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的异域想象与“他者”建构

王才俊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文法学院，贵州黔南 558000）

《镜花缘》上半部主人公唐敖等人游历海外诸国的经历见闻写得极富特色，三十多个国家的名称、风俗、社会的描写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小说中写到君子国、轩辕国等理想国度，那里有明君贤相，人与人之间无高低贵贱之分，百姓交易好让不争，“耕者让畔，行者让路”……这些描写正是儒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大同思想。可以说，无论是殊方异域的图像描写，还是理想图景的展现，都是基于作者对现实语境的奋力突围，既是作者的理想所愿，亦是现实无奈的体现。

《镜花缘》中描写的海外诸国，主要呈现三个方面的图像：异域形象、社会风俗和奇物奇景。

（一）异域形象

海外诸国国人形象多为现实人的形体变形而来。如周饶国“头大如斗”，奇肱国“面中三目”，聂耳国“耳垂至腰”，歧舌国“舌尖分两”，长臂国“臂伸两丈”，毛民国“一身长毛”，结胸国“胸前高起”，靖人国“儿童四寸”，跂踵国“竟是方人”。或者是上古神话中的人兽合体，如豕喙国“有张猪嘴”，犬封国“人身狗头”，双兜国“人面鸟嘴”，轩辕国“人面蛇身”，翼民国“乌嘴双翼”，这些人兽合体在当今民族神话中仍有遗留。奇异的形象与现实世界的图景形成了鲜明对比，增添了异域乌托邦的神秘色彩。

（二）社会风俗

海外诸国的风俗也是五花八门，既是对当世社会的反思，也混杂着作者对遥远理想的梦幻，总结可分为三类：

1.理想国

大人国国民驱恶向善、作风正派，人们皆以心生恶念为耻。在这里，人们品评他人的标准不是社会地位、家族身份，而是脚下云之颜色。大人国的描写消解了世俗的等级观念，是对封建社会等级制的超越；
黑齿国“无论贫富男女，皆以才学高为贵”。他们治学态度严谨，讲求实事求是、谦虚好学、不耻下问，人人皆是才德兼备，呈现了作者心中理想的治学风气；
劳民国不吃五谷，只食果木，无需绞尽脑汁，国民皆长寿。这与精通算筹、耗尽心血的智佳国形成鲜明反差。前后对比中，作者展现了理想的现实人生：不要计较得失，切莫挖空心思争强好胜，生命在平淡中可得长寿；
君子国民众“好让不争，耕者让畔”，官吏恭敬待人，毫无狐假虎威的仕途之风。国君屈尊访贤，宰相体恤百姓。民风和谐淳朴，一片太平之象。

这些海外诸国图景包含了各种典型，亦或是明君贤相，抑或是体恤百姓的官吏，亦或是严谨求实的学者，亦或是本分踏实的百姓，亦或是淡泊名利的世人，作者写尽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理想状态。其中倾注了作者对道德、治学、人生态度、社会风气、国家管理等多方面的思考和期盼，也不乏儒家“大同”社会理想的投射。

2.丑陋国

与理想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丑陋国。在作者笔下，白民国人诗书满架，头戴儒巾，四旬光景便戴眼镜，装作成熟老学究，谈起话来胸无点墨，草莽之态立即复原。翼民国喜欢阿谀奉承、爱戴高帽，时常撒谎；
两面国人如其名，以貌取人，对待不同身份的人采用不同的面孔，嘴脸丑陋可见一斑；
结胸国好吃懒做，食物不能消化，而致胸前结痞；
穿胸国行为不正，心偏一侧，以致溃烂，最终换得狼心狗肺。这些国度民风不正，行为的不端与其外在形体相互对应，夸张式凸显了人性的丑陋，是作者批判的对象。

3.阴阳颠倒

《镜花缘》最为人称道的是对于“男尊女卑”现实的反驳，小说开篇写道“灵秀不钟于男子，贞吉久属于坤元”，便是开宗明义地宣扬这一思想。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女儿国”，他与“男主外，女主内”的现实社会完全相反，男子反穿衣裙，女子反穿靴帽。“女儿国”完全是女权世界，女人从事政务，承担主要劳动生产。与此对比，男子走路“颤颤巍巍”“遮遮掩掩”，一股阴柔之态，他们深受女人压迫和统治，要用穿耳、缠足来迎合女性的审美。这种阴阳颠倒的描写，在艺术上给人以视觉冲击，同时也引起人们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思。

（三）奇物奇景

《镜花缘》中的奇物异景主要可分为异鸟、异兽、异人、奇花异草等几大类，文中提到的异鸟有十七种之多，异草十二种，异兽十三种，它们在《神异经》《抱朴子》中亦有记载，如神奇的肉芝小人，七八寸的样子，爱骑一匹小马，飞奔而逝，有缘人得之可延年益寿，也可成仙得道，唐敖食得朱草小人，最后悠游世外，踏足仙境。

异域想象作为“他者”存在，旨在对现实社会或人生提供一种映衬，《镜花缘》的异域想象有其时代和个人两重语境。

首先，李汝珍生活在海州板浦，濒海环境为作家异域构思提供了可能。辽阔浩渺的海洋，充满了神秘感的远方，成为作家异域乌托邦建构的重要支点。明清时期，为防海上倭患，政府禁止百姓远海，实行海禁政策，这更增加了人们对海洋神秘的幻想。在海州当地，古老的航海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它们或成为文化边界的固有标识，或演变成仙化传说为人们所乐道。

其次，乾嘉学派的影响。清初伊始，汉学考据之风盛行，至乾嘉时达到顶峰。当时文士学者，惯以汉学素养入文学创作之中，博学自然成了当时小说创作的共同特点。《镜花缘》中海外诸景，殊方异域、奇花异草，多有出处，个别想象是在古籍原型的基础上加以敷衍而成。小说第二部分才女欢聚宴饮，涉及游艺百戏、灯谜酒令、弈棋斗草、投壶抚琴，作者详细描绘，并加以阐释追源，陈述技法，充溢着浓厚的学究气，这正是考据学风对小说的浸染。

《镜花缘》成书于嘉庆晚年（约1809-1820 年），正值鸦片战争前夜，这时的清王朝可以说已是穷途末路。文化专制，吏治腐败，道德沦丧，经济趋于崩溃，清王朝由盛转衰。早期文字狱的盛行倒逼文人转向故纸堆，朴学大兴，加之作者“大概是一个秀才，科举不曾得志”[1]，科场的失意，人生的愤懑，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的忧患意识油然而生，满腹才华必然要一吐为快，于是在三十五岁时，他开始着手写《镜花缘》，“盖以诸生终老海州，晚年穷愁，则作小说以自遣，历十余年始成。”[2]作家捕捉社会中的细微之处，探幽发微，力图突破现实困境。

《镜花缘》呈现给读者的是真实空间与想象空间的结合体，而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想象空间。作为想象的“他者”，“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3]，作者基于现实来建构一个“他者”，“他者”作为现实空间的补充和延展，对现实起到一种镜鉴作用，同时也是作者“自我”拯救的一种尝试。《镜花缘》的“他者”建构主要有三种方式。

首先是海外世界，作者尽可能地将叙事场域放在遥远的海外，这就与现实之间产生了陌生的距离感，并且有意识地设置空间上的具体点，东山口、轩辕国、麟凤山、小蓬莱，然后以逆时针的方向进行着东、北、西、南空间的转换，这一转换方式与人们惯有的顺时针转换相背反。然后，再以主人公唐敖、多九公、林之洋的所见所闻来结撰异域世界，从而“他者”与“自我”形成对等关系。

其次是梦境世界。《镜花缘》提到的梦境虽然不多，但在整个小说的叙事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是唐敖妻子林氏之梦。临产之前，林氏“梦登五彩峭壁”，醒来即生一女，名曰小山。从后文中可以发现，这里的“五彩”指花朵色彩缤纷，“峭壁”是指蓬莱仙境，“小山”之名意指她的身份是蓬莱仙山上的仙子。另外一处是“梦神观”之梦。唐敖降为秀才后梦到一孟姓老者，向他讲述“百花获愆，俱降红尘”“内有名花十二，飘零外洋”之事，许诺“一经步入小蓬莱，自能名登宝箓，位列仙班。”[4]唐敖在此梦引导下开启了海外之旅。以上两处梦境，交代了海外游历的缘起，并且预示着故事的结局，唐敖在搭救海外十二名花后，服食仙草成仙而去。

第三是神仙世界的书写。《镜花缘》明显受到了道家修仙学说的影响，从主题倾向上看，小说叙述的是百花仙子被贬凡尘，经历一番凡间磨难后，最终离尘归仙的故事，这种模式符合常见的道家“谪仙修道”的主题，其中攻破酒色财气四关是修道路上必须铲除的障碍。在角色设置上，唐小山（唐闺臣）的前世是百花总司，历劫红尘后终以孝道成仙。与此不同的是，唐敖是凡人修仙成道，唐小山则是被贬后又重回仙位。此外还有白猿，他授命传书，使得此书得以流传。在故事情节上，百花仙子与风姨、嫦娥的明争暗斗，心月狐下凡，勤王军队在众神仙的帮助下攻克酒色财气四关，唐小山寻父遇难得仙人搭救等等，这些情节都使得小说亦真亦幻，神奇空间与真实空间相互碰撞。此外，还有小蓬莱等仙境中的奇花异草、瑞木佳果的映衬，更衬托出神仙世界的超凡境界。

《镜花缘》通过异域想象和建构“他者”，进行了作者现实困境的突围。然而，这种突围是无力的，异域想象虽有大人国、君子国的和谐愿景，但是更多的是与此对立的丑陋国度，亦即对应的现实社会。于是，作者只能借百花相聚“红文宴”的桥段来展示心中才学，一吐心中的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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