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杜甫的理想情怀与现实困境——以秦陇诗歌为中心

王志鹏

（敦煌研究院 敦煌文献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30）

杜甫是我国唐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以深厚热烈的情感，歌咏富有时代特色的社会生活，同时表达了宏伟的理想抱负，充满理想主义精神。诗人一生穷苦悲愁，却以奔放不羁的激情、丰富多彩的诗笔，生动描绘了动乱时代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以及诗人颠沛流离的种种现实困境，凸显了诗人关切民生的博大情怀和兀傲不屈的精神人格。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对于形成诗人诗歌笔力苍劲雄厚、感情沉郁顿挫的风格有重要影响。杜甫秦陇诗是诗人诗歌创作的一大转折，诗歌作品中所表现的诗人理想情怀与现实困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故笔者拟对此作简要考察。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出身“奉儒守官”的家庭，远祖杜预是西晋名将，也是一位经学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杜甫《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云：“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1]132可见其对儒学家世的重视。杜甫从小好学，到十四、五岁时就“出游翰墨场”，与当时文坛和官场人士结交往来，深受赞誉。从20岁起，杜甫开始漫游生活，先去金陵、姑苏，又到会稽、剡溪，接着北游齐、赵，登泰山，在江南和山东度过十年左右裘马轻狂的生活。玄宗天宝三载（744），杜甫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两人同游梁宋，又和高适一起交游饮酒、论文赋诗，由此建立了深厚友谊。这都反映在诗人后来写的《昔游》《壮游》等诗作中。诗人早期的诗歌如《望岳》《登兖州城楼》《房兵曹胡马》《画鹰》《赠李白》《龙门》等，表现当时的游历见闻，抒发人生豪情和理想壮志，气势雄浑，情感激越，充满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

玄宗天宝五年（746），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都城长安。第二年参加科举考试，由于李林甫操纵科场，制造了“野无遗贤”的骗局，应试者“无一人及第”。诗人又通过投诗达官贵人，希求汲引。后来又向当朝皇帝上表献赋自荐，均无结果，在长安度过长达十年的困居生活。其间诗人“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饱受冷眼，尝遍人生的辛酸。直到天宝十四年，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微职。至此，诗人深切感受到了崇高理想破灭的痛苦。这一时期诗人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揭露朝政腐败、贫富悬殊等社会弊端，反映社会危机的愤激作品，标志着其创作进入新阶段。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于范阳起兵反唐，“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在至德元年五月自奉先携家眷往白水投靠舅氏崔少府避乱，接着又随逃难人群向北流亡，暂住于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闻肃宗即位，又自鄜州羸服奔行，在途中不幸为叛军所执，押解到长安。至德二年（757）二月，唐肃宗迁往凤翔。四月，杜甫冒险逃出长安，谒上于凤翔，官拜左拾遗。遇房琯罢相，杜甫上疏营救，触怒圣上，随即被拘送推问，幸得张镐等人恳求得免。乾元元年（758）六月，房琯、严武等贬往外地，杜甫也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这次贬官，对诗人的仕途来说是一大打击。在这三年多时间，杜甫亲身经历了战乱带来的深重灾难，也亲眼目睹了广大民众辗转流离之苦，先后创作了《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北征》及“三吏”“三别”等表现战争动乱，以及当时广大下层民众在灾荒中到处逃命流浪凄惨情状的诗篇，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

杜甫生活在唐代社会由盛转衰急遽变化的时期，青少年时代经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爆发后，干戈扰攘，海内动荡，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唐玄宗即位之后，早年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吏治、发展经济的积极措施，随之出现了海内升平、人民衣食富足的景象。后期则沉溺声色，迷信道教，同时宠信李林甫专权，妒贤嫉能，排斥正直，杜绝讽谏，在内把政事交给贪污弄权的奸臣，在外把国防付与穷兵黩武的将帅，朝政日趋腐败。安史乱后仅三个多月，两京沦陷，玄宗幸蜀，肃宗即位于灵武。国内此起彼伏的长期战乱，加之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侵扰，唐王朝国力急剧衰落，社会由安定转变为混乱，经济由繁盛转向颓败，军事也由胜利转向失败，盛世时代宣告结束。国家危机和民众苦难完全展现在人们面前，杜甫由官僚家庭的子弟变为衣食无着、贫病交加，甚而在乱离中加入逃难百姓的队伍，诗人由此深切感受到了民间疾苦。时代巨变深刻影响了杜甫，诗人运用高度成熟的艺术手法，把自己的见闻、经历和感受，以及对时代社会的深入思考和独特认识，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表达出忧国忧民、伤己及人的博大情怀，大大超过了前代和同时期的诗人。这也奠定了杜甫成为唐代伟大诗人的思想特征。

杜甫的思想源自儒家，少年时代就确立了远大的理想，诗人对自己出众的才能也颇为自负。如诗人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回忆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1]74由此可以看出，诗人从小勤勉嗜学，才思敏捷，纵览古今杰出的学者诗作，充满雄心壮志。相信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一定会到达顶峰，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1]4。杜甫坚守儒家思想传统，推崇圣君贤臣的典范，表现出济世爱民的儒家思想。入朝为官，“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希望自己将来能够像古代著名能臣稷和契一样辅佐明君，治理天下，从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同元使君舂陵行》）[1]1692。圣君贤臣的儒家治世理想，实际上是杜甫对自己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大唐盛世的留恋和追怀，这多见于他的诗作。如《有事于南郊赋》称颂玄宗云：“炉之以仁义，锻之以贤哲。联祖宗之耿光，卷戎狄之彯撇。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
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契。”[1]2152《忆昔二首·其二》也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又云：“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1]1163诗人一再感叹：“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武德开元际，苍生岂重（又作‘难再’）攀。”（《有叹》）[1]1841称颂太宗的圣明纳谏：“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端拱纳谏诤，和风日冲融。”（《往在》）[1]1433又云：“直词宁勠辱，贤路不崎岖。”（《行次昭陵》）[1]408赞美魏征：“磊落贞观事，致君朴直词。”（《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1]2022唐太宗任贤纳谏，国泰民安，国力强大。而魏征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大臣，以性格刚直、敢于犯颜直谏著称，劝戒太宗要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圣君贤臣共同创造出来的政治开明的环境，为唐代进入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杜甫对唐代前期政治的肯定和向往，道出诗人心中理想的治世，即为贞观和开元时期的社会。正如余恕诚所言，杜甫所向往的政治理想，“不过是借用上古三代之名，而实质却是略加理想化的贞观、开元之治”①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3页。。

杜甫有着宏伟的政治抱负，迫切希望施展自己的才能，辅佐圣君，达到天下清平、风俗淳朴、万民和乐的理想社会。然而，诗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仕途却充满坎坷。这不仅表现在进身科场的失败，特别是杜甫为谋求官职，困居长安十年，上下求索，人生充满酸辛：“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成华两县诸子》）因远祖杜预为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东北)人，故诗人在诗中自称“杜陵野老”“杜陵布衣”和“杜陵野客”。仇兆鳌注云：“唯少年得志，故老成落魄，自称杜陵野老，诗作于长安，明也。”[1]107有时更是贫病交加，《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有云：“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1]198写当时贫病之态，性命几绝，由此可见当时在长安的窘困情状。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诗人有时不免对自己一直坚守的儒家思想信念产生怀疑，发出感叹，《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开头直呼：“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又云：“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仇兆鳌注云：“此自述生平大志。公不欲随世立功，而必期圣贤事业。”[1]264“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旅夜书怀》）这也是诗人多年来一直汲汲以求，但始终无法实现心愿的无奈悲慨。

尽管仕进之路遭遇挫折，但诗人的目光却始终关心现实政治和国家前途，并开始关注社会民生疾苦，表达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心声。诗人抒写了一系列社会见闻，以极其沉痛的情感，表达出自己对时代政治的忧虑和国家前途的关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1]270《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云：“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1]2013通过鲜明的对比，一边是君臣政要醉歌狂欢，肆意挥霍，一边是穷苦百姓饥寒交迫，冻死街头，贫富之悬殊，社会分化之严重，令人心惊。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广大民众的辛苦劳作，目睹大小官吏横征暴敛，活像一幅人间地狱画面。杜甫自己的家庭也难逃其境：“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诗人归家意外见到幼子被活活饿死的凄惨情景，想到自己尚享有一定的特权，仍不幸如此，而普通下层民众的生活，更不可想象：“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1]273诗歌以“忧端齐终南”写诗人悲愤的内心，百忧山积，愤懑难言，令人窒息。

正是由于诗人十分关切国家的前途、民生的困苦，面对深重的社会危机，充满忧虑：“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1]395-396这是诗人内心的真实写照。同时，在汹涌澎湃时代浪潮的冲击下，诗人以沉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笔法，抒写社会现实和人生境遇，将时代社会和个人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以激昂慷慨的时代强音，创作出一大批思想内容丰富，兼具高度艺术性的诗歌作品，成为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二十》）短暂的仕宦经历，杜甫亲身感受到政治斗争的险恶和无情，对最高统治者深感失望。“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篷室居，塌然摧肺肝。”（《垂老别》）安史乱起，烽火遍地，朝廷动员全国力量平叛，征戍殆尽，加上关中发生饥荒，乾元二年（759）初秋，杜甫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一职，结束从政生涯，离开了生活十多年的都城长安，携家人艰难跋涉，翻越陇山①陇山，又名“陇坂”，横亘于今陕西陇县与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清水县之间，绵延上百里。《太平寰宇记》卷32“关西道八·陇州·汧源县”条云：“陇山在县西六十二里。”下引《三秦记》云：“陇坂谓西关也，其坂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日乃得越。”参见[宋]乐史撰，王文楚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686页。，来到西北关塞重镇秦州（今甘肃天水）。“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开始了流寓秦陇将近半年的生活，从此踏上后半生的漂泊流亡之路。

秦州位于六盘山支脉陇山之西，在唐代属于陇右道东部，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氐羌杂居的地区。自汉唐以来，拓地西北，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通，东西交流频繁。唐王朝很重视经营西北地区，在此屯田牧马，大力发展农业，关城烽燧，连绵不断。而唐王朝与西邻吐蕃之间的关系，时而和好，互通使节，时而争战，相互攻伐。到安史之乱起，陇右精锐东征，防地空虚，吐蕃乘机东侵，西北地区的许多州县相继陷落。当吐蕃势力逼近洮州、岷州时，杜甫到达秦州。因此，诗人客居秦州时期，经常可以听到阵阵鼓角，声声羌笛，以及沉雄悲壮的胡笳吹奏。看到的是降虏千帐，胡儿歌舞，警情时起，边情紧急，人心慌乱不安。如“鼓角缘边郡，川原欲夜时。”（《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四》）“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六》）“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秦州杂诗二十首·十八》）“不意书生耳，临衰厌鼓鼙。”（《秦州杂诗二十首·十一》）“羽书还似急，烽火未全停。”[1]637这些战乱纷扰的景象，作为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多表现于诗人的诗歌中。

杜甫寓居秦陇时期，是其人生最为艰难之际，又是诗人创作力的旺盛时期，至今保存下来的诗歌就有117首。从创作诗歌看，诗人到达秦州，最初住在秦州城内，后来移住其侄所居之处——秦州东南的东柯谷（今天水市麦积区甘泉镇柳家河）。《秦州杂诗二十首》第13首有游东柯谷之咏，云：“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第15首诗歌有“东柯遂疏懒”句，第16首则写诗人欲卜居此地，云：“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落日邀双鸟，晴天养片云。野人矜险绝，水竹会平分。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仇注云：“上四东柯之景，下四卜居之意。”[1]585结合《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一诗，题下引朱鹤龄注云：“公乾元二年七月自华至秦，意欲居此，故寻置草堂地。”[1]594诗人甚至流露了送老云边、归隐山林的心意：“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秦州杂诗二十首·十四》）由此也可见出诗人西行赴陇本意。

从《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和《宿赞公房》看，诗人在秦州近郭西枝村（今天水市北道区甘泉镇）也曾居住，在赞公的陪同下，一起还在西枝村寻置草堂之地，遗憾最终未果。诗中所写赞公是杜甫的旧交，曾为京都大云寺主持，当年杜甫身陷长安，受其多方关照。二人异地重逢，格外欣喜。诗人诗歌云：“异县逢旧友，初欣写胸臆。”“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赞公还曾数次陪杜甫出行，寻找营建草堂的合适地方。杜甫后来又写了《寄赞上人》《别赞上人》，称颂赞公云：“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大师京国旧，德业天机秉。”从此可以看出两人间的真挚情谊。

杜甫寓居秦州期间，寻亲访友，结识新交，注意了解当地风土民情，巡游各处山川名胜，创作了歌咏隗嚣宫、驿亭、南郭寺、仇池穴、赤谷西崦、太平寺、东楼、麦积山、赤谷等古迹地理、寺庙建筑、城郭村落以及山水景色的诗歌。如：

秦州城北寺，胜迹隗嚣宫。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秦州杂诗三十首·其二》）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秦州杂诗三十首·其七》）

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低地碧，高柳半天合。（《秦州杂诗三十首·其九》）

招提凭高冈，疏散连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岁月古。（《太平寺泉眼》）[1]599

有的诗歌写民俗风情，表现边地民风人性之强悍，云：

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寓目》）[1]602

日落风亦起，城头鸟尾讹。黄云高未动，白水已扬波。羌妇语还哭，胡儿行且歌。将军别换马，夜出拥雕戈。（《日暮》）[1]619

诗人还对秦州名胜南郭寺和麦积山进行了歌咏，云：

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秦州杂诗三十首·十二》）

诗中交代南郭寺的地理位置位于山顶，其中有泉水、清渠、老树、秋花、危石，空大的庭院游人稀少。诗人独立于夕阳残照，山风扑面而来，伴着阵阵悠长而沉重的钟声飘过，想到自己多年来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坎坷经历，战乱不已的时势，以及漂泊流离的人生，一股悲凉之情不禁从心底升起，渐渐弥漫开来。

《山寺》写麦积山，云：

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1]603。

麦积山石窟是我国北方著名石窟群之一，因其山之形状孤峰突起，行如麦垛，故名又称灵岩寺，麦积崖、瑞应寺等。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有云：“麦积崖者，乃陇底之名山，河西之灵岳。高峰寻云，深谷无量。方之鹫岛，迹遁三禅；
譬彼鹤鸣，虚飞六甲。鸟道乍穷，羊肠或断。云如鹏翼，忽已垂天；
树若桂华，翻能拂日。是以飞锡遥来，度杯远至，疏山凿洞，郁为净土。”[2]672仇兆鳌《杜诗详注》诗后引《玉堂闲话》云：“麦积山，梯空架险而上，其间千房万室，悬空蹑虚。”[1]603此诗写麦积山远离人居，地势较高，小路蜿蜒崎岖，树木葱茏郁茂，麝香、鹦鹉在其间悠闲活动，悬崖上凿有窟室，登上山顶，可以远眺百里。

杜甫在秦州时登临山水，观赏自然美景，体验农家生活，在感叹“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四》）之时，也常常流露出对国家前途、时势安危的深切关注。如：

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士苦形骸黑，旌疏鸟兽稀。那闻往来戍，恨解邺城围。（《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六》）

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独长望，衰飒正摧颜。（《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七》）

一望幽燕隔，何时郡国开。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八》）

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秦州杂诗二十首·十八》）

凤林戈未息，鱼海路常难。候火云烽峻，悬军幕井干。（《秦州杂诗二十首·十九》）

这类诗歌感情激越，音节铿锵，气势飞动，表达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杜甫在秦州时间并不长，居处却多次变动，最终卜居也未遂愿，生活上虽然得到亲友的一些接济和帮助，自己也曾以采药卖药来维系生计，但仍难以摆脱贫苦生活的袭扰。《空囊》写当时的生活窘状，云：

翠柏苦犹食，晨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1]620。

《发秦州》开头也云：

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1]672。

杜甫在秦州客居约三个月，由于生计困难，衣食不济，肃宗乾元二年（759）十月，当收到“隹主人”邀请他去同谷的信函，诗人大喜过望，于是携家离开秦州，南下同谷（今甘肃成县）。同谷在秦州西南，距离秦州二百六、七十里。杜甫取道赤谷（今天水市秦州区西南的河谷），开始踏上去往同谷的旅途。经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位于今甘肃西和县北石堡城西山）、青阳峡（今西和县东南）、龙门镇、石龛（即八峰石龛，今西和县石峡村西），翻越积草岭、泥功山（今成县西北的牛心山），到达同谷东南的凤凰台。杜甫从秦州出发到同谷，沿途均有诗咏，以地名为题，写成纪行诗十多首，并游览同谷县凤凰台下的万丈潭，写出《万丈潭》一诗。

杜甫从秦州到同谷所写的以地名为题的诗歌，多写各地的见闻景色，表现旅途艰辛，抒发个人贫困饥寒、漂泊落魄的凄凉感受。如：

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岂但岁月暮，重来未有期。晨发赤谷亭，险艰方自兹。乱石无改辙，我车已载脂。山深苦多风，落日童稚饥。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贫病转零落，故乡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为高人嗤。（《赤谷》）[1]675—676

威迟哀壑底，徒旅惨不悦。水寒长冰横，我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盗贼殊未灭。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铁堂峡》）[1]678

野人寻烟语，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辞路难。（《寒峡》）[1]681

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冈峦相经亘，云水气参错。林迥硖角来，天窄壁面削。溪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魑魅啸有风，霜霰浩漠漠。昨忆逾陇坂，高秋视吴岳。东笑莲华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壮观，已谓殷寥廓。突兀犹趁人，及兹叹冥漠。（《青阳峡》）[1]684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不畏道途永，乃将汩没同。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泥功山》）[1]690

尽管道路艰险难行，一路饥寒交迫，杜甫心中对前途仍充满热切的希望。如《积草岭》云：

卜居尚百里，休驾投诸彦。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食蕨不愿馀，茅茨眼中见。（《积草岭》）[1]689

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出，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贵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正为此，群盗何淹留。（《凤凰台》）[1]691—692

杜甫一家老小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于乾元二年（759）十一月初抵达同谷。但是，到达同谷后，杜甫一家人更是举目无亲、衣食无着，而冻饿相继，陷入更加窘困的境地。这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有着真切的反映，今录其一、二、三、七首如下：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闾里为我色惆怅。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东飞鴐鹅后鹙鸧，安得送我置汝旁。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1]693—699。

由此可以见出诗人当时的困穷之状。仇兆鳌注云：“首尾两章，俱结到天，盖穷则呼天之意耳。”[1]699穷极则呼天，而天远不可知，“三年饥走荒山道”①仇兆鳌注云：“三年走山，谓自至德二载至乾元二年，奔凤翔，贬华州，客秦陇，迁同谷也。”参见[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699页。，多年来一直在外游走无定，度陇、客秦州、寓同谷、入蜀，此时更是“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旅途之辛苦，客居之难言，生存之不易，岁月之难熬，太多的无奈和感慨，一时全部涌上心头，付之笔端。诗歌情感极为悲凉沉痛，长歌当哭，令人动容。这也是杜甫在秦陇时期唯一的七古组诗，在体式上，以七言句式为主，兼有骚体句式，重章叠句，一唱三叹，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杜甫在同谷停留一个月后，便于十二月一日又匆匆起程，携带家眷转向成都，继续寻求安身之所。“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发同谷县》）[1]705，从同谷出发，取道栗亭（今甘肃徽县栗川乡）向西南行进，翻过木皮岭，渡江而下，先至白沙渡，再到水会渡（今虞关渡），渡过嘉陵江，由沿江栈道南下入蜀，年底抵达成都。在此期间，诗人又写出《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等纪行诗12首。

杜甫的秦陇之行充满曲折与酸辛，而秦陇诗歌在诗人的创作历程中却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可以说，杜甫的诗歌与人生的苦难一并逶迤前行，安史乱后，干戈不息，加之灾荒，社会动荡不安，广大下层百姓四处辗转流浪，饥寒交迫，朝不保夕，诗人与战乱中的唐代广大民众一样，饱受战乱带来的漂泊流离和贫困饥寒之苦，但其诗歌艺术闪耀着夺目的光芒。清代赵翼《题元遗山集》有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3]772这用在诗人杜甫身上，也很贴切。

杜甫西行秦陇之前，历经求仕、做官、弃官的曲折过程，此后对从政为官彻底失望。诗人远赴秦陇，又经历了避乱投亲、卜居未果、失意离开，“去住与愿违”（《发同谷县》），希求一家人过上安定生活的愿望落空。可以说，秦陇时期是杜甫开始真正深入了解农村生活，思想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也是考察诗人的人生追求、现实遭际与精神理想的重要阶段。

杜甫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诗人，意志坚定，能够正视现实，积极进取，其诗歌具有清醒的现实批判精神。杜甫坚守儒家的崇高理想，以古代贤圣作为效法榜样，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四处碰壁，不仅政治理想难以实现，自身生活也沦落于社会底层，饥寒交迫、困顿不堪。杜诗一方面赞美古代圣贤“得君行道”，抒发贤臣辅佐明君治理天下，实现大济苍生的宏伟抱负，诗人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生孜孜矻矻，坚忍不拔，穷而弥坚，愈挫愈勇，自称“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1]1329又云：“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泊岳阳城下》）[1]1945即使在老病落魄之时，仍云：“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1]1950在去世的前一年还有诗云：“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另一方面，杜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的当代史实以及社会上存在着的尖锐矛盾，表现出揭露朝政腐败，关注时事政治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写实特征。诗人身处战乱危机而希望盛世重现，追求崇高理想的热情与挣扎于穷困生活的愤懑相交织，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表现于诗歌，喷发出郁积难平、铿锵感人的强大艺术力量。同时，诗人坚守理想情怀，虽然知道前途漫漫，“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发秦州》），心中的理想难以实现，却一直不肯放弃，“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尽管现实人生总是坎坷难行，充满种种不幸和苦难，以至令人失望，但在诗人内心对儒家理想又是那样坚定执着，充满激情，一直鼓荡着奋发向上的生命力。二者之间的矛盾张力，进一步强化了其诗质实劲直又悲壮有力的思想感情，抑扬起伏，荡气回肠，这正是杜甫诗歌思想内容形成沉郁顿挫风格的最为直接、深层的因素。

杜甫笃信儒家的政治理想，坚守儒家精神信念，主动投身于时代社会，大力倡导儒家之道。大同世界是儒家政治的根本观念，也是儒家标榜的理想社会。《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4]582此即传为尧舜时代的大同社会，这是一种贤能治世，整个社会普遍倡导礼义忠信，人们彼此之间平等友好、和谐相处。而这种儒家理想社会的实现，往往都寄托在致力于行道的天下士君子身上，强调“为政以德”（《论语·为政》）[5]61，孔子有“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下》）之说[5]1119，又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上》）[5]224。曾子进而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章》）[5]527儒家认为人为了实现“道”，需要终生努力。“道”高于一切，“士”要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达于“道”，必要时可以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这样，“道”具有了一定的终极性质，生命的意义也是为了“求道”。这种“道”超越现实生活或生命，具有一定的形而上或宗教意义，为“求道”或“闻道”而不顾一切、奉献一切，这样就体现为一种“殉道”精神。儒家主张积极改造现实社会，使之成为符合儒家传统理想的社会，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激励着历代人们前赴后继、努力前行。这在杜甫身上有着明显体现。

杜甫积极用世，关心国家时事，长期生活于社会中下层，也较为关切战乱中广大下层民众的生存状况，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因此，杜甫的悲欢哀怨与国家社会密切相连，个人的命运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时代的变化，而诗人敏锐的眼光、深刻的识见，洞悉社会矛盾，又表现出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同情，痛切写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又云“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北征》。而自己在“幼子饿已卒”之时，却是“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家里的茅屋为秋风所破之时，又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悲愿，体现了一种广济天下的阔大胸襟。

杜甫从秦陇诗开始真正深入农村生活，关注农民农事，写出反映农村题材的诗歌，对农民怀有深厚感情。如《喜雨》云：“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戈况骚屑。”[1]1019《大雨》：“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1]908《九日寄岑参》：“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1]209《洗兵行》：“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1]519《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1]890—892此外还希望统治阶级能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如《宿花石戍》云：“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1]1966

杜甫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熏染，一生以儒者自命。如《偶题》有云：“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1]1542《江汉》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1]2029诗人独立于苍茫天地间，深感自己孤独无力，由己及人，意识到人是宇宙世界中的渺小存在。他也曾发出“儒冠多误身”“壮士耻为儒”“儒术岂谋身”“有儒愁饿死”“干戈送老儒”的感叹，但他始终遵守儒家“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5]1068的行为准则。诗人一生大半是在旅居或漂泊中度过，“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南征》），一直都在寻找归宿，辗转大半个中国，最终也未找到理想的居处，却在漂泊中凄凉离世。因此可以说，作为儒者，诗人是一位悲剧性的历史人物。杜甫长期沉沦于中下层，但胸怀宽广，忠厚善良，耿直热情，一生坚持儒家理想，有时又似天真迂腐，“白首甘契阔”，至老不渝，但诗人的理想通过自己终生努力追求、奋斗不息而潦倒落魄的坎坷人生，显示出一种永不屈服的人格力量，闪耀着夺目的光辉，激励后人继续努力奋进。对此，余恕诚说：“从逆境中焕发出积极用世的精神与永不衰竭的政治热情，闪耀着献身主义的光辉，苍凉中见悲壮，惨淡中见热忱。”①余恕诚著：《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其中所谓“献身”，即是杜甫一生坚持儒家理想的殉教精神，由此折射出伟大理想的光芒，诗人的心声因时代使命发为慷慨激昂的诗情，凝结为光照千古的诗歌，具有悲壮感人的强大艺术力量。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他的诗歌不但准确概括了当代社会的特征，而且生动描绘了诗人登临游历的山川地理，抒发了同整个时代息息相关的思想感情。在秦陇时期，诗人对陇山陇水、气候物产、名胜古迹、寺院台阁、西北民情、入蜀山道等的生动描写，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杜诗取材广泛，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运用高度成熟的诗歌艺术手法，善于把自然山川、时事见闻，以及内心的深沉感慨结合在一起进行歌咏，表现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

总的说来，杜甫诗歌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和简练生动的写实笔法，在思想内容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艺术上则兼收并蓄，熔铸古今，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特别是其诗表现了诗人在现实困境或逆境中，坚守儒家理想，同情下层民众的博大胸怀，那种刚毅执着、不屈不挠、永不停息的奋斗精神，不惜以身殉道，让有限生命放射出不朽的奇异光彩。这也是杜甫作为伟大诗人的可贵感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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