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德,冯卫斌
陶行知先生不仅是中国近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而且是20世纪综合性的文化伟人。作为我国近现代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众多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和战友,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坚持不懈,孜孜以求,“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尤以从其导师杜威“教育即生活”出发而独创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等主张而闻名海内外。2021年10月,在陶行知先生130周年诞辰之际,由周洪宇和刘大伟联袂撰著,著名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生前亲笔作序的《陶行知年谱长编》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因编辑工作需要,我们反复阅读书稿,每看一次都有新的认识和感受。对我们来说,本书的编辑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是不断靠近陶行知精神世界的过程,可以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洗礼以及与陶行知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其“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的强烈的爱国热情,不懈探索、不知疲倦地从事中国教育改造的激情,“爱满天下”“文化为公”的博爱情怀,与时俱进、勇于开拓的创造精神,因此越发对陶行知充满敬意,深感他在当时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勇于探索的不易和成就的伟大。与此同时,我们也对本书撰著者多年来的坚持充满了敬意,深感资料搜集整理考辨的不易,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坚定信念,是难以高质量完成这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的。
陶行知由皖南乡村走出,少年便胸怀大志:“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1]1924年3月,陶行知作诗《自勉并勉同志》:“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2]他所要做的“大事”,便是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之路。自美国留学归国后,陶行知先是在教学的同时,撰写教育论文,参与教育社团活动,探讨中国教育改革,之后干脆脱下西装,走向乡村,融入社会,先后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机构,积极推动平民教育、大众教育,陆续开展了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民主教育等生活教育运动,成效显著,影响广泛。在实践的同时,陶行知撰写了大量的教育论著,诸如《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行是知之始》《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艺友制的教育》《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手脑相长》《创造的教育》《生活教育》《小先生》《普及教育》等等,不断构建和完善独具特色的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核心理念的生活教育理论,成为当时众多教育家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
陶行知不仅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胸怀振兴中华的理想,献身教育事业,而且关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计划生育、科学普及、新文字推广、大众诗歌等多个领域。早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陶行知便在他所倡导创办的中文版《金陵光》杂志上发表《因循篇》《伪君子篇》《杀机之天然淘汰》等多篇文章,阐明自己对许多社会问题的看法。在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从“共和之三大信条”“共和主义对于个人之观念”“共和主义对于社会之观念”“共和主义对于政治之观念”“共和之险象”“共和与教育”“共和与交通”“共和与人文之进化”“共和与秩序”等九个方面“揭示共和之真相”。在“共和与教育”部分,陶行知特别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3]1931年9月,陶行知发表《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从经济等角度分析探讨了中华民族之出路,同时指出:“中华民族之最根本之出路,即中国教育之最根本之出路。”[4]文中他还特别提出少生优生优育等节制生育举措,与我国后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精神暗合,可见其识见之深远。
为了提高国民尤其是少年儿童的科学文化素养,陶行知于1931年创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嫁”运动,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并亲自撰写通俗易懂的科学小论文,如《伽利略与木星的月亮》《怎样学爱迪生》《法拉第》《化磁为电》等。在《科学的生活》一文中,陶行知提出青年要“和自然小姐发生恋爱,尝一尝其中的甜酸苦辣,才算是过着科学的生活”[5]。他强调新时代的教师应有“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身手”“改造社会的精神”,“如果教师们还是因循守旧,苟且偷安,把纯洁的青年、活泼的小孩,教成无用的游民与记定理的书痴,民族前途将成绝望”。[6]他还告诫那些“糊涂的先生”:“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7]他呼吁要对学生实行六大解放,即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和时间。
为普及教育,陶行知积极加入文字改革行列,推行新文字、大众文,撰写了《新文字创造之商榷》《四个先生》《新文字歌(一)(二)(三)》《上海话新文字方案》《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答复黎锦熙先生》《中国的新文字》《怎样写大众文》《再谈怎样写大众文》《白话文与大众文》等等,主张“拼音新文字,易认易写易学,应立即采取作为大众普及教育之基本工具”,“用汉字写作时,也须将它写成大众易学之大众文”。[8]他认为“新文字为推进大众教育之利器”[9]。1936年5月1日,陶行知与蔡元培等六百余人共同发起《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认为“就时间金钱两方面来看,新文字是普及大众教育的最经济的文字工具”[10],并提出多项具体办法。陶行知认为:“如果真有心做大众语的文章,最好的训练是钻进大众的队伍里去和大众的生活打成一片,感受大众的压迫,觉悟大众的问题,发现大众的生路,然后说一句话便是大众要说要听的话,写一篇文章便是大众要写要看的文章了。”[11]
陶行知一生共创作了七八百首诗歌,包括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和教育动员诗。他撰写的诗歌大都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体裁多样,风格各异,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因而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被誉为“大众诗人”。他的一些诗歌至今仍为人所乐于传诵,如《自立立人歌》中写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12],非常鼓舞人,发人深省,给人力量,催人奋进。
当然,陶行知在上述这些方面的探索,主要还是基于或围绕教育来进行的,都是为了通过教育实现培养人才、改造社会、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理想。陶行知在教育上所作的独特贡献,为世所公认,闻名中外。毛泽东称其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认为他是“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赞其为“万世师表”,董必武认为他是“当今一圣人”,郭沫若赞他“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称赞陶行知是“杜威在中国最有活动力的弟子”[13],日本知名教育史学家斋藤秋男认为陶行知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全世界的。2007年,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戴维德·汉森(DavidT.Hansen)在他主编的《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中,介绍了20世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国教育思想家就是陶行知,与美国的杜威、意大利的蒙台梭利等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并列,足见陶行知教育学说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以及被国际人士的高度认可,也可见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陶行知虽是20世纪的教育家,但其思想至今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具有很高的学习、研究和应用价值。******曾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等场合的讲话中多次引用陶行知的名言,从理想信念、理论学说、道德人格、精神品质、思想作风等方面对陶行知予以充分肯定。陶行知可谓是教育家精神的化身及教育家办学的杰出代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国当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倡导教育家办学,陶行知尤其值得我们学习。而要真正领会、灵活运用陶行知教育思想,仅看其教育文论是不够的,还需要认识其人,了解其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因此,推出一部全面、客观、系统反映陶行知先生一生的年谱长编,让人们能在历史风云变幻中领悟其人生思想、教育理念的发展变化,真切感受其伟大的人格魅力,体会他对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产生的深远影响,从而更好地在实践中运用其思想指导教育教学,就显得非常必要。唯有如此,才能与陶行知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相称。
本书领衔撰著者周洪宇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他还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院院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发展战略学科组成员、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督导团专家组成员、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他还曾任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在从事教学、科研的同时,他还积极参政议政,长期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并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民进中央常委。作为国内陶行知研究的权威学者和领军人物,他长期致力于陶行知研究,并视此为他的“学术根据地”。
周洪宇从事陶行知研究已有40个年头。1982年,他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职于新成立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在董宝良老师直接指导下参与编辑《陶行知全集》(八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1992 年出版)。1984 年,他的《陶行知论解放儿童创造力》一文在人教社创刊不久的《课程·教材·教法》第3期上发表,编辑还特加按语向读者作重点推荐。紧接着,1985年由人教社编辑出版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又收录了他撰写的论文《陶行知解放儿童创造力教育思想的研究》。这是周洪宇在陶行知研究方面发表的比较早的两篇文章,令他印象深刻、记忆犹新。由此他踏上了陶行知研究之路,并与人教社结下了不解之缘。1985年周洪宇随董宝良教授攻读硕士学位,开始系统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1988年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后,他随章开沅先生研究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在研究陶行知的过程中,他收集整理了一批珍贵的国外陶行知研究资料。1990年下半年,他将这些资料编选整理为《陶行知研究在海外》,于1991年春节之后由人教社出版。这是他为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而完成的一个“副产品”,也是他个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1991年在陶研博士论文完成后,周洪宇遵章开沅先生之嘱,开始着手《陶行知年谱长编》的资料收集整理、框架设计及撰写工作。此后他又陆续单独或与人合作在人教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陶行知教育名篇选》《陶行知大传——一位文化巨人的四个世界》《陶行知研究在海外(新编本)》,在其他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画传》《陶行知教育学说导读》等多部陶研著作,可谓著述等身、成果丰硕。其中,《陶行知大传——一位文化巨人的四个世界》最近荣获第六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因与人教社的长期友好合作,在人教社成立70周年之际,周洪宇入选“人教社70年70位功勋作者”。
周洪宇还培养了数名从事陶行知研究的博士,在陶研领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刘大伟便是其中一位。他现任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曾任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副院长暨幼儿师范学院副院长、南京市雨花台区教育局副局长。他是历史学硕士、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陶行知研究,著有《承继与嬗变: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谱系》等,并发表了多篇陶研论文。
在陶行知研究史上,周洪宇是国内唯一一位以陶行知为主题撰写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学者,刘大伟则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以陶行知为主题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学者之一。高远的教育境界,扎实的史学功底,多年的陶研积累,为他们联袂撰著《陶行知年谱长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在,《陶行知年谱长编》已经面世,从1991年章开沅先生倡导,到刘大伟博士加盟,通过三代人的学术接力,最终结出硕果,可谓三十年磨一剑,上佳成果也充分证明了这种厚积薄发之功。
另外,本书的出版也反映了人教社对陶行知的“特殊”情怀。人教社与陶行知的这种“特殊”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人教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早年与陶行知先生声应气求,为民主进步教育事业共同奋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陶行知去世后,叶圣陶出席追悼大会,并写挽诗及纪念文章,深情悼念。第二任社长兼总编辑、著名教育家戴伯韬是陶行知的学生和战友,在陶行知逝世后撰著《回忆陶行知先生——其生平及其学说》一书,后人教社以《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之名再版。陶行知的学生和战友陆静山、郭青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先后到人教社工作,成为教育出版的行家里手。人教社成立70多年来不仅出版了十多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而且成功出版了包括一系列陶行知著作和陶行知研究著作在内的大量文化教育学术著作,多次荣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人教社策划出版“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年谱长编系列”,已出版《蔡元培年谱长编》《叶圣陶年谱长编》《张伯苓年谱长编》等三种11卷,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出版文教名人年谱长编的经验。《陶行知年谱长编》即是这个系列最新的一种。
《陶行知年谱长编》集中反映和体现了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的思想高度、深度与广度,极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符合记录历史、积累文化,服务当代、传播文明的出版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具有重要思想价值、学术价值和重大文化积累价值,对整理、保存、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大,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值得向国外文化教育界宣传推广。撰著出版《陶行知年谱长编》,是对陶行知最好的纪念,同时可以更好地宣传、实践和发展陶行知教育思想。
《陶行知年谱长编》以编年体形式再现了陶行知五十五年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全面记录了其生平、事业、著述和思想轨迹,重点呈现了其从事中国教育改造事业的时代背景、先进事迹和献身精神,并附录了陶行知去世之后有关他的学术活动大事。全书近185万字,收录了70幅珍贵图片。采用“先时事,后谱文”的体例方式,不仅交代了谱主出生的时代背景,而且在每一年谱文前勾勒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便于读者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个基本的了解,从而更好地认识陶行知。《陶行知年谱长编》共四卷,各卷主要内容如下。
(一)第一卷(1891—1926)
本卷具体反映了陶行知早年生活、求学及工作的情况。这期间,陶行知先是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接着进崇一学堂,开始接受西方教育。1909年入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预科)文科学习,次年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在金陵大学学习期间,担任学报《金陵光》中文编辑,并发表多篇反映其早期思想的文章。1914年从金陵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后,陶行知远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留学,1915年夏取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同年秋季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1917年秋,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后回国,应聘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专任教员,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和教育统计等课程。1917年9月至1923年8月任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改组成立的东南大学,除承担有关课程教学工作及发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教学合一》《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第一流的教育家》等早期代表性教育论文外,有这样几件事值得特别说明:一是参与接待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陪同考察,担任翻译,促进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二是参与“新学制”的制订工作,发表《评学制草案标准》《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等相关论文,为“新学制”的顺利出台作出了贡献;三是参与新教育共进社及随后重组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先后担任《新教育》杂志主干、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四是自1912年因信奉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而取名“陶知行”与原名“陶文濬”同时使用之后,于1919 年正式更名为“陶知行”。1923年8月之后几年,专职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其间推行平民教育,并于后期开始考虑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事宜。
(二)第二卷(1927—1934)
本卷全面反映了陶行知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推动普及教育、开展“科学下嫁”运动、成立山海工学团、推行“小先生制”等等重要活动。这一时期是陶行知学术思想成熟期,除发表了《教学做合一》《行是知之始》《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抗日救国运动中教育界之责任》《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等等代表作外,还结集出版了《中国教育改造》《知行书信》《教学做合一讨论集》《斋夫自由谈》《知行诗歌集》《普及教育》等,主编了《儿童科学丛书》《晓庄丛书》《山海工学团丛书》等,并且创办了《乡村教师》《生活教育》杂志,活动丰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1934年7月,陶行知在《生活教育》杂志上发表《行知行》,宣布由“陶知行”正式改名为“陶行知”。改名之举也反映了陶行知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第三卷(1935—1940)
本卷重点反映了陶行知继续推动普及教育,发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等文章,编撰《老少通千字课》,结集出版《普及教育续编》《普及教育三编》《怎样做小先生——小先生指导法》等等,并因势而变,推行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主张把教育与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结合起来,以开展反侵略救亡运动。1936年7月,陶行知应邀参加在英国伦敦召开的国际新教育会议,会后以各界救国会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多国。至1938年8月,陶行知到访二十多个国家,进行抗日宣传,呼吁对日本禁运军需物资,争取各国理解和支持中国抗战,为民族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1938年6月,陶行知当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出访回国后参加了第二至五次会议,为团结抗战献计献策。这一时期陶行知在教育方面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于1939年创办了重庆育才学校,旨在“用生活教育之原理与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14]。
(四)第四卷(1941—1946)
本卷主要反映陶行知继续办理育才学校,创办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参与创办民盟,推进爱国民主运动,以及生命最后时刻、故后各界悼念活动等。本卷有三个附录,附录一选编了陶行知去世后自1947年至2021年国内外有关陶研大事,附录二为本书作者的编撰手记,附录三为本书撰著者之一刘大伟对新版《陶行知全集》所作的考订。这三个附录是本卷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读者全面认识陶行知。
《陶行知年谱长编》由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荐。本书是迄今为止最完整展现陶行知生平、事业和思想的著作,对读者了解、研究陶行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书的出版,对于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推动教育家办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促进教育改革创新,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全面性
本书全面反映了陶行知丰富多彩的人生。其全面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映的内容非常全面,涉及生平、事业、著作、思想、交往,涵盖政治、教育、文化、外交,等等,充分展现了陶行知作为“20世纪综合性文化巨人”的丰满形象。二是征引资料极为详尽。撰著者对与陶行知相关的报刊、书籍、档案、方志等资料进行“地毯式”搜求,不仅重视陶行知本人的著作和相关重要论述(包括《行知备忘》和未曾公开出版的陶行知的夫人吴树琴的日记),力图系统地体现陶行知思想发展的历程,而且重视陶行知的“朋友圈”,凡陶行知与其家人、老师、学生、朋友及官员等的往来函件、随记,以及他人日记和相关论述,力争靡有孑遗。三是充分利用撰著者赴海外搜集到的相关材料。如撰著者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特藏室,复制了陶行知硕士论文《中国租借地》;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收集并复印陶行知的老师杜威、孟禄的书信,以及陶行知在此间学习和生活的资料,并复印了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克伯屈日记。撰著者还搜集到陶行知在抗战时期到海外宣传中国抗战、募集抗战资金等方面的新资料。这些都是过去的研究者没有关注或重视不够的重要资料。
(二)标志性
与陶行知在历史上的伟大贡献、光辉业绩和海内外的重要影响力相比,还没有一部与之相匹配的权威性年谱。多年前出版的几部陶行知年谱,总体而言,因历史和时代的局限,资料缺乏,篇幅有限,分量不足,内容不够全面,很难客观完整地还原陶行知的真实面貌。这与陶行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是完全不相符的。早在三四十年前,本书领衔作者周洪宇就先后在著名教育史学家董宝良教授和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指引下开始策划陶行知传记和年谱,历经多年的资料搜集整理,在翔实的史料考证中不断丰富完善,因此在史料的可靠性、翔实性,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等方面,都标志着本书达到了国内陶行知研究的一个高峰,可谓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陶行知年谱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作为该领域的里程碑,在一定程度上具划时代的意义。陶行知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但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历史上曾出现过反复,本书将使广大读者得以真切感受历史场景,具体体会陶行知对中国教育改造、社会改革的苦心孤诣,从而真正地认识陶行知。
(三)创新性
本书既遵循年谱常规编撰体例,又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如除了首次披露了一些新发现的中外文史料和图片外,还对学界既往的一些疏误进行了订正,澄清了一些失实记载。史料是死的、静的,但史料剪裁编排可体现出撰著者的观点。例如撰著者以大历史观和世界眼光,把陶行知放在古今中外的大坐标系中考察,精心选录了陶行知的著作、书信和诗歌,希望通过这三部分的“择要摘录,分年编入”,达到“著作知其思想”“书信观其为人”“诗歌见其情怀”的效果,“以求对谱主一生学术思想的发展有一清晰深刻的了解”。所摘录的陶行知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长文,有短篇,行文流畅,陶氏风格鲜明。所摘录的大量函件充分反映了陶行知交往范围的广泛,可谓朋友遍天下,同时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陶行知为人子的孝道、为人夫的浪漫、为人父的柔情及为人师的循循善诱。所摘录的诗歌,犹如闪亮的珍珠点缀其间,语言通俗而不失风趣,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尽显陶行知思想活跃、才情横溢的一面。这样就很好地规避了只有干瘪枯燥年谱条文的弊端,增加了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既有利于读者从中国教育近代化与救亡图存双向互动的和谐变奏图景中,对陶行知一生的学术思想有较为全面细致的认识,也有助于读者在翻阅年谱过程中触摸到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教育大师,感受到跃然纸上的一代文化巨匠的高大形象。
(四)现实性
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活力,是陶行知为后世留下的一笔宝贵历史遗产。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一成体系的教育理念,不仅对当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起到了探索性的先驱作用,对当下的中国教育依然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作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胸怀振兴中华的理想,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求真务实,创获甚巨。作为一代宗师和旷世伟人,他永远激励与启迪着后起的一代代中国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针对性强,脚踏实地,与当前课程教学改革和社会需求有高度契合性。全面深化教育改革,需要重温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感悟陶行知的个人魅力。这套四卷本《陶行知年谱长编》的出版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权威资料,对于进一步研究陶行知、学习陶行知、实践陶行知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2022年1月,本书入选《出版人》杂志主持评选的“2021年度100本好书”。3月19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同主办了“《陶行知年谱长编》首发式暨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陶行知年谱长编》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原始资料为依据,语必有出处,朴素平实,摒弃空论,客观公正、全面系统地再现了陶行知跌宕起伏的不平凡人生。本书将使广大读者得以认识一个真实、全面、立体的陶行知,真正走近陶行知的内心世界,对于进一步研究陶行知、学习陶行知、实践陶行知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希望并相信《陶行知年谱长编》的出版,必将促使学陶师陶研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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