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绪敖，袁合涛，蔡云超，乔永信
（安康学院 陕南生态经济研究中心，陕西 安康 725000）
2021年，中国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起点，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1]。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党中央坚定把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了现阶段“三农”工作的任务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实践中要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转变，首先是思想观念的转变；
其次是发展模式、路径的转变；
最后才是工作组织方式、方法的转变[2]。贫困山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及可持续发展，在理念层面，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实施绿色发展；
在发展模式层面，必须由脱贫攻坚阶段的外源型发展模式向激发内在活力的内生—外源混合型发展模式转变；
在工作组织层面，必须实现“从脱贫攻坚‘压力’下的任务型治理向乡村振兴‘放活’下发展型转变，形成激发内生活力的政策体系和治理机制”[3]。鉴于此，本研究以乡村振兴发展的可持续性入手，通过实地调研，研究不同类别的乡村实现振兴的要素、机制及模式选择，这对推进乡村振兴理论探究和实践指导具有现实意义。
2.1 文献回顾
乡村振兴是世界各国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共同面临的问题。战后欧美国家及日本、韩国为了经济复苏，政府普遍优先发展工业，注重城市经济复苏，加速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秩序的重建。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环境污染、社会矛盾激化等“城市病”，进而也造成乡村人口快速减少、劳动力缺失、农业效益低下、市场萎缩、公共服务短缺以及农村过疏化、农村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受到冲击等“乡村病”日益显现[4]，对此，一些较早步入城市化的发达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初尝试以推行乡村复兴运动来促进乡村发展进而达到解决“城市病”的目的，如英国推行的“逆城市化”“乡村保护性治理”与“小城镇建设”[5-7]、法国推行的“回归自然社会运动”与“乡村合作化政策”[8]、美国推行的“农业立法和农业政策”与“农村功能分区规划的生态村建设”[9-10]、欧盟推行的“共同农业政策”[11]、德国推行的“家乡保护运动”“乡村再发展”“乡村更新”与“城乡等值化”[12-13]、日本推行的“一村一品”与“造村运动”[14-15]、韩国推行的“新乡村运动”[16-17]等乡村振兴运动，其发展经验概括为：强化政府的顶层设计及法制保障支撑体系建设，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促进乡村有序治理，激活乡村发展主体活力；
设立专项资金，加大财政支持力度，重点对乡村特色产业扶持，促进乡村旅游、乡村工业、生态农业和服务业发展，实现乡村价值多元化；
提升基于功能分区的乡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建设，完善农产品补贴政策和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体系，鼓励农业兼并及土地相对集中，实现农业规模化、合作化发展；
推进特色小城镇建设，提升乡村吸引力，促进城乡互动与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共生的一体化；
注重职业农民培训，培育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乡村由外源型发展到内生—外源混合型发展的转变。国外发达国家的乡村振兴实践经验对当前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经验借鉴。
乡村发展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任务之一[18]，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19]，“三农”工作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学界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成果也逐渐增多，近年来呈指数增长。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以“乡村振兴”为检索词，以“主题”为检索项搜索到文献91,141篇（1940—2021），其中，以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为主题进行检索，搜索到文献773篇（2017—2021），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解读[20-22]、评价指标体系构建[23]、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24-25]、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动力机制[26-27]、乡村分类与振兴路径[28-29]、乡村振兴发展模式[30]等，相关研究反映了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从宏观政策研究到结合时间维度、具体地理空间、乡村村落分类及发展模式的演进，乡村振兴研究的内容历经了从政策设计到地方政府实践层面。
2.2 秦巴山区乡村振兴的现实背景
秦巴山区地跨甘、川、陕、渝、豫、鄂五省一市，辖112个县区，其中75个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地理位置最为居中、跨省份最多、深度贫困人口最多的区域。作为典型的集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区、集中连片特困区、川陕革命老区，又是长江生态经济带、汉江生态经济带的“交汇叠加”整体性治理研究的典型样板区，针对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五位一体”20字方针总要求，秦巴山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衔接阶段，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2020年4月，***总书记在陕西安康考察时提出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新论断，强调了“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希望乡亲们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新发展观，***关于“人—山”的辩证关系论断，是对“两山论”的丰富和拓展，彰显了山区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即作为主体的人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山和谐共生，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进而转化为经济效益，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秦巴山区实施乡村振兴，必须坚持“人—山”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乡村建设理念，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区域生态资源优势激发内在活力和新动能，以基层党建引领与有效治理来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带领农户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同富裕之路。
首先，坚定“人—山”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乡村建设理念。秦巴山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造就了生态资源丰富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富饶的贫困”现状，区域发展面临着生态环境脆弱、人地矛盾突出、基础设施及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市场发育滞缓、农户文化程度偏低、文化贫困与能力贫困并存的现实背景。至2020年底，秦巴山区在现行标准下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同全国一道同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但因灾返贫、规模性返贫的风险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阶段，必须坚定“人—山”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乡村建设理念，充分结合区域生态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市场消费升级，通过技术、资金、项目、人才等要素聚集，因地制宜整合乡村资源，以农旅融合、文旅融合及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供给链的延伸，促进乡村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形态创新，促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其次，坚定城乡融合的有序分类推进发展的基本策略。相关研究表明，秦巴山区长期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人口增长超过环境容量，进而形成人口、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31]。1730年之前，秦巴山区人口稀少，山区森林覆盖率达到80%以上；
1730年后的100年间，由于四川及湖广地区遭灾歉收，大量灾民涌入，开垦陡坡地，片面追求粮食生产，导致人地关系紧张，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覆盖率下降到40%。2000年以来，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生态移民搬迁、精准扶贫等政策驱动下，秦巴山区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城镇化率得到提升、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山区人地矛盾。但秦巴山区发展依然面临着“资源指数高值区往往是人口稀少的复杂地形山区，外围人口密集地区资源指数则相对较低”的境遇，整体上人地关系匹配中的显著特征是供给能力与需求强度存在空间错位，进而导致资源无法快速有效地转化为经济效益[32]，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农民的现代化问题。为此，中国乡村振兴路径的选择应与欧美等国家乡村振兴路径不同，应该是从解决人地矛盾入手，在重新认知乡村多元价值和农业的多功能性上持续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和生态空间格局的现代化乡村建设。在现阶段山区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中，土地资源是乡村振兴的最基本要素，以乡村土地资源利用的多功能性转型，以农村人口向城镇、农村社区集中实现农村土地资源规模化，以乡村要素的聚集促使农村土地从传统经济的单一生产功能向生产—生活—生态复合功能转变，乡村振兴要通过政策引导人口、资金、资源向中心村、中心镇等特色农产品功能区适度集中，因地制宜的突出特色、突出重点，分类施策，促进山区乡村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转化，实现“强、富、美”的发展目标。
再次，坚定“农民主体”的全面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具体包括“物”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33]，其核心是让农民作为主体拥有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和能力。当前贫困山区乡村振兴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农民的主体意识缺失、参与意识不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在帮扶式扶贫过程中养成了部分农民的“等、靠、要”思想和依赖心理，对通过自我努力实现发展缺乏信心；
大多数贫困村缺乏产业振兴的领头人，难以实现乡村资源的整合和农民的组织化，进而难以实现乡村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以及特色农产品及生态产品的市场溢价。为此，贫困山区乡村振兴应该突出乡村文化的重塑，强化乡村基层党建引领作用，促进乡村村民自治、法治与德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通过精神文化建设、有效治理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依靠农民参与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积极投入乡村高标准农田建设，以乡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产业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和市场化，实现市场溢价效应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3.1 案例选择与数据搜集
根据课题研究需要，首先选取石泉县作为践行“两山理论”的典型案例开展研究。石泉县地处秦巴腹地，位于陕西省安康市西部，总面积1525平方公里，人口18.2万，属国家秦巴连片扶贫开发重点县。“十三五”期间，该县依托相对丰富的生态资源，确定了“旅游兴县”的发展战略，把全域旅游作为兴县富民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创造性践行“两山”理念，成功实现县域经济由传统工业主导向文农旅融合发展转型。目前，石泉县已创建国家4A级景区5个、国家3A级景区5个、国家森林公园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1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村2个、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1个、省级旅游特色名镇5个、省级旅游示范村8个，先后获得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中国天然氧吧等旅游名片。2020年全县旅游综合收入占该县生产总值的51%，文旅服务业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依托优势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乡村建设，挖掘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治理，实现文农旅产业融合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之路。其次，课题组采用结构与半结构式访谈、现场综合调研等方法，于2021年8月开始，访谈了县政府乡村振兴局、文旅局、镇书记、村书记、农户及相关经营主体，收集了该县“十三五”期间的发展规划、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工作总结、相关汇报材料、发展规划、项目申报材料及相关媒体报道资料，获得了石泉县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有序发展的完整资料，增强了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
3.2 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
3.2.1 县域经济整体水平保持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偏小
通过对石泉县“十二五”“十三五”县域经济发展状况的纵横研判发现，县域经济整体保持较高的发展水平，地区生产总值（GDP）由“十二五”末的62.98亿元增长到“十三五”末2020年的83.02亿元（见图1），年均增长率达到8.37%，始终保持在全市经济增速第一方阵里；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达到231亿元，年均增长率16%；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百亿，年均增长率11.1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9.66亿元，年均增长率11.75%；
全县“五上”企业213户，非公经济增加值占比达64.5%。2017年荣获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争先进位奖”，2018年荣获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强县”单项奖，2019年在全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监测考评中排名第22位，并入选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试点县。但相对发达地区而言，石泉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仍有着较大的差距。如根据《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20）》揭示，江苏40个样本县（市）平均经济规模突破千亿，而西部地区样本县平均经济规模为396.2亿元；
根据陕西省107个县（市、区）2019年的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较分析显示，石泉县的经济规模排在72位，位次靠后。近年来石泉县域经济整体提速主要依赖于经济总量基数小、人口少、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拉动。目前县域经济发展依然处于生态环境要求高、产业基础薄弱，“一产不牢、二产弱小、三产起步”的状态，经济发展处于传统业态，缺乏市场，而新兴业态才开始孕育成长，创新能力不强，缺乏稳固有力的支撑保障体系和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图1 2012—2020年石泉县一二三产业总产值以及地区生产总值
3.2.2 产业结构优化成效明显，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高
选取经济活力、发展潜力、城乡合力3个一级指标及14个二级指标对石泉县域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见表1）。结果显示，县域经济活力分值由2011年的0.07逐年增长到2019年的0.43。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第一产业的农林牧渔总产值始终保持稳定发展，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比重从2012年的22%左右，一直增长到2020年的41.4%。整体三次产业结构从2012年的13.4∶63.9∶22.7优化为2020年的12.9∶45.6∶41.4（见图2），其中第一产业内部结构本身也在不断优化，县域经济活力表现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符合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定位，产业结构逐步向合理化、高级化趋势演进，可持续性和发展活力后劲强。在县域经济发展潜力方面，石泉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分值在2012年至2019年间呈不稳定态势。其变化轨迹为2015年前平稳发展，到2015年达到峰值0.19，2017年回落到谷底0.08，然后逐年回升，到2019年回升到0.16，但整体回升水平仍未达到2015年水平。这充分揭示，2015年为石泉县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转型的拐点。根据综合研判，石泉县第一产业保持稳定，第二产业逐年降低，2017年第三产业增值迅速，整体县域经济发展由传统的第二产业主导向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转型发展，但旅游业目前依然处于培育成长阶段，发展潜力巨大。如图2所示，石泉县旅游综合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逐年上升，由2016年的31.1%增长到2020年的51.3%。在县域经济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根据测算，分值在2012—2019年间持续提升，这充分反映了整个县域经济发展关联带动作用成效显著。
表1 石泉县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
图2 2011—2020年石泉县各产业占GDP比率
3.2.3 特色主导产业优势明显，构建了生态经济产业体系
根据县域经济主导产业的区位商理论，石泉县在安康市各县区经济比较中最具优势的产业是住宿和餐饮业，排名第一，“十三五”期间，石泉县旅游综合收入成为增速最快的综合性产业，至2020年，游客访问和旅游综合收入方面大幅超越岚皋县。在全市旅游业发展中，2016—2020年石泉县游客访问量和旅游综合收入逐年增长（见图3），其总值分别占全市的30%和57%，均排名第一，旅游业以较快的增长速度在县域经济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目前，石泉县域经济已经形成了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以“桑、畜、菜”“魔芋、茶、中药材”种植、富硒食品、丝绸服装、新型材料等为支柱产业的与区域资源禀赋和主体功能区定位相适宜的产业体系。
图3 2016—2020年石泉县游客总量和旅游收入
3.2.4 要素、环境、政策等制约因素多，创新驱动能力不足
通过对石泉县2016—2020年经济发展驱动因素指标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关性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在“十三五”期间，石泉县地区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民营经济增加值和县域工业增加值高度相关；
相应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0、0.89、0.99、0.58，由此可见，县域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效应非常明显。同时，人口普查显示，石泉县户籍人口18.17万人，常住人口15.32万人，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66亿元，其中城镇市场零售额26.78亿元，乡村市场2.88亿元；
消费形态主要以商品零售为主，占总份额的80.48%。该县2020年外贸出口总额0.3004亿元，体量较小。根据经济学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的基本观点，石泉县域经济属于“投资依赖（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消费和净出口的拉动力较小，创新型人才短缺问题突出，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县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依然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
石泉县勇于探索、创新实践，发挥了依托青山绿水、发展全域旅游、实现富民强县的叠加放大效应，为践行“人—山”和谐共生理念找到了答案，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找到了路径。为了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结合石泉县发展实际提出以下对策与建议。
4.1 强化生态经济主导，打造全域旅游名县
发展县域经济的核心在于根据县域自身的综合优势或独特优势，遵循一定的经济发展理论合理定位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和配套产业，以加快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作为欠发达地区和主体功能区的限制开发区，石泉县域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跳出传统的县域思维，充分挖掘县域的自然资源、历史基础、人口、资金、技术、市场、组织和管理等相对优势，坚定不移地将全域旅游作为主导产业，以全域旅游整合资源，关联带动产业融合、社会共建共享，形成以全域旅游为主导，特色农业、富硒食品加工、桑蚕丝绸、蔬菜养殖、康养五个支柱产业，及水电、新材料、清洁能源为配套的县域经济产业体系，最终形成产业聚集的规模经济。为此，首先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营的原则，积极培育市场主体，吸引返乡创业和资本下乡，全面推进“全域旅游”按照“康养休闲”发展的主线，立足石泉山、水、洞、峡、滩、城、瀑等资源禀赋和鬼谷子文化、蚕桑文化、汉水文化等文化资源，以文旅融合、农旅融合，落实好六大休闲度假区、六大旅游产品、六大消费热点，扩大“秦巴水乡·石泉十美”旅游名县品牌效应，真正形成“一心、三区、多点”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全力打造秦巴生态康养旅游度假胜地。其次，紧扣“西北生态经济强县”的发展思路，积极发展生态产品和生态产业，加快绿色循环发展，采用“平台+景区+农户”模式，让更多的社区、农户参与全域旅游，实现共建共享，推进民俗产业、民宿、餐饮、休闲服务标准化、便捷化、智能化，实现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走城乡融合、共同富裕之路。
4.2 培育重大产业项目，赋能县域经济发展
石泉县为欠发达地区，消费和净出口的拉动力较小，创新型人才短缺问题突出，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县域经济属于典型的“投资依赖（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对此，必须树立项目建设对县域经济发展起着全局性、统领性、根本性和战略性作用的意识。石泉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竞争力体现在适宜县域主导产业规划的重大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上。抓县域经济发展必须抓住“项目”这个“牛鼻子”。在全面分析县域特色及其与毗邻县区的差异化发展战略基础上积极筹备项目，筹备项目吸引投资的重点应该关注如下方面：一是按照市域统筹的县域经济发展新要求，抓住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机遇期，积极对接中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建设，助推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筹备项目，对标国家县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标准化建设，推进城乡公共交通一体化建设等要求，积极争取中省层面的政策性资金支持。二是立足资源禀赋，释放政策潜能，激发内在动力，围绕乡村重大补贴项目，如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市、区）创建项目、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项目、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项目、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数字农业建设试点项目、农业产业强镇示范项目、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项目、绿色循环高效特色农业促进项目、中药材生产扶持及药材基地项目、“特色小镇”工程申报项目、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农作物种子、畜禽良种）项目、冷链物流和现代物流项目等，结合全域旅游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等领域项目作为主攻方向，围绕培育县域主导产业和产业园区建设，争取各类涉县域专项资金支持，在产业强县上实现突破。三是坚持项目带动、企业牵引，内培与外引并重，围绕具有本地特色的富硒食品、蚕桑、农畜产品、山林产品、生态渔业等，着力谋划项目，加快园区建设，积极筹措资金，切实改善环境，以项目建设构筑县域经济发展新优势。四是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对接苏陕对口支援，积极筹划项目，吸引投资。五是创新和完善各项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工商资本下乡和返乡创业，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4.3 突出商旅服务特色，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走特色发展是县域经济提升经济实力、竞争力的根本出路。根据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导因素包括区位、资源、资本、技术、市场、企业、产业、制度体制等，一般可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概括为区位导向型、资源导向型、资本导向型、市场导向型、企业导向型、体制导向型、产业导向型等类型。根据这些主导因素基本可以识别石泉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为：区位导向型、资源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3种类型的结合，即充分发挥县域交通优势、生态资源优势及旅游消费市场升级要求，积极丰富旅游产品，促进旅游及相关产业升级。同时，可依据县域经济发展阶段特征来识别县域经济发展类型，根据相关研究把县域发展类型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其识别依据为（2017年划分标准）：第一产业占比≥28.81%为农业主导型、第二产业占比≥55.32%为工业主导型、第三产业占比≥51.67%为商旅服务型，其他为均衡发展型。石泉县2020年的三次产业结构为12.9∶45.6∶41.5，据此可判定其发展阶段特征属于均衡发展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特色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近年来随着整个消费市场、消费观念的转型升级，农村隐形革命，以旅游为带动的餐饮、文化、休闲等新业态成为石泉县增长最快、发展最具活力的产业，且在安康十县区中具有明显优势，这将促进石泉县域经济由均衡发展型向商旅服务型转型，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特色。可按照商旅服务型发展模式，提升公共服务、餐饮服务、住宿服务、购物服务等服务体系建设，落实特色餐饮店、星级酒店及主题连锁酒店、精品民俗、旅游节庆活动及文化演艺项目建设，提升商旅服务品质。推进智慧景区、数字乡村建设，利用5G技术、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创新旅游公共服务，健全应急管理系统，搭建智慧旅游平台，促进旅游业态升级。推进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强服务人员技能培训、安全培训，提升服务质量。
4.4 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拓展县域经济发展空间
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城乡融合、产业融合，拓展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拓宽县域经济发展规模，提升县域产业科技含量，推动县域经济由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重点以县城和集镇建设为载体，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资源要素的聚集。目前石泉县城及集镇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城融合、智慧城市、社会治理、数字经济等方面依然是短板和薄弱环节，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数字技术新基建契机，发挥项目的驱动作用，提升县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社会治理水平，吸引农业人口市民化，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把提升县城和集镇功能、提升县城和集镇品位、搞活县城和集镇商贸流通领域作为县域经济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并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紧扣乡村振兴战略，坚定不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具体包括按照市域统筹做好城乡融合发展顶层设计，扫除要素下乡各种障碍，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公共资源向农村延伸；
构建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全面促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加快引导工商资本入乡发展，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稳步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完善城镇体系，加快构建以县带镇、以镇带村、以村促镇、村镇联动发展的城乡发展新格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坚定不移地走三产融合之路。当前石泉县域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矛盾是经济总量不大、产业层次较低进而形成的总体发展不足。**这些矛盾的有效途径就是以全域旅游推动县域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特色产业园区为载体，引导企业向园区集中，促进企业布局园区化、产业发展集群化；
搭建城乡产业融合的土地流转平台、园区聚集平台、新城镇化平台和共享经济平台，更好地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