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红色文化”的创新性传播与传承路径探析

李一博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数字化，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机器人和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大到经济、政治、文化，小到工作、生活、交往，数字化的影响力涵盖到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多个方面。数字化也因此成为人们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必不可少的参考坐标、技术手段。红色文化立足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要求，因此把红色文化传播好、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是题中应然之义。数字化能够为实现红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无限的空间，并使其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更具吸引力、更有实效性。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需求，具有普遍性、内在性和基本性，它的重要价值在于塑造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如果文化的存在形式缺乏主体性，仅仅停留于客体存在形式，那么它便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何谈发展？红色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过去，更影响着现在以及未来。新时代对于红色文化的学习、传播、传承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举措，而数字化则能够扩大红色文化的受众范围，深化受众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因此数字化在红色文化的传播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理想信念的导向价值

理想信念是主客体之间建立的确信心态与价值认同，调节着人们的价值意识，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最高统摄，同时还是人们进行精神追求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它在更深层次上凝聚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熔铸于伟大的革命理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时代取得新突破奠定思想基础，提供行动指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红色文化，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贯彻其中并置于核心位置，激励着一代代人克服艰难险阻。可以说共产主义理想是红色文化的精髓与灵魂，它是我们党在思想上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而远大理想则是这面旗帜永不动摇的背景色。红色文化生成发展的过程也是共产党人坚定理想、守护信念的过程。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为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革命先驱李大钊面对生死时的坦然，夏明翰就义时的洒脱，***被捕后的坚毅，无疑不体现着信念所熔铸的一个个高尚的灵魂。红色文化为人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提供了引导，“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弘扬红色文化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更加直观生动，贴近现实，帮助群众领悟其中的真谛，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然而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的需求层次逐步提升，以往的传播方式已经不能够满足受众需求。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使得红色文化的呈现样态更加多样化、视觉效果更加丰富多彩、传播内容的趣味性与吸引力进一步提升。数字化能够将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理念、思想价值以立体化、多元化的形式呈现给大众，更加符合大众的接受心理，从而使受众于润物细无声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引导人们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二）道德品格的示范价值

红色文化秉承着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它既是无产阶级的核心价值原则，又是红色文化的核心元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为集体主义奠定基础，它不是利己主义，而是对其的自我扬弃。红色文化蕴含的艰苦奋斗的道德品格，成为党带领人民不断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党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撑。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已经熔铸于民族血脉之中。***总书记曾言：“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3]。新时期深入挖掘红色文化所蕴含的艰苦奋斗精神，开展相应的学习教育，形成艰苦奋斗的社会风尚。红色文化所蕴含的讲信修睦、开诚布公等价值观念为我们党取得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铸就坚强的思想堡垒。“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要深入学习领悟红色文化蕴含的守信品质，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氛围。步入数字化时代，日益先进的数字技术能够将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优良道德品质以数字图片、数字信息、数字故事的形式展示出来，并借助数字化媒介，创新传播渠道、扩展传播范围，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受众的思想偏好，围绕受众的偏好点，形成精准化的信息库，为受众提供一个多面环绕的学习氛围，于无形中接受红色文化中道德精神的熏陶，进而在社会层面起到道德引领示范的作用。

（三）优秀文明的传承价值

红色文化不仅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也是新时代的，它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理想和信仰拼搏奋斗。而新时代对于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是其得以继续传播的必然途径，也能够满足民族精神培育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群体在红色文化的传承中居于第一主体地位，要想发挥好主体作用，首先要自觉接受红色文化教育，只有把自己教育好了，才能当好教育者、传承者。随着时代的发展，红色文化的传承也要因时而变，要创新红色文化的表现形式，着力强化红色文化的提升力、感染力、拓展力，拉近人们与历史之间的距离，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震撼，从而更加重视文明的传承与保护。而高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能够加强红色文化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使普通民众更好地了解红色文化，扩大民众的认知视野，领悟其中蕴含的优秀文明精神。通过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开设关于红色文化的门户网站，将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借助互联网传播平台，扩大红色文化的普及面、提升其传播效率；
将红色文化融入数字化动漫，突破电视、新闻等传统媒介的展示形式，增加红色文化的吸引力，提升其在社会面的接受率。此外还可通过建立海量数据库，将红色文化资源以电子数据的形式与其他国家进行共享与传播，扩大以红色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与自主权，逐渐构建起我们在国际中的文化话语权，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增加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财富的红色文化，它充当起召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行的旗帜，同时又发挥着教育人、引导人的作用。然而由于当下的主客观因素影响，红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还存在诸多问题，这就使得其效用的发挥受到影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找出并弄清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中的问题，才能够对症下药，实现红色文化传播的突破性进展。

（一）传播主体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

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受众的话语权提升，传播主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性力量，传播受众与传播主体的互动性增强，也推动着受众身份向传播主体转变，扩大了传播主体的群体数量。传播主体群体的扩大在增进传播范围的同时也会导致认知水平的差异化。当前部分传播主体由于自己的知识文化水平有限，因此对红色文化的认知不明确、了解不够深入，在传播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敷衍心理，致使红色文化的传播出现重形式、轻内容的现象，久而久之会削弱红色文化在大众中的宣传效果和引导价值。此外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也参差不齐，所谓媒介素养即“对人们获得、分析、衡量、传播讯息的能力的现实状态的描述”[4]，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只有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够引导受众在海量的信息内容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接收正确的价值讯息。数字化时代，媒介对人们的影响更加深刻，我们处于一个被书籍、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和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现代化媒介所包围的环境之中，传统媒介中的传播主体理论素养和专业素养较高，但是也需要追随时代发展的步伐，提升对现代化媒介的应用能力；
同时现代化媒介由于其易操作、门槛低的特性，对传播主体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知识水平要求低，致使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在传播红色文化时，缺乏领悟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的能力，制约红色文化的传播实效。此外在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还存在传播主体不明确的问题，“没有统一的平台或账号将这些媒体、政府、高校、个人等资源整合起来，相互之间联系也较少”[5]，导致红色文化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二）传播形式的创新能力有待提升

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程，需要一个常态化的体制机制来保障文化的传播。当前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播形式“重面子轻里子”，缺乏对红色文化深层内核的提取与传播，容易导致红色文化走向庸俗化。对于红色文化传播的形式化和虚无化现象，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回归社会现实，注重探寻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创新传播形式。此外，在传播红色文化的具体实践中，偏单方面的理论灌输，流于呆板枯燥的形式而缺乏感染力与吸引力，“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人们，而越多地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人们的心坎”[6]，对于这种单向度灌输式的传播形式，不能够使红色文化在人民群众心中真正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更应该注重受众的实践体验，不断改进传播形式，强化传播实效。红色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它是“以改变人的思想观念为目的，以建立一套社会主流文化系统和态势为目标的思想文化传播活动”[7]，传播形式的好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传播效果，当前红色文化的传播在借助数字化新媒介开展红色文化传播方面比较薄弱，力度较小，红色文化的网络化步伐稍显滞后，且内容更新速度跟不上时代发展以及受众的需求变化，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红色文化传播效果。

（三）传播内容的开发利用拯需完善

红色文化资源既包括精神文化资源，也包括物质文化资源。当前对于红色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存在破坏性开发、开发类型单一化和分散化、红色资源整合率低、红色文化宣传内容过于庸俗化、商业化等问题，严重影响着红色文化教育价值的实现。在破坏性开发方面，近年来由于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加之个别人的文化短视，导致一些红色遗址被改建甚至拆除，使其革命文化底蕴湮灭于钢筋水泥之中。文化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深度与完善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化创新的高度以及文化育人的价值，因此对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应当采取完善且合理的措施，如此才能为实现红色文化的精神教育价值奠定坚实的根基。在开发类型单一方面，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由于呈散发性分布，在开发利用方面也是以单一的旅游为主，缺乏整体性与立体性，就使得红色文化的开发利用效率低下，开发价值达不到预期效果，影响人们对红色文化的认知水平，最终制约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教育价值的有效发挥。在红色资源整合率低方面，部分地方在开发利用红色文化时只关注到其附带的经济价值，而忽视其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对人们的教育价值，忽略与周边其他资源的联合性；
加之各个相关部门间缺乏协同合作，无法形成开发合力，致使现有的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利用率低，整合度低。在红色文化内容简单枯燥方面，一些红色场馆在展示上依然采用图片、文字、雕塑等传统的方式，对于数字化技术的利用度不够，使得红色文化以呆板、冰冷的形式展示给观众；
课堂教学上往往采取单方面的理论灌输，致使红色文化缺乏感染力与吸引力，进而影响其精神教育价值的有效发挥。

当前信息科技迅猛发展，数字化技术渐趋成熟，将其应用于红色文化的传播与保护工作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既需要对红色文化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也需要依靠现代化的技术将红色文化内容以数字化的形式加以存储和展示。简而言之，利用数字化技术对红色文化原貌进行探究与再现，并展示给大众，使得大众获取更深层次的文化反思与认知。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传播形式与传播内容至关重要，怎样发挥红色文化的精神教育价值，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需要针对传播过程中遇到的困境与挑战，不断寻求解决路径。

（一）深化红色讯息网络化文化层次，提升传播主体认知水平

红色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之一，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传播，在红色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居于主导地位，起着引领性作用。数字化时代，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共同主导着红色文化的传播，但由于理论水平的差异以及社会分工的不同，大多数情况下传播受众并未直接参与红色文化的传播进程。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对传播主体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技能型和多学科背景型的人才需求上涨，他们能够避免单一型人才知识结构单薄的缺点，对于多样化的传播需求适应能力更快、更强。数字化时代，从事文化传播的工作者虽然对于数字化媒介、网络应用等驾轻就熟，但是对于红色文献的掌握程度和认知水平有所欠缺，在传播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内容偏差、质量参差的问题，甚至会出现个别传播主体为追求网络流量而采取不恰当的方式，丢弃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进而削弱红色文化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同时伴随着网络化传播与交流平台的发展，各种境外思潮竞相涌入，这些思潮中夹杂着消极、腐朽的内容，容易使传播主体受到影响，进而对红色文化的传播产生怀疑心理，在工作上极易懈怠，严重影响红色文化传播的效果。因此，可以通过深化红色讯息网络化的文化层次，使得不同传播主体在纷繁复杂的网络世界自动甄别劣质文化，同时筛选那些具有较强的理论素养的传播主体从事红色文化的传播工作。

（二）基于视觉重构技术，增强传播形式的创新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就曾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8]。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说法也得到验证，当今社会已然步入视觉文化时代，它不再由单一的纸质媒介与视觉媒介进行信息的传播，而是融入了听觉要素，以更加生动丰富的媒介形式来传播信息；
视觉文化在丰富文化传播内容的同时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催生了“视觉重构”这一新兴理论与技术的诞生。视觉重构以摄影、电影、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基础，通过数字化的视觉元素实现文化内容的再现和重构，它能够为受众带来感官的刺激和体验，促进受众对文化内容的深层解读，该技术更加强调对于文化内容的数字化再现与表达，它注重内容的创新性表达以及与科技的深层融合。随着技术的发展，受众的需求更加多样化，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理论灌输和呆板枯燥、形式单一的传播形式，而基于视觉重构理论的数字化技术通过数字化的采集、存储、处理、展示、传播等实现红色文化遗产的转换、再现、复原、共享以及再生，它不仅仅停留于数码图片的叠加，更重要的是利用采集的数字信息将传播内容以更加直观、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示给受众，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使受众加深对红色文化的理解层次。视觉重构技术还能够拓宽红色文化产业的创意领域，推进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吸引到广大民众积极主动地参与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学习，也能够引发受众对红色文化学习思考的热情，使受众形成强有力的数字记忆，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三）建设红色文化数字化资源库，整合传播内容的完善性

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红色文化传承的完整性，针对当前开发利用中类型单一、内容枯燥、整合度低等问题，需要研究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数字化时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除了需要专业化的传播人才外，还需要具备数字化技能的综合型人才。运用数字化技术来构建红色文化的数字化资源库作为进一步完善红色文化资源整合的重要举措，它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协调多方力量，涉及多方内容。一方面，可以建立红色文化遗产的数据库，将物质形态的红色文化遗址通过影像技术、三维立体、数字化采集数据等转化为数字形态加以保存，既能够节省物理空间，也能够方便灵活地对其数字化资源进行修饰、编辑、完善、补充以及平台共享，并将数字化的红色文化资源上传至网络数据库，建立专门的网站、电子文献资料库等，从而扩大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范围，增加传播内容的完整度和专业性。另一方面，可以建立红色文化遗产研究周边的相关数据库，红色文化遗产既包括精神形态，又和特定的周边环境相互依存。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要想保持红色文化遗产的自然完整性，存在较大的难度，通过数字化技术采集红色遗产周边的环境数据，然后利用计算机、大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构建一个合适的数据库，加强与周边环境以及同地域其他红色文化遗产的联结，为红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提供支持。

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引导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数字化技术日趋成熟，也逐渐与大众生活相融合，使我们迎来数字化时代。当前，对于红色文化传播与传承方式的探索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将数字化技术与红色文化相结合，能够进一步深化对红色文化的诠释与解读，加深受众对红色文化的认知程度，感悟其中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核，促进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与传承方式，同时也能够激发人们对红色文化的深入研究，丰富红色文化的研究理论，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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