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青年亚文化的思考

程振红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近年来，随着“丧”“佛系”“躺平”等词汇的走红，与之相关的各种青年亚文化现象都曾一度成为热议的话题。此类“现象级”的话题往往由年轻人发起，并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扩散，成为整个社会的流行语，反映了特定阶段的社会心理。青年亚文化当然不限于流行语的广泛使用，包括网络上的“恶搞文化”“鬼畜文化”“表情包文化”等等在内都可以纳入青年亚文化的范畴。相比主流文化，青年亚文化往往形式更加灵活，易于传播，便于接受，是观察时代心理变迁的一个绝佳窗口。网络青年亚文化由于其独有的特点，在当下的年轻人中影响颇大，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也是时尚流行、生动有趣的文化样本。

“青年”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首次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自“五四”至今一百余年，“青年”历经变迁，其角色意义已发生深刻变化。“青年”首先是一种生理年龄上的独特划分，以此区别于少年儿童和中老年。对青年的年龄界定并无统一标准，如有人认为青年期是从14(15)岁到25(26)岁，而《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15年)》将青年界定为14至35周岁的人。本文采取后一种认识，即将青年的年龄下限放在35岁左右。如果仅从生理年龄而言，“青年”约等于“年轻人”，但“年轻人”更多地体现为生理意义，而生理年龄只是识别青年的前提和基础，与社会元素紧密相关的青年心理和精神层面才是界定青年更为核心的因素。与“愿历尽千帆，归来仍少年”(冯唐语)中的“少年”类似，“青年”往往更多地指向精神属性。

20世纪下半叶，人类医学模式由传统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更加重视医学视野中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属性。与之相似，青年学研究者马赫列尔在界定青年概念时，也将心理、社会等因素作为重要指标，认为青年不仅指一种精神状态，而且指一个生物-心理-社会-价值-历史的综合实体。按照马赫列尔的定义，很显然仅仅依凭作为生物因素的生理年龄难以触及“青年”的本质。2013年五四青年节，***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是最富有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理应走在创新创造前列。这既是对青年地位和价值的肯定，也包含了对青年担当角色使命的期待，同时为青年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关于青年文化，一般是从其与社会主流文化或青年亚文化的关系的角度来加以体认，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青年文化是青年人自己的话语方式，无论是命名为“亚文化”还是“反文化”，都是相对主流文化而言。换言之，青年文化只以主流文化作为参照系，至于称之为“青年文化”还是“青年亚文化”并无本质区别。另一种看法则是将青年亚文化作为比较对象，认为青年文化基本认同主流价值，而青年亚文化则具有非主流、边缘性的“亚”文化或“次”文化特征。本文认为，青年文化是青年亚文化的上位概念，将青年文化等同于青年亚文化，或者将青年文化与青年亚文化视为等位并列的平行概念，都是对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误解。青年文化包括正向青年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正向青年文化是主流文化在青年群体中的投射，它承担了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使命；
青年亚文化相对主流文化而言具有异质性，它主要作为青年情绪的出口。如果说正向青年文化是青年文化的“正面”，那么，青年亚文化则是青年文化的“侧面”(并非“反面”)。简言之，正向青年文化主导价值，青年亚文化安置情绪，二者各司其职，互为参照和补充，共同构成青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社会学者陈映芳将青年文化分为角色型青年文化和非角色型青年文化，认为角色型青年文化反映了青年人对角色期待的顺应，而非角色型青年文化则表明青年人对角色期待的偏离。按照本文的理解，可以将角色型青年文化与正向青年文化相对应，而非角色型青年文化则对应于青年亚文化。一种较为常见的观点认为，根据伯明翰学派的理论，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可以归结为“抵抗与收编”的模式，因而青年亚文化往往对主流文化采取抵抗和颠覆的姿态。这种说法用于阐释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尚且行之有效，如有论者认为，八十年代崔健的摇滚乐以一种叛逆、反抗、随心所欲的方式对当代文化传统形成了颠覆。这是一种非角色型青年文化，反映的正是部分青年对角色期待的逃离。近年依然有一些研究者沿用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观点，试图套用“抵抗-收编”模式来解读当今中国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然而当前时代语境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这种做法无异于隔靴搔痒，是“不及物”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青年”已经发生“位移”。八十年代的青年多为50后和60后，其青年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而当今的青年主要由90后和00后构成，他们成长于网络时代，对网络的熟稔程度远超前人。网络构成了当今青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如果我们不关注青年的代际变迁，忽略了网络对于当今青年的重要意义，那么，对当下青年文化的分析将是言不及义的。对于指向90后和00后的青年亚文化而言，由于其呈现自身的平台基本以网络为主，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前的青年亚文化主要就是网络青年亚文化。大体而言，网络青年亚文化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网络性

网络文学研究学者邵燕君认为，从媒介革命的角度出发，“网络文学”的核心特征就是其“网络性”。在她看来，网络文学是超文本，它以敞开和流动的姿态链接其他的超文本，并且解构了“作品”时代的作者中心，使得读者成为网络文学的意义生产者。可见，文本的互动(互文性)以及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交错互动导致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野。换言之，“互动”是决定网络文学“网络性”的重要因素。与网络文学的情况相似，网络青年亚文化同样具有“网络性”。借助于网络，尤其是微博这样的新媒体平台，像“丧文化”“佛系文化”“土味文化”等等这样的亚文化得以迅速传播，年轻人通过转发、点赞、评论等方式参与话题讨论，使得某种反映特定情绪的声音得以急遽放大，成为一时热议的话题和流行的文化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参与”和“互动”是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得以“可见”的关键，这正是“网络性”在青年亚文化中的表现。

相比网络文学，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网络性”表现得更为彻底。首先，后者的参与者更多，参与度更广。前者表现为因网络读者对网络文学作品的兴趣而聚集，后者主要以青年人相近的情绪为动因。其次，后者在互动的频度、密度和能见度方面都远远超过前者。网络文学读者与作者的互动一般在相对狭窄的“圈子”内进行，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现象级”话题。而网络青年亚文化在特定阶段能持续形成引发热议的焦点，并产生时髦的流行语。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网络性”也是其与“前网络时代”的青年亚文化相区隔的分水岭，它使得前者的网络行为与后者的现实表现迥异，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意义。因此，认为青年亚文化以其反文化的力量威胁传统的社会结构的说法，并不适用于网络青年亚文化。另外，正是网络青年亚文化所具有的“网络性”，决定了其现代性的特征。

(二)现代性

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对现代性概念有自己的理解，但对其内涵并无统一认识和界定。根据波德莱尔的经典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换言之，现代性具有过渡性、短暂性和偶然性的内在属性，它反映了不断求新求变的一种内在趋势和动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现代性。首先，尽管网络青年亚文化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某一特定阶段的青年心理，但某种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出现，往往是偶然和随机的。如“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原本是网友在游戏贴吧发表的帖子，这是一个极其偶然的事件。但这个本身并不具备特殊“意义”的帖子在短时间内引发大量网络围观和回复，以致在当时迅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网络现象，而这句话也成为网络流行语。可见，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出现并不具备人为的目的性，并非由提前的“预设”和“安排”所导致，而是更多地体现为偶然性。

其次，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网络性，决定了其追新逐异的“本能”，使其具有过渡性和短暂性。无论是“丧”“佛系”“躺平”还是“emo了”，其所反映的都是一种即时的情绪。一方面，这种情绪并不能长久持续，个人的成就动机和竞争压力(学业、工作等)会促使青年人更多地关注其现实生存，特定情绪在现实面前只能是昙花一现。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的庞杂繁复使得青年的注意力难以较长时间维持专注的状态，某种流行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也只是网络信息海洋中得以短时可见的一朵浪花。产生这种现象的即时语境转瞬即逝，特定的网络青年亚文化也会随之迅速淹没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中。因此，现代性也是网络青年亚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一点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

(三)后现代性

正如论者所指出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典型后现代特征。一方面，如“恶搞文化”“鬼畜文化”等亚文化类型都呈现出意义消解和深度匮乏的后现代症候。如2005年年底横空出世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这个网络早期的短视频对国产电影大片《无极》进行了恶搞。在这个短片中，用一些“现实”元素对《无极》的大场面和宏大叙事进行了置换和颠覆，从而解构了电影的叙事意图。2018年电影《无名之辈》挪用了“鬼畜文化”，两个“悍匪”抢劫手机壳的过程被制作成鬼畜视频上传网络，这个情节也是对抢劫行为的恶搞，使其显得荒诞可笑。因此，从“消解意义”上说，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后现代性。

另一方面，网络青年亚文化无论是以文字、表情包还是短视频的形式传播，其所惯常采用的戏仿、拼贴等互文性的操作所表征的是后现代的文本策略，其背后凸显的是网络文化的娱乐性。即便是看似情绪低沉的“丧文化”，其代表性的图片“葛优躺”也在“丧”的基调中蕴涵着娱乐元素，而娱乐性是后现代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此同时，“后现代性”强调“欲望”的瞬间的欣悦和满足，这也决定了年轻人在享受了某种网络青年亚文化所带来的短时娱乐之后，也必然地会很快将其置于脑后，进而寻求和追逐新的亚文化形态和样式。

任何一种文化样式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尤其如此。与相对稳定的主流文化相比，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变动不居的特点。透过“恶搞”“丧”“佛系”“emo”等等各种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我们可以从情绪和态度两方面来把握其心理内核。

首先，网络青年亚文化承载了情绪释放的功能，以至于我们几乎难以在忽视某种特定情绪的前提下去谈论具体的网络青年亚文化。可以说，“情绪”也是网络亚文化与其他文化样式尤其是主流文化相区隔的重要因素。“情绪具有情境性和表浅性，它随情境一时需要的出现而发生，也随情境的变迁或需要的满足而较快地减弱或消逝。”对于网络青年亚文化而言，这种“情境性”和“表浅性”尤为明显。一方面，对以特定网络现象的热点为基础的某种网络青年亚文化而言，正是其所具有的网络性，决定了其背后所反映的情绪的“情境性”和“表浅性”。另一方面，网络情境的快速更替变化，决定了这种情绪是即时的和短暂的，网络青年亚文化所投射出的情绪非常容易随着网络情境的瞬息万变而快速减弱或消逝。

其次，网络青年亚文化是在某一特定阶段，由于青年群体在网上的声音迅速放大、叠加而得以可见，反映了年轻人在某种情绪的基础上对特定事物的态度。以丧文化为例，它既是青年宣泄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又暗含着青年对价值回归的期盼。也就是说，在负能量情绪的表象之下，其实包含着期待正向价值的态度。“任何态度都是对特定事物的意义性或重要性进行估量所产生的某种看法、体验或意向。”因此，一方面要看到网络青年亚文化所携带的情绪因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情绪的外壳之下所蕴涵的青年的态度，并对其加以积极引导。

网络青年亚文化是青年亚文化在网络时代的呈现形态，尽管“网络性”使其具有了一些不同的外在表现，但其本质依然是青年亚文化。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网络”这一前提去谈论网络青年亚文化。网络使得青年亚文化的能见度得以极大提高，与此同时，网络本身也参与到了青年亚文化的“生产”过程当中，其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平台和媒介的作用。以下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网络青年亚文化得以形成(或显现)的外因。

首先，网络构成了当下青年的存在方式，网络青年亚文化是其网络生活局部的投射。当前的90后、00后是青年的主力军，他们成长于网络时代，网络既是他们成长的时代背景，也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深刻地形塑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无论是“恶搞”，还是“丧”“躺平”等带有非积极情绪的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其实都是青年的某些网络活动得以聚焦和放大的反映。当下青年与网络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难以抽离网络去讨论青年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各种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看起来都具有偶然性和独特性，但它们反映的其实是当前青年网络生活和网络行为的“常态”。而这一点，也将他们与已经人到中年的70后、80后的青年时代相区别，更与50后、60后没有网络的青年时代截然不同。可以说，当下青年的成长几乎与网络的发展是同步的，网络时代的背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升级更替是当前网络青年亚文化得以浮出历史地表的前提和直接原因。

其次，时代的进步和相对更包容的社会环境，使得青年的参与意识极大增强。相比其前代人，当前青年的主体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各种网络平台如微博、短视频等便捷地为年轻人提供了自我表现和表达的渠道和空间。网络自媒体既是青年参与意识得以展现的平台，又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参与意识。在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低调内敛的“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显在张扬的“我说故我在”，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迫切需要自我表达和表现。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年轻人表现自我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网络参与。即便在生活中沉默寡言的人，也有可能在网络上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某种网络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凸显，正是无数青年网络参与的结果，是他们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网络信息(文字、图片、视频等)的发布、观看(“围观”)、点赞、转发、评论(弹幕)、互动讨论等等，都是青年网络参与的具体方式。某种意义上说，青年的网络参与“建构”了网络青年亚文化。正是在这参与的过程中，青年自身的主体性也得以彰显。

前文提到，青年亚文化(或称之为“侧面青年文化”)与正向青年文化共同构成青年文化的组成部分。青年亚文化并非完全认同或否定、反抗主导文化，而是补充或凸显其忽视的部分。因此，我们不必将青年亚文化置于与主流文化(或主导文化)的对立面，而应该将它看作对后者的重要参照和补充。另一方面，主流文化有足够的包容吸纳能力，可以容纳青年亚文化中的“负面”情绪，这也正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当然，就网络青年亚文化而言，青年的参与也需要在遵守网络安全法的前提下展开，并非随心所欲。

考察青年亚文化，可以将正向青年文化纳入比较。以青年歌手易烊千玺为例，他在2022年央视春晚开场亮相献唱歌曲《时代感》，之后在人民日报发文谈论时代感，认为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充满对祖国的自豪感和对未来的憧憬。正如师力斌所言，“春晚是一个意义协商的空间，是各种社会力量表达诉求的空间。”00后偶像在春晚和人民日报这样的权威官方媒体亮相发声，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这意味着正向青年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契合，表明主导文化对正向青年文化的规约、要求和正向青年文化对主导文化规范的遵循，反映了青年的文化自觉、角色意识和国家认同。可以说，正向青年文化走在“春天里”和“阳光下”，是青年文化中的“模范生”。

在对正向青年文化表示赞许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青年亚文化的存在。青年亚文化对于正向青年文化而言，也是一种有益的参照。两者结合，才更容易拼凑出更趋于完整、真实的“人”和“青年”。在主流文化规范的引导之下，一些对青年亚文化产生“抵抗”、“颠覆”的担忧其实大可不必，更无需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在青年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当中，正向青年文化起主导作用，青年亚文化则居于从属地位。既要发挥正向青年文化正面、积极的作用，也要看到青年亚文化在情绪宣泄方面的意义，以及其灵活多变的优势。如果说正向青年文化擅长“吸收营养”，那么青年亚文化则侧重于“排出毒素”。将正向青年文化与青年亚文化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青年文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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