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现俊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050024，石家庄)
《弇山堂别集》虽名之曰“别集”，实则是王世贞的史学著作。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他不仅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文学家，“后七子”领袖，同时又是明代著名的史学家。其文学成就与影响学界关注很多，相较而言，对其史学成就往往被人所忽略，未能给与足够的重视。其留存于世的史学著作有《弇山堂别集》《弇州史料》《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国朝纪要》。另外，还编辑了《明野史汇》以及《皇明名臣琬琰录》等。
王世贞的史学思想与其文学复古思想是一致的，推崇汉以前的史书，认为自《史记》以后“一代不如一代”。这种“是古非今”的思想到了他的晚年，逐步认识到偏颇不足取，反省后进而提出“博古通今”的史学主张，应该说，这是一大进步。他在《艺苑卮言》里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史学观，可以看出他对史学的偏爱与尊崇。而在《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里则批评明代的国史修撰存在的问题：“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也。……国忸衮阙，则有所避而不敢书。”[1]因而他主张“史贵实”“史家贵直笔”。《弇山堂别集》的史学实践则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史学观。
《弇山堂别集》一百卷，是王世贞最重要的史学著作，其“考”“述”“表”三大体例，在命意、结构乃至记事方法上都有意效法司马迁的《史记》。[2]其中卷十六《皇明奇事述一》“大臣姓名同”条收录明代大臣同名同姓的多个人物。关注“同姓名人物”并非王世贞始，早在南朝梁时元帝就撰有《古今同姓名录》一卷，见《隋书·经籍志》，唐陆善经、元叶森递相增益，其后渐佚，唯《永乐大典》存之，但世人很难读到。明万历时余寅据经史稗官，先撰成《同姓名录》四卷，周应宾因其未备补之，后余寅又自续八卷，凡十二卷录补一卷。惜该书所录止于金元，不及明代。[3]
我们举例看《弇山堂别集》中所列明代同姓名人物的著录情况，其中有的条目著录很简略，如“五张信。一永乐隆平侯，一弘治彭城伯，一宣德兵部左侍郎，又洪武有状元侍读及孝子尚宝卿”。[4]也就是说，永乐时的隆平侯、弘治时的彭城伯、宣德时的兵部左侍郎、洪武时的状元侍读及孝子尚宝卿，他们的名字都叫张信，名字姓氏完全相同。再如“三李贤。一永乐忠勤伯，一宣德丰城侯，一成化少保、大学士”。[5]而有的相对稍详一些，如“宣德初，命工部尚书黄福册兵马副指挥黄福女为郡王妃，上好奇好戏，或有意为之也”；
“成化间妖人千户王臣戮于市，翰林侍讲学士王臣耻与同名，上疏请更之，不许”。[6]这些记载都是在正史上看不到的。甚至还记有更为特殊的“父子同名”这种极为罕见的现象，“古有父子同名，余尝记之矣。国朝唯刘忠武侯事尤异，忠武父名江，为戍卒死，忠武仍其父名不易，累战功至左都督，佩大将军印，犹与其父同名，后封广宁伯始更名荣，封未几而卒”。[7]在明代的诸多史书中，像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这样有意将明代同名同姓的人物收录在一起是不多见的。而历史上同名同姓的人物很多，如果不加区分则很容易弄混。1930年代彭作桢撰有《古今同姓名大辞典》，收录最详，可参看。[8]
《弇山堂别集》不仅收录了明代的同姓名人物，而且对历史上不同时期封号、谥号相同的人物也多有收集。如卷十七《皇明奇事述二》“三文成条”：“汉留侯张良谥文成，明诚意伯刘基、新建伯王守仁亦谥文成。三公皆书生胙茅土，其智略雄名略相仿佛。”[9]该卷“三鄂公”条亦记载唐尉迟敬德、宋岳飞、明常遇春都被封为“鄂国公”，连三人的谥号“忠武”也完全相同。
这说明王世贞是有意识地将历史上不同朝代或同一朝代不同时期的“同姓名人物”(包括同封号、同谥号)收集在一起，以备将来修史之用。这也是王世贞不同于其他史学家的独特的地方。
丹纳曾说：“一个艺术家的许多不同的作品都是亲属，好象一父所生的几个女儿，彼此有显著的相象之处。你们也知道每个艺术家都有他的风格，见之于他所有的作品。”[10]其意是指一个艺术家尽管有许多不同的作品，但不同的作品“彼此有显著的相象之处”，体现艺术家共同的风格。我们当然不能将史学著作与小说作品完全等同，因为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文体。但中国古代“文史互通”的传统在不同文体著作中却是常见的现象，比方叙事方法、修辞传统等，史学著作与小说作品就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同样，史学的思维方式也会渗透到其他不同的文艺作品中。
自晚明至清代，一直流传着王世贞还作有小说《金瓶梅》，尽管这种说法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否定，但仍有不少学者还在努力证明《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就目前来看，断定真正的作者尚有相当的距离和难度。笔者也无意证明王世贞是还是不是。我们这里探讨的是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同姓名”的史学意识，或对《金瓶梅》中“同姓名人物”的安排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众所周知，《金瓶梅》是“借宋写明”的，其故事纪年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写起，至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止共16年。实际反映的是16世纪明代的社会现实，借宋是手段，写明才是目的。《金瓶梅》中写到的人物，据朱一玄先生《金瓶梅词话人物表》的统计，[11]男性553人，女性247人，共计800人。这800人中，大部分为小说虚构的人物，小部分为宋明两代的真实历史人物，其中涉及到宋代的真实人物有59人，明代的有85人。
小说作者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注意到历史上同姓名现象并成功地运用到小说创作上。在人物命名上很是讲究，不管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虚构的小说人物，都安排了一些“同姓名人物”，尤其是精心选择了一些宋时有、明时也有且不止一个的“同姓名人物”并对他们的身份做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后插入文本，使宋、明两个本不关涉的朝代有机地扭结在一起，让宋人穿明朝衣、说明朝话，做明朝事，这是《金瓶梅》不同于其他小说的独特的艺术手段，亦可看出作者对宋明史实极为熟悉。
《金瓶梅》中的“同姓名人物”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宋、明同姓名的真实历史人物，包括王相、王黼、陈东、陈洪、李邦彦、李纲、孙荣、杨时、张达、周秀等。限于篇幅，我们以王相为例加以分析。王相在《金瓶梅》中的身份是“说唱艺人”，是王柱(也是说唱艺人)之弟，《金瓶梅》第七十八回《西门庆两战林太太 吴月娘玩灯请蓝氏》叙述说：
才斟上酒来，只见郑春、王相两个小优儿来到，扒在面前磕头。西门庆道：“你两个如何这咱才来？”问郑春：“那一个叫甚名字？”郑春道：“他唤王相，是王柱的兄弟。”……须臾，两个小优安放乐器停当，歌唱了一套“霁景融和”。[12]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说书艺人”，小说没有交代王相的籍贯、行事等更多的其他信息。这样的人物究竟是特指还是多指，作者的真实意图如何？都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过，笔者认为，这样的人物有多层寓意，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阐释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相是宋、明两代都有的真实历史人物。
王相是一个通名，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叫王相的人不下30个，民间叫王相的恐怕就更多了。宋时的王相见《宋史》卷三百二十九：“王子韶字圣美，太原人。……崇宁二年，子相录元祐中所上疏稿闻于朝，诏赠显谟阁待制。”[13]
明代正德、嘉靖时期叫王相的共有7人。其一见《明史》卷一八八“张文明传”：“王相，光山人。正德三年进士。官御史。十二年巡按山东。镇守中官黎鉴假进贡科敛，相檄郡县毋辄行。鉴怒，诬奏于朝。逮系诏狱，谪高邮判官，未几卒。”[14]《河南志》卷六十谓此人字梦弼。又《江南通志》卷一百十五引《沭阳县志》：“明汝宁人，正德初知沭阳，筑垒浚濠。”《明武宗实录》卷一五九：“甲午，降御史王相为直隶沭阳知县。初，相巡按山东，禁戢非例贡奉，为镇守太监黎鉴所奏系狱，拟赎杖复职，诏降之。”[15]《明武宗实录》卷四〇，正德三年七月，卷七六，正德六年六月，卷一四四，正德九年七月都曾提到御史王相。由此能够确定这个王相是汝宁光山人，字梦弼，可能死于正德末年。其一见《明武宗实录》卷四〇：“(正德三年七月)给事中张贤、监察御史阎睿等奏，查盘甘肃洮岷等粮料银两草束之类，……已将经该官吏人等问拟，监追其督理官员，副使高崇熙、张天衢、李端澄，参议贾璇、佥事王相、官贤，行太仆司卿陈宽、寺丞田美俱合逮问。”[16]其一见《明史》卷十八“世宗纪”：“(嘉靖三十一年)夏四月丙寅，把都儿、辛爱犯新兴堡，指挥王相等战死。”[17]其一见《四川通志》卷一百七十一：“(王)相妻某氏，绵竹人，明正德六年廖贼掠境，氏与其女骂贼而死，相终身不复娶。”其一见《湖南通志》卷一百引《一通志》：“明丹徒人，嘉靖中知益阳县，刚廉有方。”其一见《明史》卷一九二“王思传”：“王相，字懋卿，鄞人。正德十六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豪迈尚志节。事亲笃孝。家贫屡空，晏如。仕仅四年而卒。”[18]这个王相是嘉靖初期人，因议“大礼”，和其他人伏左顺门哭谏，被廷杖而卒。嘉靖时还有一位王相，是嘉靖帝的儿子朱载圳的岳父，后来授予“东城兵马指挥”的职衔。裕王(明穆宗)和景王朱载圳，二王的选婚是同时进行的，从良家女1 200人当中选了锦衣卫百户李铭(也是《金瓶梅》中的说唱艺人)之女和顺天府民王相之女。《明史·杨思忠传》：“(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御史王时举劾刑部尚书黄光升，……言：‘……奸人王相私阉良民者三，本无生法，乃拟矜疑。宜勒令致仕’。”[19]《明世宗实录》卷三九三也提到太医院医籍王相，后来被授予“东城兵马指挥”，指的都是一人。
二是明代不同时期同姓名的真实历史人物，这样的人物有王四、王玉、王经、王宣、王鸾、王銮、王潮、孙清、李铭、李锦、张安、张龙、张成、周宣、郑纪、黄甲、温玺、谢恩等。
我们以王宣为例，王宣在《金瓶梅》中也是一个“共名”。据作品交代，他字廷用，号杏庵居士，家住清河县，是一个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的老者，曾帮助过穷困潦倒的陈经济。
正德、嘉靖时期叫王宣的很多，其一为太监，正德四年六月：“镇守太监王宣等奏其事，(王)进亦上章自辨，敕给事中胡铎会镇巡等官鞫之。”[20]其一为军余，正德七年秋七月：“燕山左卫军王宣及其子钦等与贼刘七、齐彦明交通，资以兵器，事觉，宣脱走，捕得钦等，送锦衣狱。”[21]其一为知府，正德八年五月：“戊寅，升南阳府知府王宣为陕西都转运盐使司运使。”[22]其一为指挥，正德八年冬十月：“虏掠辽东开原，既出境，太监王秩、参将高钦追之，被围数日，士马死伤甚众。守臣以闻，兵部议……虽有斩获功，不论。……钦及指挥惠绮、王用俱宜罢。四原卫指挥王宣、陈钺等宜令原差。”[23]其一为旗校，正德十六年三月：“曹成、王宣者，称彬旗校，至杭州，设香案于镇守府，召致仕尚书洪钟至。”[24]其一是一位学者，《明史》卷二八二：“王宣，晋江人。弘治中举于乡，一赴会试不第，以亲老须养，不再赴。尝曰：‘学者混朱、陆为一，便非真知。’为人廓落豪迈，俯视一世。”[25]
需要说明的是，上文所引宋、明“同姓名人物”，只限于与《金瓶梅》所叙时代背景相关的人物，其他时期的“同姓名人物”因与《金瓶梅》无关，故未一一列出。这些人物在《金瓶梅》中的身份与其真实的历史身份差别很大，甚至完全不同，即使在《明史》上有传的人物，如韩邦奇、凌云翼、狄斯彬等也是如此。
三是小说虚构的同姓名人物。《金瓶梅》不仅安排了一些同姓名的真实历史人物，而且作品所虚构的人物名字也安排了一些同姓名的人物，如：
两张胜：一为城市游民，绰号过街鼠，第十九回写他受西门庆支使打砸蒋竹山的药铺，后给夏延龄做亲随。一为周秀之亲随，因杀死陈经济被周秀乱棍打死。
两周义：一为周秀之男仆，因与春梅私通被乱棍打死。一为领青、兖之兵抗金的将领。
两兰花：一为吴大妗子之女仆。一为庞春梅嫁周秀后之丫头。
两琴童：一为孟玉楼在原夫杨家时的男仆，后随孟玉楼到西门庆家，潘金莲曾与之私通。一为李瓶儿在花家使用的小厮，原名天福，到西门庆家后亦改名琴童。
三安童：一为孟玉楼原夫杨宗锡姑母的男仆。一为苗天秀之男仆。一为王宣之男仆。
三来安：一为西门庆原使用的小厮。一为西门庆娶李瓶儿后新买的小厮。一为黄四之男仆，也叫来安，与西门庆家两个来安姓名同。
三来定：一为吴月娘大哥吴镗(又名吴有德，即吴大舅、清河县千户，后升指挥佥事)家之男仆。一为揽头黄四之男仆。一为花子由之男仆，
另外，小说中还有两个王婆、两个金儿等，都是名字相同而实际是不同的人。
或许有人说，《金瓶梅》中的“同姓名人物”是不是巧合、或是作者疏忽大意所致？答案是否定的。如《儒林外史》中就有两个使女都叫“荷花”，见第十九回、第二十六回，名字完全相同，这应是作者的疏忽大意。但一部小说中出现大量的同姓名人物，恐怕就不是作者的大意疏漏，也不是巧合，而是作者有意为之，是小说人物安排的一种独特艺术手法。
这些“同姓名人物”的插入，作者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安排的，具有多种意图和功能，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符合作品“借宋写明”的整体构思和写法。众所周知，《金瓶梅》“借宋”只是手段，而“写明”才是其真正的目的。既然是“借宋”，作为编年体小说，其故事所叙时间是按宋徽宗、宋钦宗历史的顺序进行叙事的。故小说围绕徽宗、钦宗两朝，插入了这一时期大量的史实、历史人物。目的是要“写明”，所以，作品又插入了许多明代特有的信息，比如明代特有的官职、官署、历史、地理、服饰、风俗、人情等，以表明作品“写明”的目的。宋、明“同姓名人物”的插入，也是同样的意图，这是作者的一种叙事策略。
二是表明作品所反映的时代。《金瓶梅》意在“写明”，但究竟反映的是明代什么时期，是正德、嘉靖还是万历时期？学界意见不一，众说纷纭。其实从插入小说的明代真实历史人物生活的年代来看，也可断定作品反映的时代。据笔者考证，小说共涉及到85位明代真实人物(包括同姓名人物)，他们主要活动于正德、嘉靖时期(两朝超过60年)，这些“同姓名人物”与那些只有正德、嘉靖时期有而别的时期没有的人物生活于同一阶段，如果再结合史实，即可确定作品反映的时代是正德、嘉靖时期而绝不是万历时期。如王四，《金瓶梅》中共有三个回目写到了他。王四又名王霁云、王四峰，是一位盐商，因违法被监，后以二千两银子贿赂西门庆向蔡太师求情，得以无罪释放。王四是实有其人的，且是一个“同姓名人物”。考诸明代文献，惟正德、嘉靖时有两个王四，其他时期皆无。一为贼首，因作乱被官府所获，正德七年闰五月被磔于市。[26]一为盐商，在正德、嘉靖时王四利用盐法之弊，官商勾结，占中两淮、长芦盐引，积钱数百万，被南京工科给事中王纪等揭发，被逮入狱，抄没家产。[27]从这两条材料来看，《金瓶梅》中的“王四”与贼首王四只是名字相同，而与其行事无关，却与奸商王四是吻合的，意在揭露嘉靖时官场及司法制度的腐败。
三是表明作者的创作主旨，人物为主题服务。《金瓶梅》创作的目的是什么？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学界的看法自然不一，到目前为止，关于《金瓶梅》的创作主旨多达数十种，有“暴露说”“揭露人性丑恶说”“骂皇帝说”等等，这些说法各有道理。但经典小说的主旨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重的寓意。我们不妨从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其一，作品对统治者是大为不敬的，即使对贵为皇帝也不客气。比方对李铭身份的设计及其态度即可看出端倪。李铭在小说中的身份是“李娇儿之弟，说唱艺人”，作品共有29个回目写到了他，在所有说唱艺人中无人能与之相比。李铭是一个“共名”，在明武宗、明世宗时期叫李铭的共有三人，其一是都指挥，曾参与平定思恩府土官岑浚之乱。[28]其一为知县，“(李铭)明应城人，举人，嘉靖间知太和县，清惠及民。”(《云南通志》卷一三九)；
其一为锦衣卫百户，后成为裕王(明穆宗)的岳丈，穆宗时封为德平伯，死于隆庆六年(1572)。我们虽然无法确定作品中的李铭究竟指的是历史上哪个李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嘉靖帝的亲家也叫李铭确是事实，其“说书艺人”的身份在传统社会是极其低下的，更何况，小说第23回，让“心高气傲”的春梅一口气骂了他20多个“王八”，其中的况味读者自可体味。如上文所述，嘉靖帝的另一亲家王相，也被作者设计为“说书艺人”，读者不难体会其中的寓意。其二，小说中的同姓名人物，不管是宋还是明，大多都是有官职身份、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他们与宋、明两朝许多的“历史事件”都有关联，可以说，他们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历史进程的见证人。一般来说，“世情小说”着眼于家庭琐事、男女婚恋等世俗生活，完全不必写“朝廷军国大事” 。但《金瓶梅》却不是如此，其创作目的不单单在写“世情”，而是将“世情”与“政治”、“家庭”与“国家”紧密关联在一起，反映了宋明两代诸多的“史实”。正如周钧韬先生所言：“照例说，一部写西门庆故事的人情小说，完全不必涉及外患问题。然而《金瓶梅》涉及到了不少外患问题。”[29]其说的是确论。《金瓶梅》正是用这种高超独特的手法，将“家庭琐事”与“政治大事”这对看似悖论的两极和谐地统一起来。
综上所述，《金瓶梅》中“同姓名人物”的设置，是受《弇山堂别集》“同姓名”史学意识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并运用于小说创作的成功范例，既表明了作品反映的时代，又很好地服务于主题的表达，具有多重意图和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虽然不能以此证明《金瓶梅》的作者是谁，但在同等条件下，相同或相似度越高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金瓶梅》文本中引入了王世贞、李开先、屠隆、徐渭等人的作品，但总不能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四个人或更多，引入某人的作品断定某人就是作者。而目前学界所认定的《金瓶梅》候选人中，恐怕只有王世贞在其史学著作《弇山堂别集》中有意搜集了同姓名(包括封号、谥号相同)的人物，而《金瓶梅》的作者亦有意插入宋、明及明代不同时期的同姓名人物，说明两者之间在思维方式、内容构建上有共同点，王世贞的史学意识或对《金瓶梅》“同姓名人物”的安排产生过影响，也是符合情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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