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臻旭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州510000)
抗战胜利后,山东很快成为国共两党的主要战场之一,对山东教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①1930年山东共有公私立中等学校142所(青岛市7所,山东其他地区135所),到1945年则不到26所,1947年山东省仅有公立中等学校39所。大量学生为避战火不得不流亡各地,即便是未流亡的学生也由于缺乏必要的谋生手段,加之战争导致“交通梗阻,经济断绝”,而“告贷无门,衣食等费均无所出”②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全宗.为救济贫苦学生组织游艺大会集资募捐给市党部的公函(1946年5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02-0145-017.,形成了数量庞大的贫苦学生群体。学界对于流亡学生,特别是山东流亡学生的关注颇多,整理出版了《山东流亡学生史》③陶英惠,张玉法.山东流亡学生史[M].台北:山东文献出版社,2004.,《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945-1962)》④陈云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945-1962)[M].台北:山东文献出版社,1998.,以及《山东流亡学校史》⑤王志信,陶英惠.山东流亡学校史[M].。近年来抗战时期学生救助逐渐成为学界研究较多的领域,所发表的论文更不在少数,如《救济、救助、救亡:国民政府对东北流亡学生群体的安置(1931—1936)》⑥赵文铎,华涛宇.救济、救助、救亡:国民政府对东北流亡学生群体的安置(1931-1936)[J].华北大学学报,2020(11).《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战区学生失学救济研究》⑦黄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战区学生失学救济研究[J].历史教学,2016(24).《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救助问题》⑧龙时.全面抗战时期的教育救助问题[J].史学集刊,2019(1)等,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群体,较少关注抗战胜利后学生群体的救助。本文通过梳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山东政府救助学生的各项措施,以期丰富此方面的研究。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山东交战,大量学生四处流亡。为了收容因战乱而“失学之中等学校肄业学生”,国民政府于1947年颁布《教育部拟定安置中等学校流亡学生暂行办法》,规定各地教育厅应设立临时中学以收容因战乱而无法复校的县、私立中等学校肄业学生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 0 0 0:2 6,2 6,1 1 3-1 1 5. 2陈芸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 9 4 5-1 9 6 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 9 9 8:7 8-8 6,3 4-3 5. 3陈芸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 9 4 5-1 9 6 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 9 9 8:7 8-8 6,3 4-3 5.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为拨发本省驻阜贫苦学生棉衣费事项与省政府等往来文书(1946年12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357-001.。临时中学学生可以申请“救济金”②分为“全救济金(免学膳宿费全数)”与“半救济金(免学膳宿费半数)”两种。,并可享受省级公费标准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 0 0 0:2 6,2 6,1 1 3-1 1 5.。山东省政府面对本省“青年失学问题异常严重”的现状,也认为各临时中学“亟应筹备设立,以资救济”④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协助省立高级中学校舍问题给第二绥靖司令部调查室的公函(1946年4月9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770-045.。
临时中学设立初期,各项准备工作极不完善,特别是校舍短缺成为面临的首要难题。很多临时中学只能在废弃的工厂、楼房内上课,校舍多半残破不堪,只能采取“集训”的方法,组织学生在操场上课、跑步或听演讲,来争取整修时间。宿舍更是无处筹措,学生们只能居住在教室中。夏秋两季尚能和衣而睡,到了寒冬则“只能起身跑步取暖”⑤陈芸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 9 4 5-1 9 6 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 9 9 8:7 8-8 6,3 4-3 5.。即便“校务尚未正式开展,甚至连校舍都尚未有着落”,但能够在战乱之中考入临时中学依然让流亡学生不由“喜极而泣!”⑥陈芸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 9 4 5-1 9 6 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 9 9 8:7 8-8 6,3 4-3 5.
抗战结束后,山东省临时中学大多设立在国民党实际控制的济南、青岛等市⑦黄远耕.难民团[J].鲁青善救旬刊,1946-6-20,(9):22.。大量流亡学生及难民的聚集给济青两地的社会救助增加了极大压力。青岛采取极为严格的难民管理方式,流亡学生同难民一道被禁止进入青岛⑧秦孝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后中国(四)[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365-366.。除少数胶东及昌潍⑨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本省公费生核发及名额统计表数目表(1946年10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509-078.地区的流亡学生可以在青岛组建临时中学外,其余学生纷纷流向山东省政府所在地的济南,因此济南先后建立了五所临时中学,而青岛却只有三所临时中学。
除省内的临时中学外,抗战时期山东省政府曾在安徽阜阳设立学校,以安置战时山东流亡学生。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提出“各国立中等学校仍交各省市办理”,并要求战区各教育临时行政机构“分别划归各级教育机关”,各流亡学校与流亡学生应一并回到原籍⑩。1946年山东省教育厅在教育行政计划中也明确表示了要将阜阳各校迁回山东○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 0 0 0:2 6,2 6,1 1 3-1 1 5. 2陈芸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 9 4 5-1 9 6 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 9 9 8:7 8-8 6,3 4-3 5. 3陈芸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 9 4 5-1 9 6 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 9 9 8:7 8-8 6,3 4-3 5.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为拨发本省驻阜贫苦学生棉衣费事项与省政府等往来文书(1946年12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357-001.。但是由于战后交通不便,阜阳各临时中学并未及时迁回山东境内,因此形成了阜阳与山东两地临时中学并立的特殊局面○12。
阜阳各临时中学饱受战火摧残又长年滞留他乡,不免归家心切。又看到山东省内各临时中学纷纷设立,“学生们亦对山东省政府产生怀疑以及无奈”,深感抗战胜利后“政府似乎已将他们遗忘”○13。因为难以帮助阜阳各校返乡,山东省政府只能提供更高的救助以示安抚。1946年山东省教育厅发给阜阳各临时中学每校一千万元,用以偿还贷粮款所产生的利息,并且给予比省内临时中学更高的学生及教职工待遇○14。为了应对冬日严寒,12月山东省教育厅又拨款五千万为滞留阜阳的学生添置过冬衣物○15。然而真正分到学生手中仅“衣服费三千元,今春三月始领到。按阜阳土布不够补破衣服之用,如何添置新衣”○16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为省立第一临师全体复员学生请保留所开除代表给山东省政府公函(1947年5月10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12-0249-011-003.。据当时省立第一临时中学学生回忆,“该校弃置原地,经常停发经费,师生陷入缺衣少食的困境”○1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61-79.。
1947年省立第一临时中学中决定自行迁校回鲁,在路程中受到了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李泰华与参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 0 0 0:2 6,2 6,1 1 3-1 1 5. 2陈芸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 9 4 5-1 9 6 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 9 9 8:7 8-8 6,3 4-3 5. 3陈芸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 9 4 5-1 9 6 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 9 9 8:7 8-8 6,3 4-3 5.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为拨发本省驻阜贫苦学生棉衣费事项与省政府等往来文书(1946年12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357-00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 0 0 0:2 6,2 6,1 1 3-1 1 5.长裴鸣宇的阻挠,只得暂时在徐州南郊三官庙驻留,学校改称“山东省立滕县中学”,这引发了学生极大的不满,为此该校师生先后前往济南、南京请愿。由于生活困苦,又难以回省,因此该校学生渐渐对国民政府产生失望之感。此时校内的进步青年通过组建学生团体、传阅共产主义书籍、演出话剧等方式积极传递革命思想,并且秘密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帮助大量青年前往解放区。1948年9月国民政府将学校改称为“国立鲁南第一临时中学”,并将该校迁往江苏省武进县。1949年4月23日武进县解放,此时“青年团”已经掌握了学校的日常工作,并积极协助常州军管会进行学校财产物资的移交工作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61-79.。
临时中学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流亡学生学业,避免了学生频遭流亡之苦,然而所能容纳的学生数量毕竟有限,且各项生活物资甚至学校经费仍需依靠各界救助,因此难以真正改变学生衣食紧缺的贫苦境遇。由于军事的一再溃败,国民党在山东尚且自顾不暇,临时中学则犹如弃子,救助断绝乃至再度流亡,学生贫苦不减反增。
公费与贷金制度是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救助政策的延续,特别是公费制度凭借自身的灵活性与规范性成为抗战胜利后学生救助的核心措施。对处在国共交锋前线的山东来说,公费与贷金制度几经调整,并与现实走向的联系极大。
抗战前贷金制度的救助对象仅限于师范生,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抢救青年,保存国力”,于1938年拨给专科以上家庭在战区的贫苦学生贷金进行救助,1941年又将贷金的范围扩大为“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尽管贷金制度推行后起到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各校在核给贷金时“不免宽泛”,加之贷金收回不便,国民政府于1943年推行公费制度代替贷金,并规定“国立中学新生,以百分之七十为乙种公费生”。抗战胜利后由于战后“国民经济尚未好转”,因而允许已经获得公费待遇的学生可以维持公费救助到毕业为止。1947年内战愈演愈炽,国民政府深感会“重演战时之现象”,因此恢复公费救助②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24-28.。此时的公费救助分为国家级与省级两种,国家级公费救助金额按照“公教人员补费基数七分之一支给”,省级公费的救助标准则由各省自行制定③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为说明省公费生膳食费、副食费调整办理情形给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的代电(1947年12月30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500-028.。
抗战胜利前夕,山东省各县依然继续沿用贷金制度,由各县教育行政机关先自行制定本县贷金办法,而后交由山东省教育厅审批、生效。从各县制定的贷金办法中可以看出寒(家庭贫寒)、德(思想品德)、绩(学习成绩)为贷金资格判定的普遍标准。其中寒、绩两项为判定的核心,决定学生的救助等级,德则决定学生是否可以保持获得贷金的资格,是判定的前提。具体的判定方式依据各县自身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山东省教育厅并没有出台统一规定,导致判定标准良莠不一。如历城县仅粗略地以“家境确系贫寒不能担负费用者”“思想纯洁、品行端正者”“成绩平均分在七十五分以上者”为标准④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为复呈请该县贫苦学生贷费暂行办法准予备查给历城县政府的指令有关材料[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616-007.,不仅标准太过笼统且缺乏可行的判定手段。鱼台县相对复杂,将学生的学业成绩与家庭经济情况各划分为三等,按照不同的等级组合提供不同水平的贷金救助①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为收到鱼台县政府呈报旅外高中以贫苦学生补助费发给办法给该县政府的指示[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829-013.民国中等教育采取初高中“三三制”,学生在校的标准年龄初中为12至15岁,高中为15-18岁。由于时局影响,学生毕业年龄略有延期,在校生年龄实际为11至21岁。在此年龄段,学生作为“体重五十公斤而非从事强烈劳动的人们”,每日所需热量“一千四百大卡算是合理的标准”,即“每日有米十二两,更佐以适当菜蔬即可充足影响”。然而由于膳食匮乏,学生常因营养不良而患有夜盲、脚气、皮肤炎、坏血病或佝偻病。-②成绩分为甲(70分以上)、乙(60分以上)、丙(60分以下)三等,又以家庭经济状况分为甲(人均5亩以下)、乙(10亩以下)、丙(15亩以下)三等,学生情况均为甲等者给甲等补助;
成绩为甲但资产为丙等,则给乙等补助;
成绩或财产为甲乙者,给甲等补助;
评定为乙丙者(不论是成绩还是家庭情况),均给乙等补助。。判断标准混乱的同时,贷金能够救助的学生名额也十分有限。以成武县为例,全县中学生可以获得的贷金名额仅有“高中后期师范十名;
中学及其他同等学校二十名”③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为第十六区专属转呈城武县贫苦学生贷金办法给该公署的指令(1944年8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348-041.。另外,各县贷金救助的经费也异常拮据,除部分教育厅的拨款外,主要还是依靠“学田以外之公有土地财产或庙产”及各县经费内自行下拨④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一区专署转呈滋阳县拟定贫苦学生高中以上学校贷金暂行办法的有关材料[Z].山东省档案馆,档案号:J101-09-0672-008.。战火之下各县教育经费“多者不过万元余,少者仅二三千元”⑤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教育志[M].济南:山东省人民出版社,2003.,对于一县的教育来说明显不足,因此除少数县可以发放现金外,其他各县则只能发放小米、小麦等实物以充作救助。判定标准混乱加之救助名额和经费的限制,使得贷金在救助学生的过程中难以发挥大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教育行政权重新划归地方,各省立中等以上学校统一划入公费救助的范围,并交由山东省教育厅统一管理,相对低效的贷金制度也逐渐废除。相比于贷金,公费救助更为规范,并且可以随着实际情况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1946年山东省公费救助分为公费生与补助费生两大类,前者分为甲、乙、丙三等,后者则为两等⑥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为请光行拨发济南市省立各校九月份公费生膳食费及贫苦学生膳食费给会计处的公函(1946年9月27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509-076.。公费救助虽由中央政府统一拨款,但是拨款数额难以满足山东省的实际需求。1946年国民政府中央认定山东公费生名额仅3,050人,依据标准仅拨款31,660,000元。而据山东省教育厅统计,实际的公费生人数高达10,156人,多出的76,508,000元只能由山东省政府自行垫付⑦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为拨发本省驻阜贫苦学生棉衣费事项与省政府等往来文书(1946年12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357-001.。随着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公费救助金额的涨幅远远跟不上物价的上涨。1947年5月山东省甲等公费救助为五万元,而当时最便宜的三合面每斤为1,850元⑧各货涌进价再落[N].大华日报,1947-05-13:3.-⑨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调整三十六年度十月份以后公费生副食费主食费给行政院、教育部的呈(1947年12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500-036.,一名甲等公费生每月只能购买27斤,每日不足一斤,且无其他副食,致使学生常因营养不良而疾病频发○1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为收到鱼台县政府呈报旅外高中以贫苦学生补助费发给办法给该县政府的指示[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829-013.民国中等教育采取初高中“三三制”,学生在校的标准年龄初中为12至15岁,高中为15-18岁。由于时局影响,学生毕业年龄略有延期,在校生年龄实际为11至21岁。在此年龄段,学生作为“体重五十公斤而非从事强烈劳动的人们”,每日所需热量“一千四百大卡算是合理的标准”,即“每日有米十二两,更佐以适当菜蔬即可充足影响”。然而由于膳食匮乏,学生常因营养不良而患有夜盲、脚气、皮肤炎、坏血病或佝偻病。0-○1,深感实际生活所需与公费救助相比“相差悬殊,生活无法维持”○12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为省立第一临师全体复员学生请保留所开除代表给山东省政府公函(1947年5月10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12-0249-011-003.。教育界人士也感叹道“学校膳食如能安排妥帖,课堂内教以营养原理,闹饭堂的事大可减少,训育问题也可解决了不少”①周尚.营养与训教[J].教育杂志,1948-2-1,33(2):63. 1947年5月13日,中央大学学生率先要求提高公费待遇,然而国民政府却拒绝了学生的要求,成为日后“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导火索。。1948年1月由于深感“各校学生公费待遇,过于菲薄,值斯百物腾贵,实属困苦万分”,山东省教育厅曾指派省立济南第二临时中校长蒋士健率领学生代表,前往南京请愿以求增加公费生待遇②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为派校长蒋士健等率领学生代表王华甫、杨东旭赴京请求增加公费待遇给王华甫、杨东旭的通知(1948年1月5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500-046.。7月国民政府对全国的公费标准进行了重新划分,将济南、青岛、烟台三地划分为一等区,规定公费生救助金额为11,570,000元,山东其他各地为三等区,救助金额为8,140,000元③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调整公费生副食标准问题给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的训令(1948年7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526-007.。然而此时山东省大部分地区均已解放,国民政府不过困守济南、青岛两座孤城,且距济南解放仅有2月,因此国民政府此次的公费救助调整对于山东来说已是空谈。
1947年国共双方在山东形成拉锯态势,因而这一年公费救助变动也最为频繁。7月,山东省不再接受国民政府统一安排,开始自行调整本省公费生待遇④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为自行调整公费生膳食费给王**的签呈(1948年8月14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500-034.。随着山东省内国民党统治区域逐渐减小,原本公费救助的划分方式也出现调整。9月起,公费救助以学校所在地为依据重新划分为济南区和山东区两等,10月起更不再细分补助费生等级。1947年底山东省政府对各学校的公费生比例进行重新调整,规定师范学校、职业学校新生的公费生比例应超过50%,而普通中学仅为30%⑤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为重拟山东省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公费生及补助费实施暂行办法的决案》(1947年12月19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509-074.。然而从实际发放情况来看,山东省政府决议的比例在救助过程中很难真正执行,特别是普通中学公费救助的名额比例明显过低,如济南中学公费生仅为26人,仅占全校人数的2%左右,远未达到30%的比例,而师范学校的公费生比例甚至可以达到100%,大量的普通中学学生主要还是依靠金额更低的补助费来获得救助⑥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学生膳食费自十一月起每个增为15万元事宜各张敏之的电(1948年3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509-073.-⑦济南女中共学生950名,无公费生,仅有285名补助费生;
济南市中共学生1200名,无公费生,仅360名补助费生;
禹城中学共学生451名,仅有1名公费生与225名补助费生。曲阜师范、滋阳师范、济南师范、潍县师范、曹县师范、益都师范、省立青岛临师等校公费生比例均为100%,其他师范学校公费生比例基本都在60%以上。。
救助名额比例不足仅限于省立中等以上各校,使得公费救助的覆盖面极为有限,没有公费救助的学生依旧“三餐不饱,衣履不全”○1周尚.营养与训教[J].教育杂志,1948-2-1,33(2):63. 1947年5月13日,中央大学学生率先要求提高公费待遇,然而国民政府却拒绝了学生的要求,成为日后“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导火索。。并且公费救助支出的不断增加逐渐成为国民政府的一项沉重负担。从山东来看,1946年公费生人数为8,213名,公费生救助金额为每人每月4,000元⑧陈云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945-196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998:50.,到1948年公费生人数为16,479人⑨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本省公费生核发及名额统计表数目表(1946年10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509-078.,每人每月补助已经达到1,500万元⑩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为自行调整公费生膳食费给王**的签呈(1948年8月14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500-034.。仅仅两年的时间流亡学生人数翻了一倍,救助金额更扩大了3,750倍。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国民政府曾试图通过不断降低公费金额来逐渐取消这一制度,然而这一举动却遭到了学生的集体抗议,以至于成为了“五二〇运动”的导火索。○1面对学生增加公费的要求,国民政府一面不断呼吁学生们“体恤时艰、努力向上”,一面却又将公费救助视为对学生的一种施舍,认为增加公费的“要求之无理,至今中外认识贻笑,良可叹也”①学潮何必扩大,京教会大学游行[N].国民晚报,1947-5-18:1.。对于学生来说,饥寒交迫、难以为继的贫苦生活才是他们直面的现实,因此增加公费成了战后学生运动的一大诉求。
公费与贷金制度的变化,是国民政府在学生救助问题上由积极逐渐转向消极的一种体现。为了避免教育受到战火摧残所推行的救助措施,在抗战胜利后很快遭到了抛弃。尽管迫于现实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继续维持公费制度,但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取消的时机。这种消极的态度造成了公费救助的严重滞后性,极大地削弱了救助的实效。战时公费与贷金制度的推行维持了教育的正常发展,然而这一制度在战后却成了学生对国民党政权不满的原因之一。
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山东设立的社会救助专门机构。鲁青分署在学生救助过程中可以做到统一协调,并且相比于其他救助措施,鲁青分署的救助物资更丰富、救助范围更广泛、救助模式更常态,因而成为抗战胜利后山东学生救助关键的补充。
1943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下简称联总)在美国华盛顿成立,用以在二战结束后对各国进行善后救济。1945年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作为抗战胜利后的临时救助机构。“其任务在于依据联合国救济善后会议各决议之政策,及我国政府与联总签订之基本协定,运用联总供应之物资与服务,办理我国善后救济工作”②秦孝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四)[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508.。为统筹全国各收复区救助事务,行总在各地设立分署。1945年10月鲁青分署在青岛成立,负责“青岛市及山东全省”社会救助事务③署长报告鲁青区救济情形[J].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旬报,1 9 4 6-1 2-2 7,1(1).,并于1947年1月1日迁往济南④署长报告鲁青区救济情形[J].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旬报,1 9 4 6-1 2-2 7,1(1).。
鲁青分署以难民为救助对象,但1947年《戡乱期间中等以上学校及其流亡学生处理办法大纲》中规定“凡初由战区退出之中等以上学校流亡学生,尚未审定学籍者,应由主管社会救济机关视同难民暂予临时收容救济”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25.,贫苦学生因此也成为鲁青分署的救助对象之一。由于抗战胜利后山东失学失业的贫苦学生数量急剧上升,山东省教育厅难以独立承担救助职能,此时鲁青分署的成立有效缓解了救助事务的压力,并且成为贫苦学生的重要救助来源。
鲁青分署作为直属行政院的社会救助机构,在救助过程中不仅可以分配食粮、日用品等重要物资,并且可以协调山东省各级行政机关,促进社会救助活动的正常开展。因此很多学校在需要救助时便直接向鲁青分署提出诉求。1947年3月国共双方在胶济铁路沿线发生战争,淄川、桓台、博山三县教育行政机构及公私立学校流亡济南,三县教育科长及六所流亡学校便联名经山东省教育厅向鲁青分署寻求救助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全宗.为淄川县立中学等流亡来济学生救济问题与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济南办事处往来公函及该等中学训令(1947年5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350-019.。
急赈与发放物资是鲁青分署救助学生的两种主要形式。急赈是指国民政府在对某一地区“收复”后,或流亡学校复校时集中发放一笔一次性的救助款,这种救助方式时间短,数量也较少,因此发放救助物资成为更为常见的救助方式。救助物资种类极为丰富,从面粉、小麦、奶粉、豆粉等食粮、营养品,到棉衣、被褥等日用品,甚至还有雨鞋、雨衣、卡其布等稀缺的物品。1947年鲁青分署为了解决青岛临时中学学生的校服问题,直接发放给学生黑布、棉花、纽扣和针线,以便学生自行缝制校服①陈芸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 9 4 5-1 9 6 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 9 9 8:8 2-8 4.。相比于其他措施对救助名额的各种限制,鲁青分署在救助过程中并不区分公私立学校,因而救助范围更为广泛。另外鲁青分署还规定没有公费救助的贫苦学生“应有受救济之优先权”,其次为半公费生,“至于全公费生仅能得衣被之救济”②私立齐鲁大学全宗.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救济贫寒学生实施办法草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9-01-0461-019.,从而弥补了公费名额较少的缺点。
在发放救助物资的过程中鲁青分署形成了一套较为常态化的救助模式,即按照各学校在校人数百分比来划定救助名额,将物资按救助名额进行均分,并集中一次性发放给各校,由学校按照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行分配。如1947年1月鲁青分署向济南市各学校发放小麦,便以各校在校人数的80%核定救助名额,每人平均分得25斤③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发放本市各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贫苦学生小麦的代电(1947年1月14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12-0159-008-027.。
鲁青分署在救助贫苦学生过程中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如规定救助以集体(学校)为基本单位而不面向个人④私立齐鲁大学全宗.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整批拨发救济物资手续暨监放办法[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9-01-0344-059.,因此一旦学生失学便无法再获得救助,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救助范围,降低了救助效果。另外,救助物资的紧缺更加重了鲁青分署救助的无力,学生们除偶尔可以吃到鲁青分署“配发的面粉做成的白馒头,并发放脱脂奶粉补充营养”外,大多数日子还是“只有窝窝头配咸萝卜,喝白开水”⑤陈芸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 9 4 5-1 9 6 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 9 9 8:8 2-8 4.。当然鲁青分署存在的问题并非个例,而是战后救助问题上的通病,联总就曾批评国民政府“无力将救济品运往灾区”“物资流入黑市”,经费不足、分配不公允,以至于一度暂停对中国的物资救助⑥郭延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4册)[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540-543.。
国民政府为应对贫困学生采取的三种措施,显然不能满足学生需要。因此,学生时常感觉“政府救济,但粥少僧多,不敷分配,杯水车薪,无济于事”⑦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全宗.为救济贫苦学生组织游艺大会集资募捐给市党部的公函(1946年5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02-0145-017.。为了改善学生的生活,山东省政府与社会各界纷纷进行各项临时捐款,各校学生也积极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募捐。
1946年1月9日山东省抚恤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抚救会)成立,抚救会最初以抗战烈士及遗族作为救助对象,后将救助范围逐渐扩大并包括贫苦学生在内。1947年初由于当时天气寒冷,大量贫苦学生没有棉衣过冬,抚救会拨款五千万作为棉衣费专门救助各校的贫苦学生⑧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为承领贫寒学生棉衣费给教育厅的呈及签呈(1947年2月10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952-025.。1947年夏,抚救会再次拨发赈款一亿五千万元,以25%为比例发放给济南市各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每人两万元⑨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为呈送发给长山县私立培德中学贫寒学生救济费缮造报销册的呈及公证书急赈记录各一份放赈报销册两份的附件(1947年6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12-0215-046.。与抚救会同时期,齐东县流亡济南的各级机构也为了救助本县贫苦学生组成了“救济贫寒学生临时募捐委员会”。1946年6月张店(当时隶属齐东县)第一次解放,周村、张店等地学生流亡济南,山东省政府组建张店临时中学进行收容。1947年流亡济南的齐东县党部、参议会、同乡会为了救助张店临时中学学生,向旅济各部发起募捐,并于5月11日组建募救济贫寒学生临时募捐委员会①齐东县各界发起捐款救济学生[N].大华日报,1947-5-13.。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对贫苦学生也曾有资助。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绥靖区制以推行“总体战”决策,1946年山东划归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王耀武担任绥靖区司令兼任山东省**。其在山东任职时推行“安民”“察吏”“教养”三项原则,对于省内存在的大量贫苦学生,王耀武曾以第二绥靖司令部或山东省政府的名义进行救助。1946年初山东省政府拨发小米3,619斤、绿豆9,048斤、谷子22,500斤,共计3,089,976元,救助济南市各贫苦学生②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签请将前拨救济贫苦学生食粮估价准予由省预备费项下开支或转饬用粮处开支给王**的呈(1946年2月)[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1-09-0537-028.。5月王耀武下令第二绥靖区军队节粮以救助学生,共计筹集杂粮四十七万九千九百八十五斤,分三等发放给济南市内各中等以上学校及流亡济南各校③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全宗.为救济学生食粮运输事给党部的函(1946年5月27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1-02-0157-052.-④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全宗.为救济流亡学生拨捐食粮给二绥区司令部政治部的便函(1946年5月21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13-02-0049-015.。1947年山东省绥靖司令部查处了济南至兖州公路段上军队走私货物的事件,没收了大量走私物资。绥靖司令部将这些物资变卖折现两亿元,交给救济贫寒学生临时募捐委员会“充做救济贫寒学生之用”。6月为了救助贫苦学生,又号召各级公务人员举行“捐献一日所得运动”⑤王司令官维持军事运输,严禁军车包运商货[N].国民日报,1947-7-26:1.。在进行学生救助的同时,山东省政府也强调对青年的“收训”。1946年山东省绥靖统一总指挥部成立之时,便决定建立“青年训导总队”“专负对社会青年和新收复区青年的调查、管理、组训之责,对‘赤色’青年得施以感化教育”⑥三青团山东支团部全宗.为救济贫苦学生发起捐献一日所得运动并将款送交山东报社给济南区团部的命令(1947年6月7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06-02-0005-055.,使得战后的学生救助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在官方进行捐助的同时,济南市立中学、省立医专、张店临中、崇华中学等校也通过义演的方式自行组织募捐活动,希望“籍艺术之表演,博大众之捐助,集腋成裘,用资救济”。义演门票通过第二绥靖司令部副官处的协助向各界进行半强制性的“认购”。但是戏票售出后却迟迟收不到票款,为此还不得不登报要求买票人尽快交款,“否则即拨发各贫苦学生自行提收”。此外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为贫苦学生捐款,山东国民日报社通过组织“良心献金座谈会”的方式向各界人士募捐,共筹得480万元,以每名学生两千元的数额共救助贫苦学生两千一百五十名。同时也有少量的私人捐款,如抗战时期的山东流亡学生张金儒,在战后捐款十万元,经由山东省政府发放给济南第四临时中学的复员青年军学生潘福兴。
然而各界捐款大多经由省政府统一分配,各学校义演更需要事前向政府报备,并由山东省政府派员进行“指导”,这就增加了社会各界救助的复杂性,严重降低了救助效率。
各项救助措施均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而救助的不规范性与贪污事件的屡屡发生,更使得战后学生救助的无力性激增,招致了学生极大的反感,成为影响救助实际效果的深层原因。
战后国民政府在学生救助政策上缺少规范性,因而各省有关单位便视救助事务为烫手山芋,极力回避。在山东“省教育厅认为救济事宜应属民政厅之范围,而民政厅又认为金钱事务属于财政厅之业务”①陈芸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 9 4 5-1 9 6 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 9 9 8:8 0,3 5-3 6.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为呈请补助费照发且勿挪作他用给省教育厅的签呈(1948年4月19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J101-09-0500-058.,因而在对待学生救助时往往“只图敷衍一时,所以学校的设备陈旧、欠缺”,甚至出现厕所坍塌砸死学生的事件②济南市教育委员会(编).解放前济南的学校[M].济南:济南出版社,1991:106.。相互踢皮球的后果只能是将学生的生计压力转移到了各学校头上,为此各校只能自行寻找出路。面对“三荒”(房荒、饥荒、棉衣荒),校长们频繁奔走以求维持学生的基本生活,因而不少校长被学生比喻为“外交部长”③青岛点滴[N].青报,1946-11-22:4.。而国民政府各级机关只有在校长找上门的时候才会稍有行动,以至于当时很多校长将这样的救助称为“蜡烛政治——不点不亮”④陈芸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 9 4 5-1 9 6 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 9 9 8:8 0,3 5-3 6.。各校在评定救助标准时缺少充分的调查,因而使得理应获得救助的贫苦学生未能享受救助,而家境较好的学生却混入救助名单之内。齐鲁大学学生王振宇写信给齐大校长申诉,该校贫苦学生名单中“或有家居在济者,或有家乡业有收复者”甚多,而他作为流亡学生却没有得到救济⑤私立齐鲁大学全宗.学生王振宇致齐大吴校长关于为学生捐助救济金等事的函(1948年1月9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109-01-0454-057.。
救助不规范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实际救助过程中缺少必要的监督措施,这导致贪污事件的大量发生。《教育杂志》曾披露学校内部“假借职权图谋私利”“利用公款牟利贪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⑥李开季.教育行政人员的专业道德[N].教育杂志,1948-4-1(4):53-54.。军政机关抢占校舍、校产,如省立第四临时中学校产被第二绥靖区军队霸占⑦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协助省立高级中学校舍问题给第二绥靖司令部调查室的公函(1946年4月9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10-09-0770-045.,青岛市教育局甚至声称已经划归青岛市临时中学的“黄台路四号”房产为市政府财产而拒绝交付⑧陈芸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945-196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998:73.,造成了临时中学创办时出现校舍匮乏问题。在学校内“诸如利用公款,存放比息,或购货囤积,均可饱入私囊。其他如修建校舍可与修建机关谈论回扣,甚至可以通同作弊,浮报开支。购买图书仪器设备校具,亦可任意受人佣金或报酬”的贪污手段则更为五花八门⑨李开季.教育行政人员的专业道德[N].教育杂志,1948-4-1(4):53-54.。济南中学的训导主任刁成坤就以谎报学生名额、账目造假、侵吞物资等方式,为自己谋取了大量的财富。他与学校会计相互勾结,收缴学生的印章,以在救助过程中冒领物资,为了讨好上司,这位教务主任拍摄学生吃白面馒头,自己吃窝头的假照片,营造出一种怜悯学生的假象,以保证自身地位的稳固⑩贪污之风[N].国民日报,1947-7-28:2.。除了教职人员的贪污,甚至还出现了“校务当局串通自治会长,勒令将此季之补助费完全挪用印制同学录费用”的事项,使得原本就极少的学生公费,变成了每本价值四十万的同学录○1陈芸娟.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 9 4 5-1 9 6 2)[M].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1 9 9 8:8 0,3 5-3 6.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全宗.关于为呈请补助费照发且勿挪作他用给省教育厅的签呈(1948年4月19日)[Z].山东省档案馆藏,J101-09-0500-058.。此般种种,不仅进一步削弱了学生救助的实际效用,更引发了学生对国民政府的强烈反感。学生们认为现在的“穷困死亡”就是来源自政治的腐败,并认为“人民实无负于政府,而政府却有愧于人民”○12许任华,李路.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9.。
总的来看,抗战胜利后临时中学及各级学校不仅是提供教育的场所,更是学生获得救助的基本单位,以及各项救助措施得以集中开展的基础。公费、贷金制度及鲁青分署的设立则是救助措施的两翼,前者关注学生生计的维持,后者侧重学生生活的改善。特别是鲁青分署的设立在扩大了救助范围的同时,还缓解了国民党山东政府在救助事务上的行政压力,成为学生救助事务上的关键补充。各界捐款虽然数量较少,但也或多或少的改善了贫苦学生生活。然而无论何种救助措施都存在救助名额少、救助范围小、救助频率低等缺点,降低了学生救助工作的整体效果,体现了战后学生救助的消极性,使得学生的生活情况并没有因为国民政府的救助而好转。并且,充斥在救助过程中的不规范性与贪污事件不仅大大降低了救助的实际效果,更降低了学生对于国民政府的好感度,使得学生的不满情绪逐渐由生活转为政治。然而此时国民政府的重心早已偏向内战,对于学生救助的态度也随着国民党战事的失利而逐渐消极,各项救助措施的实际效果更日趋减弱。对于山东而言,“中央补助款曾占到省财政收入的九成左右,而且主要用于国民党军费开支”①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省志·教育志[M].济南:山东省人民出版社,2003:958.,全省的教育经费尚得不到保障,学生救助的实际支出更可想而知。战争对山东教育造成了极大的摧残,面对悲惨的现实生活以及国民党日趋严重的腐败,学生对国民政府的失望不言而喻,这也为抗战胜利后学生群体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全国解放事业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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