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春 艳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00)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处于社会动荡、政权分立的特殊阶段,这一时期的士人阶层在政治、社会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对此,前辈学者已有关注,且重点关注士人优势地位与皇权发展之间的联系。而从士人阶层优势形成的基本条件来看,书籍在士人阶层获取政治、社会优势地位的过程中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探究这一时期书籍的流传、特点等内容,对于剖析士人群体优势地位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印刷术对于打破知识垄断及士人阶层优势地位的历史意义与作用。
汉末以后,知识的传播主要依靠官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时有废置,教育事业的发展陷入低谷。[1]这一时期入学受业的一般是官家子弟,虽有少数庶人,但为数有限,至隋唐时期,情况亦无显著改善。[2]而官学中不少官家子弟家中本无藏书,只能在进入官学之后才有机会阅读书籍。兹举几处典型事例以作说明。《三国志》卷二九《管辂传》：“父为琅邪即丘长,时年十五,来至官舍读书。始读诗、论语及易本。”[3]812《南史》卷七六《沈麟士传》：“祖膺期,晋太中大夫。父虔之,宋乐安令。尝苦无书,因游都下,历观四部毕,乃叹曰:‘古人亦何人哉’。”[4]1891《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祖彦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时令。弼幼聪敏,家贫无书,年十二,寄郡学受业。”[5]346管辂父亲为琅邪即丘令长,沈麟士祖父膺期是晋朝太中大夫,父亲虔之是南朝宋的乐安令长，杜弼祖父是俸禄两千石的淮南太守,父亲是繁时县长。从出身来看,三人皆属于中上层士人阶层,家中却都无书可读,只能凭借官家子弟的身份进入官学或是游历太学来接触书籍。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士人群体尚且面临家中无书可读的困境,底层的普通百姓就更难以企及。
太学讲堂前所立石经亦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学所立石经承继东汉“熹平石经”[6]592-595及曹魏“正始石经”[6]597-601。“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刊成之后,士人竞相抄碑,从而形成了一种较为特殊的知识传播形式。东汉时期“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7]。西晋赵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8]2377。之后汉魏石经逐渐遭到破坏,北魏之初,三字石经“废毁分用,大至颓落”[9]1819。后魏之初,汉魏石经大半遭毁。北齐天保元年,存“蔡邕石经五十二枚”[5]53。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后“用为柱础”[10]947。至此,汉魏石经十不存一,几近毁灭。汉魏石经以经学典籍为主,内容单一。且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裂,战乱频繁,汉魏石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历经多次迁徙,残损严重,知识传播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因此遭受打击。
官方教育系统之外,民间私学亦有之,然而这一时期私学的发展不尽人意,其中难觅书籍身影。历代以来,官府注重收聚以经史图籍为主的书籍，[11]所收之书通常藏于秘阁,作保存文化之用,并不进行流通，因此无法扮演传播社会文化的角色。[12]140-146一些人会为了利用书籍牟利或据为己有选择铤而走险,盗取官府书籍。北齐秘书丞祖珽利用职务之便偷拿《华林遍略》抄本的几页去换钱赌博,被高澄发现后杖责四十,“珽以遍略数帙质钱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后“又盗《官遍略》一部”[5]515。于是民间私人书籍承担起了传播社会文化的重要责任,而掌握这些书籍的多为中上层士人阶层,在官学和私学式微的背景下,这些士人利用藏书开展家庭内部教学,由此使得官、私学以外的另一种较为特殊的教育系统兴盛起来,即所谓家学。钟会“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读《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3]785。羊祜“能言之年便召(诏)以典文。年九岁,便诲以《诗》《书》”[13]。
此外,这一时期民间集市中存在买卖书籍的情况,多是私人兜售,数量很少。地点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等大都市。买卖的书籍以日历、俗文学等畅销读物为主,梁代傅昭“十一(岁)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14]392-393。北齐阳俊之“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15]1728。经史文籍或书法作品数量很少,机遇难得。萧齐姚方兴曾从大桁市购得了一篇《舜典》,“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10]915。王遵业买到了崔潜哀悼崔浑的诔文手写本,“延昌初,著作佐郞王遵业买书于市而遇得之。计诔至今,将二百载,宝其书迹,深藏祕之”[9]624。
总之,这一时期官、私分途,书不易得。政府所藏书籍只入不出,不参与社会流通。而民间的书籍则主要为士人阶层所专有,成为这些士人启蒙成学的资本来源。
2.1 笔耕为养,佣书成学
官学图书性质单一,市场图书流通有限,民间图书在观念影响下被有意识地进行限制与传播。在对知识强烈需求的背景下,兴起了一个新兴的职业——佣书,由此形成了较为特殊的书籍与知识的传播方式。所谓佣书,是指通过受雇抄书获取佣金的行为(政府中专职抄写的官吏人员不在此讨论范围之内)。从现存史料看,这一时期从事佣书的人多是家境贫寒,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没落士人。这些士人虽然家境贫寒,但出身并不低贱,其中不少人出身世家,如南朝梁王僧儒出身两晋士族王氏,北魏崔光、崔亮出身清河崔氏。
这些士人通过佣书实现“自给”“养亲”：周山图“少贫微,佣书自业”[16]540，崔光“佣书以养父母”[9]1487。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价格十分昂贵,数量有限,不能在社会上广泛普及。[12]147-148贫寒之人获取纸笔实属难事。萧道成“虽为方伯,而居处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晔常以指画空中及画掌学字,遂工篆法”[4]1081。佣书提供了接触书籍的机会,开辟了一条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古人读书,往往记诵,不少人强于记忆,因此凭借佣书实现“成学”的例子不在少数。释僧肇“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及历观经史,备尽坟籍”[17]。朱异“居贫,以佣书自业,写毕便诵。遍览五经,尤明《礼》《易》”[4]1515。或因佣书进入仕途,蒋少游“以佣写书为业……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9]1970。
这一时期雇人佣书的活动较为常见,雇主群体庞大。政府官员通常雇人抄写公务,赵隐“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5]505。有时也会雇人抄写私人事务,北齐郎基为官清廉谨慎,不经营产业,但居官期间喜欢雇人抄书。“尝语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于此乎?’惟颇令人写书。”[5]641寺院常雇人抄写佛教经论,慧祐曾雇人抄写法华经正本,“法华正本于于阗大国……有慧祐道人,私以正本雇人写之”[18]。刘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9]1219。民间私人雇人抄写范围广泛,涉及书籍、文集、诗章等。张缵“晚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4]1387，陆云“前集兄文为二十卷”[19]。抄写规模也十分可观,甚至一度出现纸张供应不足,价格上涨,产生了“纸贵”效应。西晋左思所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8]2377。北齐邢邵“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偏远近”[5]475-476。
没落的士人们通过替政府官员、寺院、私人等抄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家境贫寒的境遇,达到了养家糊口的目的；
另一方面,在图书稀缺的社会背景下,通过佣书接触到了文本知识,满足了其获取知识的需求,为日后的成才入仕打下了基础。
2.2 手自抄书,以书会友
没落的士人通常受雇抄书,而具有一定财力或是藏书丰富的士人则多“手自抄书”。穆子容“少好学,无所不览,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15]739。抄书首先利于记诵,王筠“……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14]486。其次便于获取善本,向朗“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于时最多”[3]1010。手抄书籍最终演变为一种时代风尚,王公大臣竞相涉足[20]。南朝梁王泰“少好学,手所抄写二千许卷”[4]606。手抄或是雇人所抄之书成为士人建立交往的重要媒介,彼此之间通过互赠书籍以表情谊。丘孙崧赠邴原书以表惜别之情,“(丘孙崧)曰:‘兖、豫之士,吾多所识,未有若君者;当以书相分。’原重其意,难辞之,持书而别”[3]351。南齐崔慰祖嘱咐从弟崔纬抄写自己未曾面世的著作《海岱志》作为礼物送人,“着《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写数本,付护军诸从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夤、刘洋、裴揆”[16]902。
朋游相好之外,士人之间展开了知识多寡的较量,并以知识储量作为衡量士人价值的重要尺度。[12]149所谓“一事不知,以为深耻”。知识量的积累依赖于藏书数量的多寡。藏书丰富之人往往见识广博,用典新颖,为人所敬重。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14]474，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修,躬加题帖,其家所有,垂将万卷。览读不息,多有异闻,诸儒服其深博”[15]2725。
书籍成为彰显士人身份的标志,史书中常有对藏书数量进行记录比较的记载,任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14]254；
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14]242。并且以书卷数量称呼学士,“武烈太子亦是数千卷学士”[21]163。更甚者以书籍数量作为交游标准,排斥非类。崔儦“每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10]1733。书籍甚至成为士人获取名声的工具,应休琏要求弟弟“潜精坟籍,立身扬名,斯为可矣”[22]1219。北周司马消难官至司空,“见朝士皆重学术，积经史。消难切慕之，乃多卷黄纸，加之朱轴，诈为典籍，以矜僚友。尚书令济阳江总戏之曰：‘黄纸五经，赤轴三史’”[23]。南朝陈始兴王叔陵“修饰虚名,每入朝,常于车中马上执卷读书,高声长诵,阳阳自若。归坐斋中,或自执斧斤为沐猴百戏”[24]494。
于是聚书之风盛行,藏书家们对于藏书事业表现出了极大的自信心与重视,北魏李谧常常感叹：“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于是“绝迹下帏,杜门却扫,弃产营书,手自删削,卷无重复者四千有余矣”[9]1938。常景“耽好经史,爱玩文词,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质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9]1805。士人群体追求知识,看重书籍,并逐渐在群体内部达成了对书籍的崇拜共识,由此衍生出了一项衡量士人品格高洁的标准,即将财与书对立起来,认为士人“家无余财,唯有藏书”是一种清贵的品格。史书中对于士人重书轻财的举动着墨甚重,并以时人的口吻大加赞赏,饱含仰慕之情。杨愔“轻货财,重仁义,前后赏赐,积累巨万,散之九族,架箧之中,唯有书数千卷”[5]457。华恒“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书数百卷,时人以此贵之”[8]1263。
这套标准对维持士人个人及后代在政治、社会地位上提供了助力。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兵连祸结。士人面临家国不稳、无人可依的处境,因此立身成为重要追求,而读书是其中最容易练习且极其珍贵的立身技艺。[22]157对此,时人多有感慨,萧遥光曾直言“文义之事,此是士大夫以为伎艺欲求官耳”[4]1040。南朝陈吏部尚书姚察亦有所总结“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14]258。中上层士人阶层垄断了书籍,围绕书籍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书籍成为士人之间建立联系的重要纽带,更进一步地,书籍以清高的象征成为士人身份的标榜和品格的彰显,无形之中亦成为士人群体价值体系和优势的基本构成。
3.1 皇权靠拢,扩大名声
对于士人以书籍作为士人品格的衡量标准并进一步建立价值体系的行为,皇权给予了肯定的态度,并通过赏赐财物、授予官职、赠送谥号等方式加以正名。除此之外,以书籍为媒介,皇帝与士人进行了积极互动,表明了其向士人靠拢的姿态。
曹操攻破南皮,检阅王修家时,发现王修家“谷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因此感叹“士不妄有名”[3]347。永嘉末,石勒打败王浚,登记王浚官僚亲属资产时,发现大部分人赀至巨万,只有“宪与荀绰家有书百余帙,盐米各十数斛而已”。于是高兴得对长史张宾说:“名不虚也。吾不喜得幽州,喜获二子。”[8]1051
南齐刘善明“家无遗储,唯有书八千卷。太祖闻其清贫,赐涤家葛塘屯谷五百斛”[16]527。沮渠蒙逊平定酒泉,在宋繇室内只得到数千卷书,盐米数十斛。由此感叹：“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然后拜宋繇为“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9]1153,并在临终前将儿子牧犍委托给宋繇。
替士人正名之外,宗王皇室积极收聚书籍,投身藏书事业。梁萧励“聚书至三万卷,披玩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4]1263。梁元帝萧绎特别热衷书籍,在《金楼子·聚书》篇中以十分自豪的语气提到自己聚书成绩斐然,“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25]。
此外,宗王皇室通过向士人求书、赐书等方式与士人展开互动,表示对士人的优待、优遇。刘之遴见萧衍给《周易》《尚书》《礼记》《毛诗》作了义疏,唯独《左氏传》缺乏。于是着“《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传同异》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14]574。萧衍因此大悦。南朝宋沈亮“清操好学,善属文……莅官清约,为太祖所嘉,……又赐书二千卷”[26]2449-2452。
宗王皇室甚至与关系亲近的士人以书为赌资展开游戏。高祖萧衍与到溉下棋,要求到溉以家中奇石与《礼记》作为打赌彩头。“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戏与赌之,并《礼记》一部,溉并输焉,未进,高祖谓朱异曰：‘卿谓到溉所输可以送未?’溉敛板对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礼。’高祖大笑,其见亲爱如此。”[14]569宗王皇室通过赐书、藏书、向士人求书等种种举动积极参与士人主导的书籍活动,进一步对士人围绕书籍所建立的价值体系进行认可和鼓励。这一现象表明了皇权向士人靠拢的态度,同时也意味着士人的立身技艺以及家学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巩固。
3.2 藏者秘重,知识独占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书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获取十分困难。主要被士人阶层所垄断,并逐步发展成为士人立身取仕的重要基础,也为士人及其家族日后发展所需的资本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因此,书籍作为一种优势资源的存在,一旦为人获取,便会小心珍藏,不肯示人,对所得之书表现出强烈的独占倾向。西晋杜预曾派人给儿子杜耽送书,并附信一封,要求儿子不准借书与人,“知汝颇欲念学,令同还车到,副书,可案录受之。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22]3402。将书籍留予子孙后辈或是亲近之人多成为有书之人的不二选择。陆从典“从父瑜特所赏爱,及瑜将终,家中坟籍皆付从典”。[24]398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书非借不能读。然而若非亲友、故旧关系,向人借书实属难事。张率凭借与陆少玄的亲密关系才能阅读陆少玄父亲的藏书,“时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余卷,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4]398。史书评价二人关系十分亲近,甚至达到了友狎的地步,“张率……与同郡陆倕幼相友狎”。[14]475阳玠因“娶博陵崔季让女”得以阅读崔氏所藏图书,还因此戏称岳父家的藏书被人“盗尽”。[27]
且当时借书存在诸多限制,不甚便利。借书时间往往有所限制,南朝梁东莞臧逢世“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尚,卒以《汉书》闻”[21]199。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14]688。当时交通不便,借书还可能历经周折。葛洪“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荡尽,农隙之暇无所读,乃负笈徒步行借。又卒于一家,少得全部之书”[28]。
借书面临多重限制,除了受到知识独占观念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当时书籍丢失、损坏的情况很常见,梁代陆倕“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14]401。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亦强调“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21]55，于是有书之人更加吝于借书与人。[29]
一些求书不得之人甚至偷盗书籍。沈约在《宋书·自序》中提到所撰晋史被偷走了第五帙。“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所撰之书,凡一百二十卷。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永明初,遇盗失第五帙。”[26]2466北齐祖珽趁元康遭受罹难之时“盗元康家书数千卷”[5]515。知识独占观念影响之下,向人借书实属难事。无书士人借书尚且面临种种困难,普通人借阅书籍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士人阶层凭借书籍所建立的优势因此更加难以突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府藏书不参与社会传播,而民间藏书十分难以获取,其传播及流通范围有限。藏书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主要为士人阶层所垄断。且这一时期正处于纸张出现而印刷术尚未出现的特殊阶段,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的传播形式主要为抄录,这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知识传播的效率。于是握有藏书的士人阶层成为了社会文化事业的主要建设者。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官私学发展陷入低谷,于是垄断书籍的士人得以借此机会大力发展家学。更进一步地,士人利用家学或藏书在学术、政治层面展开活动,并因此获得政治仕途、社会地位上的优势。对此,皇权进行了认可,无形之中又起到了巩固士人群体政治、社会优势的作用。而士人阶层为了维持这一优势地位,发展出了知识独占的观念。而这一观念反过来又促成了士人阶层优势地位的巩固。可以说,在印刷术未出现之前,士人阶层的藏书优势地位十分明显且垄断性极强,从而在政治和社会上也巩固了其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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