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江祁
（湖南省教育厅，湖南 长沙 410016）
宋教仁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宪政先驱，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和宣传家。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后,孙中山以“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1]的挽联，对宋教仁为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所做出的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宋教仁逝世100多年来，有多部宋教仁文集出版，为推动宋教仁及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资料搜集不全、校对不严等原因，这些文集不仅存在诸多错讹，而且还多有遗漏。鉴此，编纂一部更为完备、科学的宋教仁文集，对于深入开展宋教仁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鉴于宋教仁当时在国民党的重要地位和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宋教仁遗著的搜集和编辑出版工作在其逝世不久就开始了。自此以后的100多年来，宋教仁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经历了一个由零散到系统，由单一到综合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913年至1916年。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遭暗杀身亡，为了宣传和纪念这位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民主革命家，上海《民立报》自24日开始连续刊登“特别启事”广泛征求宋教仁遗著及事迹。与此同时，宋教仁生前友好徐血儿、叶楚伧、邵力子等人忍着悲痛，开始编辑宋教仁纪念文集。4月初，徐血儿等人所编之《宋渔父》第一集前编出版。该集在收录宋教仁传略、事略和宋教仁悼念诗文的同时，还收录了宋教仁《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等8篇遗著。随后问世的《宋渔父》第一集后编中又收录了宋教仁发表于《民立报》上的时评《变相之割让》《北方又割地矣》等20篇。与此同时，上海新政书局印行《宋教仁先生文集》（亦名《渔父先生文集》），书中选刊《祝〈军事月报〉文》《大政见书》《承化寺说》《湖北形势地理说》《间岛界约地理略志》等遗著及节录宋教仁遗著中的精当论述而组成的《嘉言片片》。之后，陆续有《渔父先生雄辩集》《宋渔父初集》《宋渔父林颂亭书牍》《宋遯初被刺始末记》《宋渔父遇刺记》《桃源痛史》《渔父痛史》等书籍问世，其中也收录了宋教仁的部分遗著。1914至1916年，张焌校编的宋教仁遗著《间岛问题》在《地学杂志》上连载刊发。
这一时期宋教仁文集的编纂出版工作，主要是民间出于纪念和宣传宋教仁的临时需要而为，虽然所收宋教仁著作比较零散和单一，所涉及史料也非常有限，但还是为后来编纂更为完备的宋教仁文集作了初步的资料准备。
第二阶段：自1920年至1949年。1920年，湖南桃源三育乙种农校印行了由宋教仁好友陈陶溪保存的宋教仁日记《我之历史》。其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宋教仁自1904年10月长沙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至1907年4月赴辽东组织“马侠”期间的治学和革命活动情况。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上海《建国月刊》连载了由《我之历史》改名的《宋渔父日记》。与此同时，宋教仁的另两部著作也受到重视。1928年，宋教仁所撰《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一文由《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号刊出，又经《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于1930年转载。而上海《建国月刊》则于1935年第1期至第4期连载《地学杂志》此前刊登的《间岛问题》。
这一时期主要是宋教仁单行著作的出版阶段，它们的出版和转载进一步扩大了宋教仁遗著的影响，特别是宋教仁《我之历史》的发现和出版，不仅为研究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和活动提供了重要而珍贵的史料，而且对研究整个辛亥革命史意义重大。
第三阶段：自1950年至1979年。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宋教仁的研究得到重视。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陈旭麓在《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发表《论宋教仁》一文，这是新中国学术界第一篇研究宋教仁的学术论文。之后，陈旭麓又着手搜集和编辑宋教仁文集，但在“*****”中此项工作被迫停止。
这一时期，大陆虽然没有编辑和出版宋教仁文集，但在台湾，宋教仁的著作却仍在编辑和出版。1962年，台湾文星书店重版桃源三育乙种农校印行的《我之历史》。1973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又将《我之历史》改名为《宋渔父遗著》再行出版发行。1976年台湾出版的《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一册中列有《宋教仁选集》，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录了《宋渔父》第一集前、后编中的宋氏著作（增加《一千九百〇五年露国之革命》一文），下编收录《间岛问题》和《我之历史》。这一时期虽然只是重版以前出版的宋教仁著作，但也为以后编纂更加完善的宋教仁文集积累了资料和经验。
第四阶段：自1980年至2008年。1978年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宋教仁文集的搜集、编辑和出版工作又得以恢复和开展。1980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古代近代史研究室杨世骥、刘晴波、刘泱泱等一批学者，以桃源三育乙种农校石印线装本《我之历史》为蓝本，参照《建国月刊》所载《宋渔父日记》加以校订，并对日记中所涉及人物的字号、隐名及某些事迹作了600余条注释，编成《宋教仁日记》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经过不懈的努力，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陈旭麓终于编成两卷本《宋教仁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收录宋教仁各种遗著240余篇，凡60万字，是为中国大陆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宋教仁著作结集。
1982年，由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宋教仁先生文集》在台北出版。该集分《我之历史》（宋教仁日记）、《革命文征》、《著述》、《演讲谈话》、《函电》等五编，共收录宋教仁各类遗著258篇，是为台湾地区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宋教仁著作结集。
2006年，为弘扬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将《宋教仁集》列入出版计划。2008年6月，由郭汉民编辑的《宋教仁集》面世。该集在陈旭麓所编《宋教仁集》的基础上，补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的宋教仁佚文27篇，使宋教仁著作的数量增加到275篇，凡70万字，这是当时最为齐全的一部宋教仁文集。
2011年出版的《宋教仁自述》一书，由文明国从郭汉民所编《宋教仁集》中选出《我之历史》并增加宋教仁谈话、演说辞及其他文章编辑而成，因而只是前人所编宋教仁文集的选编。
这一时期，宋教仁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获得重大突破，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编辑出版了三部相对完备的宋教仁文集，无论在篇目还是内容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总之，以上不同时期的宋教仁著作的编辑和出版，对于推动宋教仁以及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搜集不全、校对不严等原因，陈旭麓、郭汉民各编之《宋教仁集》（因为这两部《宋教仁集》大同小异，以下如无特别指出，均简称为《宋教仁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错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遗漏。《宋教仁集》出版之后，陈旭麓曾说：“在宋集付印之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没有编入的诗文,甚至他在《民立报》上的文章,由于我们的疏忽,也有遗漏。”[2]359经查，陈旭麓此言不虚。例如，《民立报》1911年6月30日第4页“新刊批评”栏目署名渔父的《张晏熊译比较财政学》以及1911年8月24日第1页“天声人语”栏目署名渔父的《民族元气安在》等文均被失收。
又如，《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上有《二月大事表》，查1905年4月21日宋教仁日记，其中记载：“编二月份时事日史成,共十页,以备登入《二十世纪之支那》也。”[3]526但此文也未被收入《宋教仁集》。
再如，《宋教仁集》收有北京政府《政府公报》上刊登的宋教仁遗著，但1912年7月16日出版的该刊第77号上刊登的宋教仁第二次呈袁世凯的辞职文，却被漏收。
还值得指出的是，《民立报》在1911年3月7日至3月19日因“机器铅字修补”，改为每日出石印版两张。由于这些石印版的《民立报》未被台湾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影印出版的《民立报》收入，宋教仁在这些石印版《民立报》上发表的社论及杂文，鲜为人知，更未被收入《宋教仁集》。
总之，由于搜集范围不够广泛，搜集程度不够细致、彻底等原因，迄今还有一半以上的宋教仁遗著未被发现和收录（详后）。
其二，错讹。以前宋教仁文集的编辑工作均为辗转手抄，加之校勘不严，因而存在不少错讹。而后人在搜集、整理、编辑宋教仁遗著过程中对以前出版的宋教仁遗著又往往是全文照抄，且疏于溯源和校勘，从而导致以前版本中的错讹相沿成习，流传不断。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宋教仁当年在《民立报》上发表的文章，由于校对不严，时有错讹，细致、严谨的宋教仁发现后，常常及时在《民立报》上刊登“更正”或“勘误”，以求补救：
1911年2月13日刊登的“更正”称：“十二日《蒙古之祸源篇》第二段末行‘极东政策与近东政策’、第三段第十四行‘近东政策系统中’，‘近东’二字皆应改为‘中亚’。”[4]
1911年2月17日刊登的“更正”称：“昨日社说第一段末行‘又移隶土目左氏’应改为‘加给兵部札’。第二段九行‘左氏亦亡’为衍文。……十六行‘藏缅语辞’应改为‘藏缅语族’。”[5]
1911年7月10日的“勘误”曰：“昨日《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论中第三段第十八行‘唐’字应改为‘谬’字。第四段第二十一行‘其之言动合此’应改为‘其言动之与此相合’。第三十二行‘权限’应改为‘作用’。”[6]
1911年7月30日的“勘误”曰：“初四日《历法平议》第二段第八行‘三十日’应改为‘二十九日余’；
第十一行‘去数日’应改为‘所短于前种之岁之数日’。”[7]
1911年8月26日所登之“正误”曰：“昨初二日《论〈美英公断条约〉》第二格第六行‘俄德同盟’当改为‘俄法同盟’。第十一行‘俄法’二字下亦当加入‘同盟’二字。”[8]
十分遗憾的是，对于以上宋教仁声明更正的内容，前人在搜集和编辑《宋教仁集》时，均未加注意，以致宋教仁当时就已发现的错误仍延续至今。至于《宋教仁集》中存在的其他错讹，就更多了。例如，《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1913年2月19日）》《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1913年3月）》两篇重要文章的错讹之处就分别达20余处和50余处。又如，宋教仁涉及地理方面的一些文章中所附地图也全部被删去了[9][10]。
其三，残缺。由于查考不细致，有些宋教仁遗著存在不完整的现象。例如，经我们查考，宋教仁《东三省之借债问题》一文于1911年10月9日至10日在《民立报》连载，但《宋教仁集》只收录了10日的续编，而缺少9日的前编，导致文章内容残缺不全。又如，《宋教仁集》收录了来自1912年7月24日出版的《政府公报》第85号上刊登的《关于林务局官制草案致国务院函》《关于渔政厅官制草案致国务院函》《关于垦殖厅等官制草案致国务院函》。但经过查对原件，以上文件均由草案提出的缘由（正文）和草案（附件）两部分组成，然而《宋教仁集》均只抄录了文件的附件，即草案部分，而文件的正文部分却全部遗漏，致使此三份文件残缺不全，漏掉了其中的重要部分，导致读者无法知晓制定相关机构官制的理由[9]。
其四，误判。由于查考不周，加之缺乏考辨，《宋教仁集》中也有一些遗著的版本或日期有被误判的现象。例如，《间岛问题（1908年）》系录自北京《地学杂志》1914年至1916年连载，张焌“校编”的版本。但经笔者查考，这个版本错漏甚多，当属“赝品”，而“真品”则是1908年上海中国国书公司印行的《间岛问题》[11]。
又如，《致李燮和书（1911年11月21日）》，系录自1911年11月21日的上海《民立报》，由于书内未署日期，即以其刊布日期为准。但笔者发现，此书中有“弟拟抽闲至沪，与公面商大计”之语，可知其为11月4日上海光复之后，宋教仁在武汉期间所写。而宋教仁11月13日离汉赴沪，故知该书应写于11月13日之前。
再如，《致黄兴陈英士电（1911年 12月 5日）》，系录自1911年12月8日上海《民立报》，文中未见署名和代日韵目，故将其日期定为1911年12月5日，但据笔者查考，同日的《申报》所刊此电有署名和代日韵目：“教仁。铣。”“铣”代十六日，即阴历十月十六日，公历1911年12月6日。故宋教仁此电实发于1911年12月6日。
此外，《恳奖刘道一公呈（1912年4月19日）》，系录自1912年4月19日～20日的上海《民立报》，故将其日期定为1912年4月19日。但据查考，1912年4月1日出版的《临时政府公报》第54号上刊有孙中山于1912年3月27日对此呈的批令，故黄兴、宋教仁此呈应写于1912年3月27日之前[9]。
鉴此，编纂一部完备、科学的《宋教仁全集》，以适应全面、深入、精准研究宋教仁和辛亥革命史的需要，是十分必要的。
******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12]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和民国初年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振兴，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他的遗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和物质财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其搜集好、整理好、出版好，使其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世代流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重要贡献。
鉴于前人所编辑的宋教仁文集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决定重新搜集并编辑更为齐全和准确的《宋教仁全集》。在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中，我们坚持以下理念和方法：
第一，求“全”。历史人物的文集，收录的著作越齐全，其学术价值也就越高。在搜集宋教仁遗著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方法：一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我们既注重运用现代内容庞大、功能多样的历史资料数据库，如《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爱如生》《大成故纸堆》《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等，又采取直接到全国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尚未数字化的纸质历史文献资料的传统方法，扩大搜集范围，提高效率。二是境内与境外相结合。在境内搜集的同时，我们还注重搜集境外的相关史料，并通过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在境外的相关数据库和图书馆搜集宋教仁遗著，以补充境内现存报刊资料的缺失。三是深入与广泛相结合。在历史书籍和当时报刊中深入挖掘宋教仁遗著的同时，我们还将搜集面扩大到档案馆、博物馆、文物收藏界以及近年来出版的各种史料集。
通过以上“三结合”的方法，近十年来，我们认真查阅了境内外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报刊、书籍100余种和相关档案资料、史料集，搜集到大量的宋教仁佚著。
例如，鉴于前述《民立报》因“机器铅字修补”，停止出版铅印版刊，改以石印版出刊，导致宋教仁在石印版《民立报》上发表的社论及杂文均未收录于三部宋教仁文集，我们特意查找到这一时期的石印版《民立报》，从中发现《云南边事伤心谭》《现今中国外交形势论》《不肯作宰相》《片马附近略图》《滇边南段界务未定地带说》等珍贵的宋教仁佚文。
又如，除了《民立报》，我们还在国内其他报刊如《神州日报》《太平洋报》《顺天时报》《民主报》《亚细亚日报》《江西民报》《中华民国公报》《浙江公报》《滇南公报》《长沙日报》以及境外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等100多种报刊上新发现了大量宋教仁的重要文电、启事等。
再如，宋教仁不仅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位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诗人和书法家，生前留下了大量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或为警语箴言，或为励志诗词，或为题字题词，是宋教仁及战友们相互表意明志、砥砺志节、寄托理想的产物，也反映了宋教仁在当时社会中活动和交往的轨迹。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文物市场繁荣，又有一批宋教仁书法作品及书信原件陆续被发现和展出。我们又从中发现了大量宋教仁的书法作品，特别是“淘”到了宋教仁当年致萱野长知、罗参谋等人的信函。
第二，求“原”。在宋教仁遗著的搜集、整理和编辑中，我们忠实原创、原作、原意，注重搜集和选用宋教仁著作的原文、原件、原电等原始文献，同时加强考辨和校对工作，力求宋教仁著作的原始性和正确性。
例如，1988年，拓晓堂在《文献》第4期上发表《宋教仁关于“间岛问题”的两封信》一文，辑录了1908年宋教仁致清政府驻日公使李家驹的两封信，并被郭汉民收入其所编之《宋教仁集》，命名为《致监督星使书（1908年5月30日）》。但经对照原件，笔者发现拓晓堂抄录的这两封信中错漏多达30余处。因此，我们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对照原件，对此二信重新作了订正[10]。
又如，前人所编《宋教仁集》中《致各省都督及咨议局电（1911年12月1日）》，录自中国史学会所编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源自清军机处电报档案，但由于译电的原因，电文中本身就有不少错误。而当时参加会议的吴景濂所著《组织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会纪事》一书中也抄有此电全文。经比对，后者不仅抬头完整，电末有代日韵目“真”，而且文中10余处的表述明显比前者更为准确。因此，我们采用吴景濂所抄版本。
再如，对于前述只抄录了附件部分的农林部致国务院的三函，我们找到原件，增录了其正文部分，从而确保了此三函的原始性和完整性。
这样，《宋教仁全集》书稿所收宋教仁遗著尽量采用原文、原件、原电等原始文献，并进行了认真的校勘工作，基本不用第二手史料，使之所收录的宋教仁遗著直接来自原始件者占比在98%以上，从而有效地阻断了前人在转录或传抄过程中产生的错漏，确保了该集所收著作的原始性，使之更为权威、真实、可信。
第三，求“源”。民国初年，报刊林立，又各有不同的背景和政治倾向，因此各报当时刊登宋教仁文电及文章（演说）时，往往根据各自的信息来源渠道、版面特点或政治立场做出相应的处理。鉴此，我们通过对当时不同报纸上所刊相同内容的宋教仁文电及演说进行溯源，采用内容和要件（电文的抬头、署名、日期等）最全之“源件”，而不用要件或内容不全的删节件，从而确保宋教仁遗著的原始性和完整性。
例如，《宋教仁集》中《在鄂都督府之谈话（1912年11月5日）》一文，录自1912年11月6日《长沙日报》。但据我们查考，此文初刊于1912年10月26日北京《民主报》，《长沙日报》所刊此文系从北京《民主报》转录，故《宋教仁集》中所注日期不确。另经查对原文发现，《宋教仁集》中所录该文错漏多达10余处[9]。对此，我们直接采用北京《民主报》上的“源件”。
又如，郭汉民所编《宋教仁集》中《复昌明礼教社函（1912年8月5日）》一文注曰：“此函发表于1912年8月5日上海《神州日报》，录自杨天石《宋教仁佚文钩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经查，杨天石文中说的是“本函发表于1912年6月5日上海《神州日报》”，并非“1912年8月5日”。又查，1912年6月5日上海《神州日报》上也并无此函。再查，此函源自1912年6月15日上海《神州日报》第6张的“杂录”栏，故此函的日期应订为1912年6月15日[9]。同时，我们还对照“源”件，纠正了前者中的数处讹误。
再如，《宋教仁集》中《国民党鄂省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1913年2月10日）》一文注明是录自1913年2月13日上海《民立报》上之《宋遯初之危言》。但据查考，上海《民立报》上此文实源于1913年2月8日北京《民主报》上《鄂国民党欢宴谭宋林李诸先生纪事》一文，故宋教仁此次演说的时间应为1913年2月7日。又查，《民立报》所刊此文漏录了《民主报》上的“适才，林先生演说谓”之首句，从而使其后一句误为宋教仁所言[9]。鉴此，我们采用《民主报》的“源件”，从而保证了宋教仁这篇演说词的原始性和完整性。
第四，求“真”。由于年代久远以及当时编辑出版等方面的原因，许多宋教仁遗著存在日期缺失或不全的情况，而前人编辑出版的宋教仁文集，对于这些方面的考证却存在许多错讹，导致部分宋教仁遗著“失真”。有鉴于此，我们加强了考证力度，通过结合文中内容与相关史实的严谨考辨，去伪存真，有效地避免了“失真”的现象。
例如，《宋教仁集》中《致林述庆电（1911年12月3日）》《致徐绍桢林述庆等电（1911年12月3日）》二电均录自1911年12月3日上海《民立报》，文中均未见代日韵目，故该集均取其刊登时间，即以12月3日为发电日期，应误。查《民立报》刊登此二电文前有按语曰:“昨日，南京光复之捷电传至上海后，东南各都督在沪军政府临时集议发出各电如下……”故可知此二电的真准时间均应为1911年12月2日[9]。
又如，《宋教仁集》中《呈袁总统辞职文（1912年7月8日）》一文录自1912年7月8日的上海《民立报》，因文中未见日期，以其刊发时间为写作时间。但据笔者查考，1912年7月2日的北京《顺天时报》刊登此文，文末所署日期为“中华民国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此外，1912年6月30日《政府公报》第61号也刊有袁世凯1912年6月29日对此呈文的批示。由上可证，此文的真实日期应为1912年6月29日[9]。
再如，《宋教仁集》中《与袁子重游武昌联句寄汉元 (1913年3月4日)》，系录自1913年3月4日《民立报》，故以刊发日期为其写作日期。但据我们查考，此与史实不符。查宋教仁于1913年2月1日由长沙抵武汉，2月10日后离汉赴沪，此后未再到过武汉，因此，宋教仁与袁子重游武昌应在这段时间，故此诗的写作时间应订为1913年2月上旬[9]。
此外，我们还加强了对宋教仁的笔名的考证，确定1905年8月由翻刻者“将灭犹未灭之一个汉人”和传发者“将灭犹未灭之梦数汉人”所著之《灭汉种策》一书系宋教仁所作[13]，并收入《宋教仁全集》书稿，以恢复历史的真相。
第五，求“实”。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宋教仁的著作因遗漏或其他原因并未署名而没有被收入宋教仁文集。对于这类情况，我们根据史实进行了考证，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地加以利用。
例如，在1905年7月30日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上，宋教仁与黄兴等人被推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员。接下来的几天内，宋教仁常到黄兴住处。据其日记记载：8月5日，“未初，至黄庆午寓，坐谈良久。申初，回。”8月7日，“戌初，至黄庆午寓。亥初回。”8月8日，“巳初，至黄庆午寓。未初，回。”8月11日，“申正，至黄庆午寓。寻回”[3]548。十天之内，宋教仁密集造访黄兴，且前三次的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应是与黄兴商议正在起草的同盟会章程。最后一次时间不长，应是章程最后得以确定。8月20日，黄兴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代表宋教仁等起草人宣读了章程草案。由此可知，宋教仁也是同盟会章程的研究和起草者之一，该章程理应收入宋教仁文集。
又如，《民立报》1911年8月11日、14日，9月4日、5日“新刊批评”栏目中刊登的文章，并未署名。因此，这些文章未被收入宋教仁文集。但经我们认真查考，该栏系宋教仁于1911年6月23日所创设，并在第一期的前言中为之所定的主旨为“师外国绍介新刊之例，于乍出版书籍图经，得览观者，辄籀其大旨，施以月旦，期稍稍有裨益读者”[3]243。此后，该栏是宋教仁经常发表新刊批评文章之所在，从未见其他作者在此栏发表过文章。而其他栏目，如“天声人语”“大陆春秋”等均有多个作者署名发表文章。是年10月下旬，宋教仁离沪赴汉后，此栏目也再无出现（其他栏目则一直保留）。况且，8月11日点评的经世学社译《比较财政学》，正是宋教仁所译，且文中列举该书移易术语雅训、译解名辞翔实、删改原文确切等三个“美点”即来自该书之《凡例》。所以，点评该书，宋教仁再合适不过了。而8月14日点评《王文成公全书》的文章，对于早就深入研究过王守仁的宋教仁而言，也是驾轻就熟之事。由上可证，“新刊批评”栏目是宋教仁唱的独角戏，有些文章虽未署名，也应当出自宋教仁之手笔，而应收入其文集。
再如，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14]因此，宋教仁担任农林总长期间副署的大总统命令既为其履职的表现，也是经其审阅并签名同意的。此外，据我们查考，1912年6月29日《政府公报》第60号刊登的《农林部训令》之《本部暂行办事通则》中明确规定该部所办文件，“由各科主任人员办理，仍由厅司长核定，再送总次长判行”。由上可知，宋教仁任职农林部总长期间，其副署大总统的命令以及该部所发布的部令、训令、指令、任命及公文，均经宋教仁审阅后签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均应视为宋教仁的公牍，而全部收入宋教仁文集。
总之，经过近十年来对宋教仁遗著大范围的深入搜集和精心整理，并经认真考订和校勘，《宋教仁全集》书稿共收各种著作625篇，比郭汉民所编《宋教仁集》收录的275篇增加了350篇；
凡110万余字，增加40余万字。《宋教仁全集》书稿还对郭汉民所编《宋教仁集》（不含《间岛问题》和《我之历史》，且该集已对陈旭麓所编《宋教仁集》中的错漏进行过一些校改）中的93篇文章进行了修订，改正错漏350余处，无疑是迄今为止收集最齐全、考订最严密、规模最大的宋教仁著作结集。
《宋教仁全集》书稿的编纂无疑是宋教仁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对于推进宋教仁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第一，《宋教仁全集》书稿是迄今最为全面、最为完善、最为可信的宋教仁著作结集。陈旭麓曾说：“宋集没有标名全集,我们还是希望辑录得全些。”[2]359《宋教仁全集》书稿不仅新增了350篇宋教仁佚著，弥补了《宋教仁集》的缺失，而且更正了《宋教仁集》存在的诸多讹误，因此不仅“全”，而且“善”，应当已经达到或超过了陈旭麓当年所希望的目标，故可标名为全集。当然，正如李吉奎所言：“号称‘全集’者，难言‘集全’。”[15]《宋教仁全集》书稿恐也不能例外。宋教仁是一位勤奋、多产的民主革命宣传家，他还有许多作品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至今未被发现。例如，据宋教仁日记记载，《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第二期上应有宋教仁为之准备的作品，但它刚印出就被东京警察厅没收。陈旭麓曾托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晋治代查，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前东京警察厅的档案已下落不明而未能如愿。后来，他又托美籍教授薛君度向美国有关方面打听，也未找到踪迹。此外，据宋教仁日记，他当时所作的一些时评和译作也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尚未发现。对此，我们将继续努力，如有新的发现，再以适当的方式公布。
第二，《宋教仁全集》书稿为深入推进宋教仁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宋教仁是辛亥革命和民初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他留下的遗著既是研究他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辛亥革命和民初政治的珍贵资料。由于《宋教仁集》提供的史料较为有限，且存在一些错漏，以前的宋教仁及相关研究也并不全面和完善。《宋教仁全集》书稿提供了大量以前没有发现的新史料，为上述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这些新增添的宋教仁佚著，必将极大地拓展宋教仁以及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视野，产生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宋教仁全集》书稿对《宋教仁集》中存在的错漏的纠正也将有利于修正过往研究中的缺陷，必将大大提升宋教仁以及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水平和质量。就这个意义上说，宋教仁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仍将大有可为。
第三，《宋教仁全集》书稿为更好地编纂历史人物的文集，探索了可行的方法、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借鉴。编纂历史人物文集，是一项整理文化遗产的严肃工作，不仅需要具有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而且还要具有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宋教仁全集》书稿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所运用的“三结合”史料搜集方法、所遵循的求全、求原、求源、求真、求实的“五求”理念以及综合运用作者考证法、历史研究法和文献比较法从而科学地得出1908年版《间岛问题》为宋教仁所著“真品”的版本考证方法等，对于编纂近代历史人物的文集和开展相关研究无疑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和参考意义。同时，《宋教仁全集》书稿还新收录了大量宋教仁与他人往来的文电或与他人联名的信函、文章等，涉及孙中山、黄兴、谭人凤、熊希龄、蔡元培、陈其美、张继、张謇等一大批中国近代历史著名人物，对于编纂或完善这些著名人物的文集既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又产生了积极的借鉴意义。
总之，《宋教仁全集》书稿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对于深入推进宋教仁以及辛亥革命史研究，弘扬革命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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