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文岗,狄 颖
(1.2.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社会发展研究部,贵州 贵阳 550004)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消费是生产的目的,而要实现再生产过程的顺畅循环,必须充分把握和发挥消费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1]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其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至关重要。贵州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1)“黄金十年”,是指党的十八大以来,即2012-2021年,贵州的地区生产总值由6742.24亿元增至19586.42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由2655.39亿元增至6984.70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437.97亿元增至4691.97亿元,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2630公里增至8010.46公里,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由78.6%提高至95.5%,旅游总人数由2.14亿人次增长至6.44亿人次,创造了赶超跨越的“黄金十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消费规模不断扩大,结构逐步升级,新的消费形式和消费方式层出不穷,质量和规模不断提高,消费在促进全省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尽管近年来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贵州消费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居民消费仍保持稳定增长,为全省经济“稳中求进”发挥了“压舱石”作用。为此,深入研究贵州居民消费的现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对促进贵州消费扩容提质、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研究看,国内外学者大多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环境、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等角度对区域居民消费展开研究,进而探讨扩大内需和促进居民消费的对策建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国内经济社会的角度分析居民消费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刘险峰认为,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改革的引导力量,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模式要将巩固和发展内需、特别是促进国内消费放在优先位置,兼顾稳定内需和开发外需,这是新发展时期的战略抉择[2];
谢宜泽等学者认为,全面促进消费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十四五”时期应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消费带动生产,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增强全体人民的消费能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提升供需匹配度,构建高质量供给体系[3]。二是从农村居民消费角度出发分析消费不足的原因并提出对策。依绍华认为,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所占总额比重偏少,主要是由于农村消费设施供给水平不足,要打好提振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组合拳,释放消费潜力、提升消费质量,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4];
张川川等认为,“十四五”时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释放农村市场巨大的潜在购买力势在必行,因此要评估各项刺激农村消费政策的效果,进而优化激发农村消费政策的设计[5]。三是对比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并展开深层次分析。姚健等认为,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差距有扩大趋势,要完善促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体制机制,调整优化收入分配、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6];
王泽昊等学者认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同时也对化解城乡社会主要矛盾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作用[7];
杨继生等学者提出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相比,对预期风险具有更强的厌恶性(2)风险厌恶,是指投资者对投资风险反感的态度。,更加看重当期消费,导致在预期消费方面城乡居民差距较大,发展消费金融是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有效途径[8]。四是着重从特定角度研究探讨消费构成的差异。邹建文从居民储蓄角度着手,深入研究居民消费的行为特征和结构异质性,进而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9];
陈昌盛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走势是判断我国未来消费增长潜力的重要依据,促消费的政策当务之急是巩固疫情防控成果,根本之策是保持必要增速、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持续之路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并支持自主生育[10];
杨文毅认为城市作为消费集聚的重要空间,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节点,从城市消费功能、消费流动的提升进行研究,消费的供给侧变革将是当前城市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有效扩大内需、畅通循环体系的重要抓手[11]。
综上,学术界对促进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规模、消费形式、居民收入等方面,对于居民消费存在的难点痛点问题分析研究相对不足,缺少针对贵州等欠发达地区促进消费扩容提质的研究。本文主要对2011—2021年贵州居民消费的趋势变化、存在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下贵州促进消费的政策建议。
2011—2021年,贵州消费量质齐升,为经济平稳发展和民生保障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同时最终消费(3)最终消费,是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也就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本国经济领土和国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
不包括非常住单位在本国经济领土内的消费支出。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其中,常住单位是指在一国经济领土范围内具有经济利益中心的经济单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下降。
(一)消费规模逐年增长,但对GDP的贡献率有所下降。2011—2017年(4)由于2017年以后统计指标变化,不再用支出法核算消费的规模及最终消费率,因此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数据截至2017年。,贵州最终消费支出规模逐年增长,由3 438.7亿元增长为7 506.4亿元,为2011年的2.18倍,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占GDP的比重由2011年的60.3%下降为2017年的55.4%。主要原因是投资增长较快,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上升,消费的贡献率相对下降。结合2018年以来贵州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的增速预计(详见图1),截至2021年,贵州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应在50%—54%之间,略低于全国54.3%的平均水平。(5)2021年贵州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为课题组估算。
图1 2018年—2021年贵州固定资产投资和社零增速对比(单位:%)
(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断增加,其中城镇零售额占比超过八成。2011—2021年,贵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社零”。逐年增长,规模由1 751.6亿元增长为2021年的8 904.27亿元,是2011年的5.08倍,占全国的比重由0.9%提高到2%。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 185.95亿元增长为7 782.20亿元,为3.56倍;
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由474.49亿元增长为1 122.07亿元,为2.36倍。总体来看,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一直保持在八成以上,且近年占比有所提高,达87%左右(详见图2)。(7)数据来源于历年《贵州统计年鉴》和《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2 2011年—2021年贵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结构(单位:%)
(三)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较快,但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全国的差距仍然较大。2021年贵州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1 353元增长为25 333元,为2011年的2.23倍,年均增速为7.57%,较相全国居民平均水平高1233元;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3456元增长为12 557元,为2011年的3.63倍,年均增速为12.4%,仅相当于全国居民平均水平的52.1%。(8)数据来源于历年《贵州统计年鉴》和《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消费支出金额看,贵州农村居民的八大类消费都低于全国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特别是居住、食品烟酒、医疗、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相差较大(详见表1)。
表1 2020年贵州居民消费结构及与全国的比较(单位:元)
(四)居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居住、医疗、教育等消费支出增速较快。从贵州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看,2011年—2021年,增加金额最高的是食品烟酒,增加了3200元,增长最快的是居住、医疗、交通通信以及教育文化娱乐,2021年分别为2011年的4.07倍、3.38倍、2.75倍和2.46倍。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看,增加金额最多的也是食品烟酒,增加了2287元,增长最快的是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居住、医疗,2021年分别为2011年的8.19倍、6.01倍、4.24倍、3.83倍。(9)数据来源于历年《贵州统计年鉴》和《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从各类消费支出结构看,贵州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食品烟酒、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比均高于全国居民平均水平,但在居住、医疗的消费支出占比却低于全国居民平均水平。
(五)汽车、石油制品等大宗商品是限额以上“社零”的主要贡献力量,化妆品、金银珠宝等商品消费的拉动作用有限。从限额以上“社零”商品类别看,贵州汽车、石油制品和粮油食品等消费占比一直居前三位,分别占30.0%、25.0%和6.0%左右,化妆品、通讯器材、书报杂志、金银珠宝等消费的占比不大。由于汽车等大宗商品在城市的快速普及和向乡村的加快延伸已达到一定的“阶段性基数”(10)阶段性基数,是指统计中计算“动态指标”时用作对比基础的数值。,且尚未到“扎堆”升级换代的阶段,限额以上“社零”总额增速(11)限额以上“社零”总额增速,即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单位)、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等三类市场主体的商品零售的增长速度。受汽车、石油等大宗商品波动的影响较大。如从2018年以来贵州汽车、石油等大宗商品与“社零”总额的增速对比看,当汽车、石油等大宗消费增速上升时,“社零”总额同步上升;
当汽车、石油等大宗商品消费增速下降时,“社零”总额增速同步下降(详见图3)。(12)数据来源于历年《贵州统计年鉴》和《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3 2018年以来贵州石油、汽车等大宗商品增速与社零增速(单位:%)
随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和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升级需要,贵州消费市场发展进入全面扩容提质的发展阶段,但受新冠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意愿下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不高、传统消费热点领域增长乏力等问题制约了消费潜力释放和消费空间的扩大。
(一)居民消费意愿下降,消费增长放缓。从“社零”增速变化看,2011年以来贵州“社零”虽有增长,但增速一直在下降(2021年除外)。如2018年为10.2%、2019年为5.1%、2020年为4.9%(详见图4)。从居民储蓄增速看,受新冠疫情影响,居民消费意愿有所下降。2011年以来,贵州居民储蓄增速总体呈下降态势(2016年除外),但2020年以来居民储蓄增速略有上升,2020年个人存款增速较2019年增加1.8个百分点。(13)数据来源于历年《贵州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49.4%,占比接近一半。在2021年三季度准备提高消费开支的项目中,居民选择较多的消费支出分别是教育(28.7%)、医疗保健(26.8%)、旅游(25%)、住房(19.7%)(14)中国人民银行《2021 年第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网址: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si/116219/116227/4282868/index.html。从部分购物中心的销售情况看,虽然有短暂的“报复性消费”,但总体还是呈现下滑趋势。如贵州省内部分购物中心2021年的销售额较2019年同期有所下滑,其中下滑较多的是超市和餐饮。
图4 2011年以来贵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单位:%)
(二)政府公共消费水平低,一定程度挤压了居民消费的空间。政府公共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以及免费以较低价格向社会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从消费结构来看,2011—2017年,贵州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比例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详见图5),而政府公共消费对GDP的贡献却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详见图6)。截至2017年,贵州与全国的政府公共消费对GDP的贡献比例大约相差4个百分点,而且有进一步拉大趋势。政府公共消费占比低,表明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民生性消费支出还不足,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居民即期消费的空间。如2021年贵州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4 511.97元,全国平均为17 447.62元,贵州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 935.6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6.8%。(15)数据来源于历年《贵州统计年鉴》和《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再如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各地纷纷把政府消费券作为刺激居民消费的重要举措,但从与其他省份发放的政府消费券规模比较看,贵州发放规模明显偏小。例如为了刺激年终消费,2021年贵州发放消费券1亿元,云南省发放1亿元“彩云消费券”、1亿元“彩云购车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分批次发放了4亿元,其中文旅类补贴5000万元。
图5 贵州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例与全国比较(单位:%)
图6 贵州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比例与全国比较(单位:%)
(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偏低,省内中心城市的消费供给和消费环境与外省差距大。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看,2021年贵州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5 333元,全国为30 307元,贵州比全国低4974元,表明城镇居民消费略显不足。(16)数据来源于历年《贵州统计年鉴》和《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城镇消费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省内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的消费供给和消费环境不优。中国消费者协会近年来连续对全国重点城市的消费满意度测评数据显示,贵阳市、遵义市和毕节市3个重点城市在消费供给便利性、供给丰富性、供给创新性、服务水平、消费设施以及价格合理等方面在全国排名靠后。
(四)传统消费热点领域增长乏力,热点转换掉入“空档期”。当前,贵州的居民消费结构与全国相似,基本需求型消费换“档”面临供给侧产品升级的断档,导致传统消费热点领域(17)传统消费热点领域,是指汽车消费、家电家具消费、特色品牌消费等。拉动消费增长乏力。一方面,社零销售领域经过上一轮基本生活需求型商品消费的快速增长期后,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已“阶段性”饱和,尤其是“家电下乡”已促进家电等耐用品在乡村加快普及后未到“更新换代期”,拉动消费增长快的“大件”领域增速自然会逐渐放缓。如2021年,贵州城镇每百户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中,电视机105.21台、电冰箱104.18台、洗衣机104.13台、热水器100.56台、手机298.83部,较2019年分别增加了-2.63台、0.99台、0.65台、3.65台和11.08部;
农村每百户居民家庭彩电、冰箱、洗衣机、电热水器、手机拥有量也分别高达98.4台、99.0台、98.5台、77.6台、312.8部,拥有量虽有所增加,但也基本趋于饱和,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18)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是指一段时间内由一种消费为主导,集中跟风式消费。已基本结束。另一方面,文化娱乐、旅游等休闲型消费因新冠疫情的影响冲击较大。(19)数据来源于历年《贵州统计年鉴》和《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以来,跨省游反复遭遇熔断,旅游消费复苏艰难。旅行社反映,2021年,跨省旅游正常的时间段仅一个季度,来黔旅游的人数锐减,接待的游客量仅相当于正常年份同期的17.8%。
(五)线上消费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渠道,“拉外不拉内”的净流出问题更加凸显。由于贵州省社会消费品购进多、卖出少,随着线上消费渠道的拓展,贵州消费“拉外不拉内”的净流出特征更加明显。虽然近年来全省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助推“黔货出山”,但远远不能弥补线上省外货物入黔带来的“电商逆差”,且这一“逆差”呈现扩大态势。从对本省消费额的贡献看,2021年贵州省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3.8%,全国为24.5%,比全国低20.7个百分点;周边的云南、重庆、广西、湖南、四川分别为6.7%、6.9%、7.9%、9.4%、12.8%,贵州分别比这些省份低2.9、3.1、4.1、5.6、9.0个百分点。(20)课题组根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测算。从对本土商品的产销拉动上看,2021年“阿里”系平台“双11”活动期间,贵州累计买入和卖出金额分别为69.48亿元和5.17亿元,进出比高达13.4:1,线上消费“逆差”巨大。净流出拉大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县乡市场店铺少,无法满足居民就近消费的需求,倒逼居民转向线上消费。中国消费者协会2018年以来对全国60个农村集贸市场的跟踪数据显示,近3年来国内农村集贸市场生活用品整体得分变化并不大,虽然有些地方的农贸市场环境有所改观,但“种类齐全”和“生活用品质量”两个细项指标得分仍然较低,“种类少、品质次”是突出问题。此类问题在贵州也比较突出,调研发现,贵州省的大多村寨中没有服装、家电、通讯器材商店,大的村寨有1-2家小百货店;
乡镇中心一般有1-2家服装店、1家家电和通讯器材店、1家较大超市和几家小卖部,但销售品种少、质量一般。由于县域内商业网点数量也少、规模小、且分布较分散,影响了居民就近便利消费,这是居民转向线上消费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本土电商发展缓慢,特色产品上网率和销售量均不高。贵州本土电商平台发展刚刚起步,消费场景不够丰富且推广应用面小。一些省内平台的注册用户仅有一千多万人,其中省外用户仅三四百万人。同时,本土电商平台资源整合不够,小而散的问题突出。省、市、县都在打造自己的电商平台,也都在推动线上销售,但资源分散在各个平台,每个平台的实力又都不强,导致老百姓对本土电商的关注量和使用度不高。
消费是加快释放内需潜力的主要着力点,应积极深挖有效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从社会面多角度共同发力,统筹推进贵州全方位、多层级、多领域、多渠道的消费梯次发展。
(一)持续提高居民收入,夯实促进消费的基础。着力推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保持同步,确保扣除物价因素后,贵州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低于经济增速。一是适应农村人口流动需要,增强农村集体产权的流动性。在确权、赋能的基础上,培育农村产权市场,引导农村产权规范流转交易,提高农村要素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彰显农村产权价值、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二是大力培养高技能人才,提高就业技能。把提高技能作为提高贵州省城乡居民获取较高报酬的有效举措,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主战略需要,努力推动高技能人才总量“扩增”,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技能人才支撑。三是提升全省城镇综合承载力,增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能力。把新型工业化作为统筹城乡的主要动力,在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积极承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强本地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四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确保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加大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力度,推行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挂钩机制,逐步缩小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
(二)增加民生性支出,增强政府公共消费“托底”作用。建立财政转移支付随经济同步增长机制(21)财政转移支付随经济同步增长机制,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与经济发展增速相结合的财政政策。,逐步提高就业、教育、卫生三项民生支出占贵州省财政支出的比重。引导财政性资金向养老、育幼、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消费领域倾斜,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大力实施义务教育质量提升工程,缩小贵州省学生学业水平与全国的差距、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异率、缩小校际之间的差异率,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牵引,加快推进贵州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着力推进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和城市生活设施适老化智能化改造,提升养老服务需求。完善中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中低收入者的生活保障,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和生活水平,确保中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与经济发展、社会平均消费水平相适应。鼓励各市州扩大消费券惠民生发放规模,提振消费信心。
(三)完善城乡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促进消费潜力释放。一是提升城镇消费业态。支持贵阳、遵义、毕节加强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建设,发展以新零售、新金融、新流通、新制造、新基建发展支撑的新型消费,打造省内高能级消费中心城市和国内一流避暑康养城市群。大力实施新型消费标杆样板县建设,在全省打造一批特色新型消费县(市、区)。大力发展社区商业消费,加快建设“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加快推进“网上菜场”“网上超市”“网上市场”等建设。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统筹发展智能投递、智慧养老、智能停车、24小时便利店等社区生活服务设施。充分挖掘城市的文化特色,打造一批“夜经济”IP、“网红”打卡地,鼓励各大商业街、特色商业街与文化、旅游、休闲等业态增加夜间营业时间,适当延长大型商业综合体附近的公共交通运营时长,促进城市的夜间消费。二是挖潜农村消费。加强建设省级现代商贸特色镇、商贸发展特色村等立足乡村、贴近农民的生活消费服务综合体。畅通城乡双向联动销售渠道,加快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和中心站点建设,支持产地批发市场、冷链集配中心、供应链末端惠民网络建设,推进快递服务和电商配送行政村全覆盖。推广实施“村播计划”(22)村播计划,是指培育农村网红主播,实现农产品电商直播“自运营”。,推动电商与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多产业深度融合。三是推动消费市场数字化建设。推动基于网络平台的新型消费成长、优化线上线下协同互动的消费生态。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改善消费体验,改进平台型消费、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提升消费的便利性和便捷性。建立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体系,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四)促进大宗商品和房地产消费,提高居民消费能级。一是进一步扩大汽车消费。参照广州、西安、湖南等地的经验,把促进汽车消费作为重要着力点,落实汽车下乡、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等相关政策。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延长还款期限等措施,大力发展汽车消费信贷。加快小区停车位(场)及充电设施建设,对已建成投用的停车场配建充电桩。二是进一步提振家电家装等消费。支持贵州各市(州)企业开展“以旧换新”“家电家具”“家装下乡”等活动,鼓励居民淘汰旧家电、购置绿色智能家电、环保家具等。支持大宗商品回收企业发展逆向物流,完善大宗商品回收、处理产业链。大力拓展乡村家电家具家装消费市场,鼓励农村居民依据家电家具家装的安全年限进行使用和更新,适时更换能耗高、不安全的产品。三是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在坚持“房住不炒”基础上,通过实行购房补贴、房票安置、购房团购等措施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
(五)推进服务消费持续提档升级,打造消费增长新动能。一是持续激发文化旅游消费。充分发挥贵州文化旅游和气候资源特色,推动景区设施更新换代、产品创新和项目升级,围绕避暑度假主题大力发展康养、展会、亲子等旅游业态。推动演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资源等与旅游融合发展,建设民族文化休闲街区、地域特色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所建设,发展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旅游演艺和旅游创意商品。鼓励省级和各市(州)举办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月等促销活动。二是培育壮大养老托幼消费。大力发展“银发经济”,鼓励市场主体投资建设社区托老服务设施。加强养老床位补助支持,加快培育医养结合等养老服务业态。优化提升托育机构的注册登记、备案管理等手续,提高对民营托育机构的支持力度,增加普惠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在城乡建设一批示范性育婴服务机构,提高农村婴幼儿科学照护能力。三是推动体育健身消费升级。开展国家级、省级体育健身消费试点城市的建设,培育体育产业相关的基地、服务综合体、特色小镇等消费载体,大力发展山地旅游装备制造业,积极打造山地旅游消费产品、赛事与健身活动品牌。四是持续扩大健康消费,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卫生服务。进一步加强智慧医院建设,鼓励互联网医疗在看病就医、健康管理、康体养生等产业领域的创新发展。推进医养结合试点、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健全医疗保健、护理服务体系,打造国内一流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五是进一步提升餐饮消费。加强餐饮业质量安全,鼓励各地举办美食节等活动,支持贵州名小吃、黔菜、特色餐饮和老字号企业连锁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提升“黔菜”国内知名度。鼓励贵州本土餐饮企业创新服务模式,大力发展线上团购促销、外卖送餐等服务,积极参与建设深夜食堂、社区食堂、创意美食街区等。
(六)大力建设本土专业化电商平台,激发本土特色优势产品线上消费。按照统计原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但不包括非实物网上零售额,即服务类和虚拟商品网上零售额;纳入本省“社零”统计的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为按属地划分归属贵州省电商实现的部分,不含本省居民通过省外电商实现消费。因此发展贵州本土电商,促进特色优势消费品发展,激发本土特色优势产品线上消费是增加“社零”规模的有效方法。一是建设本土专业化电商平台。发挥贵州特色优势产品的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和品牌优势,比如酱酒、辣椒等,可专注拓展细分市场,注重消费体验和口碑,走专业化、垂直化发展模式,打造类似酒仙网、当当网、得物(潮流品牌销售)、国际妈咪(母婴用品)等在细分领域内知名的本土专业化电商平台,并以此带动贵州省其他特色产品的线上销售。二是打造一批网络销售爆品。借鉴广西柳州螺蛳粉等发展经验,围绕酱酒、贵茶、刺梨、辣椒、牛肉制品、“三碗粉”(23)“三碗粉”,是指黔菜美食体系中深受群众喜爱的招牌小吃羊肉粉、牛肉粉和酸汤粉。、天然饮用水等特色优势资源,集中力量打造贵州网络爆品第一梯队,形成一批10亿级、50亿级以及100亿级销售额的网络爆品,形成拉动贵州本土实物商品网上销售的主力军。制定网络爆品地域公共品牌标准,优化产业布局,引导和扶持企业加强产供销体系建设,提升相关产品的生产和加工能力,在地域公共品牌下形成若干产销良好、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品牌。三是实施产业链提升行动。围绕电商示范产业,加强生产端和销售端建设,延伸产业链,提高特色产品产业集中度和综合配套能力,形成一批特色鲜明、辐射力大、竞争力强的电商产业集群。四是大力实施电商营销推广。建好全省电子商务发展大会和电商大赛、电子商务博览会等展销活动平台。采取轮流申办方式,每年举办一届,形成“举办一届电商大会,打造一批网红爆品,助推一地经济发展”的有效模式。深入挖掘电商拳头产品文化底蕴,讲好产品故事,提升电商产品市场开拓力。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及周边省份消费市场,完善省外“云仓”节点,不断扩大贵州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特色轻工产品等销售规模,持续提升“贵字号”品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鼓励全省各地实施线上消费优惠政策,举办数字文旅消费体验、“品质生活·黔新消费”、数字生活消费节等活动,引导省外消费流入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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