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学民
清代乾隆朝诗学史是清代诗学史与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阶段。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开始,到朱则杰和严迪昌的《清诗史》,到蒋寅的《清代诗学史》(第二册),乾隆朝诗学史研究始终是一个重点。①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严迪昌:《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等等。其中,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学是重要研究对象,②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顾远芗:《随园诗说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司仲敖:《随园及其性灵派诗说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台北)1988年版;胡明:《袁枚诗学述论》,黄山书社1986年版;王建生:《袁枚的文学批评》,台湾圣环图书公司2001年版;王英志:《袁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历年研究重心在性灵派代表诗人袁枚的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等等。而性灵派的形成与谱系构成,是相关研究的一个有趣课题。性灵诗学的生成过程已经有学者解读和评估,③蒋寅:《清代诗学史:学问与性情(1736—1795)》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69-522页;钱仲联、严明:《袁枚新论》,《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邹鹏:《“性灵派”谱系的理论缺陷及就宗派立论的误区》,《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11期。但其形成史和学术史值得深入挖掘。这方面,清史《文苑传》对乾隆朝性灵派诗学的记载值得重视,从嘉庆年间开始纂修,到民国清史馆《清史稿·文苑传》刊行,历经百年纂修的清史《文苑传》有多达7个成型稿本,这些过程稿及其记载的变化涉及清朝各个时期的诗学史。①学界对于清史《文苑传》已经有一些研究,其中对于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研究有戚学民《〈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考》(《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戚学民《桐城传人与文苑列传》(《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等。关于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的系统研究论文有戚学民《论清史〈续文苑底稿〉对常州文派的书写》(《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戚学民、唐铭鸿《论〈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史的续写》(《安徽史学》2022年第1期)、肖慧琛《光绪国史续修文苑传纂修考略》(《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其他论文有苏晓方《〈清史稿·文苑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陆思麟《清人传记中的章氏学术记载:〈清史列传·文苑传〉章学诚传考论》(《古典文献研究》2015年第2期)等。清史《文苑传》是清廷高层视角下对性灵派史的书写,但是学界尚未对此有足够认识,目前对其研究不多。②戚学民、温馨:《昭代雅音,渔洋为宗:王士祯与清史〈文苑传〉顺康诗学史的书写》,《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戚学民:《潘锡恩与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中华文史论丛》2019年第4期;邓菀莛:《清史〈文苑传〉对诗学史的改写——基于对钱谦益的探讨》,《社会科学家》2020年第8期。清史《文苑传》从第一次稿开始就有对乾隆朝诗学史的记载。③戚学民:《纂述权力与诗史构图——〈蒋士铨传〉与清史〈文苑传〉对乾隆朝诗学史的书写》,《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光绪时期续纂的清史《文苑传》的第四次稿对乾隆朝的诗学史进行了增补,其工作本《续文苑底稿》展现了具体纂修情况。该书对乾隆朝诗学史的续写重点在性灵诗派,但目前并未有讨论。本文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档案《续文苑底稿》和上海图书馆藏钞本,讨论其中乾隆朝性灵诗学的记载。
性灵诗派在清代的影响程度和重要程度,是相关研究中受关注的问题。清人对袁枚以及性灵派诗学的评价多有差异,造成了性灵派在历史认识中的复杂面相。清国史馆档案显示,清史《文苑传》对乾隆朝诗学史的书写,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诗人的处理。文学界对性灵派学术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作家和作品的事实性层面展开,但性灵派的现实影响力是更加值得研究的事实性问题。清史《文苑传》代表清廷记载其本朝文坛全局,该书对性灵派诗人的记述正是性灵派的影响力的先例。
从清嘉庆到咸丰年间,清国史馆纂成了《钦定国史文苑传》(清史《文苑传》第一到第三次稿均题名《钦定国史文苑传》),立正传44人,其中顺康时期32人,雍正乾隆时期12人。清史《文苑传》有代朝廷立言的权威。国史馆总裁由军机大臣兼任,具体纂修官由翰林兼任,他们往往也是诗人学者,兼有史官和文人的双重身份,也懂得国史纂述的权力。这些对《文苑传》的诗学史记载产生了重大影响。《钦定国史文苑传》首次书写符合朝廷正统的诗学史,有开创之功,但所立正传人物有高度的选择性。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纂修过程中,翁方纲、曹振镛一系掌握了纂述权力。翁氏弟子曹振镛是国史馆正总裁,领导着陈用光、潘锡恩等人组成的纂修团队,纂成《文苑传》第一次稿。翁方纲的诗学主张,如重学术和宗宋诗等,对《钦定国史文苑传》的诗学史记载有直接的影响。就书中的乾隆朝诗学史而言,缺漏太多,仅为乾隆朝10位学人立正传(张鹏翀、陈兆芲、赵青藜、沈廷芳、刘大櫆、厉鹗、李锴、朱仕琇、蒋士铨、姚鼐);其中作为诗家而被记载的仅有张鹏翀、厉鹗、李锴、蒋士铨4位,其他人物如姚鼐,其诗歌创作成绩被今人重视,但是在《钦定国史文苑传》中不是记载的重点。
乾隆朝被学界比喻为清代诗歌创作一个蜂腰型中衰之世,可这时期有成就的诗人并不少。《钦定国史文苑传》对乾隆朝诗人仅记载数人(这些传记各有意义,笔者将另文讨论),其反映的乾隆朝诗歌史整体情况与实际相去甚远,是纂修官刻意为之。沈德潜因为乾隆所加罪名,不能在《文苑传》中立传。最明显的是《钦定国史文苑传》将袁枚等性灵派诗人排除在外。今人研究清代乾隆朝诗歌史,无法回避当时极其有影响的袁枚及性灵派。但袁枚与翁方纲的诗学观点相互冲突,互有批评,学界周知。他不能在《钦定国史文苑传》中立传,是国史馆总裁曹振镛有意为之。档案显示,在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的《蒋士铨传》①《文苑蒋士铨传》,文献编号701005227,第1-3页。工作稿本中,曹振镛有签条指示,将袁枚和赵翼的记载删掉。《钦定国史文苑传》的乾隆朝诗学史只能说是偏见与破碎的图景。后世认为,与性灵派关系密切的蒋士铨因与翁方纲关系友好,又是江西人,翁方纲重视江西诗派,如此人脉学脉使蒋获立正传。②戚学民:《纂述权力与诗史构图——〈蒋士铨传〉与清史〈文苑传〉对乾隆朝诗学史的书写》,《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1期。
几十年后,随着清廷启动《儒林传》《文苑传》的集中续纂,性灵派在《文苑传》的命运才迎来了转折。清光绪七年(1881年),潘祖荫等奏请清廷续纂《儒林传》等国史,清廷启动续纂国史《儒林传》《文苑传》《孝友传》《循良传》等类传的工作,缪荃孙、谭宗浚等任总纂,负责具体的纂辑。1888年,缪荃孙呈缴了《儒林传》《文苑传》等成品。据缪荃孙记载,因为他和当时的史馆总裁徐桐产生矛盾,这次续纂稿未获进呈,但是它们都留下来成为后续纂修工作的基础。这一《续文苑底稿》是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的工作本之一,展示了纂修工作的样貌。
《续文苑底稿》对《钦定国史文苑传》的文史记载有很多增补。③见前揭《论清史〈续文苑底稿〉对常州文派的书写》《论〈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史的记载》,以及戚学民《论清史〈续文苑底稿〉的经世学名义与嘉道学人谱系》(《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3期)。就诗学史部分,对顺治康熙朝、雍正乾隆朝、嘉庆道光时期均有增补。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国史馆全宗中的《续文苑底稿》分四册,其分册是按照朝代时间来进行,第一册收录人物是顺治康熙时期,第二册收录人物是雍正乾隆时期,第三卷是嘉庆时期,第四册是道光咸丰同治时期。其中顺治康熙朝增加了丁炜、冯班、顾嗣立等人,他们的诗歌创作成就与诗学思想对顺康诗学史乃至清代诗学史全局有相当程度的改写,极有意义。至于本文关注的乾隆朝诗学史,《续文苑底稿》增补极大,增立了乾隆朝8位文人正传,袁枚、赵翼、钱沣、法式善、黎简、黄景仁、张九钺、何梦瑶,就数量而言,较《钦定国史文苑传》增加了一倍。这些人物的增加在诗学史上有鲜明的意义,如将袁枚等一批性灵派诗人首次载入清史《文苑传》。这使得《续文苑底稿》中乾隆朝诗学史的阵容大大增强,距离诗学史本相较近。
《续文苑底稿》将袁枚立为正传,在乾隆朝诗学史的重写方面有标志性意义。今天的清代文学史中,袁枚是乾隆时期最重要的诗人,被认为是一生投入诗歌创作的清代唯一一人。⑤严迪昌:《清诗史》,第731-789页。学界熟知,袁枚诗学主“性灵说”,和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朝江右三大诗人。袁氏当时交游广泛,影响很大,但也饱受批评。《续文苑底稿》中的《袁枚传》⑥《袁枚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36-42页。传文长达1000余字,篇幅在全书74篇正传中居于前列。袁枚和赵翼的入传,使得与蒋士铨并称的3位诗人在清史《文苑传》聚首,充实了乾隆朝诗学史中期诗坛书写的内容。
但是细读袁枚和赵翼的传记,《续文苑底稿》对他们成就的书写和后世的诗学史定位有别。相较于今日清代文学史对他们作家身份和文学创作的充分肯定,《续文苑底稿》对袁枚、赵翼的记载重心在其事功,对其诗文创作成就的记述反居次要地位。《续文苑底稿·袁枚传》的主要部分,与《先正事略》卷四十二中的《袁简斋先生事略》①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114页。相似,应是在后者基础上参照其他材料修改而成。传文按照国史纂辑的规矩,分别描述传主的行谊事功和文学成就。行谊和事功部分着墨较多,重点记载其在江宁的仕宦经历,突出其德行与治绩。“宁故巨邑,难治,时尹继善为总督,知枚才,枚亦遇事尽其能。事无不举(墓志铭。引者按:此为简称,不加书名号,下同)。”②《袁枚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36-38、36、39-40、40、40页。在文学成就部分突出袁枚“幼有异禀”,已经展露文学才华:“年十二为县学生(澄清堂稿本传)。年二十一至广西,省叔父于巡抚幕中,巡抚金鉷一见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乾隆元年,开博学鸿词科,鉷举枚应诏,时海内举者二百余人,枚年最少。及试报罢。旋举三年顺天乡试,次年己未成进士,改庶吉士(姚鼐撰墓志铭)。掌院学士史贻直奇其才,命拟奏疏一通。曰:通达政体,贾生流也。”③《袁枚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36-38、36、39-40、40、40页。传文后半部分集中记载了袁枚的文学生涯,与《文苑传》其他传主致仕之后的简短记载不同,该文介绍了袁枚在江宁筑随园,为诗古文,社交广泛,遍访江南岭南名山的壮游生涯:“寻丁父艰归,遂牒请养母,卜筑于江宁之小仓山,号随园,聚书籍,为诗古文,如是五十年,终不复仕。是时国家治安百余年,物力充裕,江左当道,政事多暇,则开阁延宾,枚以山人与其游,排日燕乐,或慕其风流,争致金币。枚又崇饰池馆(本传),疏泉架石,厘为二十四景,游人阗集(蒲褐山房诗话)。自皇华使者下至淮南贾贩,多闻名造请交欢,然枚诙谐詄荡,自行胸怀,未尝为势要牵引。年逾耳顺,犹独游名山,尝至天台、雁宕、黄山、匡庐、罗浮、桂林、南岳、潇湘、洞庭、武夷、丹霞、四明、雪窦,皆穷其胜。舟车所过,攀辕授馆,至道释闺阁之能诗者,皆就质焉。”④《袁枚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36-38、36、39-40、40、40页。这些文字都在《袁简斋先生事略》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今天的研究也重视袁枚在随园的生活,认为这是袁氏打造的权力空间。⑤郑宇丹:《从“言志”到“言己”:袁枚“性灵说”与乾隆后期自利性话语的传播》,《国际儒学》2022年第1期。
传文接着说袁枚的道德品行,称赞他礼贤下士,善于交际和学习,能扬他人之长,为人重情义,待友至诚。“生平于伦常之际,天性至笃,事母孝,友于姊弟(先正事略),又笃于友谊,不以穷通生死易之(袁谷芳文集序)。尝为亡友沈凤司祭扫,三十年如一日,编修程晋芳死,负枚五千金,枚往吊,焚其券且抚其孤(本传)。见人善称之,不容口。后进诗文一言之美,枚必能举其词,为人乐道(墓志铭)。”⑥《袁枚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36-38、36、39-40、40、40页。然而如果对照《袁简斋先生事略》,则这段肯定的话前面有一句“先生长身鹤立,性通脱,时有近于荡佚处,后进或借口效尤”。这是说袁枚有行为不检处,也因为饱受当时和后世卫道士的责难。《续文苑底稿》只截取了肯定的话,褒扬之意明显。有趣的是,《续文苑底稿》的这段话之前原有一句“舟车所过,攀辕授馆,至道释闺阁之能诗者,皆就质焉”,⑦《袁枚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36-38、36、39-40、40、40页。但这句话被标记删掉,在后来的同名传记文本中不再出现。这句话称赞袁枚诲人不倦,有教无类,看来是替换“长身鹤立”句。且这个记载也有合理处,袁枚对清代闺阁诗的盛行有贡献,他教授女弟子事,也为今日学界所重视。这个记载原为褒扬,但也存在授人以柄,给读者留下袁枚行为不检的解读空间,因而被纂修官很谨慎地删除了。
在今日研究界重视的袁枚诗文创作成就部分,《续文苑底稿》本传与《袁简斋先生事略》有很大差异,篇幅增加了很多。前者曰:“所为诗文天才横逸,尤善骈体,抑扬顿挫,皆能自发其思,力求新变,以才运情,使笔如舌,此其专长也(《文献征存录》)。古文记叙用敛笔,论辩用纵笔,叙事或敛或纵。相题为之,而大概超越空行(杭世骏《小仓山房集序》)。①《袁枚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40-41页。引者按,此处引文原有纂修官所加的括号,括号内的字有涂抹,表示删去。然名盛而胆放,才多而手滑,后进之士,相承效尤,未学其才能,先学其放荡(《文献征存录》)。故世谓其文固佳,但记事亦多失实云(国朝文录)。枚虽仕不显,而备林泉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百余年来无及枚者(《文献征存录》)。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七十卷,诗余、诗话、尺牍、说部之属若干卷,凡三十余种。卒,年八十有二。”②《袁枚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40-41页。这里评价袁枚的文才富有天才,但也有赞有弹。袁枚入传,应该是总裁所定,而纂修官承命纂辑,对袁枚的称赞,行文有所保留。《续文苑底稿》在诗文评价方面,前引两句均有涂抹痕迹,正可见纂修官行文的犹豫迟疑。
总之,《袁枚传》有几个有趣的矛盾现象。第一,《袁枚传》是正传,传文篇幅长,显示在《续文苑底稿》中地位重要。袁枚在今天被视为乾隆朝的重要诗人,但是《袁枚传》重点记载不在传主的诗文成就,而是重其行谊事功,轻其文艺像是记载一位经世学人,但其事功也没有什么重要功绩。行谊突出袁枚礼贤下士,重情谊,盛交游,仍然是在传统儒学肯定的范围内。这与袁枚为当世儒生的批判形成了对比,可以说《续文苑底稿》采取的是为贤者讳的回护态度。第二,在文艺评价方面,袁枚诗文皆有成就;但《袁枚传》对他的古文记载更多,评价更高,对他的诗学只是寥寥几笔,指出其天才一面,没有大加褒扬。档案显示,纂修者删去了一些对他文章成就的好评文字。《续文苑底稿》对袁枚的诗歌成就基本略而不谈,与我们今天的认识有很大差异。但从其对袁枚的诗学史定位来看,这样的删改可以理解。因为《袁枚传》的评价过于偏重古文和骈文,使得传主袁枚主要看起来成了古文家,而非诗人,所以纂修官必须删掉一些关于文章的评价,使得对传主的诗歌和文章的评价变得均衡。
《续文苑底稿》增补《袁枚传》的学术意义重大。袁枚是乾隆朝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其所倡导的性灵诗风,对当时和后世均有重要影响。很多儒者反对袁枚,主要是因为他反对道学。而《袁枚传》描绘出的是传主符合朝廷正统的道德行为,比如平易近人、天性尽孝、笃于友谊、重道守信、重义轻利、乐天知命等,符合朝廷崇文重教的意旨。《续文苑底稿》对袁枚的记载是一种欲扬还抑、欲说还休的姿态。整篇传记大部分根据《先正事略》来纂写,这里面有史官遵守史例、杜绝杜撰的考量。从阮元纂修《儒林传》《文苑传》开始,大学士奏定的办法,就是史传文字不能由史官自撰,以防杜撰和以私害公,必须采用士林已有的论述。一方面,传文总体对袁枚的重要地位给予肯定和承认,评价袁枚成就的文字是纂修官精心选择和修改的,保留了对袁枚的肯定,删掉了他为当世学人批评的部分,另一方面又对他的文艺成就的书写有很大的保留。档案揭示的掩藏在《袁枚传》背后的矛盾态度和小心翼翼,正说明在正史中第一次出现的《袁枚传》的重要意义。纂修官在袁枚事实上具有的重要影响和清廷与世人的礼教准绳之间找平衡,在正史内给袁枚以重要地位。
《文苑传》不仅为袁枚立传,也为同时的另一位大诗人赵翼立传。赵翼是袁枚好友,是性灵派诗人,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和诗歌评论家,近年被研究者称为性灵派副将。值得注意的是,赵翼是常州人,与总纂缪荃孙是同乡。赵翼事功甚多,多为从军征伐之功。《续文苑底稿》根据《先正事略》的《赵瓯北先生事略》①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122-123页。,突出了赵翼的军功,②《赵翼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58、52、58、58-59、59、59页。格局基本接近,具体的史实细节从其他史源增补。比如记载其才华的这一段:“生三岁,日能识字数十;十二岁为文,一日成七篇,人皆奇之(姚鼐《瓯北先生家传》)。以直隶商籍,中乾隆十五年举人;十九年中明通榜,用内阁中书,入直军机(孙星衍《赵瓯北府君墓志铭》)。进文字多出其手,每扈从出塞,戎帐中无几案,辄伏地起草,顷刻千百言,不加点(蒋士铨《瓯北诗钞序》)。大学士傅恒、汪由敦尤重之(钱林《文献征存录》)。二十六年成进士,殿试;进呈,一甲第一,而陕西王杰居第三。纯皇帝谓,自国朝以来陕西未有以第一人及第者。遂易杰第一,而翼之才则固已心识之矣。(《姚传》)”③《赵翼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58、52、58、58-59、59、59页。与《先正事略》的说法略同,结构相似,但引述了多家文字以昭征信。
传文大幅记载传主的军功暂不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文末对赵翼诗学成就的评价,也是在《先正事略》传记基础上变化来的。有的直接引用了后者的文字,如“主安定书院,日与朋游故旧赋诗为笑乐……重之”④《赵翼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58、52、58、58-59、59、59页。这句话,《先正事略》在前面有“其诗与袁简斋、蒋心余先生齐名”。《续文苑底稿》将这句话后置,改称号为直呼名,“同时袁枚、蒋士铨与翼齐名”,更加上了一句话“如唐之李杜元白”;⑤《赵翼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58、52、58、58-59、59、59页。然后引出后面的话,突出赵翼的史学成就,“翼高才博物,既历清要,通达朝章国典,尤邃于史学。家居数十年,手不释卷。所撰《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钩稽同异,属词比事;其于前代弊政,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又撰《陔余丛考》四十三卷”。⑥《赵翼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58、52、58、58-59、59、59页。这是当时和后世均认可的成绩,而《续文苑底稿》于此凸显赵翼的学术底蕴:“《瓯北诗集》五十三卷,《皇朝武功纪盛》四卷,《檐曝杂记》六卷,《唐宋十家诗话》十二卷。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为(孙传),淋漓痛快。(张维屏《听松庐文钞》)非仅见方隅、横生议论者可比也《听松庐诗话》。”⑦《赵翼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58、52、58、58-59、59、59页。这里没有突出其性灵诗学主张,而是凸显了其学术造诣深厚的特点。
而将袁蒋赵三家比喻为“李杜元白”,此寥寥几字,分量极重。袁蒋赵三人,可以被比为唐代的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相当于说这三位诗人使得清代的诗学达到了和盛唐中唐一样的巅峰盛世。乾隆朝《御撰唐宋诗醇》颁行,其中李白和杜甫被定为唐代第一,白居易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乾隆皇帝的诗歌趣味据研究集中在中唐白居易、元稹一派。乾隆的钦定唐诗人地位对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⑧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第20-25页。《续文苑底稿》将袁赵蒋三位诗人比为李杜元白,意味着他们是符合乾隆好尚的诗歌典范,达到了诗仙诗圣的水平。这是对袁枚、赵翼和蒋士铨的诗学地位的极大肯定,也是极大的拔高,意在把他们定位为清代诗人的顶峰。《续文苑底稿》没有直接写出袁枚的性灵派宗师地位,甚至连“性灵”的字眼都没有使用,但性灵派主将从极端被排斥,在《钦定国史文苑传》中不得列名,到被立为皇皇正传,再到《赵翼传》中以互文方式悄悄定为如唐代李杜元白一样的诗仙诗圣,袁枚、赵翼两人及性灵派地位的抬升不言而喻。正如学界指出的,乾隆朝诗学史的主干是性灵派萌生、发展并逐渐取代格调派成为诗坛主流的过程。《续文苑底稿》的《袁枚传》和《赵翼传》表明,清史《文苑传》系统内发生了一个纠偏行为。被翁方纲、曹振镛一系主导的《钦定国史文苑传》所排斥的性灵派进入了清史《文苑传》,乾隆朝诗学史有了与事实相符的中心人物。
《续文苑底稿》不仅增立性灵派宗师袁枚和干将赵翼为正传,而且把活跃在乾隆朝的多位性灵派诗人立为正传。这些诗人入传使得《续文苑底稿》中性灵派的阵容极大增强,实际上将性灵派树立为乾隆朝诗学史的正宗。
据研究,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后,袁枚在诗坛产生较大影响。同时期或稍后的蒋士铨、黄景仁、李调元、陈文述、①王英志:《袁枚于乾嘉诗坛的影响》,《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宋湘、法式善、张问陶、程晋芳、杭世骏、洪亮吉、吴文溥②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第475、459-460页。等均为性灵派诗人。他们的主张未必与袁枚完全一致,甚至会批评袁枚,但欣赏袁枚、拥护性灵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清史《文苑传》第一次稿《钦定国史文苑传》中,乾隆朝诗人仅有4位;而《续文苑底稿》的乾隆朝诗人数量有了大幅增加,其中性灵派诗人立传最多,成为清史《文苑传》中乾隆朝时期最大的诗人群体。虽然缪荃孙《续文苑底稿》未立“性灵派”之名,但性灵派多人被立正传,已经具备实质内容。《续文苑底稿》乾隆朝诗文作家有袁枚、赵翼、张九钺、钱沣、法式善、黎简、黄景仁、张问陶、冯敏昌,共9人。其中张九钺记载的主要是其经世事功,冯敏昌是岭南人物,别为一支,那么9位诗人中的7位都是性灵派,是乾隆朝独占鳌头的诗人群体。再考察嘉庆朝以后的诗人,则有陈文述,还有今天认为是性灵派诗人的杭世骏(《续文苑底稿》立传,但未明显认为是性灵派),③《续文苑底稿》中活跃在乾隆时期的还有黎简和冯敏昌等人。黎简和冯敏昌都是广东人,他们的立传笔者另有研究,本文暂不讨论。活跃在乾隆时期的曹锡宝也立正传,但传文主要记载和表彰的是他弹劾和珅的事迹。另外列为附传者如程晋芳等。那么仍然有一半以上的诗人属于性灵派。当然《续文苑底稿》记载的性灵派谱系与今人的认知有些出入,纂修官对这些诗人诗学诗派的理解和我们不尽相同。即便如此,《续文苑底稿》中的性灵派诗人数量已经在所有诗学流派中首屈一指。
《续文苑底稿》增立的各位性灵诗人传记均有意趣。首先看钱沣,他在《续文苑底稿》之前数十年,已经在诗坛享有声誉。钱沣(1740—1795),号南园,云南昆明人,清代大臣、书画家。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授检讨,官至御史。洪亮吉曾将钱载、施朝干、钱沣、任大椿推为当时(乾隆中叶)最杰出的四位诗人,说“通副(钱沣)之诗高超”,令人惊异。他还说:“昆明钱侍钱沣,为当代第一流人。即以诗而论,亦不作第二人想。”④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二卷,第475、459-460页。但《续文苑底稿》中《钱沣传》并非将其作为诗人记载,主要是作为事功突出的经世能员。其本传集中记载了他不与和珅同流合污的德行和气节,其德行源于对儒学慎独原则的体认。《钱沣传》的内容受《文苑传》体例所限,以行谊事功最为突出,传末仅言“著有《南园集》。书法逼近平原,尝兴酣画马,识者珍之如拱璧云”,⑤《钱沣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91、91页。未及其诗,反限制了他的诗名。今天的研究者都强调其文学成就,他在《续文苑底稿》中的经世名臣形象和作为值得关注。《续文苑底稿》档案显示,《钱沣传》中原有关于传主诗文创作的记载,在前引“著有《南园集》”后有“殁后散亡,长白法式善、赵州师范,为蒐辑之,得诗百余首,名曰《南园诗存》(姚鼐《南园诗存序》)。《滇南文略》载其文颇多,率皆苍整拔俗(李祖陶《惜抱轩文评》)”。⑥《钱沣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91、91页。这里带出了一段佳话,也与后文《法式善传》形成了互文,但被标记删除。
性灵诗人法式善在《续文苑底稿》也被立正传。法式善(1752—1813)是学界重视的清代文学家。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授检讨,官至侍读。他的身份是蒙古八旗“蒙古尔济氏,隶内务府正黄旗。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十月迁司业。五十年,高宗纯皇帝临雍,率诸生七十余人听讲,礼成。赏赍有差,迁詹事府左庶子,本命运昌命改今名”,①《法式善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106、108、108、106-108页。这增加了他在《文苑传》中立传的分量。八旗诗人群体是清代诗歌史一个重要的阵营,《文苑传》从全局出发,选确有成就的八旗诗人立传。在《钦定国史文苑传》中,唯一立正传的旗人是汉军李锴。《续文苑底稿》是续纂,增立《法式善传》,安排了旗人在《文苑传》中的位置。法式善代表了八旗诗人的彻底汉化,而且为汉族诗人普遍接受。他以研求文献、宏奖下士闻名,《续文苑底稿》的本传正是如此记载。“所居在厚载门北,明西涯李文正公畏吾村旧址也(《先正事略》)。背城面市,一亩之宫,有诗龛梧门书屋。室中收藏万卷,间以法书名画;外则莳竹数百竿,寒声疏影,翛然如在严谷间。经师文士,一艺优长,莫不被其容接(湖海诗传)。”②《法式善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106、108、108、106-108页。这个传记也根据《国朝先正事略》的传记③李元度:《法时帆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129-130页。修改而来,但将李元度对法式善的记载上升到国家层面,与私著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本传还对他的诗学成就大加肯定,称他“以诗文为性命,意气为云霞,主持名教者,几三十年。接迹西涯,允无愧色。其诗清醇雅,正一洗淫哇(《寻睢集》)。用王士禛三昧之说,言诗主王孟韦柳,又工为王李,一篇之中,必有胜句。一句之盛,敌价万言(惕甫未定稿)。性极平易,而所为之诗,则清峭刻削,幽微宕往,无一语旁沼前人,及描摹大家名家诸习气(洪亮吉集)”。④《法式善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106、108、108、106-108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记载指出法式善的诗学主张本于王士禛,没有说他和性灵派领袖袁枚及其诗学主张的关系。本传也突出了他的学术基础:“问字求诗者往往满堂满室,自登仕版,即以宏奖风流为事(湖海诗传)。其为学士也,则著《清秘述闻》十六卷,其官祭酒也,则着《槐厅载笔》十八卷,实事求是,文献足征(朱珪《知足斋集》)。尤喜奖借后进,得一士之名,闻一言之善,未尝不拳拳也(瀛洲笔谈)。海内名流投赠诸作,辄投诗龛中,作诗话,复取诸师友诗略,以年代编次,为《湖海诗》六十卷,又着有《存素堂诗集》三十八卷……(《文献征存录》)”⑤《法式善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106、108、108、106-108页。相较于今人对法式善研究的冷落,⑥严迪昌:《清诗史》,第868-869、923-927页。《续文苑底稿》郑重其事,立为正传,这与我们今天学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
黄景仁(1749—1783),常州府武进县人,宋朝诗人黄庭坚后裔,清代诗人。有诗名,但生平艰难,英年早逝。黄景仁被纳入常州诗人群体中看待。⑦严迪昌:《清诗史》,第868-869、923-927页。而《续文苑底稿》的纂修官缪荃孙是常州人,在《儒林传》等纂修过程中,颇有提升常州学术地位的举动。如他在《儒林传》第四稿中记载了常州庄氏之学,在《续文苑底稿》中书写了与桐城相抗的常州文派。《续文苑底稿》中有立正传的赵翼和黄景仁都是阳湖人士,其效果和前面的儒学、古文史书写类似,提升了常州诗派的影响力。本传也本于《国朝先正事略》同名传记。⑧李元度:《黄仲则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133-134页。黄景仁是一个天才,行谊较少,所以本传多述其壮游和诗才。在其行谊部分,突出了他的才华曾受乾隆肯定:
黄景仁,字汉镛,一字仲则,武进人。……乃为浪游(自序),揽九华,涉匡庐,泛彭蠡,历洞庭(行状),登衡岳,观日出(自序)。过湘潭,酹酒招魂吊屈原贾谊,作浮湘赋,以寄意悲慨伤怀。时湖南按察使定兴王太岳故名士,负其才,及见心折,每有所作,必持质黄秀才定可否。(事状)自湖南归,诗益奇肆,大兴朱筠督安徽学政(行状)招入幕(自序)。三月上巳,为会于采石矶之太白楼,赋诗者十数人。景仁年最少,着白夹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遍示座客,座客咸辍笔。时八府士子,以词赋就试当涂。开学使者高会显集楼下,至是咸从奚童乞白袷少年,时竞写,一日纸贵焉。……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学政全书)上东巡召试(年谱),名在二等,以武英殿书签例得主簿。……寓京师(武亿文集)法源寺(年谱)病,寝一木榻(武亿文集),铨有日矣,为债家所迫,抱病逾太行,出雁门,将复游陕,次解州,病殆。卒于河东监使沈业富署(行状)。年三十五。友人洪亮吉持其丧以归(年谱)。景仁体赢(自序),长身伉傸(行状),性高迈(邵齐焘《劝学诗序》),好游(洪亮吉《玉麈集》)。盖观江上诸山水(自序),每独游名山,经日不出,值大风雨或瞑坐崖树下,牧竖见者以为异人(行状)。①《黄景仁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122-124、125页。
对黄景仁的诗学成就,传文称民间议论他的诗是乾隆朝第一人:“诗宗法少陵、昌黎(洪亮吉《燃犀集》),后稍稍变其体为王李高岑,卒其所诣与青莲最近(行状)。自伤卑贱,所作多悲感凄惋(邵齐焘《王芝堂集》)。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洪亮吉《北江诗语》)。乾隆间论诗者推为第一(包世臣《齐民四术》)。”②《黄景仁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122-124、125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黄景仁诗学风格的介绍,对其成就的定位,都是《国朝先正事略》所无,而为史官所增入。当然,这些士林品藻不可当真,但是国史记述此点,可见重视。《续文苑底稿》对黄景仁诗歌风格的描述的选择具有慧眼。洪亮吉《北江诗话》“黄二尹景仁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诗多抑塞悲苦语的特征,而这则评价也为国史馆的注意。黄景仁和戴望一样,是声名有加但功名无望的青年才俊,均英年早逝。他们能在国史《儒林传》《文苑传》中获得立传,不能不想起纂修官的提携之功,而总纂缪荃孙正是常州人。
《续文苑底稿》有《张问陶传》,张氏是乾隆中期有影响力的诗人,有人认为他是性灵派后劲(但也有学者认为他不是袁枚的诗学传人),有学者认为他应该取代蒋士铨,而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张问陶传》云:“幼有异禀,工诗,有青莲再世之目。乾隆五十五年成进士,官检讨。诏选翰詹,三十人各书扇五柄,又养心殿屏幅选十二人分书。问陶皆与马寻改御史,有直声。……问陶读书过目成诵,所为诗古文词,奇杰廉劲,一时名辈皆敛手下之(《四川通志》)。其《宝鸡题壁》诗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传诵殆遍(《先正事略》)。在都与洪亮吉、罗骋相唱和无虚日。往见袁枚,辄谓之曰,所以而不死者以未见君诗耳。其推重如此(《随园诗话》)。……著有《船山诗文集》……国朝二百年来,蜀中诗人以问陶为最。”③《张问陶传》,《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128-139页。《张问陶传》也根据《国朝先正事略》同名传记纂成。④李元度:《张船山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续修四库全书》第539册,第132-133页。在《续文苑底稿》中,张问陶被比喻为李白再世,而他的诗作《宝鸡题壁》被视为得杜甫之遗风。张问陶作为蜀中诗学代表人物而被列入,传文强调他获得袁枚的高度肯定,可以看出他在《续文苑底稿》所述乾隆朝诗学史中的重要位置。《张问陶传》处理传主与袁枚的关系值得注意,他们是一种文人之间惺惺相惜的关系。学术界曾一度把张问陶视为袁枚的弟子,而多从与袁枚关系的角度来讨论张问陶的诗歌成就。也有学人提出,不应把张问陶当作袁枚的附庸。《续文苑底稿》则从张问陶入国史之初,就明白记载了他和袁枚的朋友关系。
其他一些性灵派诗人以附传的方式出现。比如程晋芳在《续文苑底稿》中是袁枚的附传,主因就是他和袁枚的交往:“程晋芳……又问经义于从叔廷祚,学古文于刘大櫆,与商盘袁枚唱和,诗文并擅其胜(蒲褐山房诗话)。江淮老宿咸与上下其议论,南游金陵,爱栖霞牛首之胜,凭眺山川,考证今古,所至倾其坐人。”①《袁枚传 程晋芳》,《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42、43、43-44页。至于其成就,传文重心在学术,呈现他作为考证家的一面,但也写出他的学术宗旨是朱子。“晋芳学无所不窥,经史子集,天星地志,虫鱼考据,俱宣究(墓志铭)。著《正学论》七篇,反复于体用博约之际,未始不以程朱为职志(翁方纲《墓志》)。晚与朱筠戴震游,乃治经,究心训故(汉学师承记)。”②《袁枚传 程晋芳》,《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42、43、43-44页。至于他的诗歌创作成绩,传文记载没有突出他是性灵派:“古文醇洁,有欧遗意(袁枚撰《墓志铭》),诗尤善言情;缠绵往复,于家世盛衰,侪偶聚散,娓娓数百言(翁方纲撰《墓志铭》)。如白传作诗,老妪可解(洪亮吉《北江诗话》)。其卒也,京师为之语曰: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谓朱筠及晋芳也(墓志铭)。其声华之盛如此(《先正事略》)。”③《袁枚传 程晋芳》,《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42、43、43-44页。传文原有对他诗歌的高度评价,指出了他善于“言情”,成就可比白居易,与正传的袁枚相互呼应,但是这段话被删除。
其他被今人认为是性灵派诗人,在《续文苑底稿》立传的还有《法式善传》的附传《王芑孙传》:“王芑孙……久困场屋,益肆力于诗古文。其诗以五言古体为最工,间与法式善、何道生、张问陶、杨芳灿辈琴歌酒赋,故为南北时望所推(蒲褐山房诗话)。尝选宋元八家,以广唐宋八家(碑版广例王瑬叙)。……所自著有《渊雅堂集》(诗人征略)。”④《法式善传 王芑孙》,《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109、110页。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传记中也有被删除的诗文评价:“落笔有芒,浮响削尽。譬诸铁笛横吹,霜钟警夜。天高月白,未落江青(石舫诗溪诗)。盖上溯杜韩,而实处于郊岛。”⑤《法式善传 王芑孙》,《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109、110页。
今人认为是性灵派诗人的还有舒位,在《续文苑底稿》中是附传:“舒位,顺天大兴人(陶梁《畿辅诗传》)。……位性情笃挚,好学不倦,于经史古文无不读,一发之于诗(陈传)。尝谓,人无根柢学问必不能为诗;无真性情,即能为诗,亦必不工(《红豆树馆诗话》)。故其诗必出新意,不沿袭古法而精力所到,佗人百思不及(陈传)。能于长吉、玉溪、飞卿外别成一家(赵翼序)。法式善以位与嘉兴王昙、常熟孙原湘为三君,作《三君咏》(陈传),于是三人诗名若鼎足焉(诗人征略)。著有《瓶水斋诗集》十七卷(畿辅诗传)《皋桥今两集》二卷(《红豆树馆诗话》)。”⑥《张问陶传 舒位》,《续文苑底稿》,文献编号701005419,第130-132页。其中引述的传主的话,第一次提到“性情”,同时提出“真性情”和学术的关系,而且特别引述了传主议论的学问、性情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这是今人认为乾隆朝诗学史的核心命题。
《续文苑底稿》刻意选择这些乾隆朝诗人立传值得关注,他们多数与性灵诗学有关。这些人组成的诗学史整体图景,与我们今天对乾隆朝诗学史的认识颇有出入。比如黄景仁早被立为正传,而今天的文学史对他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又比如法式善、钱沣,今天对他们的研究也很不够。传文虽然看似平淡,但隐藏了纂修官的很多考量。我们注意到这些人传记中常引述对传主的诗文评价,整体显示了一种诗文风格,可是一些评价后来都被删除。
总之,性灵派诗人群体进入《续文苑底稿》,极大改变了《钦定国史文苑传》的乾隆朝诗学史记载面貌。传记中对他们诗学和诗歌创作成就的书写,与今人不尽一致,有些记载角度不同于今日文学史,有些人的诗学特色和成就的书写也与我们从性灵诗学角度的考察有相当差异。但无论如何,多位性灵诗人进入了《续文苑底稿》,丰富了乾隆朝诗学史的内容。
1888年纂辑成书的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对清代诗学史有续写之功,且对清乾隆朝诗学史有重大改写。《续文苑底稿》对性灵派诗人的记载,使得性灵派在清代正史中第一次具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展示了乾隆朝诗学史改写的重点就是性灵诗人的记载。《续文苑底稿》展示了性灵派诸人记载形成的若干细节。各传记书写了各位诗人的不同面貌,与今天的学术界的认识不尽相同,足供参考。
不同的纂修团队,会赋予清史《文苑传》的诗文史记载不同的特点。《续文苑底稿》对乾隆朝性灵派诗人群体的记载,是对《钦定国史文苑传》偏重翁方纲一系诗学、排斥性灵派诗人的纠正,展现了正史纂修官的权力。这与清国史馆总裁潘祖荫和纂修官缪荃孙有关系,特别是具体负责纂辑工作的缪荃孙。借着续纂《文苑传》的机会,缪荃孙大幅度提高了常州人在《儒林传》《文苑传》中的地位,在《文苑传》的古文记载中,特别塑造了“常州派”的名义和谱系,在诗学史记载中则出现了常州人赵翼、黄景仁在内的性灵派阵营。
今天的文学史研究,多直接研究清代作家和作品,对清史《文苑传》过程稿中展现的清代诗学史图景的动态生成过程,尚未充分关注。但这充满了历史运动的一面,正是我们研究清代文学史最重要的学术史前史。袁枚等性灵派诗人在清史《续文苑底稿》中的地位是不牢固的。在清史《文苑传》后续纂修中,袁枚等人的地位仍有升降沉浮,其记载内容多有变动。但《续文苑底稿》揭示了袁枚以及性灵派在清史《文苑传》中曾有高光时刻,这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消失在历史之中的“幕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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