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得义 王树平 魏艳伶
（1.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
2.唐山学院 外语系，河北 唐山 063000）
《玉烛宝典》是我国中古时期出现的一部岁时民俗文献资料汇编。此书按月为次，每月各为一卷，每卷卷首均冠以《礼记·月令》原文，其后征引多种文献，详载对应月份出现的天文气象、鸟兽活动、草木变化、四时节俗、文娱生活等，并记录了我国中古时期传统时令民俗的起源、发展变化以及相关的文人题咏等。是书上承汉代崔寔《四月民令》、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下启唐代韩鄂《岁时纪丽》、宋陈元靓《岁时广记》诸书，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极为深远。
（一）杜台卿生平
《玉烛宝典》共十二卷，隋杜台卿撰。杜台卿事迹，主要见载于《隋书》卷五八本传，并附见于《北齐书》卷二四、《北史》卷五五《杜弼传》。据之，我们可考知其生平如下。
杜台卿，字少山，博陵曲阳（今河北保定市曲阳县）人。其父杜弼，有名于世。杜弼有二子，长曰杜蕤，次即台卿。台卿少时便好学博览，擅长属文，成年后曾于北齐任奉朝请。北齐文宣帝践祚（550年），幸晋阳宫，太子监国，留台卿与裴讷之为斋帅[1]，后任廷尉监，坐“断狱稽迟”，杜氏父子与寺官俱为郎中封静哲所讼，徙罪临海镇[2]353。天保十年（559年），杜弼为皇帝派人所杀，杜台卿徙罪东豫州。乾明初（560年），杜台卿与其兄杜蕤并得返回邺城。此后杜台卿历任司空西阁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等职，期间参与撰修国史。河清、天统之辰，杜台卿参知诏敕（《北齐书·文苑传序》）[2]604。后主天统（565-569）初年，曾出任广州长史（《初学记》卷六）[3]。武平三年(572年)，参与由当时左仆射祖珽发起的类书《修文殿御览》的编纂。武平末，任国子祭酒，领尚书左丞。但因患耳聋之症，故而“训对往往乖越”，常为同僚所笑。后周武帝灭北齐（577年），杜台卿返归乡里，以《礼记》、《春秋》讲授子弟。隋开皇初被征入朝，献上自己编纂的《玉烛宝典》，隋文帝赏赐他绢二百匹。其时杜台卿年纪已大，耳聋不堪吏职，请修国史，官拜著作郎。开皇十四年（594），杜台卿上表请致仕①《北齐书》卷二四言“隋开皇中，征为著作郎，岁余以年老致事，诏许之。”若据古人“七十致仕”的惯例推算，则其生于524年。，敕以本官还第。过了几年，杜台卿终于家。无子。
杜台卿博览群书又善于作文，《隋书》本传载其“有集十五卷，撰《齐记》二十卷，并行于世”[4]，又陆法言《切韵序》言杜台卿曾撰有“《韵略》”一部，此三书名均不见于《隋书·经籍志》，当早已亡佚。其曾经参与编修的《修文殿御览》也早已散佚，个别内容保存在后世类书中，敦煌写卷中发现了此书的部分内容[5]。另，杜台卿曾写《淮赋》①《初学记》卷六载《淮赋序》，另外《证类本草》中引有此赋四句。，现存序言及部分赋文。杜台卿著作中传世至今者，唯有《玉烛宝典》，惟原书本有十二卷，现存十一卷。
（二）《玉烛宝典》的内容与体例
对于《玉烛宝典》的书名取义，杜台卿自释：“《尒雅》‘四气和为玉烛’，《周书》‘武王说周公推道德以为宝典’，玉贵精，自寿长宝，则神灵滋液，将令此作，义兼众美，以《玉烛宝典》为名焉。”[6]5按今本《尔雅·释天》作“四气和谓之玉烛”[7]，四气是指春夏秋冬四时的温热冷寒之气。古代中国很早就进入并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四时的变化对于农业生产活动影响重大，杜台卿选取“玉烛”二字，寄寓风调雨顺、四气和谐的美好愿望。而“宝典”一词，杜台卿点明出于《周书》，今《逸周书》卷一〇《周书序》有“武王评周公维道以为宝，作《宝典》”[8]句，与杜台卿自序文字稍有差异。合而观之，《玉烛宝典》的含义便是“记载四时时令节气变化的宝贵典籍”。这也说明了杜台卿是一位关心民生疾苦、关注现实生活的上层精英。
而此书的编纂体例，杜台卿在自序中亦有明言：“昔因典掌余暇，考校艺文，《礼记·月令》最为备悉，遂分诸月，各冠篇首，先引正经，远及众说。”[6]3《礼记·月令》依次记载一年十二个月内的时令物候、自然星象变化和社会人事活动，包罗内容非常丰富，于是杜台卿将其中的记载按照月份不同分别置于十二卷之首，所谓“遂分诸月，各冠篇首”是也。《月令》之后，各卷一般依次征引蔡邕《月令章句》相关月份、《诗经》《尚书》《周礼》《论语》《逸周书·时训解》《大戴礼记·夏小正》等经书和汉代纬书，又引《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再引《淮南子》《白虎通》，后引崔寔《四民月令》，所谓“先引正经，远及众说，续书月别之下，增广其流；
史传百家，时亦兼采”也。
需要说明的是，此书卷一记载的是一月孟春，所以卷一在《月令章句》之后，先引用《礼记·乡饮酒义》《尚书大传》《释名》等文献来“总释春名”，又多引纬书、《史记》《汉书》《白虎通》《风俗通》等来“总释春时，唯附孟月之末”。同样，记载孟夏的卷四有“总释夏名”“总释夏时”、记载孟秋的卷七有“总释秋名”“总释秋时”、记载孟冬的卷十有“总释冬名”“总释冬时”的内容，在结构安排上呈现高度的统一性。
除此以外，在各卷的编纂过程中，杜台卿又创造性使用了“正说”加“附说”的方式。所谓“正说”，杜台卿言在“事涉疑殆，理容河汉”之时，即前人对某事（物）有不同看法，或者存在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则别起正说以释之”，他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而附说则是“世俗所行节者，虽无故实，伯叔之谚，载于经史，亦触类援引，名为附说”，即在附说中一般记载节日民俗时，杜台卿亦援引经史，论述其由来。如卷四“附说”部分多引佛典来论述四月初八“佛诞节”的由来和影响，卷五附说部分论及五月五日的多种民俗以及古代“五月不得盖屋”等禁忌。《玉烛宝典》现存各卷中卷一、二、六、七、十二各卷正说附说俱全，卷三卷四有正说而附说，卷五、八、十一无正说有附说，也就是说并非每卷都有正说和附说。
又，《玉烛宝典》卷一前有“序说”，言“先儒所说《月令》互有不同”之因，卷一二末有“终篇”，考朞闰之事，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所谓“括其首尾”也。
总之，《玉烛宝典》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时令节俗性，在编排方式上呈现资料汇编性。将前人相关的文献按照一定的原则汇编起来，形成一部新的著作，这是古人常见的一种图书编纂方式，而按照这种方式编纂的图书，一般称之为类书。但《玉烛宝典》毕竟又不像只是分门别类堆积资料、以供查阅的类书，不可等闲视之。
杜台卿在序言中说“昔因典掌余暇，考校艺文”，而《隋书》本传言其开皇初献上《玉烛宝典》，则当在其仕北齐时便开始创编，至迟开皇初业已完稿。此书献上之后，始流传开来，其侄子杜公赡注《荆楚岁时记》便多有征引，之后唐宋类书《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事类赋》《岁时广记》等书中屡有采录，历代书目文献中亦有著录。《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于子部杂家类，着眼点当在于其书内容的芜杂；
《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则著录于子部农家类，突出其书在记载时令节气、农业生产生活方面的内容特点。
私家目录中，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农家类著录“《玉烛宝典》”之书名，但不题卷数和作者[9]。有关《玉烛宝典》的详细著录，首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
《玉烛宝典》十二卷。隋著作郎博陵杜台卿少山撰。以《月令》为主，触类而广之，博采诸书，旁及时俗，月为一卷，颇号详洽。开皇中所上。[10]
陈氏之书目，将《玉烛宝典》归为时令类，不仅著录了卷数、作者情况，还简要总结了《宝典》的内容、结构特点以及上书时间。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直接抄录了陈氏的解题。另外，南宋庞元英《文昌杂录》中两处引到《玉烛宝典》的内容，其一为：
杜台卿说：正月七日为人日，家家剪彩，或缕金薄为人，以帖屏风，亦戴之头鬓。今世多刻为华胜，像瑞图金胜之形。引《释名》：“华，象草木华也；
胜，言人形容止等，一人着之则胜。”又引贾充李夫人《典诫》曰：“每见时人，月旦花胜交相遗与，谓正月旦也。”[11]20-21
此引见《玉烛宝典》卷一“附说”部分，杜台卿介绍了人日头戴华胜之俗，先后征引《释名》《典诫》等书，与此引文字少有差异。其二为：
杜台卿引《礼运》云：“仲尼与于蜡宾。”郑康成曰：“蜡亦祭宗庙。时孔子仕鲁，在助祭之中。”[11]18
此引见《玉烛宝典》卷一二“正说”部分区别蜡、蜡的段落中。可知在南宋之前，《玉烛宝典》仍完整流传于世。
之后明末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诸子百家类“各家传世名书”下著录“《玉烛宝典》十二卷”[12]，但陈第家真的存有《玉烛宝典》，还是只是抄录他书的记载，颇引人怀疑。因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学者早已无觅《玉烛宝典》的踪影。明陶宗仪编《说郛》虽收有《玉烛宝典》一卷，实为从前代类书中辑录而来的原书只言片语。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还亲自去闽地陈氏后人家中打听此书下落，最终还是探寻无果（见《曝书亭集》卷三五《杜氏编珠补序》）。[13]总之，元代以后《玉烛宝典》在国内的流传情况，真的是若存若无，疑影重重。
《玉烛宝典》不见于国内学人案头的状况，直到清末黎庶昌刻印《古逸丛书》，收入日藏抄本《玉烛宝典》才有了变化。按照杨守敬《邻苏老人年谱》的记载，他本打算替黎庶昌为《玉烛宝典》写提要，但后来黎氏不许其作跋[14]，以至于我们在杨氏《日本访书志》中看不到他所作的解题。但是随着古逸丛书本的回流，清末学人的书目中又一次出现了《玉烛宝典》的身影。如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政书类下著录《玉烛宝典》，文云：
阅日本《古逸丛书》中《玉烛宝典》本，十二卷，卷为一月，今缺九月一卷。其书先引《月令》，附以蔡邕章句，其后引《逸周书》《夏小正》《易纬通卦验》等及诸经典，而崔实《四民月令》，盖全书具在，其所引诸纬书可资补辑者亦多。于四月八日佛生日，罗列佛经，并证恒星不见之事；
于七月织女渡河，亦多所考辨，谓六朝以前并无其说。其每月下往往有正说曰云云，附说曰云云，末又有终篇说，考朞闰之事。其书皆极醇正、可宝贵。惜阙一月，又舛误多不可读。当更取它书为悉心校之，精刻以传，有裨民用不少也。
光绪丙戌（1886）七月初四日。[15]
李慈铭是古逸本流回国内后的第一批阅读者，他在阅读后准确记载古逸本缺卷九的情况，总结了《玉烛宝典》的编纂体例，但也看到此本“舛误多不可读”，提出“悉心校之，精刻以传”的愿望。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六《刻古逸丛书叙》存有黎氏的解题：“覆旧抄卷子本《玉烛宝典》十一卷，隋著作郎杜台卿少山撰。原十二卷，今缺第九卷。其用《小戴礼记·月令》为主，博引经典集证之，较《周书·月令解》《吕览·四时纪》《淮南·时则训》加详，此为专书故也。开皇中疏上，号为详洽。陈直斋《书录解题》犹载之，其亡当在宋以后耳。”[16]内容不出陈振孙解题之外。近代学者胡玉缙先生曾撰《四库未收书书目提要》，其中就古逸本《玉烛宝典》做了较为详细的说解，其文七百余字，文长不录[17]。
（一）日本古抄本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书籍史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常见此类情况，即我国不少古籍国内或早已失传仅留书名，或只有残篇断章难称完本，但是却在近邻日本、韩国不时却有发现中国古籍的早期抄本或者刻本。许多古籍在古代由中国传到日本、韩国等地，现在由这些国家回流我国。
《玉烛宝典》亦属此种情况。日本国内最早著录《玉烛宝典》的是日本藤原佐世于宽平年间（889—897年）奉敕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此书模仿《隋志》分类的结构和次序，在杂家类著录“《玉烛宝典》十二卷。隋著作郎松（杜）台卿撰”。可知早在唐代末年，《玉烛宝典》便已传入日本。据现代日本学者介绍，日本还存有《玉烛宝典》的多种写本[18]。尤其近年来，日本各文化保护机构在自己官方网站发布了这些珍贵抄本的电子资源，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今根据这些发布的抄本《玉烛宝典》资源，来讨论这些抄本的版式特点。
1.尊经阁文库本
此本现收藏在日本尊经阁文库中，卷子本，共十一轴，每轴为一卷，缺第九卷①严绍璗《日本藏汉籍善本追踪纪实》（2005年）、《日藏汉籍善本书录》（2007年）中均言尊经阁本 “今缺卷七‘秋七月’一卷”，实误，所缺者乃卷九。，故又称“旧抄卷子本”。此抄本原属于加贺藩主前田纲纪家藏本，是日本现存的《玉烛宝典》抄本系统的祖本。各卷卷首钤印“尊经阁章”。②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http://kindai.ndl.go.jp/info:ndljp/pid/1450805.
尊经阁本各卷用纸数量不等，乌丝栏，每纸十九行，正文行十五至十八字不等，注文行二十三字左右。部分写卷存有抄写题记，如卷五尾题“嘉保三年六月七日书写了并校毕”，卷六卷首背题“贞和三年十一月 日”，末题“贞和四年八月八日书写毕”，可知此本为日本嘉保三年（相当于中国北宋哲宗绍圣三年，即1096年）至贞和四年（相当于中国元顺帝至正八年，即1349年）之间写本的缀合本，并非抄自一时，故而字体、行款时有不同。
尊经阁本中存在着两处“错简”情况，据内容判断，其一是卷六第一纸之后依次粘贴了原属于本卷第三纸至第九纸的内容，而将原本属于第二纸的内容粘贴在第九纸后，发生严重错简；
其二是卷十一中，尊经阁本第十一、第十二纸的顺序刚好粘反。
1943年，东京侯爵前田家育德财团编《尊经阁丛刊》，影印收入此卷子本《玉烛宝典》，并附录吉川幸次郎撰《尊经阁文库旧写本复制本解题》，然此本印数尽400部，流传不广。1970年12月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岁时习俗资料汇编》，又据尊经阁藏卷子本影印，附录林文月翻译吉川氏所作的《玉烛宝典解题》。
2.内阁文库本
此本采用册页装，共六册，每两卷一册（第五册只有卷十），无栏线，每页九行，卷一正文、注文每行均20字，其余各卷正文行12-19字不等，注文行16-21字不等，各卷字体也有明显差别。
尊经阁本《玉烛宝典》卷一
此本卷末多存校写题记，迻录如下：
卷二末尾有红色三行小字校记：“山田直温、野村温、依田利和、猪饲杰、横山樵同校毕，三月五日。”背面一页另有墨色校记：“贞和五年四月十二日一校了，面山叟。”
卷五卷末题“嘉保三年六月七日书写并校毕”墨色校记一行。
卷六末尾有“贞和四年八月八日”墨色校记一行。
卷八末尾有“贞和四年十月十六日校合了。面山叟。”墨色校记一行。
卷一二末尾有“文化二 癸亥暮春山田直温、野村温、依天利和同校”红色校记一行。
根据以上卷末题记，我们可知内阁文库本卷二、卷五、卷六、卷八卷末的墨色抄写题记，应是照录尊经阁本原有的题记，但奇怪的是比尊经阁本多出卷二、卷八的两条题记。卷二、卷一二末尾的红色校记则是文化二年（1805年，相当于中国清代嘉庆十年）日本学者山田直温、野村温、依田利和等五人所作的校记，查此本天头部分往往有红色校勘文字，正文中也有红色点读符号，这些俱是他们的校勘成绩，原文与校勘文字朱墨色别，极易识别。
此本每册正文首页钤印“浅草文库”“日本政府图书”红色印章，尾页钤印“昌平坂学问所”黑色印章，可知此书原藏于昌平坂学问所，后藏浅草文库，后来浅草文库关闭，其藏书转入新成立的内阁文库，而“日本政府图书”藏书印由内阁文库启用于明治十九年（1886年）。此本现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①日本国立公文书館，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1000000000000097870&ID=M2016 090910001354739&TYPE=。。
因为内阁本是根据尊经阁本影抄的抄本，所以二本在文字有误的地方多保持相同，内阁本亦照抄了尊经阁本卷六、卷十一中的“错简”。当然也有一些尊经阁本不误而内阁本错抄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内阁本卷二和卷三文字出现了严重的错简，具体来说，从卷二第二页第九行注文“治狱贵知”后，内阁本接抄原属于卷三季春时节的内容“降，山陵不收”至卷末，而真正属于卷二的内容错抄在卷三“人多疾疫时雨不”之后，从“情而已也”至卷尾。简言之，内阁本卷二和卷三的绝大部分内容发生互换。但是，内阁本卷八中多出来两页不见于尊经阁本的内容，而这两页内容出自何书还有待考证。
3.依田利用考证本
文化二年校订内阁文库本的日本学者中有一位“依天利和”，1813年11月后改名依田利用[19]，他在集体同校《玉烛宝典》的三十五年后，独自撰成《玉烛宝典考证》，这是一本考证校订杜台卿《玉烛宝典》的力作。此本日本有两处收藏，一为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二为日本东洋文库。[18]今据日本国会图书馆公布的抄本电子资料②日本国会图书馆https://dl.ndl.go.jp/info:ndljp/pid/2605746.描述其版本形态如下。
内阁文库本《玉烛宝典》卷十一
依田利用《玉烛宝典考证》
《玉烛宝典考证》，手写稿本，线装，四册十一卷，其中第一册包括杜序和第一、二卷，第二册为第三、四、五卷，第三册为第六、七、八卷，第四册为第十、十一、十二卷，此本亦缺卷九。正文有框线，左右双边，白口，下标“乐志堂”三字，无鱼尾，半页九行，每行20字。此本各册卷首共钤印“敬甫”“岛田重礼”“篁村岛田氏家藏图书”“岛田翰读书记”“帝国图书馆藏”等印章，标明此书曾经归岛田重礼、岛田翰父子收藏。
此书在处理正文与注文时改变了之前抄本的样态，将正文顶格大字书写，注文整体低一格大字排列，而将自己的考证文字用双行小字书写，部分或作眉批书于天头。其考证将正文、旧注里面的文字错误作了逐多订正，改正了尊经阁本、内阁本等存在的错简，同时也作出校勘说明，并用红笔在正文、旧注上标了一些点读符号，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玉烛宝典》抄校本，其本在校勘文字方面贡献甚巨，对研究《玉烛宝典》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以上是日本各文化保护机构公布的《玉烛宝典》写本，另外根据中日学者的介绍，日本还有其他一些写本，因笔者未见，在此亦略微提及。
一是枫山官库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等撰《经籍访古志》卷五曾著录此本，文云：
《玉烛宝典》十二卷。（贞和四年钞本，枫山官库藏。）
隋著作郎杜台卿撰。缺第九一卷。每册末有“贞和四年某月某日校合毕面山叟记”，五卷末有“嘉保三年六月七日书写并校毕”旧跋。按：此书元明诸家书目不载之，则彼土蚤已亡佚耳。此本为佐伯毛利氏献本之一。闻加贺侯家藏卷子本，未见。[20]
若此记无误，则枫山官库本当为册页装，原为日本江户时代佐伯侯毛利高标命工影抄自尊经阁本。1828年毛利高翰将此书献入德川幕府。但枫山官库的古籍后来都归入内阁文库了，所以枫山官库本跟上述内阁本的关系有待讨论。
二是森立之、森约之父子抄校本。此本由森氏父子据枫山官库本抄校，成书于安政三年（1856），现藏于日本专修大学图书馆。此本四册，共十一卷，亦缺卷九。此本曾为寺田望难收藏，后归专修大学图书馆。[21]
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江户时期“水野忠央旧藏的写本”，目前未公开此本资料，但据介绍也是根据尊经阁本抄写的抄本。
四是岛田翰提及的卷子本。《古文旧书考》卷一有卷子本《玉烛宝典》，记其写本特征为“卷子之制，每张乌丝栏，高八寸一分，一款八厘，十九行，行二十三字，注双行二十三四五字。‘世’字‘民’字避唐讳缺画，盖从唐钞所传录也。首有《玉烛宝典序》，卷端题‘玉烛宝典卷第一。杜氏撰。’一行直书。次行记‘正月孟春第一’。”“卷第九尚俨存，缺佚卷第七后半。贞和本末卷，往往用武后制字……余卷不悉然。今是书比之于贞和本，语辞更多，且通篇用新字，其数多之十三字”[22]，行款、文字明显不同于尊经阁本。这个存卷九的卷子，现代日本学者如石川三佐男等人曾作查寻，未果。[18]而岛田翰又谓“卷第九文长不录，收在《群书点勘》中”，而《群书点勘》至今也未发现。若能发现《群书点勘》，则《玉烛宝典》可成完璧。
（二）古逸丛书覆刻本
清光绪六年至光绪十年杨守敬赴日期间，在日本得阅森立之等撰《经籍访古志》，按志索书，多方寻找散佚古籍，不惜重金购求，搜罗到了许多古书版本。有了前期调查到的丰富的古书文献，在黎庶昌的支持下，雇佣了以木村嘉平为代表的日本刻工18人，在驻日公使署内设立作坊刻版，于光绪八年至光绪十年（1882-1884年）之间，精心雕刻古籍二十六种，“以其多古本遗编”，故而取名曰“古逸丛书”，其中就收入了《玉烛宝典》。
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卷三
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册页装，版面有界线，四周单边，半页九行，卷一每行20字，卷二以后每行正文12-19字不等，小字注文每行16-21字不等，行款多同于内阁文库本。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也覆刻了原本的一些校记，如卷三末尾有三行小字校记：“山田直温、野村温、依田利和、猪饲杰、横山樵同校毕，三月五日。”同页另有校记：“贞和五年四月十二日一校了，面山叟。”卷五卷末有“嘉保三年六月七日书写譞校毕 ”校记一行，卷六末尾有“贞和四年八月八日”校记一行。根据此校记可知，古逸丛书本虽号称“影旧钞卷子本”，但它覆刻的底本不应是尊经阁文库本或内阁文库本，到底是哪一个抄本①如崔富章、朱新林认为底本是森立之父子抄校本，而有人反对这种提法。具体论述，可参看崔富章、朱新林：《＜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底本辨析》，《文献》，2009年第3期；
任胜勇：《〈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底本辨析献疑》，《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增2期。，还有待资料的进一步发现[21][23]。
古逸丛书本在雕版的时候，往往对底本中原有的明显的文字错讹进行了改正，《玉烛宝典》的刻印也是如此，杨守敬曾作有《玉烛宝典札记》[24]，记载了对是书中部分文字讹、脱、衍、倒等情形的校改意见，对于我们了解古逸本的情况和整理《玉烛宝典》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古逸丛书本在书后还附有《直斋书录解题》《经籍访古志》中的解题叙录。
古逸丛书本在国内流传较多，《丛书集成初编》《续修四库全书》中影印收入此书，广陵书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先后影印《古逸丛书》。但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国内虽然多次翻印，但一直少有人对其加工整理，这也是我们进行《玉烛宝典》整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玉烛宝典》国内久佚而复传，实为难得。虽然《玉烛宝典》现存诸抄本均缺第九卷，然其余十一卷皆首尾完整，从文献传承与古籍保护角度来说，《玉烛宝典》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吉川幸次郎说：“此书之可贵处别有二端。唐以前旧籍，全书早亡者，此书或载其佚文，一也；
虽全书尚存，赖此书所引之文可校正今本，二也。” 所言极是。然现传世各本经过辗转传刻，均存在在不同程度的文字错讹，杨守敬在校刻《玉烛宝典》时曾言“仆仅校四五叶，已改其误字数十”[25]，李慈铭亦遗憾此书“舛误多不可读。当更取它书为悉心校之，精刻以传，有裨民用不少也”[15]。加之抄本和刻本不便阅读和使用，多年来也没有看到有现代整理单行本问世②2021年8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玉烛宝典》整理简本》，点校者为张重艳，是书选择古逸丛书本为底本，重点参校依田利用考证本。，影响着广大文史学者对《玉烛宝典》研究的深入，亟待整理研究。目前日本多个文化机构公开了《玉烛宝典》抄本电子资料，我们当以此为契机，选择以抄写时间最早、现存诸本之祖的尊经阁文库本为底本，参校内阁文库本、依田利用考证本和古逸本丛书本，以求整理出一个较为完善准确的通行本。
通过上文对《玉烛宝典》历代著录情况、日本现存诸抄本与清末古逸丛书刻本之间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重要的观点：
1.中国古代书目著录情况显示，《玉烛宝典》自问世后到两宋时期一直流传有序，宋人还曾在著作中大段征引过《玉烛宝典》的内容。但南宋以后，此书便若隐若现，流传情况扑朔迷离。
2.中古古籍流传到后世的往往十不存一，作为国内久佚的古籍，虽然《玉烛宝典》现存各本均缺卷九，然其余十一卷皆首尾完整，其能从日本回流中国，是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幸事。
3.日本现存诸抄本中，以卷轴保存的尊经阁文库本传抄时间最早，实为后出诸册页装抄本之祖本。此本多存俗字、异体字，与后出各本常有不同，但此本相对而言文字错误较少。但是尊经阁本卷六、卷十一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错简现象。目前要整理《玉烛宝典》，自当以尊经阁本为底本，同时参校其余各本。
4.古逸丛书本虽号称“景抄旧卷子本”，但据文本行款、文字使用习惯来判断，其更接近于内阁文库本，并非复刻自卷子本。古逸丛书本在刊刻时，杨守敬已经加以校订，改正了原本中的不少明显的文字讹误和大段的错简部分，但古逸丛书本依然存在着不少文字讹脱衍倒的地方。
5.从日藏《玉烛寶典》的写本形态来看，诸抄本多用中古时期的俗字、异体字，对抄本文字的正确释读，有利于推进写本学、俗字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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