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障扇礼仪之演变——兼与古埃及相关文化之比较

杨共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扇子与人类相伴相生，是人类劳动的创造、智慧的结晶。最初，扇子常常被作为降温消热的工具，具有明显的实用功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扇子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礼仪成分凸显，政治因素日增。扇中藏礼，扇中藏道。扇子逐渐成了等级尊贵的象征，帝王威仪的反映。本文主要依据文献和文物图像等相关资料，利用文献与文物双重证明法，对障扇及其社会礼仪性价值的发展演变作一贯通性研究，以求教于学者同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和使用扇子的地区之一。传说女娲时期就已经有了 “结草为扇，以障其面” 的说法。[1]79扇子最初为障面避羞、招风纳凉、降温消暑之用，也有遮尘障日之功效。舜时，为 “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也”[2]45。西周初年，出现了一种体形较大且社会等级分明的扇子，叫作 “翣” 。《小尔雅·广服》中有 “大扇谓之翣” 之说。[3]198《世本》认为，首位 “作翣” 的是周武王。[4]41就实物资料而言，近年出土的有关先秦时代的 “翣” 较多，其中著名的有：甘肃庆阳宁县石家墓葬群出土春秋时期的铜翣以及陕西澄城刘家洼芮国墓地出土的春秋早期的铜翣（图1、图2）等。这些铜翣上端的羽毛和底下的木柄因年代久远，早已腐烂消失。

图1 陕西澄城刘家洼芮国墓地出土的铜翣

图2 陕西澄城刘家洼芮国墓地出土的铜翣

早期的铜翣大量使用于贵族的葬礼之中，所以，古书中有 “大丧持翣”[5]2517“后之丧持翣”[5]561的说法。从《礼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社会等级成员在葬礼上所使用翣的数量是不同的。按礼制规则，天子八翣、诸侯六翣、大夫四翣、士二翣。[6]1584，1432很显然，在周代，翣已经逐渐脱离实用功能，成为一种典型的礼器之扇。至汉代，使用长扇在当时已成为豪侠的一种时尚，且长扇之名逐渐为障扇所替代，这可以从西晋时期崔豹的《古今注·舆服》里得到佐证。崔豹在书中这样写道：
“障扇，长扇也。汉世多豪侠，象雉尾而制长扇也。”[2]26文献资料明确表明，在汉代障扇还主要流行于民间，为豪侠所用。然而，有关这方面的实物资料，至今尚未有发现。

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障扇，最早出自东晋顾恺之（344—405）的画作《洛神赋图》。《洛神赋图》是顾恺之根据曹操之子曹植（192—232）的作品《洛神赋》而创作的画卷。《洛神赋》写成于公元222年。顾恺之在百余年后将《洛神赋》的内容转变成为画作的题材，并把《洛神赋》的作者曹植和洛神置于画作之中。画中的曹植坐在榻上，飞翔的洛神在其前方含情脉脉地凝视着他。曹植身后的3个侍从手持障扇，这表明至少在魏晋时期，障扇已经演变为贵族的仪仗，不过，当时它还未成为皇室或皇家独有的仪仗之一。庄申认为，这应该是南北朝时期障扇或仪仗扇的前身。[7]9这一结论虽然没有更多的材料支撑，不过，从障扇发展的纵向历史来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南北朝以后，障扇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上明显提高，逐渐变成了皇室的重要仪仗之一。障扇成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与体现。据唐代杜佑《通典》记载：
“江夏王义恭为孝武所忌，忧惧，故奏革诸侯厅事，不得南向坐……障扇不得雉尾”[8]862，南宋程大昌的《演繁露》进一步确定：
“江夏王义恭为宋孝武所忌，奏革诸侯制度，障扇不得用雉尾是也”[9]303。这就是说，从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430—464）时期开始，朝廷对障扇的使用已有严格规定：王侯以下障扇不得使用雉尾扇。

“今人呼乘舆所用扇为掌扇，殊无义。盖障扇之讹也……凡扇言障，取遮蔽为义。以扇自障，通上下无害，但用雉尾饰之，即乘舆制度耳。”[9]303-304这说明，在公元5世纪以后，障扇已经不再是简单地供常人使用，而是逐渐演变成皇室的专用品，被赋予皇室礼仪文化的重要内涵，即成为朝廷 “乘舆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目前能见到的实物资料看，应该是在北魏时期，障扇已经和 “乘舆制度” 结合到一起了。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的巩县石窟寺，是北魏的三大皇家石窟之一，里面保存着我国浮雕文物的无价之宝——《帝王礼佛图》（图3）。其中显示，在帝、后身后就有作为仪仗的两把障扇。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前壁雕凿着《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图4）和《文昭皇后礼佛图》（图5，现藏于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两幅浮雕，分别刻画了北魏孝文帝和文昭皇后（469—497）带领侍从列队礼佛的场景。从图4和图5不难看出，不管是孝文帝背后，还是文昭皇后的背后，都有两把障扇。宾阳中洞开凿于孝文帝之子北魏宣武帝时期（500—515），这是宣武帝为纪念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而建。在这里，我们能够再次看到，障扇在北魏皇家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孝文帝改革大大促进了北方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河南巩县石窟寺《帝王礼佛图》（图3）以及《北魏孝文帝礼佛图》（图4）、《文昭皇后礼佛图》（图5）就是这种文化交融成果的物证。我们可以从这些帝后的礼佛图中看出：北魏孝文帝继承、巩固并加强了中原文化中的宫殿障扇制度，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图3 巩县石窟寺的《帝王礼佛图》中的障扇

图4 《北魏孝文帝礼佛图》中的障扇

图5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前壁浮雕（全图）

北魏以降，障扇还多次出现在历代的绘画作品中。唐代画师阎立本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阎立本（601—673），唐代雍州万年人，其家学渊源深厚，父亲阎毗为隋代画师，兄长阎立德也擅长绘画。阎立本在唐太宗朝任刑部侍郎，唐高宗朝任工部尚书并一度官至右相。阎立本自幼随父兄学习书画，尤以善画人物肖像见长，其代表作有《历代帝王图》（图6）和《步辇图》（图7）。在《历代帝王图》中，南朝陈宣帝陈顼旁边有两把障扇，《步辇图》中唐太宗的背后也有两把用竹篾编织的大障扇。众所周知，《步辇图》描绘的是来长安求亲的吐蕃使臣禄东赞觐见唐太宗的情景。后人在赏析《步辇图》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画家的画工和画中的历史场景上，而对唐太宗李世民背后的两把大大的障扇却关注极少，尽管这两把大障扇所占的空间较大，面积远远超过包括唐太宗在内的画里的任何一个人物。画中的两把大障扇成三角形，顶端交叉，起着聚焦中心的作用。画家通过两把大障扇，很自然地将赏画者的目光引导到了画作的中心——唐太宗的身上。在这幅画中，两把大障扇既是国家礼仪的标志，更是画家画技的精妙展示。

图6 阎立本《历代帝王传》里陈宣帝身后使用的障扇

图7 阎立本《步辇图》中的障扇

此后，反映皇帝及皇室重要成员旁边立两把障扇的实物资料更加丰富起来。比如，在唐中宗李显的嫡长子懿德太子墓道壁画《仪仗图》（图8）中，紧跟懿德太子之后也出现两把障扇。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宰相萧嵩上奏曰：
“臣以为宸仪肃穆，升降俯仰，众人不合得而见之。乃请备羽扇于殿两厢。上将出，所司承旨索扇，扇合，上座定，乃去扇。给事中奏无事，将退，又索扇如初”[10]541。唐玄宗接受萧嵩之奏议，令为常式，于是，便有了《新唐书·仪卫志》中关于 “侍中奏‘外办’，皇帝步出西序门，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开”[11]489等内容的记载。可见，障扇在皇室文化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开元年间，宫廷画师张萱奉唐玄宗李隆基旨意为武则天绘制的画作《唐后行从图》（图9）中，武则天背后也有仪仗手手擎两把障扇。

图8 懿德太子墓道壁画《仪仗图》中的障扇

图9 唐张萱《唐后行从图》

此外，敦煌莫高窟第194窟《帝王听法图》（图10）以及第409窟《回鹘王礼佛图》（图11）中，帝王旁边也都立有两把障扇。

图10 莫高窟第194窟《帝王听法图》中的障扇

图11 莫高窟第409窟《回鹘王礼佛图》中的障扇

综上所述，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文物资料，都表明：至少自南北朝以后，皇帝以及皇室主要成员身后的两把障扇已经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它们都成了皇家的特权，是皇家身份的体现，地位高贵的象征。唐代开元索扇制度改革以后，障扇更起着营造肃穆气氛、维护皇家威严的独特作用。《新唐书》中记载：
“其人君举动必以扇……盖所以为慎重也。故慎重则尊严，尊严则肃恭。夫仪卫，所以尊君而肃臣。”[11]143杜甫《秋兴八首》中所说的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照龙鳞识圣颜” ，就是当时障扇价值的真实反映与体现。《宋史·仪卫志》曰：
“凡朔望朝贺，行册礼，皇帝升御坐，必合扇，坐定去扇，礼毕驾退，又索扇如初。盖谓天子升降俯仰，众人皆得见之，非肃穆之容，故必合扇以鄣焉。”[12]910“人君举动必以扇” 显示的是帝王的威武，营造的是大臣以及民众对皇帝须有的敬畏之心和崇敬之情。这一皇家乘舆制度也一直保存到清朝灭亡。

有意思的是，在遥远的古埃及，在国王身边也高举着两把扇子。从实物资料看，早在公元前3100年以前，古埃及就出现了王制仪仗。在《蝎王权标头》（图12）和《纳尔迈权标头》（图13）上，都有手持两把扇子的仪仗立在国王的旁边。《蝎王权标头》是19、20世纪之交考古学家在挖掘希拉康波利斯神庙区内的 “大宝藏” 时发现的文物，其重点刻画的是一位头戴象征王权标识白冠的大人物。他腰系牛尾，形象高大，其面前有一只象征王名符号的蝎子。蝎子王的背后立着两把仪仗扇。据测算，《蝎王权标头》反映的时间略早于公元前3100年。[13]87《纳尔迈权标头》也发现于希拉康波利斯神庙区内的 “大宝藏” ，在戴着红冠的纳尔迈王的下面也有两个侍从手持两把扇子。据测算，其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100年[13]263，晚于《蝎王权标头》。

图12 《蝎王权标头》上戴白冠的蝎王旁边的两把扇子

图13 《纳尔迈权标头》上戴红冠的纳尔迈王底下的两把扇子

在古埃及新王国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卡蒙（生卒年代为前1341—前1323年，其在位时间约为前1332—前1323年）的棺椁四周的绘画（图14、图15）中，我们也能看到紧跟国王的两把扇子。

图14 古埃及新王国十八王朝图坦卡蒙法老棺椁图中的两把扇子

图15 古埃及新王国十八王朝图坦卡蒙法老棺椁图中的两把扇子

此外，在古埃及新王国十八王朝哈特谢普苏特（约前1473—前1458年在位）和新王国十九王朝塞提一世（约前1290—前1279年在位）的祭庙里都同样有仪仗扇；
在新王国二十王朝拉美西斯三世（前1186—前1155年在位）的神庙里，国王拉美西斯三世背后更是出现了多处扇子仪仗（图16）。

图16 新王国二十王朝拉美西斯三世背后的扇子

从现有的材料看，古代埃及的君王仪仗扇没有在西方世界传播，因为无论是巴尔干地区，还是罗马地区都没有出现古埃及仪仗扇的痕迹。罗马的最高官员执政官或元首身旁有对称的手持法西斯①法西斯，是拉丁文fasces的音译，是指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的 “束棒” ，是罗马独裁官和执政官的权力标志，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就是由罗马的法西斯发展、演变而来。的侍从，但没有立两把扇子的仪仗。

笔者发现，古埃及立于君主旁边的两把仪仗扇与中国古代的宫廷障扇有着惊人的共通之处：一方面，二者都是朝廷政治权力的一种体现，以展示君主之威严，显示君主出身的高贵和与众不同，是宫殿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二者都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在古代埃及，从头戴白冠的蝎王开始，中间经过头戴红冠的纳尔迈王、女王哈特谢普苏特、图坦卡蒙，再到拉美西斯三世等等，连续承继2 000余载，是古埃及文明传承的重要标志；
中国古代的情况与之类似，皇帝旁边的障扇，从南北朝开始，经过隋唐，至宋辽金西夏元明清，连续传承时间也达1 500多年。然而，古埃及的君王仪仗扇与中国的宫廷障扇之间也有不同之处：从时间上看，古埃及国王的仪仗扇，产生和结束的时间比中国的都要早；
从制作原料上看，古埃及的君王仪仗扇主要由当地生产的纸草制成，而中国的宫廷障扇主要用雉尾或竹篾编织而成；
从使用者身份来看，在古埃及，君王仪仗扇仅用于国王，而不用于国王家属，这或许与埃及国王生前就被神化有关，中国古代的障扇使用范围更广，除了帝王外，皇后、皇子等皇室成员也可使用。

应该说，障扇是中华大文明中的小文明。不过，从这一小文明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所蕴含的大文化。障扇虽小，但内涵甚丰，非常值得学者去探究、去发掘。

（本文内容部分来自笔者在全国政协 “历史文化中的中华儿女大团结” 委员读书活动中所作的导读。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得到了郑炳林教授、赵声良教授、颜海英教授和李靖宇馆长的大力支持，特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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