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琳
近些年来，随着文献整理工作的大规模展开，以及文学研究观念、理论的更新，在传承中不断拓新的古代文学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数量和质量上来说，都呈现出繁荣局面。就古代文学研究的形态而言，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历史变迁视野中的文学史研究、逻辑建构层面的文学理论研究以及间接的文学外部研究、直接的文学本体研究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虽然研究视角、研究领域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古代文学为对象，是对其历史与现状、本体与生态、理论与方法的认识与探索。它们在研究实践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整体上推进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时代发展。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学术研究的推进，往往有赖于重大问题的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热点学术问题的集中探讨及相关实践，其价值和意义已超越了问题的本身，带动了古代文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启发了学界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发展方向的思考，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时代风格。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写作“史”著，在中国传统的学术观念中是最高价值的体现。文学史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是学术观念、文献发现、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因此，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成就，体现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近几十年来，面对新的文学研究现状，旧有文学史著作已不能完全体现学术的最新进展。新理论、新观念不断涌现，大量具体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各学科“重写学科史”意识彰显，在此背景下，“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被文学研究界响亮提出，并深刻影响到之后的文学史研究。
“重写文学史”的主旨是为了发现和呈现以往文学史写作中被遮蔽和遗漏的内容，对既有的观点或结论进行重新审视、评价和定位，力求体现新观点、采用新方法和吸收新成果。具体而言，近年来对于古代文学史写作相关问题的思考，包括文学史分期的再探讨、文学史观的再探讨、文学古今通变研究，以及重要文体、文学流派和文学现象的再探讨等。“重写文学史”的工作包括：首先，进行理论反思，更新文学观念。摒弃以往文学观念中的局限与偏颇，通过文学史理论的自我更新与整合，进一步完善对古代文学发展历史的认识与描述。这尤其体现于对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以及古代“文学史”的对象与范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代胜说”、以朝代史划分文学史、“易代之际”文学研究等问题的理论探讨上。有关文学史的理论反思源自既往文学史的研究实践，反过来理论的新突破对于文学史的写作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其次，是增添新的史料和吸收新的研究成果。文学史观可以确立文学史写作的框架，而文学史中的具体内容则由作家、作品等史料来充实和丰富。新的史料发现和研究成果改变、补充、丰富了文学史的局部叙述，这在唐前文学史尤其是先秦文学史的写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出土文献如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等促进了《诗经》《尚书》等经典研究，汉魏画像、隋唐墓志、域外汉籍等新材料的发现，引发了对传世文献的新解新证，促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进境。再次，采用新方法、新角度，多层面还原文学史的历史原貌。从文学与社会制度、文学与家族、文学与地理、文学与艺术、文学生产与传播等多角度观察文学发展，力图呈现更为丰富、立体的文学发展样貌，以期推进更切合中国历史文化特质、更贴近文学史原貌的文学史写作。
近些年来，文学史的研究与编纂都进入了繁荣期，数百部各式各样的文学史著作纷纷涌现，既有文学通史，又有断代史，既有按文学体裁、作者类别、民族分类、地域空间划分的文学史，也有文学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文学流派史、比较文学史等。其中，有意识地“重写文学史”且影响最大的当属文学史教材的编纂和出版。在刘大杰、游国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分别编纂的文学史论著继续刊行的同时，一些学者和单位分别重新编写《中国文学史》，力图提供新的文学史研究视角、弥补文学史研究的不足，以“重写”来达成“反思后的重建”。古代文学通史重写新成果的代表性作品，集多位一流学者之力，在文学发展历史阶段与分期等方面突破以往写作模式，在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研究方面大量吸收学界的最新成果，发挥了集体写作的优势，集中体现了当代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成就。
相较文学通史的集体合作写作方式，断代、分体文学史的写作多为个人完成，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往往加入大量个人研究成果，从而对一个时期或一种体式的文学发展进行宏观把握，且由于视角不同、方法不同，更能凸显学者个人风格，以及文学史研究的丰富样貌。分体、断代文学史的写作，个人色彩较为浓厚，思路、视角、方法不一，或重文学史料的客观陈述，或重文学文体本身的形式演变，或重文学与社会文化（如音乐文化）的交叉影响，或重文学与美学的结合研究，或重文人流派传承的主导作用，这些都导致了文学史叙述具有不同内在理路，从而使文学史写作面貌各异、异彩纷呈。
对学术史的熟悉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者研究视界的高下，因此，学术界普遍重视对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近些年来，建立于丰富研究成果之上的学术史梳理，相当部分以史著的形式体现。除了一些具有通史性质、对文学研究整体进行回顾、反思的学术史，还有相当数量的专题性的学术史著作，如关于特定文体（诗、词、小说、戏曲等）以及特定作家（陶渊明、苏轼等）、特定作品（《诗经》《红楼梦》等）的学术专史。之所以学术史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学界关注，与中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传统有关。在以“人”为主、以“书”为主、以“问题”为主的诸种学术史中，以“问题”为主的学术史撰写方式最具典型意义。②董乃斌：《关于“学术史”的纵横考察》，《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因此，学术史研究不仅仅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资料梳理，其要义是通过对于学术传承的辨析，体现对于文学思潮、研究方法、学术范式等总体演变趋势的认知，以理论性、反思性与前瞻性的经验总结启迪未来研究走向。
长期以来，文学通史尤其是教材类文学通史在高校中统一使用，塑造了几代人的文学史观和知识结构，在各种文学史中影响最大。文学通史一方面便于初学者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与演变规律，另一方面也因受到时代学术观念等因素影响，有其理论、视角和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写文学史”以及“重新确立学术规范”的探讨及其实践，对于开拓学科研究的视野，突破文学史编写的单一局面，展示古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动文学史的学科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总体上而言，现有的文学史格局仍然复杂：第一，旧有文学史依然影响巨大。游国恩、刘大杰、郭绍虞等人编纂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在作了一些修订之后，仍有着广泛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重写文学史并无必要，因为过去的文学史“只要不是全部或大部基本事实或基本论述错误，文学史就没有重写的必要，而只是在原有基础上修改、补充、提高的问题”。③艾斐：《求异思维与求实精神——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质疑与随想》，《理论与创作》1989年第5期。第二，新的文学史写作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的。文学史的重写，实质是一次关于文学史的创新性的学术性写作。虽然有不少新著文学史体现出自觉的理论追求，在观念、方法、内容、体例上进行创新，也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得到不少好评；
但随着数以百计文学史新著的大量涌现，一些成果并非建立于扎实基础研究之上，而是东拼西凑、沿袭严重，一时之间，文学史写作似乎成为最容易出成果的领域，文学史的重写也在不断地受到质疑。“文学史写作的兴起是现代学术体系的产物，‘五四’以来的种种文学史叙述，已基本形成纵向以朝代进行历史分期、横向以文体类型和作家作品分类的整体框架，这既为学科发展提供相对稳定的研究框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研究的‘惰性’，乃至形成文学研究创新的藩篱，当下文学实践的阐释要求正在倒逼文学史研究更新”。④李琳等：《2020年文学研究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18日。社会历史的演进、文学实践的发展、思想观念的变化，决定了文学史还会不断被重写，不断地被新的时代赋予新的思想与内容。面对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去中心化和跨学科发展，需要新的文学史研究范式，进而形成一种边界清晰、定位准确、逻辑自洽、体系完整的文学史。重写文学史也应与海外学界对话和交锋，面对诸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等推出及流行，基于一些基本史实描述的差异，如先秦经典的生成、元杂剧的时代等问题，对于中外学界的差异不应回避，而应做出有理有据的回应。如何守正创新、寻求新时代文学史写作的理念，需要探讨和形成新的共识。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会有更多有立意、有深度、有影响的文学史新著出现。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学术。随着时代发展与变革，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展开，对于文学评价标准、文学理论的探讨和总结也势在必行。相对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其他方面，古代文论更易受到时代影响、体现时代学术特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方法的革新与国外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使得古代文论研究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风貌。在古代文论研究的反思与重建中，最受学界关注、影响最大的当属“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起，钱中文、童庆炳、杜书瀛、张少康等学者开始就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换问题进行集中探讨。这一问题的讨论在学界引起热烈反响，直至今日仍受到广泛关注。这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热潮，真切地反映了古代文论界面对时代变化和西方思潮压力时的焦灼心态。在形形色色的新理论、新方法相继登场后，中国文论应该如何有效继承古代优秀传统，如何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构建开放而具有活力、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普遍阐释力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将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理论、方法和古代文论进行融会贯通，集中表现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是将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等与今天的文艺理论相互对照并进行再阐释，从单个的概念出发，追源溯流，贯通古今，对照中西，推陈出新，对概念进行符合历史语境的阐释并赋予当代意义，变原有的封闭体系为开放体系，使之成为在当下文学实践中仍然适用且富有解释力、具有通约性的理论话语，进而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奠定基础。陈伯海说：“综合而又要保持民族传统的特色，当从古代文论特定的范畴、命题和论证方法入手，逐步上升到一些理论专题、文体门类以至总体结构。”例如，“诗言志”作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在现代文论语境中，可以在内涵、意义上有与传统解释不完全相同的理论解释。①陈伯海、黄霖、曹旭：《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其他受到广泛关注并被讨论的范畴还有意象、意境、文笔、风骨、气象、格调、神韵、比兴、寄托、境界等。与现代转换相对应的是，不仅仅是对范畴本身内涵进行重新阐释，有关概念、范畴的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早年的范畴研究多依靠学者自身对于古代文论中常见概念的敏感和悟性，在方法上以传统的考据释义为主。近些年来，一方面，随着“理论热”的兴起，各种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如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心理学等被引入范畴研究；
另一方面，传统的研究方法，如历史批评法、譬喻品评法等也仍然广为使用。众多研究方法的试验和运用，一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的现象，需要反思西方概念、术语、体系割裂中国文学史与错置文学现象的问题。
在内涵重释以及方法更新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范畴的理论体系的思考，这是范畴研究现代意识加强的主要表现。一方面，对于范畴史以及范畴群的关注使范畴研究逐渐被视为古代文论中重要而独立的组成部分，其自身的学科特性被逐渐认识到，“批评史上许多重要的观点与理论，都可归结到一个或多个范畴上面”。②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十五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9页。围绕特定范畴史或者范畴群的研究，往往会带动古代文论中特定理论专题的深入探讨。另一方面，近年来，系统梳理中国古代文论基本范畴的工作渐次展开，在此基础上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框架有所呈现。一些专著或者集中探讨“文质”“气”“兴”“风骨”“意象”“意境”等古代文论经典范畴；
或者以时代为中心探讨不同时期的核心范畴，如通过先秦“气”“象”“自然”“言”“意”“和”以及中古“风骨”“隐秀”“通变”“神思”等范畴探讨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史。随着范畴史以及众多范畴的系统梳理，有关范畴研究的理论思考也进一步深入。有关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的研究，围绕范畴的研究方法、构成方式、体系建设、元范畴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这些思考都凸显了范畴研究的理论品格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个重要目的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以动态演进的生成论视角对古代文论极为丰富、驳杂的范畴、概念的潜在体系要素加以发掘、梳理，将其理论化、层次化、体系化，这应当是现代转换的题中应有之义”。①朱立元：《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中国古代文论作品大多是随思随感随录的札记体文字，多散见于文学家的诗话、词话、书信、笔记、杂论、序跋、笺注、评点等形式之中，除了《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等少数专著之外，成规模的文论著作较为少见。因此，一些研究者在现代语境中对古代文论进行整体性的审视、观照，借鉴各种现代观念，对古代文论的思想资源进行再认识、再阐释、再利用，探索建构文论研究的理论体系，以期呈现系统化、逻辑化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出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体现了当代学者建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努力。此外，一些集中于各体的理论成果（如诗学、词学、曲学、小说学研究）体现了从文体角度建构古代文论体系的努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设备的提升，通过生产实践经验得知，在熔析除铜结束后，往铅液中加入PbO渣，同时鼓入空气进行氧化精炼，这时生成一些以PbO为主的熔渣，其中含有砷、锑、铜等杂质，如此可简化生产过程，提高生产效率。
侧重从“史”的角度进入理论探讨之外，比较研究视角的引入以及对于研究方法的反思则将文论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钱钟书《管锥编》对于多种古代文学理论观念的中西类比阐释，对于后来研究具有示范意义。比较研究或侧重于中西批评方法的比较，或侧重于中西不同诗学观念的比较，或试图在比较视野中对中国文学批评方法做系统总结等。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形式、思想特质以及当代价值，只有在世界范围的文论比较视野与现代学术框架下，才能得到更为有效的总结、合理的定位和清晰的呈现。无论是纵向研究，还是横向研究，无论是对具体范畴、文论家思想的研究，还是对文论史的基本描述、对其总体发展规律的解释，以及文论研究视域的拓展和方法、视角的多元化，都标志着古代文论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学界持续的关注与热烈的讨论中，也不时有学者对此发出质疑的声音。如蒋寅说：“我对这个提法是不敢苟同的，除了‘现代转换’的‘转换’一词无法定义，不适合作为学术讨论的概念外，‘古代文论’这一名称本身就宣示了它是在现代视野下呈现、建构的对象，清晰地烙有现代的铭记。”②蒋寅：《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不管“现代转换”一词是否恰切，这场关于古代文论重新诠释以及现代意义的大讨论，无疑深化了近些年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并对后续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关讨论中的“现代性”指向，不仅是在时间上区别于古代，更是在观念形态、精神旨归上与传统相区别。它是一种进行状态，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与建设性。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实质上关注的是在新的文明交流、文明互鉴背景下如何对待不同民族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关系，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民族文明传统的问题。只有如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通过借鉴外来理论，激活传统，把外来的理论资源转化为中国理论的构成要素，让传统中一切尚有生机的因素真正活跃起来，实际参加到民族新文化乃至人类未来文明的建构中去，③陈伯海：《“变则通，通则久”——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这才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所真正具有的时代价值和理论意义。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方面固然面临着与当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对话与接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过分西化和当代化，避免中国古代文论一经“转换”，而失去古代文论的个性及民族特色。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既是反对简单移植的努力，又是一种激活、延续文论传统的努力。这场大讨论通过对当代文艺理论现状和以往中国文论发展历程的检讨，思索当前中西文论的交流与融合中的价值取向，探索面向未来的文论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关注的不仅是古代文论本身，还是中国文论历史的纵深和未来的走向。
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取得较大成就、呈现了与以往不同面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领域的拓展。各相邻学科的新发现和新创造，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新方法和新视角。多方位多角度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审美的研究，为古代文学研究开辟出新境。交叉学科、多学科融合的文学研究主要体现为文学研究与社会史（如家族、交通、地理、科举等）、艺术学（如音乐、美术、曲艺等）、思想史（哲学观念、文化思潮、宗教习俗等）等学科相结合。原本以概念阐释为主的文学理论、批评与鉴赏为主的狭义文学或纯文学研究，不断开疆拓土，转换成了广义的文学或文学生态研究，也即一些学者所言的“大文学”研究。①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
黄天骥认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开拓“关键不在于用‘新方法’、找‘新观念’，而在于扩展研究的领域”。②黄天骥：《开拓与坚持》，《文学遗产》1988年第2期。资料和研究领域的拓展，随即会带来研究的视野、观念、角度和方法的革新。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突出地体现于“文学的文化研究”转向。文学的文化研究，是将文学置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其基本特点正如童庆炳所总结的那样：“从文化视角中来考察和研究文学”，“这个视角的意义在于，它不是从文学的微观视角来考察研究文学，而是从宏观的文化视角来考察研究文学。不是从单一的学科来考察文学，而是从跨学科的视角来考察文学”，“基本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③童庆炳：《文化诗学是可能的》，《江海学刊》1999年第5期。研究者采取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借鉴历史学、哲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从时代背景、社会制度、思想渊源、艺术风尚等诸多方面来理解古典文学作品和认识文学现象。目前在古代文学的研究实践中，这种跨学科视角研究通常的表现形式为文学与某某的关系研究，有相当数量的研究采用了此种话语方式作为核心议题。文学与他者的关系研究，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近些年来比较集中于文学与家族关系、文学与地理关系等问题。
（一）文学与家族研究
近些年来，文学与家族关系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突出的表现有二，一是相关著作、论文数量急剧增多，二是大量博、硕士学位论文以此为选题，甚至出现选题重复的现象。从中古到近世，文学世家及相关文学现象得到重点关注，重要且具代表性的文学家族的个案研究颇受学者关注。如宋代晁氏文学家族研究，就有4部专著问世。明清时期，众多文学家族尤其是江南文学家族的文献整理和文本研究尤其受到学者关注。家族文学研究也是近年来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热门选题之一，如仅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学位论文，就有数十种。加上一些已经出版的相关专著，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族已基本被纳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其中一些论文选题还出现相互重叠的现象。经过若干年对于特定文学家族的累积研究，如何在已经相当宏富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对家族文学研究进行反思甚至进行理论体系建设，是学界目前思考的问题。虽已有学者提出建立“文学家族学”之说，但目前对于家族文学的整体思考和研究略显薄弱。目前的相关理论探讨多以论文形式出现，或者从历史还原入手，在形态辨析与规律探寻中梳理文学世家的形态演变；
或者侧重研究的逻辑起点、问题视阈、认知角度等几个方面入手，力图使其有一个相对明晰的学科定位。④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罗时进：《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阈》，《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这些理论思考体现了近些年家族文学研究从个案到整体、从文献到理论、从自发到自觉、渐次深入的研究历程。学界这种对于文学家族研究的热情，某种程度上是对于学术传统的回望，重估社会史语境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依托各种数据库，对海量文献中的人物关系与社会网络进行了数据挖掘、中心性计算、可视化呈现与结果阐释分析，展现了新的方法和路径。
（二）文学与地理研究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两个最重要的维度，在文学研究领域则分别体现为文学史学和文学地理研究。相比起文学史学的优势地位，文学地理研究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西方人文地理研究视角的引介，以及文化研究的兴起，中国悠久的人文地理传统被重新发现，并被赋予新的意义。提倡文学地理研究的学者们提出各种口号，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①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对文学地理研究进行“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②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文艺报》2006年6月1日。建立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等。③曾大兴：《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4月19日。中国历代不绝的风土诗歌、郡邑文献、方志地志等为文学地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对于传统文学进行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地理观照则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这些都刺激了文学地理研究的勃兴。近些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对于传统文化建设的重视，区域文学文献的整理、区域文学史的研究成为热潮。学界近年来对文学地理持续的关注以及理论性成果的增多，标志着文学地理研究已进入新的研究阶段。近几年学界最新研发的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利用GIS技术，实现了文学研究的时空一体化和作家行迹呈现的可视化，并在此基础上发掘历史上系地的学理资源，确立编年系地并重的理念，试图倡立新的研究范式。④王兆鹏、邵大为：《数字人文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初步实践及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8期。
（三）文学与艺术研究
文学与音乐的关系研究是文学与诸艺术形式关系研究中最受重视的研究领域。除了艺术史的普遍规律如早期诗歌起源过程中诗、乐、舞的三位一体，在中国诗歌、戏曲发展历程中，《诗经》、楚辞、汉乐府以及词、曲、戏曲等的产生与发展，无不与音乐密切相关。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具体体现为文学与音乐关系的贯通研究；
各种文体的发生、演进研究；
以及各种与文学相关的音乐制度的相关文献文学研究。此外，文学与绘画的关系也是学者较为关注的研究对象。中国古代大量题画诗、诗画相生相偕的存在形式以及文人诗、书、画兼通的博雅修养，使诗、画关系成为了解作为整体性存在的文学艺术的必要路径。目前研究成果立足绘画艺术实践，梳理文论、画论之间的渊源、流变与区分，从理论与实践、范畴辨析与作品评论、社会变迁与思想文化等不同角度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于诗、画关系的思考。艺术学领域的艺术理论、音乐、戏曲、美术等研究，都不同程度与文学交叉，在音乐文学、文学图像学、物质文化等研究领域产生了一批具有互鉴价值的创新成果。
（四）文学与思想史研究
文学思想史研究在多年研究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将文学创作与政局变化、思想潮流、士人具体生活境遇相结合，以士人心态为中介，探究古代文学的历史原貌，⑤左东岭：《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建构“政局社会—文化思潮—士人心态—文学创作倾向—文学思想观念”的研究范式。⑥张峰屹：《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路径》，《长江学术》2021年第1期。文学思想史研究在学者们倡议、带动下，已具有较为明确的学科建设意识，产生了一批精品力作。另外，文学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研究中，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理学、文学与儒学之间的关系尤其受到学者关注，如有关佛教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为学界关注热点。
（五）文学与制度史研究
社会制度作为文人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影响性因素，从整体上规范了文学的生成、演进以及基本特点、思想主题等。近年来学者们越加重视制度因素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影响，如有关礼乐制度对早期文学、文论以及戏曲的影响研究，有关政治制度、政治事件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关于科举制度、文官选拔制度、文官身份对于文学的影响研究等。
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试图拓展文学研究的边界，这不仅体现为文学与他者关系研究成果的增多，也表现为一些有理论意识、学科意识的学术口号的提出，如“文学思想史”“文学家族学”“文学地理学”“文学图像学”等学科建设倡议的提出。虽然相关讨论仍存争议，但凸显了鲜明的打破学科界限、提倡学科融合的跨学科研究意识。这体现了在文化研究背景下，文学研究试图打破牢篱、自我突破、开疆拓土，借助于多学科融合的视角，在实证性研究成果之上实现原创性理论突破，并进而对相关研究领域起到引导作用。这给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催生了大量成果，使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更丰富的样貌，也深化了对仅仅依靠文本研究无法很好解决的问题的理解。这种研究所带来的值得更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现代以来受西方知识体系和学科建制影响下形成的学科分类，如何在具体研究工作中辩证对待学科边界，既坚守学科本位，以学科为主，又具博通视野，以及在研究中以学科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等诸多问题。
文学的文化研究所引致的弊端即文学研究的泛化、文学性弱化问题，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虽然近些年来学界在一直反思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概念和研究方法如何与古代“杂文学”的历史实际进行对接，反思以“纯文学”观念框范古代文学研究所带来的对民族文学本身丰富性、独特性产生认识偏差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如果研究边界无限扩大，则易丧失文学研究所特有的文本细读、审美感悟的特质。在此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要坚守文学本位，如王水照认为文学研究要坚持文学本位、坚持文学—文化—文学的研究路线，张伯伟提出要回归文学本体研究等。文学研究无论何时皆要以作品为中心，遵守基本的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否则便会丧失文学研究的基本品格。
具体至古代文学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研究，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研究重心的问题。其他学科研究视角的引入为文学研究拓展了领域，但在实际研究中，研究重心不易把握。文学与某某的关系研究，在研究中容易演变为某一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二是文学与他者关系的有机融合问题。一方面，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对于研究者的综合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如果不能够做到对相关领域了然于胸，则可能出现论述“两张皮”，或者人云亦云的现象。另一方面，正如《文学理论》一书所言，这种研究如果运用不当，“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了因果式的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致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①勒内·韦勒克（RenéWellek）、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65页。文学与他者的关系研究，要避免进行言过其实的解释，将关联性的强调和阐释夸大成为激进的决定论。“大文学”视域下的跨学科研究要求学者具有融通博洽的基本素质，在研究过程中以文学为主体，以解决文学问题为目的，以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为中心，兼及其他视野，采取“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方法，融文本细读、文化探讨、理论发微为一体，从而“由单纯的价值判断而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的设施而向客观历史的回归”。②傅璇琮：《“日晷文库丛书”总序》，见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文学研究的基础是以作家、作品为对象的本体研究。面对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的盛行，一些学者不断呼吁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回归本体”。“回归本体”的要义是重视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袁行霈认为应该“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页。“回归本体”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回归文本，尤其是回归原典，刘跃进认为：“最基础性的工作当然是回归原典。”②刘跃进：《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文学的本体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中积淀最为深厚、最具历史的传统研究，其中文体研究成为近年来的学界研究热点，而文学流派研究、作家和作品研究也都有新的突破。
（一）文体研究
文学发展的历史以文体的发展为基本内核，考察古代文体形态演变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考察古代文学创作、文学观念变革的历史。“归根结底，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文体的变迁”。“文体是文学最为直观的表现”。③王蒙：《〈文体学丛书〉序言》，见罗钢：《叙事学导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页。文体学“集中研究作品的语言形式”，④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第189页。文体研究主要揭示作品的形式特征、结构方式以及艺术审美表达，是最具有文学本体意义的研究类型。文体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核心，在批评与创作两个领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古代文体学研究，包含多个层面内容：文体的溯源；
概念的辨析；
文类的确定；
不同文体之间的比较；
古代文体学名著研究等。从历史与理论的角度来看，目前研究或是集中于古代文体的起源与演变问题，或是集中于特定文体的形式特征、美学风格等的研究。
关于古代文学各种文体的起源、演变、特征等问题的研究，包括宏观的诸如先秦时期诗歌的起源、魏晋文学的自觉以及宋以后雅俗文体的变迁，到中观的如词、曲、小说的起源与演变，再到微观层面，如五言诗、七言诗、小令、慢词的起源、形成与演变等。目前文体起源研究是文体研究中争议较多且尤为众人瞩目的研究领域。文体的起源研究，集中体现在诗、词、曲、赋、小说、戏曲的起源问题研究。
对古代文体学的概念辨析、标准界定、研究方法及其实践意义的系统分析，则从理论角度推进了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深入发展。相关的研究成果，或者综合探讨古代文体的基本特征；
或者侧重某类文体的形态流变；
或者侧重对某一时代的文体理论进行研究。在诸文体研究中，尤以诗歌研究最为成熟，各类诗体产生和发展的原理，各类诗歌体式特征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语言、节奏、结构、表现方式及其历史兴替等角度都得到了全面呈现。近年来诸文体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是文章学研究的复兴。在沉寂数年之后，尤其是随着《历代文话》等大型批评资料汇编的完成，文章学研究成为古代文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关中国古代文章学成立时间、标准的探讨以及系列文章学研究，带动了文体研究从传统的以诗词曲为中心的诗体学研究向文章学的转向。其中较受关注的关于中国文章学成立时代的讨论，不仅是对成立时间的不同判断，更涉及对中国文章学的基本内涵、理论体系、总体特色与历史演变的理解与认同。
文体学研究的兴盛，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吴承学认为：“中国文体学兴盛，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⑤吴承学：《回到中国文体语境解读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简介》，《光明日报》2011年9月7日。对于文体类型、时代文体、民族文体风格的深入探讨，无疑大大推动了古代文学的本土化、文学化研究。同时，古代文体学的研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当前文体学研究仍较多地停留在对体裁的描述、分类及源流的考察上，较多采用文献学和语言学的方法，一定程度上未能充分体现其丰富多变的内涵。而中国古代的文体生成、发展往往建立于深厚的历史与文化底蕴之上，为此“文化文体学”的概念被提出，认为文体研究应当与人的文化行为结合起来研究。这些观念会丰富和深化中国的文体学研究。
（二）文学流派研究
古代文学的流派研究作为一种介于宏观与微观研究之间的中观研究，论题范围较为适中，既便于搜集较为完备的资料，也便于全面了解研究对象，所论也较为切实。相对来说，此类研究易于避免过于空洞或过于细碎的弊病，一直都是传统古代文学研究的重心所在。近些年来，古代文学界逐渐摒弃了早期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豪放派与婉约派之类的简单划分，开始打破教条主义的藩篱，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流派研究中的优秀之作也已超越共同性归纳中简单的求同存异和粗糙结论，打破牵强的比附研究，突破固定的概念与模式，取得了流派研究新的突破。然而，如何界定、划分文学流派，文学流派成立的标准，文学流派的理论研究等问题仍有待于深入探讨。
（三）古代作家研究
古代作家研究的突出成果主要体现在：一是主要作家研究取得了深入进展，关于作家生平、交游、年谱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大成就。如陶渊明、杜甫、曹雪芹等人的生卒年考辨，都曾引起热议。二是一些曾被忽略的中小作家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步。出于大量学位论文的选题需要，不少学位论文的写作着眼于填补空白、有所创新，因此故意避开研究成果较多的著名作家，开始对一些二三流的小作家进行研究，包括作品的整理、年谱的编纂与作品价值的探讨等。三是文学群体研究。传统的文学群体，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初唐四杰、前后七子等，都有较多研究成果出现。另外学者们还关注到围绕皇室以及重臣而形成的文学集团现象。
（四）古代作品研究
回归文学本体，主要就是回归文学作品。“以作品为中心，也就是以文本为中心……首先是读懂文本、读通文本，并将文本做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这是近三十年来相当重要的一个转变”。①袁行霈：《走上宽广通达之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趋向》，《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古代作品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为：一是集大成的文学总集的编撰以及重要作家别集的整理。《全唐五代诗》《全元诗》《全宋文》《全元文》《全明诗》《全清词》《清文海》等重要总集的整理和出版，以及一批以“全集”命名的整理本的刊行和规划出版，如詹锳等《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萧涤非等《杜甫全集校注》等，本身就是高质量的作品研究，同时也为进一步的作品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还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别集整理本出版。二是专书研究成为热门。如以《文选》研究为代表的“选学”、《文心雕龙》研究为代表的“龙学”、《红楼梦》研究为代表的“红学”等。三是作品的考证与辨伪广受关注。几乎所有主要作品的形成与流传，都有巨细不等的考证。考证与辨伪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文学和文献资料整理的需要，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如以《二十四诗品》为代表的传世文献的辨伪研究，以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为代表的出土文献的考辨研究。四是鉴赏与翻译之作数量众多。继《唐诗鉴赏辞典》之后，国内掀起一股古典文学鉴赏热潮，出现了一大批各种类型的鉴赏书籍和鉴赏类辞典。各种体式、各种风格的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因此获得了一次重新细读的机会。近些年来，古代文学的作品研究，在资料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一定程度上存在文学性弱化的问题。对于作品的美学研究，要求研究者既超越印象式的鉴赏研究，也超越实证主义的考据研究方法，挖掘、利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审美批评思想资源，借鉴、融通西方美学资源，在语文学与文学理论结合基础上追寻立足于作品的文学审美研究新境界。
近些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其表现不仅是具体的文献整理、文学研究和理论方法的探索，而是形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风格的学术理念，这就是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化道路的探索和追寻，对于民族文学精神传统的回归与认同。未来我们应当在全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学术演进的历史谱系和当代语境，将古代文学研究推进至更为高远的学术境界。
（一）在文学、文化、文献的融合中彰显文学研究的学科特性
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自有其规范的研究方法、特定的研究对象、专业的素养要求。倡扬文学、文化、文献的融合，就研究对象而论，是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学文献、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生态的结合研究；
就研究方法而论，是文学研究方法、文化研究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的结合研究。只有三者从思想和方法上的真正结合研究，才能将文学研究置于人类精神文明的整体背景进行系统性把握。而文学的审美体验与美学研究，是其之所以成为文学而非其他学科的本体属性。只有以古代文学文本为中心，注重审美感悟和情感体验，才能使文学研究有灵性、有温度，有个性、有思想，以活泼盎然的天机生趣、鲜活生命的共情感染和美感流溢的形式表达，充分彰显文学研究的学科特性和独特魅力。
（二）在古今中西资源的互鉴中建设更具主体性的古代文学研究
在当下学术理论界，我们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的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世界上重要的、基本的学术思想已成体系地被翻译成为汉语，我国古代的文学典籍也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整理和集成。面对海量文献和思想，需要梳理辨析、融会贯通古今中西思想资源，建设更具主体性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学术体系借鉴了西方资源，在进行规范化研究便利之余，如果完全以西方的概念、术语、学科体系框范中国文学，则文学史存在着被肢解、割裂以及文学现象错置的风险；
更应突破中国文学只是印证或演绎外来思想“资料”的误区。如何在中西相互阐发、相互照明中发现真正的“中国文学问题”？如何将现代的规范的理论探讨与中国自古以来文学发展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未来又该如何建设既具民族特性又有现代意识、自立的而又不自外于世界的古代文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些都应在对中国社会历史深刻洞察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立足中国文学发展实践，以中国学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深切的学术关怀，在古今中西思想资源的借鉴融通中，进行批判性、反思性的古代文学研究和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