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实学背景下的李军政思想探析

李 涛 汪敬超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人，颜元弟子，颜氏之学的直接继承者。他既是颜李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使颜李实学广博于世、大行天下的弘扬者。近代以来对颜李学派的研究热度提升显著。杨培之《颜习斋与李恕谷》一书肯定了颜李学派的思想学术价值，就颜李思想的学术渊源及传布情况进行了细致分析，并进一步阐述了李塨对颜元思想的批判继承和补充完善。[1]姜广辉《颜李学派》一书简述了颜李的学术概要，开始思考李塨学术思想转变之缘由并加以详细论证。同时，书末还附有王源、程廷祚等其他颜李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可资参考。[2]朱义禄《颜元李塨评传》一书对颜李经世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挖掘，并列专章结合时代背景，从个人秉性、治学方法等方面比较二人思想之异同。同时，作者指出正是因为李塨“近中行”，不同于颜元固执狭隘的性格色彩，才有了他日后由习行经济渐入注疏考据的治学方法的转变。[3]此外，还有从李塨生平轨迹、著述概要、流派传承等方面进行整体把握的研究成果，其中以陈山榜用力最勤，他整理的《颜李学派文库》系列丛书收录了李塨著作9部、颜元著述9部，以及颜李弟子相关之书作3部，共计300余万字，卷帙浩繁，是当前收录李塨著作最全面的巨著，对推动颜李学派的研究有重大意义。[4]另外，还有着重从学术交游所致思想碰撞交融层面进行论述者①代表性论著有：陈山榜：《李塨的科考与仕宦生涯》，《衡水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任雪山：《李塨与方苞之交游及其学术意义》，《保定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等等。。上述言及李塨者多从学术史的角度入手纵向切入，以梳理颜李学的学术脉络和学术实践为重心。然而有关李塨思想的横向研究则略显单薄①相关研究成果有：林存阳：《李塨礼学思想探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4期；
李瑞芳：《李塨的治河思想》，《兰州学刊》，2006年第6期；
李瑞芳、吴克燕：《李塨史学经世思想述论》，《前沿》，2010年第5期；
杨效雷：《李塨易学述论》，张涛主编：《周易文化研究》第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0-73页，等等。。综上所论，学界关于李塨思想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关于李塨的军政思想则鲜有阐发，对于这位特色鲜明、“文武兼修”的实学思想先驱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所幸《李塨年谱》《拟太平测》《平书订》等文献将李塨军政之见，经世之想尽数收录，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材料支撑。故本文主要据此并结合学界现有之成果，梳理考辨李塨军政思想，以期抛砖引玉。

李塨军政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成长环境及个人阅历休戚相关。李塨生于清顺治时期，成长于康熙时期，此时距清朝建立不过十余年，其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南明残余势力仍旧活跃于南方诸省，政局依旧动荡。入关后的旗人，于北直隶地区大肆圈地，李塨家中之田产也被侵夺，“家素绕”之景象不复见。后来李塨回忆道：“经沧桑变，田被圈，又兄弟多，故绌于用，至难堪。”[5]24或许是在常年的修文习武中磨砺了心性，现实并没有击垮李塨，反而铸就起稚嫩少年坚韧不拔的品性。时人王养粹与颜元论学于蠡县时就曾说道：“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5]3也就是说在李塨还未及冠时，经历天翻地覆的变故，早早地肩负起兄长的职责，为父分忧，照顾年幼的胞弟与嫡母。后李塨拜师颜元，北上京畿，南下江浙，云游四海，广结名士。尤其在其第三次南游归来后，李塨开始尝试将南方注疏考据之学与北方躬践笃行之风杂糅融会，其经济事功之学日渐臻善，隐含其中的军政思想也在此刻初现端倪。

（一）家庭教育的启蒙

在李塨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对其“尚武”思想的产生尤为重要。李塨故乡蠡县的教育极具地域特色，呈现出“文武兼治”的特点。士人孺子不仅需要学文修身，更要习武强身。这一点在李塨身上能得到很好的验证。康熙元年（1662），李塨四岁时，其父李明性负责教授他儒学典籍，同时他的祖父已经开始尝试引导他练习射术，“孝慤先生抱提，口授《孝经》、古诗及《内则》《少仪》。素先翁弯小弓，引之学射”[5]1。李明性平素甚重“六艺”经济之功用，尤以“射”艺为重，“举行穀日宴，集当地名士集会，饮酒、赋诗、弹琴之外，不忘演武较射”[6]7，甚至到了五旬岁衰之际仍不忘“日习弓矢，壁悬宝剑，时复欲舞”[7]130。质言之，受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尚武思想已经深植于李塨的脑海中。后来，李塨回忆道，崇祯末年社会动乱时，李明性“与乡众均守望，储粮械，时时命村中外，鸣镝如饥鸱”[5]24，借此法驱除盗匪，安乡保民。后辈王源在谈及“孝慤先生”的这段事迹时亦难掩钦佩之情，大加叹赏：“初崇祯末，天下大乱，先生方弱冠，与乡人习射御贼，常挟利刃大弓长箭，骑生马疾驰，同辈无敌者。”[8]59正因李明性亲历过“文不堪用”的乱世，才能用自己的切身体悟反复告诫李塨习武强身的必要性，“文武缺一非道也，治天下可徒尚文乎？”[8]60于是在父亲的教诲和祖父的启迪下，李塨对习武搭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以致“夜寐学射撒放法，常以肘击墙而寤”[5]13。为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武艺，李塨遍访名家，问射法于赵锡之、汪若纪，并向王余佑学枪法、刀法，向杨仁澍请教剑法。可以说良好的习武氛围和言传身教，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李塨的尚武思想。

（二）社会思潮的奠基

清初的李塨正处于黄宗羲所谓的“天崩地解”的时代，这一时段封建制度在落日余晖中走向“顶峰”。然而剧烈的社会动荡迫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反思前明的灭亡。在社会动荡和局势混乱的刺激下，知识分子发生了思想的转变与革新，不再醉心于空疏、穷理格物的程朱之学，逐渐摆脱“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窠臼，积极入世，热衷于务实的经世致用之学。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思想家纷纷涌现出来，如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等。他们之中有提倡由经学入手，通经致用者；
有提倡由史入手，洞见兴废者；
还有提倡躬践笃行，力返实学者。对于这一时期社会思潮之转变，萧一山曾评价：“夫有明末之空疏，始有清初之敦实；
有明末之蔑视读书，始有清初之提倡经术；
有明末之轻忽践履，始有清初之注重躬行：在在皆明学反动之结果也。故清代学术之成立，在消极方面言之，明季之学风，实为其重大之背境也。”[9]941

在上述思想家中，尤以颜元对李塨的影响最大。他于漳南书院任教时曾言：“儒道自秦火失传，宋人参杂释老以为德性，猎弋训诂以为问学，而儒几灭矣。”[10]17为解决宋儒醉心老庄，直入禅障之流弊，颜元提议：“请建正庭四楹，曰‘习讲堂’。东第一斋西向，榜曰‘文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斋东向，榜曰‘武备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东第二斋西向，曰‘经史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西第二斋东向，曰‘艺能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其南相距三五丈为院门，县许公‘漳南书院’匾，不轻改旧称也……斋有长，科有领，而统贯以智仁圣义忠和之德，孝友睦姻任恤之行。”[10]17-18在李塨从学颜元二十余年的时光中，颜元不仅教授他系统知识，还传授他修身、治学之法，敦促他心向实学，笃行实学。故而，颜元所展现的“文武兼修”的治学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日后李塨的学术方向。可以说，在颜元的指引下，李塨将“君子六艺之学”“文事武备之功”真正做到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除从颜元学礼及前文所提学射于赵氏、汪氏外，李塨还与“郭子固习御、刘见田习数、彭雪翁习书。已而从王五公先生问韬钤，与张文升共学焉。后游浙，又得过从毛河右先生学乐”[11]1。至此，郊社宗庙及水火田赋、射御书数之学，李塨均有涉猎。除此之外，求索于史之法在李塨身上亦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此点笔者将于下文重点论述。简而言之，李塨是在明清学术氛围骤变之际，“继前人之志”的根底，“述前人之事”，最终形成了其经济事功的军政思想。

在学术上，李塨与颜元的思想一脉相承。李塨建构的军政思想与颜氏之学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说，颜李思想都离不开一个“实”字，皆重“习行”而轻“诵读”。“清代反对程朱最烈者，为颜元”[9]937。对宋明以来歪曲孔圣学问之原貌，颜元慨叹道：“予伤圣道之衰也，妄驳汉宋训诂禅宗之套，而远追周孔三物之学。”[12]16这表明对于宋明之学与周孔之学，他更倾向于后者；
对于躬行实践与静坐读书，他更趋于前者。也就是说，在颜元的视角下，自宋以来，佛道之流簧鼓天下，贻害圣学。为改变这种状况，习斋先生摧陷廓清，痛斥理学崇静尚虚之流弊，澄本清源，倡导躬行践履之实学。可以说，在追复周孔，重光圣学方面，颜元的贡献不亚于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而颜元这种彻底的、激烈的驳斥程朱理学的学术态度，亦对李塨多有触动。他继承了颜元的实学思想，将传统儒学所强调的“格物致知”中的“物”解释为《周礼》中的三物，即六德、六行、六艺。而对于“格物致知”中的“格”，颜元解释为“犯手实做其事”，李塨在汲取朱子的观点后，把它解释为“学”，但与朱子知先行后之知行关系不同的是，他坚持“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的观点，释“格”为“学”，强调行先知后，须从经学典籍中找到根据，否则，格物的释义就缺乏文献考据的支撑，他说：“圣门舍学，更无致知之法也。格物非学而何欤？以经证经昭如矣。”[13]11-12为了在古人的经典中找到“格物即学”的根据，晚年李塨又走向考据学。他强调“格”是学习由浅入深、臻于完善的过程，“学有浅有深，皆可谓学。格者，于所学之物，由浅及深，无所不到之谓也”[13]11。

另外，颜元还清晰地指出宋明以来儒学家空谈之疏弊，尖锐地斥责他们空有一腔热忱，只知在朝堂上争论高低，却拿不出行之有效地针砭时弊之法，久而久之竟习成“妇女态”，“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14]12。对此，李塨亦持相同看法：“士子平日，读书籍，专揣摩，闭户傝首，如妇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钱谷，渺不知为何物，而望其辅世长民耶？”[15]43诸如此类死读孔孟之书，不重六艺之正道，不习经济事功之学者，即便能舍命赴难，却仍是令人羞愧，所以颜李所强调的以实用为主要基调的实学思想，正是为了帮助士人举子从崇静尚虚、直入禅障的程朱泥潭中挣脱出来。只可惜自宋明以来所盛行的“重文轻武”之风直至清初仍未有所改观，在许多地方，“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16]20。

（一）兵农结合，寓兵于农

李塨认为：“《周礼》仕学不分，文武不分，兵民不分，官吏不分，而上之君师不分，此所以致太平也。”[17]12而前朝之所以灭亡正是由于“兵民既分，而右文之世，武备懈弛。儒以兵为讳，士以武为耻”[18]69，以至于文武相分，忘兵去战，羞言武备。“知周之尚文，而不知周之尚武”[18]69，致使“兵专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所极。以天下之大，士马之众，有一寇贼猝发，鱼烂瓦解，不可收拾”[15]43。正如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虽仓促起兵，而其势如霜风杀草，无可挡其锋者。以致川陕楚豫之地，一望平芜，荆榛塞路。对此李塨叹息道：若“三代田赋出甲，民皆习兵，断不至如此其惨也”[15]43。在这里，李塨虽有对明亡的惋惜，更多的则是对饱受兵燹之苦百姓的同情怜悯。援引上述明亡之悲惨景象，是为避免清代重蹈覆辙。因此，李塨提出了具体的应对之法。在他看来，当务之急在于地方要“修壕墙，严保甲，练民兵，十什五伍，冬隙大举而练之，御寇、传炮、邻救”[5]27。只有先在民间建立基层军事组织，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甚至“天下人人为兵”，形成从地方到中央层层累进的环形军事网，方能达到“教农则立田畯，教伦则立乡约，督武则立总练。食可足，俗可淳，民可强，亦小康矣”[5]27，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盛民强。

为此李塨制定了两种征兵制：其一为“招募制”，即“选募武勇以为兵，授之田，使耕而食，而以农隙训练焉”[18]70。并明确规定了兵士的征退标准：“凡民十六岁以上皆可募……五十而退，另募之，不世为军，无老弱之弊。”[18]7“0十六而进，五十而退”的益处就在于，兵士的年轻化可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授田”的实行又可以缓解乡村青壮劳力过剩的压力，且所募士兵又多为土著，亦无需担忧其逃亡叛乱。招募的兵勇农忙时耕种，农闲训练，耕闲交替，以农养兵，寓兵于农。但与古制相比较，李塨蓝图下的乡兵“无徭无口算，而公田所入，即为军之费。耕获仍督以农官，公田所入则司马主之”[18]70，也就是说，公田中所得耕获悉数由地方官员自行分配使用，一切军费开支也均由地方承担，无需朝廷筹措所增军费，实现自耕自养，自给自足。李塨赞其“法无善于此者”[18]70。另外，有关府县的兵员数额配置，李塨也根据府县等级之异拟定了一个较为合理的数额，即：“下县设兵五百，中县八百，上县千，要县二千，小郡三千，大郡五千，州藩万，大要州藩，设兵合六七万七八万，自足以制盗贼，威四裔矣。”[18]70参照不同郡县之户口数量与田地多寡，李塨所规定的兵员总量既不会超过地方政府财政承载力，又能够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青壮劳力，最终形成由低到高、层层递进的环形军事网，从而实现“郡县之势强则朝廷强”的目标。

其二为“义务制”。大抵以“二十五家，约五口计之，得一百二十五人，除老弱妇女三之二，得强壮四十一人，选一官兵，二十应，六十退”[19]17。除强制性和服役年龄稍长外，义务制下的官兵多来源于本县、同乡，地域色彩鲜明，官兵彼此间或为兄弟亲朋，或为表里姻亲。浓厚的血缘使得官兵之间语言相近、习惯风俗相同，这不仅便于日常管理，而且在训练中能迅速加强军队的凝聚力。最后，从41名精壮男丁中选取1名强壮者当兵，这就使“正规部队”所具备的战斗力远高于招募制下的“乡兵”。值得注意的是义务制下官兵的生存资料消费不再是自己耕种所得，而是由“二十五家人口田产配之，约与他二十五家等。器械，二十五家按田公制。四官兵选一马官兵，甲胄刍豆，百家按田公出，无事则业其家之农，有事上戍出征，皆领粮于官，定以数”[19]17。质言之，义务制下官兵日常所需武器、兵甲及粮草供应，皆由与之相应的“二十五家”百姓来承担。若无战事，则安心耕种，间或辅助“乡兵”维持乡间治安与缉捕盗贼之务；
若遇战事，则上戍出征，按照官家制定的标准统一领取军粮器械。

（二）强干强枝，射艺为重

地方上的兵员设置大抵如此。在中央“天子禁旅三万，募之京县，统以金吾羽林，岁直六千人，备不虞，五岁而一周，大将军教之。京营军十二万，募之畿辅，岁直三万人，备不虞，四岁而一周，大司马教之。畿辅俱大郡，兵倍于外郡，无不强之禁旅，无不强之京军，无不强之辅郡”[18]70-71。可以看出，由中央直接或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足有15万之众，远超于郡县之兵额，同时兵勇征选采取就近原则，“六军三军，乃但出之近国之乡”[18]73。另外，以四年或五年为期的轮换驻防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士卒驻守的稳定性，此之谓“强干”。而“强干”最直接的功用就体现在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力上，“州藩或有不臣，则命大司马或左右司马佩将军印，用旧制，帅京军，督其四面州藩，合兵讨之。凡京军之出，多不过一二万人，而合州藩之师固不少也，所过给之食，不待转饷”[18]71。中央的军事力量强大就不惧地方藩守怀有二心，如有不臣者起兵谋逆则由中央委派将帅领兵出征讨伐，辅之以郡县官兵合而攻之，则叛逆犹如釜鱼阱兽，旦暮可平。同时，李塨还强调中央之军不从“郡县官兵”中抽调精锐之士补充，仅在必要时稍作调遣配合军事行动。至于其中缘由，李塨解释道：“盖京畿之地，蓄兵必多，随天子警跸，役必繁。若必以各藩之军分番入直，则如云贵窎远数千里，重滋繁扰，究难济用。”[18]73如前所述，京师之兵力已充足实用，且由“大将军”“大司马”教之，皆可称之精锐，无需再调动地方兵勇。同时，许多边地离京遥远，将士入京，路途不便，靡费又多，远不如于畿辅就地补充兵员适宜。关于边地的兵员统备，李塨认为除采取一贯的“就近招募”原则外，还应根据不同地域间田地多寡的现实差异做出相应调整：“各边兵亦召募，多寡随其地，边藩统之，且屯且守。”[19]19此之谓“强枝”，地方藩守若能严格遵守上述之法则枝强而干更强，不必弱枝以强干。但李塨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作为颜李“实学”的代表人物与“三藩之乱”的亲历者，他自然不会架构起虚幻的军政蓝图。为防范因“强枝”而带来的地方镇守拥兵自重的隐患，李塨给出了应对措施：“大警非大发军不可者，则天子遣使合符以发郡县军。用古制铜虎符，半留于朝，半与州牧藩王，合符以令司马，然后司马发军于郡县。多寡听其用，司马不奉州牧藩王檄，不得擅发郡县军，而无合符州牧藩王，亦不得擅檄司马也。”[18]70即效法古制，以“虎符”为证，天子执半，镇守执半，若遇战事则由中央遣使携符与地方镇守“合符”，方能号令司马率兵出战。司马与州牧、藩王等并不直接构成上下级关系，其直接对中央负责，不受他命。如此一来，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地方官员各司其职，以符为信，真正做到了军政相分，集权于中央。此外，为应对突发事件，李塨认为中央可赋予藩守便宜行事之权，如遇紧急军情，则藩守可令司马不待符而发兵，甚至其左右的郡藩守军亦可视具体情况自行决断，从旁发军以助平叛。

李塨自幼研习射艺，他说：“射为六艺之一，虽奔走四方，依依不能忘，凡遇能射人，无不问；
遇射书，无不览也。”[20]1同时，李塨还十分重视兵勇、将官“射术”的培养，他强调士人举子也应加强习射：“官兵乡兵习射，士学射，贡士射，试士射而燕饮，择官与祭，藩伯来朝皆射。又比礼比乐，惟六十以上免，射则射之精者出。”[19]18为了提升士兵的军事实战能力，他结合自身的学射经历，撰写出军事训练著作《学射录》。该书分为两卷，卷一专述射艺的方法要诀，李塨将其精炼为：“身端体直，用力和平，拈弓得法，架箭从容，前推后走，弓满式成……神射于的，矢命于心，精注气敛，内运外坚，前固后撒，收弓舒闲。”[20]1-3，卷二则详释前代有关射艺的精粹之论和弓箭制作的选材、方法，并作注释解读。这样，依照李塨的预想，士兵乡射田猎皆有习，军队的基本作战力便可得到保障。同时，李塨认为还要加强对士人兵法韬略的培养，确保其德位相配，军谋宏远，堪任将帅：“士之习兵法者，为尉、为别驾、为司马，而无不知兵之州牧藩王，无不知兵之御史宰相,岂尚有腐懦书生之为督，庸劣武弁之为将者乎？”[18]70若能如此，则兵卒善战，士人善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除纲领外，李塨还制定了兵士具体的考察训练之法：农闲时由专人“里师”负责指导兵勇射箭与武艺练习，期间不敢懈怠，因第二年三月邑宰要来视察检验官兵射御、击刺、火器训练的成果。乡正则每半年就要对官兵的训练进行例行查验。每年冬月，县中兵衙还会遣专人至乡中教习排兵布阵之术，最终根据个人武艺考核成绩的高低进行奖惩。府县一级的兵员驻守情况与乡中几无差异，并采取由上至下，层层分级的教习制度：“戍县者四乡岁二百人……戍府者岁三百，戍藩者岁二千，皆取于县，一岁一更。府兵衙教府兵，藩兵衙教藩兵，而府守藩公、巡按御史，间岁三岁，各阅其藩郡县兵。”[19]17

面对有人对“强干”之法提出异议，李塨反驳道：古制天子六军，七万五千人也。现在其基础上，稍加扩充，大抵禁旅、京营兵力约十万众，兵员看似虽多，实则以时以地分配后，劳逸结合，恰如其分。“每岁共入直二万五千，以五千当禁旅，以二万实京营，亦足以备不虞矣。总四岁而一周，则劳逸均也”[18]74。关于州藩郡县之兵额，李塨认为亦不必定以万、千、百之定额。因郡县户口，田地多寡不能齐一，宜视其实况，灵活编员。

（三）以史为鉴，向史而新

以史为鉴是李塨读书治学的基本态度，其军政思想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在践行“经世致用”原则的同时，不拘泥于旧说，能够审时度势，通权达变。如在谈及如何维护地方治安时，他极力推崇北魏李崇“合乡兵以弥盗”之策。北魏孝文帝时，兖州盗贼横行，李崇下令以村为单位，各建一土楼，并于土楼中放置一面大鼓，一旦有贼人来犯，“双槌乱击，四面诸村，闻鼓皆守要路，俄顷之间，声布百里，其中险要，悉有伏人”[21]13。匪寇一旦来犯，顷刻之间便会被村间乡兵合而围之，继而歼之。李塨对李崇之法加以完善，“里濬濠，濠内起土即为墙。二门二铺，冬月一更，一人守巡二铺，十人击柝金，二铺迭传，四夜一周。乡兵每夜十人巡火夫，而禀其惰者于里师。官兵夜一人巡乡兵，如之。里师又间巡之邑，如之。有盗,举信炮信火，炮以次传乡及县。火惟盗处举，皆望火来捕救”[19]17-18。此法虽好，但仅凭乡兵之力维护地方治安终究有所局限，故而李塨补充道：“或有草窃，则县令县尉便宜发军捕之，闻于上。不克，而后郡发军，又不克，而后州藩乃发军。”[18]70也就是说，如有寇匪来犯，地方县衙先行发兵征讨，并奏报于上，以备应对。若无力剿灭，再由郡守、藩守调兵歼之。

在分析南明灭亡的原因时，李塨援以新朝末年绿林起义为例，痛斥其军事方针的失误，指责其不应畏惧赤眉军立帝尊正朔，便视其为敌对势力，排挤打压。毕竟此时共同的敌人——王莽，还未覆灭，便急于相攻，称王以号令诸将，实可谓愚蠢至极。在李塨看来，最佳之法应是隐蔽锋芒，积蓄力量，以观其变。“若赤眉所立者贤，相率而从之，如无所立，破莽降赤眉，称帝未晚，此千古图中兴者之所当知也”[21]8。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明末之政局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作此番论述正是希望后人能够引以为鉴，有所警醒。

李塨的军政思想虽是从历史中解析出来，但以史为鉴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现实。李塨的视角不会专注于过去。对于当时之国势，他亦有独到见解。康熙二十年（1681），吴世璠死，三藩之乱彻底平定，恰巧此时郑经也于台湾病逝，天下一统迫在眉睫。赵锡之曾询问李塨“平海寇郑国姓之策”，李塨答道：“以中国攻海寇则难，以海寇攻海寇则易。”[5]14台湾郑氏据波涛之险，是为“海中之国”，以数十夫守鹿耳门①鹿耳门，明清时期台湾岛西南岸重要港口航道，位于今台南市安平港北。1661年，郑成功率大军驱逐荷兰侵略者，即自此登陆，后湾内淤浅，海道亦废，今为平陆。，依地利之便，即便雄兵百万也恐难攻破，加之沿海居民暗中为郑氏提供情报、辎重，其可谓具地利、人和之力。而“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完全不习水战，无力做到“以舟楫为舆马，以波涛为海衢”[5]14，台澎之地根本不惧清廷来攻，故谓之“难也”。“地利”之便人不可改，想要取胜唯有先破“人和”。李塨提议用“离间之法”将矛盾转移至敌人内部。他指出尽管郑氏集团盘踞台湾已数十年之久，但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仍有人歆羡“中国之礼乐衣冠”，仍有人思念“故土之室家坟墓”，只因两岸阻隔重重，无力表达。当今之计，唯有先重金利诱航海商贾“使之出入海寇间，以携其酋目而煽其党与，必有为我所动，阴为内助，或率众而来者”[5]15，再许之以高位厚禄、妻妾美宅，“使党自诱其党，众自惑其众”[5]15，最终从内部分化郑氏集团。届时再以大军压境，联通内应，其溃败之势如拉朽矣。此所谓“以海寇攻海寇之道也”[5]15。而上述鞭辟入里之策见并非空穴来风，正是李塨曾问学王余佑“边外守边，河外守河，江外守江之法”[5]11及“考江防、海防，及备外国形”[5]22之成效。李塨的建议最终是否被朝廷采纳现已无从考证，不过从后来姚启圣招降施琅的平台策来看，几可谓如出一辙。

作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浪潮下的思想家，李塨的许多军政主张都颇具独到之处，在因袭前制的基础上，秉持经世致用的原则，敢于大胆突破且富有创新性。他挣脱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不偏不倚地陈述。他的军政思想是辩证的。虽然他对崇文抑武、偃兵息武的思想进行批判，但并不代表他就反对“文治”。在他看来“诵读诗文，非圣贤之学也”[21]14，圣贤治国理政的思想虽然都隐含于字句文章中，但不加思考一味地拿来照搬便无法理解其中真正的内涵。如南北朝后期“梁主绎将降魏，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以宝剑击柱折之，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或问何意？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21]14李塨认为，萧绎自嘲读书万卷却还是落得个国破身死的境地，所以将万卷书通通焚烧，岂知今日之祸症在读书万卷哉？“日日揣摩，年年背诵，闭户傝首，偶阅一世事，则亟走恐乱之，气息柔脆如妇女……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22]49。学问之道不在于诵读章句，而在于躬身实践。“读尽《论语》非读《论语》也，但实行‘学而时习之’一言，即为读《论语》。读尽《礼记》非读《礼记》也，但实行‘毋不敬’一言，即为读《礼记》。故学不在诵读。”[5]10若徒以书为文武之道，则文武之道亡矣。另外，李塨虽然主张加强军政建设，但又不是一味地尊崇武力，武力的作用在于安境保民，正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有元一代自“开统以来，垂五十年，一之以兵，遗黎残姓，游气惊魂，虔刘劆荡，殆欲歼尽。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23]50。滥行甲兵的后果就是加速了自身的灭亡。“魏太武元世祖专以杀戮为事，兵虽强而豺狼矣；
晋武梁武欲偃兵不用，意虽仁而禽犊矣”[18]69。重文轻武，则国势弱不足保；
重武轻文，则人不善政难治国。从这里也不难看出李塨的军政思想带有些许“中庸”的色彩，“过”犹“不及”，不偏不倚，文武兼修，则国盛强。

李塨的军政思想具有浓厚的经世色彩，他曾多次指出历代史书的烦冗之处，着重强调史书古为今用的史鉴价值，对体例编排缺乏兵制的史书加以斥责。李塨认为《史记》《汉书》皆是良史，值得一读。但“迁、固不知志兵，遂使一代戎制，无从详考，可慨也哉！”[21]4二书中都找不到有关兵制的记载，致使后世无从考察两汉时期的兵制，无奈只得以周秦之遗制来参考对照。陈寿《三国志》不仅文字疏略，“亦不知经济，不能使一代兴乱之机，昭然纸上”[21]9。这种状况直到宋代才有所改善。“李卫公言史官鲜克知兵，故兵制不传。余览汉史以至南北朝，良然。至《唐书》乃专志兵，则欧阳诸公之识，可谓卓越前人矣”[24]16-17。也就是说，自《新唐书》起，兵制才始见于史书，消弭了前代正史之流弊。但王源也指出，《新唐书》只载兵制，未载兵法,仍有不足。

从青年时期的弯弓学射，至壮年时期的指点江山，再到晚年的著书立说，武功思想贯穿了李塨的一生。在明清之际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作为一名典型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他和当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用开放、博远的视角去审视历史、稽古论今、不泥于古。他力求从古圣先贤的智慧中寻找济世安民的良方，总结前代军政措施中的优益与不足，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军政措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只可惜限于时代与自身的因素，他本人始终没有出任过武职，故而他的军政思想大都述诸笔端，未能行诸于世，从而导致后世很少有人关注他的军政思想。但他能从经世致用的原则出发，始终恪守立足当下，服务现实的准则，实属可贵。总之，李塨的军政思想不仅带有时代的印记，而且能够从中看到其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李塨军政思想的研究仍有开拓空间，尚可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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