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楚编译书局是清末新政时期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倡议，应晚清教育改革需要，在探索“江宁兴学”中设立的专事编译新式教科书的机构，亦是晚清政府重构统治权威性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举措，其设立、发展及编译活动体现了清末新政中的“江鄂”特色，更反映出清末新政时期中央与地方、地方督抚与精英人士以及“新”“旧”势力之间的紧张冲突和权势转移。
【关键词】江楚编译书局清末新政地方督抚新知识
江楚编译书局是清末新政时期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江宁兴学”中设立的编译新式教科书的机构，是晚清政府、地方督抚及知识精英应对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的文化举措，旨在通过新知识的生产，重构清廷的政治权威，维护风雨飘摇的末路政权。通过考察江楚编译书局设立的动因、历史沿革及编译教科书的基本情况，或可窥见新政时期教育改革中的“江鄂”特点、地方和中央时隐时现的权力博弈，乃至知识精英的激进与地方督抚的保守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更深层次的是晚清社会变革时期，“新”“旧”之间杂糅而又冲突的面相。
一、“救亡图存”：江楚编译局的设立
（一）晚清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
晚清以降，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译书”被寄予了强烈的政治诉求。甲午战败，时人大声疾呼“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西学书目表序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3页。，赋予译书救亡图存的使命，“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矣”《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页。，“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也”丁文江、赵丰田编著：《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将译书视为政治革新的“不二法门”，“今不速译书，则所谓变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大同译书局序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7页。。设立编译书局，译介西学的声音不绝于耳。光绪二十四年（1898），御史杨深秀称：“将泰西日本各学精要之书，可尽译之。”佚名辑：《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446—447页。总理衙门称：“译书既不厌其多，则译局自不妨广设，惟事必呵成一气，始能日起有功。”可以说，面对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创设译书局、译介西学以寻求救亡图存之道成为朝廷官员的一种共识，并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更成为官员们论证“救亡图存”的重要话语资源，被赋予了“保种保教”的重要使命。而在新政大幕拉开之际，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主张“多译东西各国书”“外国政术学术之书”，对“译多者准请奖”“能译出外国有用之书者，呈由京外大臣奏闻，从优奖以实官，或奖以从优虚衔”《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9页。。用“官职”奖励“译书”说明清廷对“译书”及“西学”的渴求，“考西人富强之本源，绎西人立法之深意”的迫切。因此，译介西方著作，设立编译书局成为清廷挽救政治危机、维护风雨飘摇政权的重要举措，被寄予了救亡图存的政治期待。
可以说，江楚编译书局的创办很大程度上是清廷政治危机的文化应对，是重建政治权威的文化实践，即通过掌握生产新知识的权力，重构清廷的意识形态，增强时人的政治认同和对清廷的政治向心力。
（二）新政教育改革的现实需要
庚子之后，清廷着力推进“改科举”“兴学堂”为主的教育改革。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上谕：“近日士子，或空疏无用，或浮薄无实，今欲痛除此弊，自非设教劝学，无由奋发兴起。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当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上谕档》（第2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清廷督促各省兴学，但书院改学堂并非易事，首先必须解决教科书问题。故而，作为清末新政擘画者的张之洞、刘坤一在上奏之前，即开始商讨设立编译书局。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刘坤一致信张之洞称，“译局系江、鄂合办”，并讨论书局人员的配备和管理事宜《致张香濤》，《刘坤一遗集》（5），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92页。。八月，张之洞电告刘坤一商议，欲聘请缪荃孙编纂“小学堂教学书”，并“嘱其两三个月编成为要。编成后尚须复订详酌”，“此席作为江、楚公请，脩金各半分送”《致江宁刘制台》，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636页。。此外，张之洞致信罗振玉称：“编教科书，此教育根基，关系犹重，著手极难，非亲往日本以目击为考订不可，似非专恃购来图书所能模仿。……欲请阁下主持，率四五人……即日东渡，竭数月之力，见实事，问通人，创立稿本。回鄂后，鄙人再以全力速编成书，则期速而书适用。”《致上海罗叔芸》，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642页。十月，罗振玉东渡日本，“将新出普通学教科各级应备之书，广为才访购买，参酌采择，妥为编纂，呈候本部堂核定，发刊颁用，并以时分赴日本各学校，详细考察管理学堂之章程、规则及各堂教法之实事，以资仿办”《札罗振玉等前赴日本编译教科书并派刘洪烈赴日本考察教法、管学事宜并咨会出使日本大臣》，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5页。。至此，江楚编译书局的设立已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其具体设立的时间，据缪荃孙记载，九月八日“巳刻开局”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2），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可知，编译书局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八日设立。又据“巳刻到江宁……接派办处照会，嘱派编译书事”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2），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页。，可知书局设在南京。
但编译书局的前路并不明朗。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张之洞致信张百熙称：“虽略仿西法，因风气未开，不能无所迁就，各堂未能画一，课本亦未成书……与两江刘岘帅公同设局，访求日本教科书，拟酌采其意编纂之。此事甚不易……”《致京张冶秋尚书》，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743—8744页。彼时的张百熙擔任京师大学堂的官学大臣，负责制定学制。张之洞既汇报湖北地区兴学的情况和学制改革的主张，又说明尽管江楚编译局已经设立，但在教育改革规划不明确的情况下，编译教科书却非易事，充满着不确定性。同年二月，张之洞致信鹿滋轩称：“惟教科书编译需时，正在理董营制，则非通筹全局、尽易旧章，必仍有名无实，故一时尚未敢草草定议耳。”《致鹿滋轩》，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36页。张之洞的谨慎态度体现了他对大规模引介西学，可能动摇传统文化根基的隐忧，而这亦是时人心底深深的忧虑。费念慈致信缪荃孙称：“申江议论不一，若自未见中国书者，所编陋劣，风尚如此，恐其书行后五十年，黄种无一通人，洪水猛兽之患甚于暴秦，求文明而适得野蛮，人类或几乎熄矣。”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94页。此种言论时常见诸笔端，萦绕在读书人的心间，难以释怀。
对此，张之洞煞费苦心，频繁致信张百熙商讨教科书的编纂事宜，小心翼翼地建言建策，提议由“京师大学堂”审定教科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十四日，张之洞称：“此事（教科书）自应由尊处主持裁定……盖初办必不能尽善，且民智日开，国势日进，故须随时修改。尊处具奏时，似可于尊处纂发之外，并准外省编书呈候核定行用，并声明可随时增补修改，则尤广益而尽利矣。”《致京张冶秋尚书》，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751页。二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再次致信张百熙，讨论编纂教科书可能出现“宗旨不一”“程度不齐”“易滋流弊”的现象，强调清廷对教科书的“终审权”，并主张鼓励民间编纂教科书，称“特私家纂本，如无流弊，即准与官本兼行，则用力少而取材多，为益自更……江楚编纂成书，自必邮呈鉴订”《致张野秋》，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08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庚子之后，清廷政府形象一落千丈，中央权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央与地方存在着“离心”的嫌隙和时隐时现的权力紧张。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的“江鄂”官员探索教育改革的“湖北模式”，掌握着新政改革实际的话语权，“奏编书事宜，与两江湖广会同办理”《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版，第209页。，体现了晚清教育改革中“江宁”的重要地位，正如时人所说：“惟是中朝宗旨，实以江鄂为南针。”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9页。而编译书局是“江宁兴学”育才蓝图中的重要环节，旨在满足新式学堂教学的需求，“江楚会设编译局，一俟成有课本，咨送京师大学堂核定颁行，则小学又不患无书”《筹办江南省学堂大略情形折》，刘坤一：《刘坤一遗集》（第3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41—1342页。，拥有新知识的生产权和解释权。故而，为显示地方与清廷之间的“向心力”，张之洞毕恭毕敬地向清廷提请教科书的“终审权”。
伴随着《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相继颁布，清廷明确了新式学堂的规划，教育改革的思路逐渐清晰。新式学堂次第兴办，各省出现“无书可教”或“教无依据”的情况，“学堂广开，自省城高等以迄府州县之中小学亦既次第皆兴……问其所以为教，率皆依稀仿佛无一定等级之可寻，以故高级之书或移授下级，而此校之书并不同于彼校，甚有一校之中，今年教习用一课本，明年易一教习，又换一课本而废前教习之书者，其故由于无官颁定本”，而坊间编译教科书问题丛生，致使“诐辞邪说遂得以浸入乎人人之心，学术歧而士风为之一变，其患不可胜言”《江宁江楚编译书局条具译书章程并厘定局章呈江督禀》，《东方杂志》1904年第9期，第206页。。因此，江楚编译局的存在更具备了现实的意义，生产“官颁定本”的教科书，“正学术而免分歧”，在清末新政中被寄予“生产新知识”的想象和期待，从而被纳入晚清新政改革的框架之中，维护清廷统治合法性，保证新知识生产的权威性。
二、“举步维艰”：江楚编译局的运作
（一）命运多舛：编译书局的创设和调整
江楚编译局是江宁、湖北合办的机构。据载：“编译局之谓，初曰江鄂，后曰江楚，刘忠诚、张文襄公主之，忠诚自逊于学术不逮文襄，事必咨之，而局费则出于江藩，鄂不任费也。”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江、楚合办仅仅是“形式”上合办吗？刘坤一频繁致信张之洞是征求意见吗？经费是否均出自江宁？
当时的报纸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称：“闻鄂督张制军电致刘制军商酌江楚编译书局事务，拟请添请黄仲弢学士绍箕为总纂，在鄂设局，与前聘之缪筱山太史、张季直殿撰同为总纂，罗叔蕴茂才振玉驻沪照料，译印各书由江鄂两省公请，其余分纂各员在江者归江，延请在鄂者归鄂，延请鄂省现有专门名家数人，拟令就所学分别编纂，他日成书，互相考核，汇电进呈，钦定颁行各省云。”《设译书局》，《浙江五日报》1902年第2期，第9页。虽然具体的细节与事实有出入，但亦说明江、楚合办书局并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双方深度讨论和参与的结果。其实，在书局创设之初，刘坤一、张之洞频繁互通书信商讨编译事宜。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初一日，刘坤一致信张之洞，称：“罗叔蕴署正在鄂，业将编译各事宜面达清听矣。嗣与缪筱珊太史各开一单，交给敝处，录呈台览。”《致张香涛》，刘坤一：《刘坤一遗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99页。两人达成共识，由罗振玉与缪荃孙各开书单，译书主要由罗振玉负责，编纂由缪荃孙负责，湖北重在“译”，江苏重在“编”。
那么经费是否仅由江宁提供？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张之洞致信鹿滋轩称：“鄂中筹款之难，实较各省为尤甚。司道会议，心志每不能齐。名目多端，实际了无把握。近数月筹解新案赔款，皆系剜肉补疮，东挪西贷，其实款尚属悬而无薄。新筹之项十成不及二三，以后正不知如何措手。”《致鹿滋轩》，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36页。言語之间道出湖北新政面临的诸多现实困难，“筹款艰难”以及守旧人士“心志每不能齐”、对新政的“不支持”和掣肘。但据此认为编译书局经费由江宁提供，也并不客观。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委派罗振玉、陈毅、陈问咸、胡钧、左全孝、田吴炤、刘洪烈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和教科书，所需费用由湖北承担，“刘洪烈原支两湖书院监院薪水，陈毅、陈问咸、胡钧、左全孝、田吴炤原领自强学堂教习薪水，仍准按月照数留支”《札罗振玉等前赴日本编译教科书并派刘洪烈赴日本考察教法、管学事宜并咨会出使日本大臣》，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5页。。而罗振玉搜罗的日本教科书，成为书局编纂教科书的主要来源。书局的经费应是由湖北、江宁承担。
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刘坤一骤然离世，由张之洞暂时代理两江总督，“选购东西各国书籍，有关政治学术者，分门编译，以为采用之资本”《江楚编译官书局总办刘道世珩会同督办藩司粮道监道等详议复设江楚编译局章程文》，《南洋官报》1904年第159期。，编译书局渐成规模。但伴随着张之洞的调离，书局的前途显得不确定。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两江总督魏光焘因“局中闲员甚多，不无靡费，因饬大加裁减，力求撙节”《署江督端奏移设江楚编译官书局片》，《南洋官报》1904年第156期。，主张归并江楚编译书局，由南洋官报局管理，“因官报局地势偏窄，办事人员仍在原局办事”《江苏局所归并》，《大公报（天津版）》1904年10月22日第5版。，改名为南洋官报局编译官书派办处，但裁撤徒有其名，并无裁撤之实。
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以新政改革先锋著称的端方接任两江总督，重新定义“编译书局”为集“审定”“管理”“编译”“发行”于一体的文化机构，突破了“编译”的局限，成为教科书的“审定”机构，“甄别其原有之书合用者”，“其未经鉴定者，自本局定本颁发后，即不准沿用以端趋向而免分歧”;教科书的管理机构，“各学堂原单未备之书”，“应访购其国最善之本”，“由本局详审选定而后派人分译”，再递交“呈送京师大学堂鉴定”;教科书的编译机构，“由本局译员调取原本与所译者互相校勘”由“总分纂删订总校”，“帮总校复核、刊发”，要求“所鉴定、所编译各书，应请总校将人名地名编为一表，而后按表以校，始能划一不讹”;教科书的发行机构，“译印成书即按照程度相当之各学堂随时咨送”，“登各报告白，以便外省及各府州县民立各学堂购买”《江宁江楚编译书局章程》，《济南报》1904年第65期。。
可以说，端方对编译书局的期待不可谓不高，显得有些“好高骛远”，而经过多次的论证，作为“编译”机构的江楚编译书局最终落地生根。书局设立之初，“租祁门试馆办事”，后因“每逢科场必须搬让”，“既延公务又多搬费”《重订局务章程六条》，《南洋官报》1904年第160期。，最终“移设已裁织造司库衙门”，即红纸廊（即今江苏省委党校所在地）《署江督端奏移设江楚编译官书局片》，《南洋官报》1904年第156期。。书局最终定名为江楚编译官书总局，设总纂1名，帮纂兼总校2人，分纂2人，分校6人，绘图1人，书记2人，收掌1人。每月拨款是一千两，五百两用于支付薪水，剩余用于编译教科书的费用。同时，强调“编译收发宜有责成也”，“遇有须编须译以及校对各书，先由总纂将此项书籍应派何人编纂，何人校对”，编译校对完成后“送呈总纂”，复校后“呈送总办司道阅定”，印成书后“将样本分送总纂总办鉴核”，或颁发各学堂，或寄售《重订局务章程六条》，《南洋官报》1904年第160期。。
（二）“亲疏有别”：局中之人
江楚编译书局最初延聘刘世珩为总办，缪荃孙为总纂，分纂为陈作霖、姚佩珩、陈汝恭、柳诒徵等;罗振玉、刘大猷、王国维翻译日文教科书。据载，柳诒徵称：“刘世珩为总办，缪荃孙为总纂，陈作霖、姚佩珩、陈汝恭及诒徵等为分纂……而翻译日本书之事，则罗振玉居沪偕刘大猷、王国维等任之。”柳诒徵：《国学书局本末》，《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1930年，第10页。其中大多是江苏籍人士，与缪荃孙有或多或少的交情，或出自张之洞的幕府。既是相熟之人，不可避免出现“举贤不避亲”的情况。李详因“江阴缪艺风、合肥蒯礼卿”的推荐，充江楚编译官书局帮总纂《分撰匋斋藏石记释文题记》，李详：《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9页。。柳诒徵“以陈善余先生的介绍”，而至编译书局编纂教科书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创设之初，在书局人员的遴选上，地方掌握着实际的主动权，而随着两江总督人选的不断更替，清廷亦强化对书局的控制权，直接委派人选。帮纂方履中调任，清廷直接任命瑞沅接任帮纂，据载：“编译书局关系重大……特延四品京堂瑞沅接充江楚编译局帮总纂。”《官书局延聘帮纂》，《北洋官报》1908年第1745期。
然而局内人员之间的关系或因秉性，或因性格，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况周颐与李详关系不睦，“先生尝与临桂况蕙风同应端制军之聘，分撰《匋斋藏石记》，蕙风以词名，与先生蔪乡不同，每论文，各有所持，积至不相能。蕙风气盛，时时以言倾先生，先生择与为慢罕而已，执貌弥躬”《兴化李先生墓表》，李详：《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2页。。编纂《黄绍箕文集》时，陈庆年时常显示“官威”，对编纂人员“颐指气使”。据载：“余局员也，名为帮总纂，应隶总纂缪艺风先生教下，陈为坐办，公然以僚属视余;即长洲朱先生孔彰，亦在威胁之下。陈既任续访，无计搜葺，延友又无相当之人，且须分其润金，谓余可以虚礼诱也。”《黄仲弢参绥阁集编辑始末》，李详：《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14—715页。
此外，局内人员吃空饷的情形亦属常态。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柳诒徵离开江楚编译书局《柳诒徵年谱年编》，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据《江苏文武同官录》载，1910年在局内之人有：“坐办咨议官陈庆年，会办道黎经诰，参议道吴广霈，总纂为翰林院缪荃孙，帮纂为四品京堂瑞沅、道员严复、主事陈三立、内阁中书况芸台，分校训导为丁文琥、举人朱孔彰，分纂为翰林院金鉽、知府夏寅官、内阁中书汪康年、知县龚锡麟、训导宋文蔚、优廪生李详;校勘为柳诒徵、训导魏仁荣。”《编译官书局》，《江苏文武同官录》宣统二年（1910）。柳诒徵依然名列其中，在书局领取薪水。局内人员严复，彼时供职于学部，并不参与局内的工作，却仍在局内支出薪水。
毋庸置疑的是，局中之人不乏硕学鸿儒，或精于传统学说，如缪荃孙、朱孔彰、陈三立、陈庆年等，或熟稔西学，罗振玉、陈季同、汪康年等。儒学通儒，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在传统学说方面颇有造诣，对西学亦持开明的态度。据柳诒徵回忆：“我自幼从母亲读四书、五经、《孝经》、《尔雅》、《周礼》，以及古文、《古诗源》、唐诗。天天要背诵……偶然看看《纲鉴易知录》或《四库简明目录》……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奏派缪先生到日本考察教育，缪先生带了六七个随员，我也跟着去。到了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听了许多日本的讲授讲演教育原理、教育法、教授法、管理法……”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但对西学的了解尚属“皮毛”，知之不深，“缪先生固文襄弟子，然于新学非所谙，以译局属之罗振玉叔蕴”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0页。。故而当编译局被裁撤时，局内之人大多趋于“守旧”，重回“故纸堆”。朱孔彰致信缪荃孙称：“彰以书局既裁，无可疗饥，欲得教读阅文馆席，以守先人之绪业。”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60页。在激烈变革新旧更替的时期，传统士人选择了“旧业”，专心治“旧学”，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
三、“中体西用”：编译局的书籍
对于江楚编译局编译书籍的种类，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根据《晚清官书局书目汇编》和《江楚书局书目》记载，江楚编译局出版70种。另据罗伟华的统计，书局出版的书籍，包括《江楚书局书目》的70种，加上“蒙学丛编”的16种，以及未收录的28种，至少118种罗伟华：《江楚编译书局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而笔者在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查询所知，有44种教科书有明确的出版时间。经检视发现，1903年、1906年是编译各类书籍较多的年份。以教科书而言，1903年编纂了17种教科书，1906年编纂了5种《教科书发刊之概况》，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1953年版，第231—236页。。编纂的教科书显然是根据《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科目“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课程而编纂的《奏定学堂章程》，《四川官报》1904年第29期，第58页。。其中不少教科书的原版来自日本教科书，以下略举几例说明。
《小学万国地理教科书》，日文原著为“學海指針社《萬國地理初歩》”，该书最早的版本是明治二十六年（1893）7月7日发行第一版，明治二十七年（1894）发行第二版;《植物学实验初步》，日文原著为理学博士三好学編《植物学実験初歩》，由东京敬業社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发行;《经济教科书》，日文原著为添田寿一著《経済教科書》，由金港堂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出版;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是当时日本国内比较认可、发行量较大的原版教科书，在内容和质量上均有保证。
书局中不乏质量上乘、获得较高评价的“原创”著作。1902年柳诒徵编写的《历代史略》起初虽然未得到学部的认可，“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阙如”《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凡例》，《学部官报》1907年5月22日第21期。，却得到学堂教师和学生的青睐，“一跃而为畅销书，所以当时上海等地书店竞相翻版印售”，“有条理、有系统地把历代史籍叙述出来”，“是我国最早的第一步历史教科书”，成为晚清历史教科书的“范本”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1908年学部将其列为“中学应用历史教科书”《审定书目：书目提要》，《学部官报》1908年6月19日第57期。。
此外，书局注重编纂传统的经学、史籍教科书，如《七经纲领》《经典释文序录》《礼书初编》《朱氏说文通训定声》《文字蒙求广义》《孝弟忠义图说》等。其中《国朝史略》按照西方教科书的体例编写，分为“上古”“罗马”“近古”“现时”四部分，强调“现时事略”，“普通教育亦宜以现时事略为尚，俾先知本朝掌故，而后更进其深……”陈季同编：《国朝史略》，江楚编译局1906年版。《孝悌忠义图说》针对教科书中不重视“修身”，致使学生“染见异思迁之习”，以孝悌忠义为主题编成故事，“为蒙小学堂修身教科书课本，使后生小子于纲常伦理大义皆能晓然”陈季同编：《孝悌忠义图说》，江楚编译局1907年版。。可以说，这些教科书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通过参考西方的编写体例，建构“国朝”相关学科的编写体系，试图以“新学”论证“旧学”的价值，维护“旧学”的文化根基。
但令人费解的是，编译局的教科书多次未能通过学部的审查，“《日本历史》叙述尚少误谬，惟各学堂不能以日本史为独立科目，且该书纯沿日人语气，碍难审定。《小学农业教科书》原本插图甚多，该书一概从删，殊属不合。《外国列女传》、《读西学书法》非教科用书。《地理学参考学说》颇有精到之处，《政治学》亦尚详明，惟非中小学堂教科用书，均毋庸审定”《咨复江督江楚编译官书局呈书六种均毋庸审定文》，《学部官报》1907年第17期。，或非教科用书，或非中小学堂用书，这说明江楚编译局仍停留在“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的定位上，并无明确的规划，以至于一度出现无书可译的尴尬局面。《匋齋藏石记》的编纂是“时实无书可纂，支官钱，办私书”《分撰匋斋藏石记释文题记》，李详：《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9页。，而《黄绍箕文集》是两江总督端方的个人行为，“携仲弢残稿，付江楚编译官书局坐办陈庆年，续访诗文，延友编定，界以二千元，不足则以官局经费济之”《黄仲弢参绥阁集编辑始末》，李详：《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14—715页。。编译书局失去了“译”而仅延续“编”的职能，成为官员们“办私事”的机构，这与生产“新知识”的定位相去甚远，无助于新式学堂教育的发展。
四、“走投无路”：编译局的没落
清末新政时期预备立宪的阶段，对地方而言，标志性的事件是各省咨议局的设立。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谕令“各督抚迅速举办，实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一律办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根据立宪设计，各省必须迅速设立咨议局，而所谓咨议局即是“各省之总议院”，吸纳“各府州县绅商明达治理者入之，候补各官及虽非本省官绅，而实优于政治熟于本省情形者亦入之”《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速设资政院代上院以都察院代下院并设省谘议局暨府州县议事会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1页。。于是，官绅共同讨论地方事务成为各省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江苏咨议局即在此种情况下成立。但由于清廷对地方督抚和咨议局的权界并无明确规定，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督抚大员和咨议局因权力界限问题时常处于紧张冲突的状态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增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43—363页。。而江楚编译局裁撤与否即是地方督抚和江苏咨议局讨论的议题之一。
1909年11月5日，以“专事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以图学界之进步，不涉学界外事”为宗旨的江苏教育总会向江苏咨议局提交《宁属教育改良意见书》，第七条明确指出“江楚编译局宜裁撤”《请议审查会报告》，《申报》1909年11月5日。。11月7日，《江苏谘议局议案理由书》指出：“开局近十年，未见省垣以内大小各学堂，有遵用该局课本者，省外更无论矣，不知其所编所译者何物，聞每月尚縻一千五百两之多，无谓已甚，现当循名责实之时，自以淘汰为是。”《江苏谘议局议案理由书》，《申报》1909年11月7日第26版。
而是否裁撤，咨议局经过深入的讨论，有议员认为“江楚编译书局出书，皆不合用而靡费甚巨，最近调查每年约二万金，非惟在宁之士绅足为乾脩领取之所，即学部参议严复至今犹月领三百金”，有议员认为“学部请严先生编书而不致薪，使严先生遥领江楚编译局之薪金，学部不应沾江苏之便宜，如严先生实受学部之俸金则亦不应受江苏之乾脩，遂议决即日呈请裁撤”《江苏谘议局三十日议场总事》，《申报》1909年11月14日第4版。。议案中言“实际每年两万两”，并非虚言，据缪荃孙日记载：“在镜如处见制军批译局三万金，阔哉！”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2），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页。有议员认为“从前书籍必恃官书局，现在交通较盛，书肆亦多，实可裁撤”《宣布宁属教育改良案》，《申报》1909年11月18日第26版。。有议员建议设立女子师范学堂，“经费宁垣以江楚编译局原有之费充之”《各省开办谘议局报告书江苏谘议局学务审查会第一次报告》，《申报》1909年11月22日第18版。。可以说，地方咨议局裁撤书局的理由很充分，合情合理，更是地方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管理后权力伸张的体现。
然而，两江总督的张人骏则认为咨议局应“整顿改良”，称“查编译关系教育，诚不易言至编纂事宜，则江南通志失修者百余年，所关于政教之兴替为尤巨，此外如各属乡土志以及学堂参考诸书，正应及时纂辑以为学部之辅助，未便遽予裁撤，应候札饬司局就原有经费另行组织实力整顿”，主张“将答复议案抄录札司，遵照会同妥议详复以凭核办勿违此札”《督部堂张札知宁藩司答复咨议局议裁江楚编译书局一案文》，《南洋官报》1909年第66期。。这既是为了维护总督的体面，又不至于与地方咨议局之间显得紧张和对立，最终双方妥协的结果是以“成书聊聊，靡费鲜功，为时诟病”为由，裁撤江楚编译局，将其改为“江苏通志局”，选用编译书局的“原班人马”作为总纂和分纂，“专修志书，延聘在籍四品卿衔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总纂，其分纂以下各员绅慎选通儒宿学，明达治体，谙习掌故者，分别委充，勿任冗滥”，其经费由“先就编译局原有之款，供支不敷，另行筹补”《两江总督张人骏护理江苏巡抚陆钟琦奏请将江楚编译局改为江苏通志局专修志书折》，《政治官报》1909年第813期。。可以说，裁撤江楚编译局是地方督抚张人骏对地方咨议局的妥协，但却是张人骏对地方督抚权力的坚守、对咨议局权力扩张的无奈应对。
而此种安排遭到时人的诟病，“江苏通志局，江楚编译局之变相也。既入奏案，其寿命必愈久长，其开支必愈大，可为干脩诸君贺！或曰：‘此辈亦江苏人物也。俟此辈子孙有人作祖父之家传，则《通志》当有告成之日矣。盖亦可作为一种修志之材料也’”《时评二》，《时报》1910年2月18日。。这不仅说明编译书局“守旧”和“保守”的事实，更深层次是讽刺新政各项事业趋于守旧的社会现实。
宣统三年（1911），为了节约经费，“志局与图书馆同隶一总办”，“编译局之书版及所管淮南书局之书版，卒归图书馆管理，而由江南官书局发售”柳诒徵：《国学书局本末》，《江苏省国学图书馆第三年刊》，1930年。。
五、余论
江楚编译局“高开低走”现象并非个案，从早期生机勃勃，到苟延残喘，最后暗淡无光，退出历史的舞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江楚编译局的衰落是晚清时期“新”“旧”之间权势转移的结果。晚清以降，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宣布新政改革，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试图树立主动而开明的形象。专事编译教科书的江楚编译局作为新政改革的重要实践。局中从来不乏硕学鸿儒，或张之洞幕府，或缪荃孙门生，认同“中体西用”的理念，对待西学是持保守而谨慎的态度。在江楚编译局中“新知识”很大程度上是因新式学堂的需要而策略性存在，“西学”的价值从未被认可和正视。书局“守旧”与“趋新”的面相时常变换，随着罗振玉的离开，局中译员一直处于短缺状态，“编译各种教科书籍，事务繁重，译纂需人”《江楚书局译编需人》，《申报》1907年8月27日。。“新”“旧”势力此消彼长，“趋新”的面相渐趋模糊，“守旧”成为常态。以旧思维来生产新知识，注定将遭遇无法挣脱的困境。且伴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旧学”失去了体制性的保障。作为其重要载体的经典著作，政治功能被消解，仅具有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清末越发激进的改革中，被束之高阁，而舆论对“旧学”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趋于守旧的编译书局不可避免走向衰落。
第二，江楚编译局没落是晚清官僚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晚清时期，为了弥补行政能力不足，清廷和地方督抚“因应变局”而设立众多的局所，逐渐形成独立于官僚体制外的一套运作系统，“使得督抚的权力由虚变实，从分散到集中”。新政时期，晚清的局所逐渐成为定制，“不仅已由既往补充政务的性质，逐渐有向日常政务及应急要务转化的趋向，而且也成为考核官员政绩并以为升擢资格凭据的重要标准”，局所俨然成为晚清官僚體制的一部分，沿袭着官僚体制的惯性关晓红：《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江楚编译局虽是晚清体制外的机构，但管理和作风却俨然衙门一般。局所管理“衙门习气”，部分人员身兼数职，难以“专心致志”，致使局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柳诒徵初入书局之时，缪荃孙即告诫他，“局所积习，必有若干人不事事，子毋染其习，吾敬慎从事”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时人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每立一处，即有总办、会办、帮办、提调、监督、委员各差，有一局而分为数处者，有一人而挂名数局者，非欲其办事也，为位置闲员地耳”《御史史履晋奏请外省撤局所裁幕友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8—489页。，这是晚清局所的尴尬之处，亦是江楚编译书局日常的真实写照，体制性的问题使得江楚编译局趋于“守旧”。而伴随着清末官制改革的推进，通过整顿官制从体制上解决局所泛滥的问题，江楚编译局的裁撤已避无可避，最终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
〔作者王晓霞，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A Mix of Old and New：
On the Jiangchu Translation and Editing Book Company
Wang Xiaoxia
Abstract：At the call of Liu Kunyi （Viceroy of Liangjiang） and Zhang Zhidong （Viceroy of Huguang）， two heavyweights calling for the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ate along Western lines， the Jiangchu Translation and Editing Book Company came into being as an agency specialized in translating and editing newtyped textbooks to meet the needs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Jiangning explored the running of westernstyle schools. The setup of the company was also an important move by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to restructure the authority of its ruling and the legitimacy of its politics. Its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translation and editing activities embodied the “Liangjiang & Hubei”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vernance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ats more， it also reflected the tension， conflict and power transfer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local viceroys and elites， old and new forces then.
Keywords：Jiangchu Translation and Editing Book Company， governance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ocal viceroys， new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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