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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的“大先生”精神生成与特质

时间:2023-06-17 16:25:02 来源:网友投稿

孙刚成,赵子怡

(1.延安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2.武里南皇家大学 教育学院,泰国 武里南31000)

风雨不动安如山,赖有砥柱立中流。在风云变幻的世界教育浪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教育这艘大船,是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重大考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并且多次在重要会议上强调高质量发展教育的重要性。这不仅为建设教育强国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表明了高质量发展教育的核心在于教师的培养,只有具备了高水平、高素质、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才能更好地培养下一代,才能教出更加优秀的学生。为此,***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曾指出:“教师要成为大先生,要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使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1]这充分表现了社会对于教师的要求已经提升,人们心目中的好教师已经不再局限于只是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是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位、品行的“大先生”;
这也意味着教师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提出的“大先生”概念,首先是指年长而有学识之人,更是指“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能承担起塑造灵魂与精神重任的优秀教师。所以“大先生”中的“大”一般是指程度深、年纪大且有敬辞之意,也就是说“大先生”旨在强调先生的学问之深以及道德品行之高,不仅是对教师的社会地位、学术地位以及政治地位的充分肯定,也是构建教师队伍工作中的一个新要求[2]。近现代老革命家、出色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徐特立先生就是一名真正的“大先生”。

******在重要讲话中指出,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潭水。学养不深、根底不厚,教不了学生;
能力不强、方法不当,教不好学生。做“大先生”,就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教而有道、教而有法[3]。出身封建社会末期的徐特立,自幼丧母,父兄终年劳作,省吃俭用让他上了六年私塾。由于当时的义务教育没有全面普及,农民家庭很少能有人上学读书,故徐特立在学习中遇到困难,只能靠自己查阅资料,冥思苦想。虽然学习的知识有限,但是幼年的私塾教育却给徐特立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以至于他日后当教员,办学校后仍感激当时所受的私塾教育。

(一)尊师重道,虚心学习

在徐特立上学期间乃至后来的工作中他都在坚持五个字,即:学、问、思、辨、行。也就是说,要在不断学习中汲取新的知识;
遇到不懂就问,不必不懂装懂;
凡事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有自己的见解;
遇事能明辨是非,多一些自己的亲身体验。如:徐特立做学问,坚持“不动笔墨不读书”。每次读书之前他都会准备好笔墨,以便一边读书,一边做笔记,仅仅几年,徐特立的读书笔记就已经有了上万页。此外,徐特立还主张要尊师重道,虚心学习。如:徐特曾经为了请教学问,步行40 公里到长沙城找寻陈云峰先生,陈先生以纸扇相赠,提醒徐特立可以不把精力都放在八股文上,也可以适当多读书。一本好书其实就像一位好老师,在农村缺乏老师的情况下,多读书,多读好书,无疑是给自己找了位好老师。同时,陈先生还推荐了《书目答问》《輶轩语》两本书,表明读此二书,终身将受用不尽。徐特立听了陈先生的一番话犹如醍醐灌顶、一梦方醒,就此,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读书。徐特立将《輶轩语》《书目答问》作为读书指南,制定赫赫有名的“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为了能更好地实行读书计划,他白天在学校认真备课、教书,晚上**点以后就挤出时间开始读书计划。他把书中的重要内容都标注出来,誊抄在随身的小本上,方便平时一有时间就可以拿出来学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半教半读的生活中,虽然物质层面困窘,但学习上颇有收益。在此期间,他有幸与一位懂得古数学的先生学习了一个月的算学,按照先生指定的书和指定的学习次序自己去学,破除一切成法,从罗氏琳的《比例汇通》、华蘅芳论微积分以及《周髀算经》中明白算术与几何是融会贯通的,就此粉碎了学科学的教条,很快便找到了算学的门径。再加上自身的不懈努力,徐特立在古算学等科目上有了较为显著的收获[4]。之后,徐特立陆续完成了对中国典籍经史子集的学习,也对自然、哲学、逻辑、地理等学科有了初步的认识。他认为,只有读懂地理知识,才能认识清楚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才能用历史的眼光衡量特定地域的历史问题[5]16。当然,在自然里面也有很多知识,只有人们去了解自然知识,才会知道宇宙、物质、存在与一般存在等无穷多的知识,否则就很容易陷入神鬼虚妄的哲学中拔不出来。他在破产读书的第八年,参加了岳州考试。正逢清政府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废止八股取士,改考经义、历史、地理等新科目,他的人生也从这一年被改变了。这次考试虽然因为交不上复试费弃考落选了,但是由于对自然、哲学、逻辑、地理等学科知识略知一二,他在考题偏怪的情况下从容应对,名声传遍三湘大地。他的读书精神和壮志,一时之间在读书人之间广为流传。很多地方都请他去当教员,这也启发了他想另辟一条获取新知的道路。于是他开始像孔子一样,自主办学。但是由于自身的教学条件有限,为了能够掌握更多的教学方法以及更加专业的办学知识,他决定拜师学艺。随后便考入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接受专业的培训,历经4 个月的培训学习,结合自己之前的教学实践,徐特立已经基本熟悉了学校教育教学流程,对自主办学也有了新的认识。

(二)持之以恒,刻苦钻研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大批有志青年纷纷奔赴法国学习。其中就有一位已过不惑之年,仍要赴法留学的有志之士徐特立。当时,徐特立在教育界已经小有名气,但他仍然义无反顾地赴法求学。人们好奇其中的前因后果,他只觉得学问不够,误人已多,所以想多求得一点学问,以补前失。因此,便下定决心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他认为,若60岁时还拥有和43 岁时一样的学问,岂不是枉过了日子?如果从43 岁时再开始学习,一天学1 个字,一年学365 个字,到50 岁时就可以学2555 个字;
若一天学2 个字,到46 岁半就能学习2555 个字;
可现实就是一天不只学两个字[6]。所以,徐特立坚持要去留学,就像诗中说的那样: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留学期间,他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虽然并非专门去学习教育理论,但由于他执教有年,时常关心国外教育发展,后来又到德国与比利时考察教育发展,故此次留学经历不仅扩大了他的教育视野,使他的教育观也发生了变化。他明白中国人几千年的治学方式并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要入乡随俗,视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学习方法[5]78。

此后,徐特立在撰写《法化工厂之中国苦学生》一文中,主要介绍了法国拉荷涉化学工厂做工的53 名勤工俭学学生的工作、生活以及学习情况,赞扬他们的吃苦精神,认为如此吃苦有利于改变中国读书人的不良习气。他认为勤工俭学在开阔学生眼界的同时,更能磨炼其意志,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提供意志坚定的青年人才。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广大教育者也应通过不断学习,健全自身知识架构,因势而新,紧跟时代的步伐。五四运动的爆发,“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兴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无一不在唤醒人们想要获得新知的欲望。徐特立远赴法国留学这一举动,就是依据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所付出的行动。他积极学习西方的教育思想,对比中外教育教学的差异,记录教育教学方面的新发现,完善他的教育教学模式。作为传道受业者,作为“大先生”,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能够达到先学后教的基本要求,能够更好地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在学校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当数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激发教师对于教学工作的热情;
可以让教师切实感受到教育教学活动带来的成就感和愉悦感;
可以增加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帮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
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
可以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促进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7]。但是,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任重而道远。它不仅依赖于教育者的个人修养,还要求教育者有一颗仁爱之心,懂得接纳,善于倾听,能够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

徐特立在担任教员时,研究过人民民主主义下的师生关系。尽管当时的人们对师生关系的问题并不陌生,但是,关于如何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现有的认识都未必有徐特立研究得那样深刻。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徐特立认为封建社会是专制社会,封建教育是为了培养“顺民”“奴仆”,所以,那种师生关系实际上就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教师对学生充满了压制,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而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出现,其目的是反帝反封建,所以新民主主义实行的教育也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教育,其目的是改变原有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建立民主、平等、和谐的良好师生关系,将师生关系发展成平等的同志式关系、相互学习的关系、相互批评的关系,可以促进教育的发展、国家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平等的同志式关系

“五四”至大革命期间,徐特立始终坚持民主管理学校,要与学生建立平等的同志式关系。在他看来,坚持这一点有益于提高办学效益、加速人才培养。例如,在长沙县立师范学校,学校的校长有权处理一切事务。但是徐特立认为,如果所有的事务都由校长管理、处置,那么,就很容易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不可避免地会促成校长的专断作风。于是,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发生,徐特立专门组织召开校务会议,由校内师生派代表参加。会议中主要对校内事务的管理、处置进行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凡校内事务都必须于事前报告提交校务会议在会上经大家讨论,做出决定后再公布实施;
同时,由校董会选举出常务委员轮流管理学校事务;
日常事务无须请示校长,重大事项须报告校长处理。这样做一方面使得学校发展更加民主化,另一方面使得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师生间的定位更加平衡。

徐特立根据多年来创办学校的情况,认为当时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劳动大众,这类学生和之前在阶级统治下的学生迥然不同。当时的劳动大众群体手中有政权,是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体,是反封建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强烈拥护者。在这种情况下,先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转变成平等的同志关系。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存在阶层上的对立,但是先生作为知识劳动者和普通学生之间没有经济上的对立,故二者又是一切都相互平等的关系,这就使得“教”与“学”中,二者都能得到利益,都能获得进步。[8]然而,师生之间平等的同志关系在受教育过程中又会因为二者所处的角色、地位不同,从而有所区别。首要区别就是先生是施教者,学生是受教者。先生作为施教者,就有责任、有义务全方面了解学生。例如,先生要根据学生的家庭情况,个人情况等,在不脱离学生实际的前提下为学生制定学习计划,目的在于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而作为受教者的学生却不需要通过对先生的了解而计划什么事情。因此,先生作为施教者,不仅不是平等分工的一半,而且先生的所作所为也有理由要求学生尊重先生。其次,传统的教育教学实行的是“教师本位”。在一般情况下,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学,在学校由教师支配学生,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处于无权状态。这种旧式的师生关系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情是不相符的,与所推崇的平等的同志关系是相悖的。所以,“教师本位”要“翻身”,即:“从前教师是主人,学生是奴仆,现在学生是主人,先生是公仆。”所谓教师是“公仆”,是指教师作为社会公职人员理应是人民的公仆。况且教师又是群众教育的教师,群众教育的对象本身又是工农群众,而且教师在学校中通过为学生服务而达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目的,意味着教师不再是学生个人的“私仆”。因此,教师作为学生的“公仆”,无损于教师个人的人格[9]。

(二)相互学习的关系

人有所长,己有所短。通过相互学习、提醒,可以取长补短、去粗取精。从古至今,家喻户晓的都是学生向老师请教学问,反过来,如果是老师向学生请教学习,就会被忽视,也会被轻视。然而,徐特立认为,先生向学生学习,就是还教师以真实、还教育以科学的过程。当先生以真诚但又不乏缺点的形象出现在学生面前时,学生就会把先生当作可以信任、依赖的朋友,而朋友般平等的感情,无疑是教育成功的前提。向学生学习,也是对学生最有效的教育方式,学生从先生身上,也能看到什么叫“人无完人”、什么叫“见贤思齐焉”。为了学生以及教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中的缘由,徐特立援引古例,说明向贤者学习的必要性,提出昔日孔子择师而道,坚信并践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所擅长的领域,也就有不擅长的领域,因此,只要人们择善从之,则人尽师也。唐代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他主张“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真正有学问、有见识且追求上进的总是更善于虚心向他人学习的人。相比之下,徐特立关于先生与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观念与行动都比较中肯,而且他做到了言行一致。例如,在1927 年3 月,徐特立投身于大革命中,担任湖南农民协会的教育科长,为革命培养急需的工农干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使徐特立教育思想主体得以确定。国民革命失败后,徐特立义无反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教育思想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与沉淀。在此期间,徐特立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学以致用。特别是在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强调从实际出发,确定“以民教民,互教互学”的群众路线教学模式。

学生的智慧与才华不一定低于老师,而老师的所见所闻也不一定都高于学生。只能说在某一方面,可能会有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地方。同时,从认识论角度出发,学生可能会存在某一方面的知识是值得老师学习的。学生中的某种常识、零碎的科学知识,虽属粗浅,但也可能有一定的价值,至少可作为先生传授科学知识的基础。而传授知识,若能从学生已掌握的基础知识出发,就更易于学生的理解掌握了。

(三)相互批评的关系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从民主平等到相互学习,再到相互批评,是新型师生关系的内涵逐步深化的过程。其中,师生之间的相互批评,是新型师生关系的内涵逐步深化的重要步骤。在徐特立看来,先生批评学生,是为了帮助学生改正错误,让学生切实感受到老师的关爱呵护;
学生批评老师,是由被动受教育转变为主动学习的基本环节,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环节。但是,基于徐特立办学校的情况来看,在学校中,还是老师对学生的批评以至指责失之过多。为了能够避免这种现象持续发展,徐特立开始提倡学生对老师的反批评。以师范生的教育实习为例,在师范生实习期间,会有专业老师进行指导点评。当然,老师的点评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成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老师指导点评难免会有过激之处,作为学生而言,就应该敢于质疑,合理阐明自己的见解,积极与老师沟通交流,查漏补缺,共同进步。

相互批评,是人们发现问题、检视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相互批评,有助于构建民主平等、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这种师生关系能创造良好的教育氛围,从而达到促进教师进步、学生进步、教育进步的目的。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教师必定是品德高尚之人。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是教育者对自己的高要求、严标准。教师就像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教育者们的一言一行,无一例外都在影响着学生。为了学生的发展、为了教育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发展,广大教育者要见贤思齐,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提升个人品质,为学生传递正确的是非观念。

(一)以身作则,培育英才

素以“身教主义者”自命的徐特立,其所谓“身教主义”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师本身而言,强调“以身作则”,“身教”大于“言传”。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引申为在教育事业中,着重强调教育实践,不尚空谈,甚至相对地“不立言”,意味着教育家要立志做“人师”、教育活动家,而不是空谈理论的专家。徐特立在课堂上常常以自己的生活体验来感染学生,倡导学生自觉培养奋斗精神,锻炼坚强意志,陶冶崇高品质。徐特立以自己学习《说文》为例,指导学生如何读书。他在学习《说文》期间,由于对写篆文不了解,就利用晚上睡不着及走路时的空闲时间,用手指在手掌中写来写去。“《说文》部首五百四十字,用一年读完,每日只读二字……以此类推,读书总是以少为主。”[10]从中不难看出徐特立坚持读书不求囫囵吞枣,而是宁可学得慢,也要扎实学习,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以取得良好学习效果。正是这样的学习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学生,尤其是年轻的蔡和森。在蔡和森留学期间,为了将国外的革命知识传到国内,启发国人的革命意识,他利用徐老的读书方法,先是掌握基础的法语知识,再将深奥的革命理论以简明扼要的语言翻译后,寄回国内,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力。在《蔡和森传》中关于徐老的教育方法有这样一段描写:蔡和森在一师虽然只读了两年,但他却沉浸在良师益友的熏陶之中,由此获得了丰富的指示,为他之后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徐特立等教员是他由衷敬佩的。

徐特立的一生,堪称一代师表,他不是理论家、作家,而只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实践工作者和教育行政的负责者,身教主义者[11]。徐特立的“身教主义”不仅表现在直接的教育活动中,而且还体现在学校行政和教育行政工作中。他总是以身作则,即使他在学校没有担任具体职务也依然如此。所以,他不仅堪当学生的“人师”,而且是教师的楷模,人民的先生。

(二)舍己办学,教育救国

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毕业后与人合办梨江高等小学堂。在办学期间,他不仅是教员,还是行政人员,这也意味着从他办学生涯的开始,就显示出了办学与教学并举的特点。诸如此类的事件还有他在周南女校执教期间,创办了夜校;
在创办私立长沙师范学校之后,又在农村创办五美初级小学校和五美高级小学[12]。徐特立自小家境贫寒,后来当教员之后,生活还是很拮据。他私有财产虽然少,但也没有因此利用职位之便赚过钱。为何他经济条件差还能先后创办那么多学校?主要是因为他每天都会坚持多上两小时课,日日如此,一个月就能多赚60 元,多赚的钱就可以贴补两所高级小学的日常开支。同时,为了节省开支,他把家属安置在乡下,平时绝不参加应酬,绝不会请朋友吃酒肉、茶点。但是,即使穷困潦倒,只要经徐特立创办的小学,就一律不收取任何学杂费;
所创办的师范类学校,收费标准都会低于一般的私立学校。他本人就是一个刻苦上进、努力工作的楷模,他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影响学校的师生,激发他们对学校的热爱,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有时也会带来一些人力和物质上的帮助。

在创办学校的过程中,徐特立总是不惜舍家欠债为学校。徐特立开始与人合办梨江高等小学堂时,就制定规矩:多教课、只吃饭、不拿薪。在创办五美初级小学校时,他把自家房屋改成学校宿舍,自费购买课桌椅。他创办私立长沙师范学校时,欠下600 元债务,后来用了几年的教学收入才还清这笔债务。他创办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也是靠自己的筹资维持的。有一年除夕,为了还旧债,他冒着严寒四处借新债,回到学校时,不得不用开水泡饭吃,人们戏称它为“特别年饭”。在日常生活中,他总是要求自己的起居饮食同学生标准一样,不与其他教员共标准。

徐特立孜孜不倦地办学、教学,甘为人梯,不是出于慈善家的善意,而是为了提高广大贫苦民众的文化水平与生存能力,从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国家的发展,实现教育救国理想。他自小在农村长大,深知农民的艰辛。后来,他虽然栖身城市,成为远近闻名的教育大家,却始终不忘农村,不忘穷人。他深知自己的求学不易,也能切实感受到其他的贫困孩子入学的困难。因此,他坚持要在农村办学。所创办的学校均重视“贫困儿童”的招生。同时,他不满足于创办正规学校,在城市兼办夜学。又因为对普及教育十分关注,故特别注重兴办师范学校。

徐特立办学校花小钱、办大事,拿钱少、做事多,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示范作用,对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但是,徐特立在办学的前期和后期,所面临的情况却迥然不同。在办学初期,他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然而,由于他对群众办学潜力没有充分认识,导致苦心经营的梨江高等小学堂被人击垮。直到1927年春天,他从农民运动中领悟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这不仅冲击了他“教育救国”的梦想,也使他冲破了“专门的书本教育”与“专门的学校教育”的传统教育观念桎梏。后来,他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逐步领悟群众路线精神,反思前期在教育实践中脱离群众的教训,亲自考察群众的办学经验,坚持贯彻群众路线,致力于“群众本位”教育,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教育的“身教主义者”。

(三)苦学成才,始终不懈

徐特立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的师范论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人们学习他的师范论,通过研究教育家个体的发展史,不仅能够弘扬教育家精神,更在于揭示教育家的成长规律,指明教育家成长的方向,为当前教育家的成长与培养提供借鉴和经验。同时对于师范教育改革,培养各级各类学校合格师资,普及义务教育,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纵观徐特立的一生,他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却有一颗坚韧不拔的心。他9 岁入私塾,勤奋读书,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即使教育落后,教学方式陈旧单一,也依然在坚持读书。值得庆幸的是,在18岁那年,他遇到了声名远播的举人陈云峰先生,由此制定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在此后的十年间,他读到书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会仔细去想其中的缘由,就这样,读一本,懂一本,不仅把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主要著作读了一遍,而且还学习了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青年。就在破产读书计划进行到第8 年时,他参加了岳州考试。由于考试题目晦涩,他在3000 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功取得了复试资格。由于家境贫困无力支付复试费,遂放弃。但他也因此声名远扬,收到了来自各地的聘请,就此走上了舍家办学、教育救国的道路。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他坚持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影响身边的人。直到1919 年下半年的一天,在拥有了声望和成就之后,教了20 多年书的徐特立仍然为了追求新知,一心要赴法勤工俭学。他变卖书籍,东拼西凑筹集旅费,告别妻儿,乘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管理勤工俭学的人看到徐特立的年岁大,劝他住在校外,单独请人教,却被徐特立拒绝了。他说他来到法国就是想要了解法国学校的规则,如果不在学校亲身体会,就无法深刻认识法国教育。就是这样,他进入了法国木兰公学,补习法语,同时还在法国圣夏门钢铁厂做钳工。经过艰难的努力,徐特立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能够读懂法文的科学书籍。一年多后,他考入巴黎大学,选学数学和物理等课程,真正成了一名“老学生”[13]12-15。1928 年5 月,党组织派徐特立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徐特立的勤勉好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深研马列主义理论,他不顾年老努力学习俄语,由于勤奋苦学,也逐渐有了显著的成绩。1940 年12 月,徐特立被任命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由于各个方面还有待完善,每天的工作安排十分紧张。当时徐特立住在杨家岭,开会、工作都要跑到山下去。而从杨家岭到山下,原本有一条有台阶的老路,但要绕个大圈子,很远,走起来很浪费时间。于是,他在杂草、灌木丛中另外开辟了一条新路。虽然直上直下,峰回路转,十分险峻,走起来吃力,但是能节省不少时间,毕竟它的长度只有老路的三分之一。就这样挤出一些时间多做不少事,多读不少书。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也跟着走这条小路了[13]16。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概括来讲,就是徐特立走到哪儿学到哪儿,只要有时间就会学习。这种不懈进取的精神,帮助他克服了种种困难,铸就了他永不满足的学习精神,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徐特立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前半生以教书为职业,后半生以教育为事业。他孜孜不倦的办学精神是值得每位教育者去细细研读的;
他对教育事业矢志不渝的追求,足以使他成为一部人人该“读”的活的“教科书”。所以,徐特立是从普通教师中间走出来的教育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先生”。总之,教育者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要责任,其拥有的正确理想信念是教书育人、播种未来的指路明灯。一名好教师心中应该有国家和民族,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广大教育工作者也要用好课堂讲坛,用好校园阵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学生们的心田,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和价值塑造能力,引导学生健康成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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