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运思逻辑——基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文本的考察

颜 军 熊智鹏

(西南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生动地诠释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在该著作中，马克思对波拿巴政变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刻而透彻的剖析，详尽地论述了现代工业社会时期法国政治生活与场景的复杂性，并在大众政治的兴起、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运动的历史视域中深刻揭示了波拿巴主义的社会和阶级基础，体现了马克思对复杂政治斗争条件下如何选取斗争策略的思考。显而易见，《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以丰富史料为依托，以“一个实际的例子”为对象进行唯物主义历史观反思的典型示范，因此，这篇经典文献本身就是最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教材，是活的马克思主义。[1]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既不是纯粹的历史再现，也不是纯粹的哲学思辨，他在文本中呈现了循序渐进的历史叙述进路，这一叙述进路反映了其深邃叙述历史的思维特点及进阶认识历史的运思逻辑。

在1869年《雾月十八日》再版发行的时候，马克思在序言中就谈到了自己的这部著作与同时期独具代表性的法国本土作家雨果和蒲鲁东关于路易·波拿巴政变论述的分歧所在。马克思指出，作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家的雨果，只是采用感性、细腻的手法，对政变进行了揭露和嘲讽，并指明雨果在《小拿破仑》中表达的对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丑恶事件的愤怒和谴责，体现的仅仅是一个文学家出于道义的评判而已。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在《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中，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结果的错误及其实质，指出蒲鲁东由于缺乏对客观历史的产生条件、背景和现实后果的深刻分析，而竟然不自觉地陷入了充当波拿巴历史辩护角色的境地。而马克思的独到之处正如他在《雾月十八日》中谈到的那样，“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2]664由此可见，马克思关切的焦点是法国革命发生的历史根基与内在必然，而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与结果。马克思深知，由特定历史事件上升为一般历史规律的认识，正是历史哲学应该承担的使命与规定，历史哲学当然需要借助思维的演绎和语言的表达，思维演绎背后彰显的逻辑和语言表达力量都需要历史事件的内容作为其素材来支撑。不仅历史哲学的构建首先离不开对客观真实历史材料的占有，历史哲学的阐释同样需要将碎片化呈现的历史材料串集为完整的历史叙述。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以一种生动诙谐的叙述手法和睿智严谨的串联手法，将冗杂的材料整合起来，为我们描绘了路易·波拿巴政变这一具体历史事件的原貌。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的历史叙述中为我们敞显了全面占有历史材料的重要性，既是帮助读者回到客观历史的必要前提，也是深刻分析历史事件的首要环节。

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是以深度掌握并运用材料为前提分析客观历史。在《雾月十八日》的文本中，我们能发现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直观材料。直观材料对于审视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毋庸置疑，兰克史学的范式在二十世纪成为了历史研究的一种定式，以至于凡是以事件为研究对象的文本都以客观主义的视角来对待。从历史研究科学化进程上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兰克史学带来的纯粹客观主义范式的积极意义。历史向我们展示的是客观事实，是能够被我们的感觉所感知的东西，无论是自己亲眼所见的历史现象，还是通过报刊、网络、书本转述的历史现象，都是直观感性材料。通读《雾月十八日》可以发现，马克思文本中最基本的叙述是为我们展示大量的直观感性材料。他把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2日的法国革命分为了三个历史时期：“二月时期；
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
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2]674马克思文本叙述中的每个历史时期的斗争主体和斗争方式也是极其具体的。他对历史事件的陈述为我们阐明了这样的历史真相：二月时期是无产阶级跟所有阶级为敌的时期，当时无产阶级的天真想法和温和脾气使得这场斗争的方式充满暴力和血腥，不过暴力的是敌人，流血的是无产阶级。制宪国民议会时期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统治期间把矛头指向平民和无产阶级，以至于后来与保皇派的斗争中由于缺乏盟友而败下阵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的统治便瓦解了。立法国民议会时期是保皇派统治与分裂，最后被波拿巴制服的历史。保皇派与波拿巴联合起来，波拿巴躲在幕后指挥保皇派的种种暴行，当他们共同的敌人共和派被消灭后，波拿巴便立刻撕毁了与保皇派的盟约。马克思在文中再现革命过程是基于对一切能够掌握的史料进行整理和解析中得到的，他通过文字向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革命图景，这幅图景的展开是历史事件的重现。直观材料是马克思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内在基本要素，在马克思笔下的直观材料中看似混乱的争斗，实则环环相扣，是马克思揭示其暗潜历史线索的必要材料，在每个历史环节的连接处都预留着马克思揭示历史规律并阐释其唯物史观的创造空间。当然，马克思展示的历史直观材料并非只是对事件的“陈列”，还有对事件的“整合”，比如：他对波拿巴政变历史进程的分期以及对各分期的定性，不仅将只有时间顺序的分散点连成了线，而且对此划上了若干线段。“历史的线段”与“历史的点”相比较而言，前者显然更能凸显历史事件的整体线索并让事件更加清晰，这也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展开提供了可能。

直观感性材料往往只能以碎片化的样态呈现，然而，马克思如何把这些破碎无章法的事件串联起来呢？显然，思维材料起到了纽带作用。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除了为我们提供并展示直观材料，还充分展示了其思维材料。思维材料充当了马克思对历史直观材料进行高度整合与深刻分析的利器与工具，其承载着主体的哲学思维。哲学思维的获取也许不是经验的，但是哲学思维一经形成，将其看做是展现客观历史的材料，那它就是经验的。经验的哲学思维不同于自我意识，康德认为，从表象到知性除了收集更多事物的表象，还需要一种自我意识对这些表象产生作用，才能进入知性范畴。但在康德眼中，自我意识是先验的，是独立于客观事物存在的，若是以这种方式产生历史知识，那历史就不是客观的，而是纯粹感性的。马克思则认为，与直观材料产生作用的并不是先验的自我意识，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培育的经验思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2]668马克思进而补充到，“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2]668马克思认为经验出现在悲剧之后，能使人的行为产生由自发向自觉的规制力量，防止悲剧的再次出现。在发现历史规律以前，直观材料表现出来的似乎只是毫无章法的历史事件(虽然规律实则包含其中)，黑格尔也指出“只是极其表面地、支离破碎地体现着合理性，而且把合理性隐藏在偶然性的外观中”[3]189。马克思正是在对历史事件的详尽展开中探究其内在规律。当然，马克思对历史详尽考察的过程首先就是围绕直观材料进行经验梳理的过程。那么问题就出现了，每个人的哲学思维肯定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也必然影响着作者对直观材料历史序列的编排，不同的历史序列对于历史认知而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有必要了解影响马克思认识历史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在写作《雾月十八日》之前，就已经确立了唯物主义哲学基础，因此，我们在解读马克思对法国从二月革命到波拿巴政变的整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的论述时，应自觉映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然而，马克思和雨果、蒲鲁东都是在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不久就对此事件作出了评判，他们所赖以佐证自己观点的材料难道不同吗？诚然，他们的经验思维会有差异，但作为同时代的人，这种差异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并且这种差异不足以造成对历史事件的发展逻辑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那么问题就必然出在直观材料上。正如沃尔什所说：“历史学家的责任不仅仅是把他的一切陈述都建立在可以利用的证据上面，而且还要进一步确定什么证据是可以利用的。”[4]12抓住有价值的直观材料，是马克思展现生动历史图景的基本前提，继而有机会将这些直观材料展开，呈现出历史发展的经验逻辑。比如马克思在选取直观材料时绝不会依赖于偶然性的历史因素；
同样，蒲鲁东也没有使用波拿巴带有任何运气成分的观点来佐证自己的材料。任何通过分析历史而彰显自己观点的思想家，都会有意识地选择特定的材料。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是在犯“选择自己需要”的主观主义错误，而是一种对历史材料客观性的判断能力。怎样的哲学底蕴就会有怎样的判断标准，马克思所选取的直观材料必然是体现历史发展主线、主流、主题的历史要素。马克思对历史材料的选取并没有摒弃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对直观材料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敞显历史事件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标准。

正是人的经验思维让直观材料中的逻辑有了显性的形态和现实的特性。对于历史认识来说，经验材料是对直观材料的第一次加工，不过这种加工还只是停留在历史素材本身，只能称得上是浅加工或粗加工。对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来说，对直观材料的挖掘及梳理，其目的只是更全面、更准确地展现历史的客观性，它只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逻辑起点。因此，即便马克思在整个文本中花了不少篇幅描述1848年二月革命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的政变的历史，但这只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开始，历史事件叙述之后的总结、反思基础上的评论便是马克思历史哲学演进的必然表达。

在马克思看来，未经反思的偶然历史事件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无产阶级、共和派、保皇派的失败是历史的事实，也是被感觉所感知的历史现象和透视客观史料的表象。马克思认为，仅仅依靠直观材料和经验思维并不足以认识历史的本质、把握历史的规律，亦不足以深谙历史事件带来的现实启示。“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2]668在马克思看来，即使在直观材料和经验思维这两种要素同时具备的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雾月十八日事变的“再版”。19世纪中叶的法国人还没有忘记法国大革命中流的血，然而，波拿巴完全是踩着他叔叔的脚印一路走过来的，既然相似的历史已然在半个世纪前就发生过，为何同样的“漫画”还会重新出现？马克思指出，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之所以不能阻止悲剧的再次上演，是因为当下现实在“重演”相似的历史时，现实中包含着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因素，这些表显重要作用且不断变化的因素外显于形，而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规律却时常被忽视。因此，马克思写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669正如马克思在第七部分对农民的分析，农民之所以在1848—1851年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波拿巴的背后，毫不犹豫地为波拿巴投上了光荣的一票，这恰好是因为农民们了解历史。50年前，拿破仑曾给他们带来了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凭借这些土地，农民们满足了自己的占有欲。以至于他们相信这个叫波拿巴的人——和拿破仑有血缘关系的——也会把以前的关于利益、财富、自由支配的权利带给他们。然而，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当波拿巴以同样的手段取得了统治权，并兑现了农民希望得到的小块土地时，他们才从自己的天真中醒来。或许没有历史的记忆，他们的行为会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时他们可能不会站在波拿巴一边，他们甚至根本不会参与这场斗争。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总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拿破仑曾经让他们尝到的甜头依然在嘴边回味，这时候他们便不会再考虑形势的变化了，他们只会追忆过去的美好，在他们头脑中固有的本能反应会驱使他们按部就班地作为，以便重新获得过去的美好。但“‘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致富的条件，而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2]765马克思从对农民在革命中的行为分析为我们揭示了如下的道理：若只是满足于特定历史事件的分析，那历史对后人的实践指导往往并不能奏效；
若只是着眼于过去而怠忽于未来，那历史就失去了其启示意义。历史的意义并不只是向后人述说事实，更重要的是能给人类进步和发展带来警醒和提示，否则，人类历史变化的只是时间，不变的是轮回，就像卢梭所言“人类已经老了，但人依然还是个孩子。”[5]历史不仅应该为我们呈现过去的事件，更应当成为我们反思的对象，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启示我们通过客观历史探究历史规律。

不难发现，对于马克思而言，在全面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带领读者回到客观历史，这只是其历史哲学内在运思的逻辑开端和起始环节，马克思绝不满足于对历史事件真相的认知和复述，马克思更在意于对历史事件发生的内在必然及其隐藏规律的揭示。对历史的反思是马克思历史哲学运思逻辑的关键一步。回归客观历史、知晓历史真相不能称之为历史哲学，历史哲学需要以哲学的方式对历史及其展开过程进行系统反思，在历史现象中探寻历史规律，在历史现象的“复杂”中探究揭示其内在的“简单”，在历史更迭进程的“变”中洞见其内在的“不变”，由对“个别”历史的认识上升到对“普遍”历史的反省。历史哲学绝不仅是记录与呈现纯粹的流逝和变化，而是要对历史描画上精神的刻度。[6]黑格尔也曾谈到“我们不应该让自己纠结于从世界历史中抽取出来的一般性的反省、纠结于展示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更应该沉潜在普遍的世界历史中”[7]。历史应该从原本的历史升华到反思的历史，以哲学范式呈现的历史能让其发挥更大的启示作用。

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反思历史、实现从客观历史到历史规律的抽象演绎呢？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历史反思的基本理论视域。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系统阐释过唯物史观。《雾月十八日》虽然不是马克思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理论著作，不过，在这部著作中我们能清晰地品读出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框架分析历史事件的内在线索。不难理解，恩格斯为何会将其推荐为学习唯物史观的首选著作。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正是在唯物史观这一基本框架下，剖析波拿巴政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完成其对历史的反思，进而揭示历史规律。“相较于近代政治哲学的方法试图将政治实践的正当性依据还原为某种理论抽象，《雾月十八日》则表明政治实践根据恰恰是在社会历史运动的客观根据中才能获得理解”[8]。马克思不是为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寻找正当性依据，而是探究过往实践的内在基础性框架。既成事物的正当性是必然与偶然共同作用的结果，必然性决定历史事件的最终走向，偶然性会决定历史事件的具体形式。因此，马克思认为，要保证历史反思并上升为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就要运用唯物史观在厘清历史必然与历史偶然的过程中把握历史的必然趋势及其发展的阶段性。关于这一点，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以“两个绝不会”的观点进行了明确而具体地阐明。在《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则批评了那种在不明晰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就把法国革命的失败归结为无产阶级的错误、共和党人的错误、农民的错误的观点。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域，马克思显然已为我们揭示1848年的革命远远还没有达到可以实现彻底成功的地步这一深刻道理。坚持唯物史观理论视域是反思历史、把握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进行历史反思的基本理论手段是基于世界历史观构建历史事件相关性的整体结构。历史有必要上升为历史哲学这是由历史自身的使命决定的，不可否认，我们既需要构建超越偶然的普遍史，也需要构建超越局部的全球史。[9]普遍史和全球史的构建过程是对客观历史通过反思形成历史规律的过程。具体的历史事件总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内展开，历史事件的重现也只能是“个别的”历史、“特殊的”历史，而无法达到“一般的”“普遍的”历史高度。历史需要由个别向一般转变，由特殊向普遍升华。科学的世界历史观是马克思在历史反思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世界历史观将历史的时间进程和空间主体纳入视野，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维度以及民族、国家、文明的空间范畴。由康德构想、黑格尔完成、并由马克思发展的世界历史观是历史哲学的最高形式。康德认为历史不是循环运动的，而是线性运动的，这是康德对世界历史观的贡献，他为历史哲学赋予的时间一维性对于18世纪末的思想界具有破题的意义。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解释了这种构想，黑格尔认为精神是自在自为的理性，世界历史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必然发展，历史的发展就是普遍精神的解释和实现。[3]399黑格尔强调的是普遍精神的必然发展，然而，世界历史的必然性绝不是在某种概念或绝对精神中的实现。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不仅在哲学立场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方法上也过分强调了主体的作用。马克思的解释立场与黑格尔有着根本的不同，他在立场上确立了反思的历史向一般性历史转变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的同时，在方法上也强调了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克服了经验反思的局限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对于历史规律的演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然而，世界历史观的理论机制如何展开并促成相关性的整体结构产生？马克思在叙述1848年革命的过程中并没有单纯地描述这个特定历史事件的发展轨迹。1848年革命和后来波拿巴政变的发生，需要通过追溯与这个事件之间有内部关联的所有历史事件，并探究它们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对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回溯便是在构建一种历史事件相关性的整体结构。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为1848年革命所构建的相关性结构，从时间范围来看，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从空间范围来看，处于法国政治中心——巴黎；
从性质内容来看，是关于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那么，这种相关性整体结构范围的划定就使得1848年的革命这样一个单一的历史过程，以一种特定的联系与其他相关性的事件共同从属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体当中。因此，把1848年的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从而更容易确定这个特殊历史事件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使我们能够清晰地窥探这个历史事件的主线、主题和结果。沃尔什曾谈到：“把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是要表明，尽管历史呈现出许多明显的不规则和不连贯，它却可以被看做是形成为体现出一种全面计划的整体；
而这个计划，如果我们一旦掌握了它，就既会阐明各种事件的详细过程，又会使我们把历史进程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看做是能满足理性的。”[4]4构建相关性的整体结构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具有开创性的作用，历史归类、历史比较等历史认知方式的影响甚至延展到今天。

海德格尔把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优越性所在，他甚至认为20世纪的哲学家还没有谁能够达到这一高度，这些哲学家还不足以真正与马克思对话。在海德格尔眼中，马克思历史哲学所达到的历史“本质性维度”指的就是马克思做到了历史与社会现实的统一，这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内在运思最为本质的一步。经由本质性维度的检视而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也标显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现实指向。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必定要关照现实，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也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全面了解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内在逻辑，也才能深刻洞晓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根本意向和现实旨归。

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代表着一种历史观念的转向。唯物史观产生后，历史规律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马克思思想中的历史规律与中世纪“上帝的律法”和近代历史学家定义的“无法支配的自然规律”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现实的、能动的，并实现了转向的规律。无论是柯林伍德还是汤因比，都早已指出了以往历史规律的弊病，认为历史编纂学的观念是人类的目标根本无法左右历史的进程，神性乃是决定历史进程的唯一力量。柯林伍德指证了这些历史学家们言称的所谓规律是先验的，是上帝给予的，而不是来自对事实精确而科学的研究和归纳。他批判到：“它是一种稳固的奠立在信仰和理性的双重基础之上的神学，它使他们能a priori[先验地]决定在历史过程中什么是已经必然发生的和什么是将要必然发生的。”[10]唯物史观的规律破除了以往规律的缺陷，标志着当代历史观念的转向，我们可以从《雾月十八日》中来窥见唯物史观表现的是怎样的一种规律。恩格斯称《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2]666。它的“天才”之处就在于，这是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后基于这一伟大理论来阐述具体历史事件的典范。唯物史观之所以使反思的历史上升到一般性的历史，并深入历史的本质性维度，从作用上看，是由于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改造世界的工具，它具有与生俱来的理论与社会现实契合的倾向性。《雾月十八日》的创新之处就体现在以情景的历史来展现结构的历史，而不是直接在思辨过程中推论历史结构，这不仅是这部著作创新之处的显要展现，更是其唯物史观科学性的有力证明。《雾月十八日》成书于1852年，恰是波拿巴发动政变后的两三个月，这正是马克思的最高明之处，他不怕事件的走向与著述的差异，因为他相信，唯物史观下的历史走向必定能够得到有效预判。“如果说研究历史的一大危险是用后见之明来简化历史，那么，研究当下的主要困难就在于缺乏先见之明，浮在凌乱不堪的现实材料的表面。”[11]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可以事前登场，这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具有某种预见性，并且能够通过参与现实生活使自身不断得到检验和发展。[6]马克思在十多年后为《雾月十八日》作序言时指出：“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示。”[2]664《雾月十八日》做了对“当下”历史评判的一个示范，对“当下”的评判在十多年后被证实，这是对唯物史观最好的正名。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也呈显于对“当下”的评判既能在现实上得到验证又能在观念上被确证。历史与现实契合的“本质性维度”同样表现在对未来预判的正确性。

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与思维和逻辑的统一在历史哲学中得到实现。历史哲学虽不能提供更为丰富而翔实的史料，但能够帮助人们更清晰、透彻地审视历史。历史哲学首先为我们提供一种解读历史的逻辑技巧，在纷繁复杂历史现象中揭示其内在的历史规律。历史哲学旨在提供以思辨方式解读历史的范式，这种解读范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刻根源以及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历史事件所体现的历史规律。历史哲学专注于历史规律、意义及价值的归纳与呈现，实现了历史与现实在思维和逻辑中的统一，这就使历史能够脱离过去的藩篱，进入当下的现实，以“在场”的方式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由此可见，把历史哲学化，掌握历史规律、坚持历史反思，就是历史与现实契合的前提，这对于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意义至关重要，是其历史哲学运思逻辑的整体推进与实质飞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136如何使哲学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就是实践。立足于实践是历史与现实契合的手段，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树立正确的历史认知和科学的历史思维，从而参与到现实的实践中去。这既是遵循历史哲学理路的基本原则，也是深入历史本质性维度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创作《雾月十八日》最直接的现实目的是期待“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2]665。这个直接目的正是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改造，即服务于现实革命运动中的实践。由理性认识到实践，这是认识过程中更为重大的飞跃。一方面，历史的意义不再满足历史事件的重现而是追求对历史的认识，认识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以史为鉴，为改造世界提供实践指导；
另一方面，在思维的推演过程中形成的历史认识是否是敞显规律也在现实中才能得到检验。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曾这样写道，“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2]769，马克思指出，农民在历次革命中了解到了特定历史的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带着对既往历史规律的体悟不自觉地将自己融入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对过去的认识转化为对现在的悟察与洞悉及对未来的觉知与预判。

马克思历史哲学体现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对过去的评判，而在于寻找现实世界未来的出路。一些人认为马克思只是一位革命家，历史只是他革命的武器。以致于像沃尔什一样的正统历史学家们认为马克思“只是要使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在比较近期的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能有意义”[4]169。其实，沃尔什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并不旨在讨论波拿巴政变的历史真相及结果，马克思更关注这场斗争对于后续革命的影响和作用。马克思认为，只有人们真正掌握了历史规律，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才能从根本上避免“雾月十八日”的重演。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现实指向也在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汇流中凸显。

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运思逻辑既为我们呈展了其对于历史分析的哲学基础、思维过程和内在逻辑，也为我们敞显了其历史哲学的基本出场及现实指向。对马克思历史哲学运思逻辑的剖析与阐明有助于我们确证马克思认知历史过程的逻辑与步骤，洞见马克思对复杂历史事件及展开脉络的剖析思路。基于对客观历史材料的整合与思维的演绎，马克思为我们回到历史、审视历史并解读历史提供了方法与思路，为我们实现历史与现实契合的历史认知目标带来了可能。历史哲学作为一种历史的认知途径，既关乎历史的客观性也呈递哲学的抽象性，马克思对于唯物史观的思辨展开难免给人深邃而抽象之感，然而，当唯物史观的哲学意蕴与法国革命的现实关怀相遇的时候，便点燃了这一理论的“现实之光”，作为其历史哲学代表性作品的《雾月十八日》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现实之光”的生动展现。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既不满足于历史的真实呈现，也不停留于对历史的抽象分析，它生发于对过往历史的归纳与总结而延展于对未来的洞察与预见，其旨趣在于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实现将反思历史、把握现实及预判未来的融汇，这种统一和融汇透现着它对现实的指向与观照，这正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独特与高明之处。深刻理解并领会马克思历史哲学有助于我们自觉提高历史思维能力，从历史规律中把握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增强和提升面向未来的筹划能力和改造现实世界的实践能力。众所周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于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历史规律并科学预见历史发展趋势。这一思想为我们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本质与特征、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与奋斗目标的同时，为我们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与美好未来，并在洞悉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背景与时代境遇的基础上，为世人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与时代要求。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蕴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与精髓，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工具观察和把握历史与时代发展的典范。我们坚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思想引领，也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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