效应的感知，采用客观赋权的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具体计算借助SPSSAU软件实现。获得评价指标数据和权重后，用加权模型计算评价结果，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n为受访农户家庭数量(户)； 2.2.2 数据来源 根据乡村旅游发展生计效应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乡村旅游发展生计效应调查问卷》，问卷由农户基本信息、农户生计资本变化感知、问题与建议3个部分构成。2021年7月11—12日，调研小组10名成员在2名当地向导陪同下，前往上古田村开展实地调研，以调研问卷为访谈提纲、以户为单位入户开展半结构访谈。调研期间共完成58户农户访谈，户均访谈时长在0.5 h以上。调研结束后剔除填答不完整的问卷3份，剩余有效问卷55份，有效率为95%。借助SPSS25.0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94，数据信度理想。 2.3.1 样本家庭基本情况 受访的55户家庭中，有10户是脱贫户，占比18.2%。受访农户家庭收入水平整体较低，仅有36.4%的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元，36.4%的家庭年收入水平在5万元以下。72.73%的受访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为外出务工，纯务农为生的家庭较少(16.36%)。80%的受访者年龄在4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构成了常住村中的主要人口，也是参与旅游的主力。 受访家庭中，有39户参与了旅游，参与度在70%以上。农户参与旅游的主要方式包括：参与联营民宿(45.45%)、受雇参与(23.64%)和参与分红(14.55%)，也有少部分家庭出售旅游商品(9.09%)或出租家中房屋(5.45%)获得旅游收益。受访的旅游参与户中，74.36%的家庭旅游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整体而言，上古田村的乡村旅游发展带动面广、参与度高，但目前对大部分参与旅游的家庭来说，仅是一种补贴性的增收渠道。 2.3.2 上古田村乡村旅游发展的生计效应评价 对问卷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和权重计算后，整理形成表2。从准则层的权重值来看，5类生计资本的重要程度依次为：D人力资本>E自然资本>B物质资本>A金融资本>C社会资本。其中，农户人力资本变化(QD=0.305 8)是农户感知视角下评价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对生计影响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自然资本变化(QE=0.238 6)和物质资本变化(QB=0.228 3)； 金融资本维度的得分为0.476 4。村落联营民宿运营过程中，农户屋宅的改造与设施提升投入以公司投入为主，农户获得扶持资金的机会较多(P4)，大量农户通过参与旅游发展实现了家庭增收(P1)，家庭储蓄随之增加(P2)。但村中目前独立经营的农户非常少，加之规模不大，对贷款的需求尚未形成，受访农户认为村落旅游发展没有促进贷款机会的增加(P3)。物质资本维度的得分为0.498 6。旅游发展以来，村落交通状况显著改善(P7)，路灯、厕所等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P6)。村民的家庭居住条件也比以前更好，特别是参与了联营民宿的家庭(P5)。但是在现行模式下，农户自用资产转化为经营性资产的机会不多(P8)，村落的旅游参与户绝大部分都不是经营户。 社会资本维度的得分为0.559 9。旅游发展为村落带来了大量的旅游者，在原有的地缘和血缘之外，形成了新的主客交往和业缘关系，村民的社交范围扩大(P9)，农户家庭与社区的联结更加紧密(P11)。在村民广泛参与的研学基地之外，村中还有果业种植合作社、稻鱼基地等社会组织，但由于收益较低，大部分村民持观望态度，仅有部分脱贫户参与其中(P10)。 人力资本维度的得分为0.458 0。上古田村的游客群体以研学的中小学生居多，村民在与学员接触的过程中，见识与视野有所拓展(P14)，对子女教育更加重视(P16)。随着村集体收入的增加，村中困难家庭的医保费用更有保障(P15)。实地调查中可以观察到，上古田村旅游参与的门槛很低，研学基地提供的岗位对技能要求不高，且以兼职和临时性岗位为主，村民专业技能提升(P13)和全职就业的机会(P12)并不多。 自然资本维度的得分为0.596 4，处于中等水平，接近于“较好”。随着村落内部道路、基础管线等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自然资源的利用较旅游开发前便利不少(P18)； 表2 乡村旅游发展生计效应评价指标权重与均值 2.3.4 综合评价结果 根据评价模型，上古田村乡村旅游发展的农户生计效应综合评价得分0.512，处于中等水平。综合来说，上古田村乡村旅游的“新内源性”发展对社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村落旅游发展的时间尚短，市场知名度和影响有限，村落旅游发展的规模与品质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模式下，农户5类生计资本的增长程度不一，从高至低依次为：自然资本变化(SE=0.596 3)>社会资本变化(SC=0.550 9)>物质资本变化(SB=0.498 6)>金融资本变化(SA=0.476 4)>人力资本变化(SC=0.458 0)。评价结果表明，上古田村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自然资本的正向影响接近于“较好”水平，对其他4类农户生计资本的正向影响均处于中等水平。 3.1 结论 本文以井冈山上古田村为案例地，运用“核心-边缘”理论分析了该村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的实践机制，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生计效应评价指标体系，从农户生计资本变化角度测量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水平。主要结论如下：1)对案例地的分析表明，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的实践机制是一个以乡村资源和发展基础为驱动内核、以社区内生组织为整合中介、以政策和市场因素为激发边缘的圈层式互动机制； 3.2 建议 对革命老区典型村落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实践机制与成效的实证研究，有助于全面客观的认识该模式的实践效应与存在问题，针对调查与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本文认为应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做强特色产业、优化发展机制、营造创业氛围，进一步激发革命老区乡村发展潜力，推动旅游发展兴村富民。 一是要推进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强化革命老区乡村资源的综合高效利用，引导乡村利用好红色文化、民居古建、非遗民俗等文化资源和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资源。进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业态，推进红色培训和研学基地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在有条件的村落布局乡村度假项目，带动当地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生态农业发展，形成以红色旅游为引领、以特色加工为补充、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格局，实现乡村特色产业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为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创造更大空间、更多机会。 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优化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机制。统筹兼顾好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村集体与个体的参与受益、村落环境设施的整体提升与节点改造，重点从组织建设和硬件建设两个方面实现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的强内核。在充分发挥村两委、乡贤理事会等核心内生组织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多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社，带动集体经济多元化发展； 三是要营造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构建与乡村旅游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民职业体系，加强对创新创业金融支持手段、专项补贴政策的基层宣传，引导支持一批乡村旅游能人树立服务标杆带头致富，精准培育一批研学旅行指导师、民宿管家、农旅电商主播等新型职业农民，包容规范弱势群体参与旅游发展，全面提升农户家庭参与旅游的能力与积极性，进一步推动乡村发展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实现可持续跨越式发展。
m为指标个数(个)；
Pj为评价指标归一化均值；
Q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S值越高，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农户生计资本增长程度越强，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越好。将评价指标均值加权求和后，可得出乡村旅游发展农户生计效应综合指数。评价结果数值区间对应的乡村旅游发展生计效应水平为：02.3 结果分析
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维度的权重分别为0.129 7、0.097 7，说明这2个维度下的指标值离散程度较低。各指标要素具体表现如表2。
民居立面改造等工程也有效的提升了村容村貌(P20)。但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P19)，受访家庭的意见分歧较大，有部分住所偏僻的受访者认为村落的生态环境改善仅限于游客活动的地带。研学基地建设过程中流转了村中大量土地，受访家庭普遍认为流转费用没有体现土地的价值(P17)。
2)现阶段，案例地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的生计效应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农户5类生计资本的增长程度存在差异；
3)乡村旅游“新内源性”发展模式具有带动面广、认同度高、参与门槛低的集体经济优势，但在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也存在家庭经营性资产增加不多、农户创业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同时也要为农户家庭独立经营、农民个体全面发展预留空间、提供支持。在当前乡村建设以重要节点、核心区域改造为主的基础上，推进村落面貌的整体改善与设施提升的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