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谏太宗十思疏》进言艺术探析

金 源, 徐 成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 芜湖 241000)

唐代魏徵《谏太宗十思疏》撰成于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当时唐太宗因功业日隆而渐生奢靡之心,魏徵以此为忧,故作此疏以切谏。全文以“思”为线索,围绕“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1]238的主旨,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1]239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文章析理透彻、切中肯綮,体现了魏徵高超的进言艺术。进言,是下级对上级、年幼者对年长者进行劝告建议的方式,也是提高领导者决策的科学性、保障组织工作正常运转的重要手段。本文以魏徵《谏太宗十思疏》为例,对下级人员的书面进言存在的种种问题及改进策略进行分析。

在实际的工作活动中,不少下级人员在进言时随心所欲、不讲究方法,进言活动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进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对象不当,没有因人而宜

领导与领导之间存在个体差异,许多下级人员忽视了每个领导的个性特征而对所有领导采取一致相同的进言方式,缺乏针对性。例如对锱铢必较的领导直言不讳,对优柔寡断的领导委婉含蓄等等,这不仅难以达到进言的目的,还常常因为触碰了领导的“逆鳞”而适得其反。

(二)时机不当,影响领导威信

当前,许多下级在进言时不注意把握时机,不分场合,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敢无所顾忌地指出领导的缺点和不足,这不仅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领导在下属面前的威信,容易导致进言失败,还会使领导对这样的下属产生反感,产生不信任,久而久之对上下级双方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三)角度不当,增加进言难度

下级进言通常是为了给领导提建议,在觉得领导的行为决策等有不妥之处时向领导表明自己的观点看法以供参考，这时,进言角度的选取就显得尤为重要。下级应当站在领导的角度,进言的字字句句都应为领导者、为整体利益考虑。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人却忽视了这一点,进言过程中或多或少显露着私心,这无疑会使领导怀疑其进言动机,进而增加进言难度。

(四)语言不当,损害进言效果

虽说忠言逆耳利于行,但乐意听逆耳忠言的领导毕竟少之又少,因此下级人员在进言时就务必得在遣词造句上仔细斟酌。在现实职场生活中,因为语言不当而损害进言效果的实例不在少数,一些人用语过于直白,平铺直叙地给领导讲大道理,告诉领导应该怎么做,这就容易使领导产生抵触情绪,进而损害进言效果。

(五)态度不当, 影响职场平衡

在职场工作中,有些年长而资历深的下级仗着自己对组织的多年付出而自以为是、恃才傲物,不把年轻的领导放在眼里,在进言时也带上了命令的口吻,对领导的工作指指点点,更有甚者在工作完成后还大肆宣扬自己的进言之功,毫无分寸感可言,打乱了职场平衡。

疏是汉代以来臣下对皇帝奏章的别称。唐朝著名谏臣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是进言艺术的佼佼者，它以“十思”直陈治国之策,逐条讽谏太宗的失德之行,不仅没有激怒太宗,反而使得太宗“披览忘倦,每达宵分”[2]18,以手诏答之。这既得益于唐太宗从谏如流的为政风格,也离不开魏徵正确的进言策略。

(一)分析进言对象——因人制宜

下级进言的内容,当与领导的接受能力相吻合,进言方式要视对方的具体情况而定,做到因人制宜。魏徵撰《谏太宗十思疏》,其进言的对象是唐太宗。君臣地位的差异导致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进言成功与否,取决于君王的态度。因此,透彻分析君王秉性、施政方针后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言尤为重要。唐人吴競称太宗“用贤纳谏之美,垂代立教之规,可以弘阐大猷、增崇至道”[2]3。魏徵深明于此,方敢于进言,通过“十思”直陈治国之策,讽谏太宗失德之处。魏徵正是看到太宗具备这种“用贤纳谏”的品性,其屡屡上疏才能奏效。今天上下级间虽不至于像古代君臣那样有绝对的尊卑之分,但在工作中,上下级的职能分工却是明确的。因此,下级在进言时也要注意因人而异,避免适得其反,引起领导的反感。如欲进言奏效,下级必须对领导的为人、秉性、行事方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特别是了解领导的工作意图。[3]对敏感心细的领导,尤其要拿捏进言的分寸,何者可言,何者不可言，做到心中有数。

(二)巧选进言角度——婉言迂回

魏徵《谏太宗十思疏》虽尽深峻之思，又是直言,却非莽直,其主题的切入迂回而不莽撞,其用语极婉曲之功,从而化直接批评为普遍性的议论:首先从以德治国破题,这是儒家常谈,也是朝野共识,易为太宗接受。[4]其次,该文又辅以战国以来散文传统的类比推论,用感性的日常经验作为前提,展开议论。魏徵巧妙地从树木、河流等常见事物,衍生出树木河流的“长”“远”与国家之“安”的关系,得出“安”之本在于“积其德义”的结论。而“积”字则暗指唐太宗早年励精图治,此后趋向骄奢的问题。魏徵没有正面批评太宗为政,而是委婉地先从正面讨论治国之本,再从反面“抑”己而“扬”太宗，“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然后才推出自己的观点:“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1]238-239如此抽丝剥茧,将批评建议转化为议论,将治国之道逐步引导而出,渐渐向疏文的主旨靠拢,也使得太宗能够沿着他的思路看下去。进入正题之后,魏徵从“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这一历史现象入手,分析其缘由所在，“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委婉地指出太宗为政的不足,并得出结论:“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1]239最后,魏徵用“诚能见”的假设语气,对“所宜深慎”的内容进行详细阐述,通过“十思”让太宗明了“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纵观全篇,魏徵貌似批评太宗而只字未提太宗，十条准则,看似泛而言之,实乃确有所指。此种行文,婉言迂回,最终以普遍议论的形式向唐太宗进言。就今天的下级进言而言,选择一个恰当的进言角度有时比内容本身更重要。什么样的角度有利于进言的展开,什么样的角度能引起双方的共鸣,最终使领导自然而然地觉得新的观点、想法是自身与下级共同思考、互相启发的结果,[5]从而获得较好的进言结果，这是进言时需要注意的策略。

(三)细忖文字表述——言辞精巧

魏徵此疏能使太宗承认“朕闻过矣”,并“置之几案,事等弦、韦”[2]19,其言辞的精巧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约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以喻入理。运用恰当的比喻,能够使说理具体化、通俗化,更加婉转,使对方易于接受。[6]魏徵此文的目的在于规劝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德义”,并接受具体“十思”的建议,就必须先把“积德义”的道理讲清楚。但如果只是枯燥的理论阐释则难免生硬,所以该文由比喻入手,用“木之长”“流之远”的哲理性比喻形象说明了“国之安”的政理;以树木生长需“固其根本”,河流长远需“浚其泉源”的常识性事理来说明“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治国大事,由此得出“可畏惟人”的结论。[1]238通过比喻,以小见大,深入浅出,且其所言所论少了一分说教气息,多了一分促膝长谈的文风。对于君主而言,这样的文风,更易于接受,也更易于体悟。

二是由史出理。《谏太宗十思疏》言及:“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1]239历史上的国君大都在深重的忧虑中能做到“竭诚以待下”,但在功成后却“纵情以傲物”。魏徵在此处看似论史,实则评议现实。自贞观四年周边各族推太宗为天可汗后,太宗渐失贞观初年节俭谨慎、励精图治的初志,以至后世史臣称太宗“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7]。魏徵论史实为提醒太宗自我反思,由“凡百元首”联想到自身,如果继续“傲物”而不“竭诚”,“覆舟”的前车之辙难免重蹈。这种由史出理的论述手法,在中国古代的论疏中经常出现,李斯《谏逐客书》以秦穆公用百里奚、由余、蹇叔,孝公用商鞅,惠文王用张仪,昭襄王用范睢之例来说明他国人才可为秦用,也是以史事论时政。

(四)注意进言态度——谦恭恳切

臣属所呈谏疏非但要理明情真,也需谦恭恳切。魏徵此疏通篇都表露着对太宗的赤胆忠心。以至太宗览疏后称魏徵“诚极忠款,言穷切至”[2]18。魏徵在疏中自称“下愚”,尊太宗为“明哲”，表明自己观点时用“臣闻”而非“臣以为”。[8]这些用语态度谦恭、委婉通达、言辞恳切。同时,魏徵所言也契合太宗长远的政治目标,如文中言及“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正中太宗下怀。那么,下文再提出“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及“十思”以安国的建议便顺理成章了。

总而言之,作为下级的魏徵,其所呈太宗的谏疏,行文中处处可见诚挚恳切,规劝之意时露笔端。文中婉言劝谏之意,多用比喻、论史之法,入情入理,无疑有利于太宗接受其观点。以上所论,虽然大体限于技术层面,但于今日下级人员的进言,不无参考之处。平和恳切的语气,通俗易明的文字,当为下级进言的基本要求。

往哲先贤的宝贵思想与经验,值得后世继承发扬。魏徵《谏太宗十思疏》饱含了丰富的进言艺术思想，其进言策略颇有可取之处。尤其是下级人员应根据对象和环境的不同采取有针对性的进言方式,选取恰当的进言角度,进言时字斟句酌、谦恭恳切,方可取得最佳的进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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