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塑造大生集团企业文化的实践及其当代启示

羌 建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论述企业文化的经典之作《企业文化：企业生活中的礼仪与仪式》用丰富的例证指出，杰出而成功的企业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应包括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文化仪式和文化网络五个要素[1]，其中，最核心的是价值观和英雄人物。英雄人物的作用在于为企业内成员提供可仿效的榜样，甚至使企业文化人格化，对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强化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近代中国，就有这样一位 “英雄人物” ，他就是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张謇痛心于《马关条约》 “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2]389，毅然投身实业救国，回到家乡创办大生纱厂，决心与列强争夺利权。张謇苦心经营，将大生纱厂发展壮大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以纺织业为龙头的资本集团，并带动了地方社会的全面发展，使当时的南通成为世人称羡的 “模范县” ，其本人成为闻名中外的实业家，至今仍受到关注，被***总书记誉为 “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3]。张謇经营实业所取得的成就与其始终注重企业文化塑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学术界相关研究尚不丰富：或在探讨张謇的文化观时有所提及[4]，或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探讨张謇文化观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对企业管理的影响[5]。为此，本文对张謇塑造企业文化的举措及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专题研究。

张謇半生苦读，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后半生创办企业的过程中，他深厚的文化学识积淀为企业注入了独特而浓厚的文化气息。

张謇善于从儒家经典中汲取智慧，引经据典，阐释创办企业的宗旨。1895年，张謇开始在家乡南通筹建纱厂，取《易经·系辞下》中 “天地之大德曰生” 之意，为纱厂取名 “大生” 。他曾对好友刘厚生具体阐释说：
“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
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6]张謇曾为大生纱厂题写对联 “秋毫太山，因所大而大；
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7]437，意思是说巍巍太行山因为有大的气魄和胸襟，所以能以秋毫之小积而为大；
办工商、兴事业也是一样，要从关爱民生做起，最终造福社会。1907年，大生纱厂码头牌坊建成，横额上两面均有张謇题字，临河一面题刻 “大生马头” ，朝向大生纱厂的一面题刻 “利用厚生” ，源自《尚书·大禹谟》，大意为开发大自然的物产以使民众过上宽裕的生活。厂名、对联与题刻充分体现了张謇的民生情怀和为民谋福祉的办厂宗旨，同时也彰显出大生纱厂深厚的文化底蕴。

张謇在为大生纱厂所作章程性文件《厂约》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图，即 “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通产之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为日厂之所必需，花往纱来，日盛一日。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下走寸心不死，稍有知觉，不忍并蹈于沦胥”[8]6。可见，张謇办纱厂不仅为民生考虑，还有为国家挽回利权的更高目标。

为民生谋福祉，为国家争利权，成为大生纱厂的根本价值追求，并自始至终贯穿了大生集团各企业的经营，赋予了大生集团鲜明的企业文化底色。正如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的评价，张謇 “在甲午战败之后之所以突然投资办现代企业，主要是出于思想和政治动机” 。张謇创办现代企业的主要目的不是赚钱，而是通过创办现代企业的实际行动推动社会的变革。

在遵循根本宗旨的基础上，张謇开始为大生纱厂及后来的大生集团思考和设计企业文化内容。总体而言，张謇在企业文化塑造上可谓不遗余力，内容十分丰富，且颇具特色。横向上体现在大生系统各企业的经营活动中，纵向上贯穿大生集团成长的全过程。具体而言，张謇塑造企业文化的举措主要有五个方面。

2.1 价值观引领

（1）不忘来路、同舟共济的大局观

大生纱厂的创办，前后历经了近四年的时间，其中的艰难困苦，张謇感触极深。他特地在大生纱厂的公事厅挂了四幅画，并分别题写 “图谣” 四首，以警示同仁时时不忘纱厂创办的不易，从而时时抱有警惕之心，共同面对困难，迎接挑战，同心致力于纱厂的发展。对此，他形象地比喻：
“且夫攀藤而跻绝壁，精耸气骞，共命于藤，苟未陟岭，藤时时可中断而踣也。纵扁舟而陵风涛，乾眩坤愕，共命于舟，苟未薄岸，舟时时可倾覆而没也。”[9]他借通海垦牧公司创办历程强调团结同心的重要性：
“垦牧本勤苦之事。迭经风潮，尤困厄之时，全赖办事人振奋精神，团结心志，力图进步，方有自立之一日。”[10]117他还为大生纱厂公事厅题写联语 “为大众利益事，去一切瞋恨心”[7]438，以告诫同仁在不忘纱厂艰难历史的同时，不应总是抱着怨愤，而要有博大的胸怀，时刻铭记纱厂的宗旨。

（2）熟思审度、务实图进的全局观

张謇认为，天下事无所谓难易，而根本在于要有成就事业的恒心和毅力。据张孝若回忆，张謇曾与人谈到 “天下事不可看得太难，看难就畏缩不前，没有勇进之心；
也不可看得太易，看易立志就不坚定”[11]308，关键在于有统揽全局的眼光，熟思审度再去执行。

张謇认为欲办好实业，首先，要制定合理的预算，使之能合于决算。在他看来， “今世言实业者，立一公司无不有预算” ，进而提出：
“预算与决算能合十之六七者，实业家之上上乘也，得半者上乘也。”[10]182

其次，要有务实的目标。张謇将商人分为两类，一为 “贪贾” ，一为 “廉贾” 。

“贪贾” 之 “贪” 在于希望得到重利或暴利，所以常有囤积居奇的想法；

“廉贾” 之 “廉” 在于有利润就卖，卖完后再寻找其他营利机会。张謇认同后者，认为为商之道需要扩大市场，加快周转，薄利多销，不宜囤积居奇。

最后，要有长远的眼光。张謇在回忆通海垦牧公司成立历史时说：
“鄙人当三十一年（1905年）大风潮后，谓江君等毋馁，以办事人之心血、土夫之肩皮与海潮相搏战。又言毋躁，须十年规模乃粗定，更五年规模备，更五年功效成。” 进而指出：
“夫天下无速成之事，亦无见小之功。”[10]182也就是说，凡事必不能速成，应积小为大，久久为功。

（3）不拘一格、唯贤唯能的人事观

在为大生纱厂拟定的《厂约》中，张謇确立了 “保荐” 的用人方式，即 “行厂执事，由董协同慎举熟手及性情勤谨，声名素好之人。除一二真知灼见、共信不疑之人无须保荐外，皆须取保荐书。如有私弊亏空，惟各董向原保荐人追理”[8]7。大生集团的其他公司也大体如是。值得注意的是，张謇在 “保荐” 用人方面有自己的特色，他举贤不避亲，因为亲朋挚友知根知底，关键在于 “任人唯贤” ，以使人尽其用，相互成就。翰墨林印书局即为典型例证。张謇的兄长张詧自幼饱读诗书，历任江西南昌县帮审、署理贵溪知县、东乡知县、江西学正等职。从1901年开始，张謇就力促张詧回到南通共创事业。张詧初回南通，张謇便任其为书局经理。张詧随即力邀好友诸贞壮襄助，诸贞壮旋即邀请好友李祯（别号苦李）到书局任事。不久，张謇又邀请好友朝鲜文学家金泽荣（号沧江）担任编校。这些人的加入壮大了书局的实力，扩大了书局的影响，使书局成为各地来通文人墨客雅集的场所。

（4）勤勉节俭、坚苦奋励的生活观

张謇认为办企业如同经营家庭，勤俭持家则家兴，放纵奢靡则家败。他曾告诫商校学生：
“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10]186

为将勤勉节俭的作风落到实处，成为全体职工的共同追求，张謇注重从细微之处做起，并将之写入了企业章程。如他在《厂约》中规定：
“平常执事饭菜二腥蔬，休息日加四碟，酒二斤。茶房人等月两犒。三节及客至，五簋、八碟、四小碗、一点，不得逾此。” 并苦口婆心地说明其中的道理，告诫企业员工 “坚苦奋励” 是关乎企业存亡的重要品质，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尤须谨慎小心。在《翰墨林书局章程》中，他又具体阐明了勤俭节约的重要性：
“财宜节也，用料不爱惜则费财；
地宜节也，置物不谨严则费地；
工夫宜节也，办事无条理则费工夫；
光阴宜节也，平居妄言笑、妄游衍则费光阴。节则常可有余，费则终必不足。”[8]48凡此种种，可见张謇在倡导勤俭节约风气上可谓用心良苦。

2.2 制度约束保障

（1）事无巨细

张謇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深知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的道理，十分注重企业的制度建设。综观张謇亲自拟定的各公司章程，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事无巨细。他甚至对各公司工作人员的起居作息时间加以明确规定。如《同仁泰盐业公司整顿通章》规定：
“执事人等每日起居饮食，按月限定时刻” ， “正二十一十二月，每日早晨七点钟起，八点钟早膳。晚九点钟睡。三四九十月，每日早晨六点钟起，七点钟早膳。晚十点钟睡。五六七八月，每日早晨五点钟起，六点半钟早膳。晚九点钟睡。每日三餐，第一次闻铃响入座，第二次铃响开餐”[8]43。《翰墨林书局章程》还有关于假期时间的规定，如 “每年假期除年节、星期例假外，每人不得过两个月” ，但 “父母之丧假期九十日”[8]48，这既反映出张謇作为一位儒者的情怀，也体现出张謇在企业制度建设中不失人性关怀的一面。

（2）赏罚分明

张謇在拟定的第一个企业章程性文件《厂约》中明确了自己的态度：
“章程未善，举错不当，进退未公，功过未确，赏罚未平，诸君皆可随时见教，下走当拜闻过之赐。” 各公司章程都对各项事务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并详细规定职责及违规处理办法。如大生纱厂《章程》规定：
“凡各项银钱、工料进出之帐，每日六点钟后，所有各处帐单，均应送总帐房备核，一礼拜总结一次，不符者，随时查考明白。”[8]9利润分配也应做到赏罚分明，《厂约》规定：
“每年余利，除提保险公积外，分十三股，以十股归股东，三股作在事人花红。” 其中，花红部分 “由总帐年终汇齐各功过单，核分三等酬给：功大者，月薪四圆之人，可得上等；
功小者，月薪四十圆之人，只给中等；
若上班而乘除功过，仅宜得下等花红。当公同察议去留，公过多者不给，私过轻者罚薪（花红中或酌提一成，给奖机匠）” 。

“无心之错，牵连之咎，及求好而反坏者为公过；
营私舞弊，亏空犯规，及偷惰误事者为私过。”[8]8

2.3 发挥表率作用

张謇不但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中对员工严格要求，而且十分注重以身作则。

他提倡节俭，自己在生活中更是处处注重节俭。大生纱厂从1895年开始集股筹备，经费筹措一度陷入困顿，历经千磨百折，终于1899年开机投产，在此期间，张謇自己 “先后五年生计，赖书院月俸百金，未支厂一钱”[2]1015。有时候旅费不够，还卖过好几回字。

“他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平常穿的大概都有十年八年。如果袜子、袄子破了，总是加补丁，要补到无可再补，方才换一件新的。每天饭菜，不过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客，向来不杀鸡鸭。” 他常说：
“应该用的，为人用的，一千一万都得不眨眼顺手就用；
自用的，消耗的，连一个钱都得想想，都得节省。”[11]307

他提倡勤苦耐劳，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他为企业员工安排了作息时间，自己则以身示范。据张孝若回忆：
“我父数十年来，每早六点必起身，每晚十一点必上床，有着小病，也是要起来的。”[11]307再如由他所拟定的《同仁泰盐业公司整顿通章》的 “灶友专章” 在首条规定：
“灶友下灶雇有常车，不得乘轿，不特节费，亦防惰习。”[8]45张謇以身作则，往返常乐与通海垦牧公司、二厂，都是步行或乘独轮小车，从不坐轿子；
到达垦区荒滩，便换乘牛车察视；
有时候 “衣裳弄得湿透，衣上的水和身上出的汗，也分不出来”[11]80。

2.4 强调开放创新意识

张謇主张 “祈通中西” ，强调办企业必定要抱有开放的意识。1903年，他东游日本考察，感触颇深，更坚定了这一理念。他常常聘请外国专家进行技术交流，同时组织专人搜集和翻译外国科技资料，还组织人员去国外参观学习。此外，他十分注重各类 “赛会” 的作用，不但积极组织参加国内外各类赛会，还亲自倡导推动赛会的举办。如张謇倡导并推动南洋劝业会举办，他认为 “夫工质优劣之何在、改良方法之何如，直实业界之科举也。同人忧之，组织斯会，集合同志，分馆分期，次第研究，冀合劝业之真旨，收赛会之实效”[8]128-129。赛会规模空前，全国各地的展馆和其他国家的展馆同场竞技，吸引了数十万人前来参观，成交金额更是高达数千万银元，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张謇强调 “祈通中西” 的开放意识的根本目的在于有所创新。1900年，大生纱厂迎来了 “厂纱畅销” 的局面，张謇敏锐地提出：
“棉以输出多而亦贵，计各国未有纱织而自营植棉者，非上策，乃拟营垦牧公司。”[2]1016基于此观点，张謇于1901年开始营建近代中国第一家农业股份制公司——通海垦牧公司，主营棉花种植和改良，不但开风气之先，而且为大生纱厂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利用沿海滩涂创办垦牧公司的同时，张謇还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理条件改良和发展盐业生产。他在《致吕四同仁泰盐业公司各股东公启》中指出， “謇适东游，得诸君函，即为调查日本制盐法” ，得出 “旧法倚天时，天时不可知，产数即难预料，乃求尽人事以受天时” 的结论，因而决定 “延日人仿东法造盐田”[8]108-109。同时，他还注意吸收国内先进经验，先后 “仿浙东刮土淋卤法” ， “复仿海州及山东晒盐法” ， “最后试松江板晒法” ， “复以己意为聚煎法” 。这也是张謇主张的 “祈通中西” 的真意所在。

张謇认为开放创新还须注重调查研究。在他看来：
“商业起落，瞬息变迁，盈朒相乘，每出意料。”[8]341市场需求决定产品定位，因而必须首先研究 “社会之心理及社会经济” ，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营销首先应在对市场情况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分析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为此，张謇还设立了情报预测机构。设立于1907年的大生沪事务所就是其最早的情报搜集机构，该所在沟通大生纱厂和上海乃至全国各地信息中起了重要作用。

2.5 依托产品宣传

张謇认为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命脉所系。在大生纱厂筹建期间，他就题写了 “大利不言，生财有道” 的联语[7]437。企业依靠高质量的产品合理获利，讲原则，守规矩，童叟无欺，是 “道” 的体现，守 “道” 方能 “昭信义而广招徕” 。为表明这一志愿，张謇特意用 “魁星” 二字作为大生纱厂产品的商标。

“魁星” 商标的主要部分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凸显了张謇状元办厂的特点，同时也可增强消费者对大生产品的信赖。而大生二厂采用寿星图案作为商标，也含有纱质坚牢耐久的意思。

为名副其实，张謇特别注重产品质量，使大生产品获得良好的市场反馈。大生注重生产的全过程管理，以保障产品的质量。在张謇看来：
“纱出于花，其美恶不可不辨；
纱成于纺，其工作尤不可不精” ， “因派各执事驻通厂肄习，归而教导工人，并向通、沪、苏、锡各处，招徕良工，为之导师，日渐月摩，力求细致。久而生者进于熟，又久而熟者能求精矣” ，以至于 “和花必极其均匀，成纱必极其光洁，日夜孳孳，不敢自暇逸”[10]273。即使在奸商搅乱市场，棉质奇劣、几无干货的情况下，大生纱厂还是坚持以高价选好棉，确保原料质量。大生纱厂刚刚建成投产，张謇就不无自豪地宣称：
“纱色光洁调匀，冠于苏沪锡浙鄂十五厂，凡业纱厂者，皆能言之。”[10]29

从宏观上看，企业文化代表着企业的形象，同时为企业指明了方向，有助于企业获得社会认同，是企业的灵魂和根脉所在。从微观上来说，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有助于提高效率，提升品牌含金量，增强企业竞争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张謇高度重视企业文化的塑造，这是大生集团之所以能在当时成为民营企业典范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1 家国情怀是企业价值追求的根本属性

从经营范围上来说，企业是没有国界的；
但从企业的精神归属上说，企业又应是有国界的。这种精神归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企业或企业家应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作为 “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强烈的家国情怀是张謇弃官从商背后的重要原因。他创办大生纱厂的目的是与列强相抗争，为国家挽回利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舍身喂虎” 。需要强调的是，张謇的家国情怀不是盲目的，他认为主动融入世界，学习欧美和日本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投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前提是中国必须建设完整的法律体系，要创造条件与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平等对话[12]；
同时，要始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国家的利益作为企业的最高利益。总之，家国情怀应是企业安身立命的使命坚守，也是企业价值追求的根本属性。

3.2 价值认同是企业精神特质的内在要求

价值观的统一能够开启人内心深处的力量和价值源泉，实现较高的工作效率。企业通常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关键是如何确立企业的价值观念，并让全体员工清晰明确地认知并认同其内容。在这方面，张謇的做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例如，通过企业环境营造企业文化氛围，彰显企业的价值追求，如在大生纱厂的公事厅悬挂 “厂儆图” ，并题写 “图谣” ，时刻提醒员工不忘企业创办的艰难；
在码头牌坊题写 “利用厚生” ，提示企业的宗旨；
通过题写联语，告诫员工在不忘历史的同时，要以博大的胸怀、务实的态度面向未来。又如，通过亲自演说等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勉励员工要有长远的眼光及恒心和毅力。再如，在制度规范的同时，以身作则，倡导勤俭节约、自强不息的企业精神。经过长期坚持，企业的价值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浸润企业员工的文化。

3.3 制度严明是企业平稳运营的基本保障

企业制度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流与源的关系。一方面，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经营中所形成的全体员工认同的价值观念，而制度建设则是使这种观念外化为企业员工日常行为的重要手段；
另一方面，企业制度建设助推企业文化进一步细化为具体的行为目标，促进企业文化的积淀。在大生集团的成长过程中，张謇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价值观引领，另一方面亲自构建了事无巨细、赏罚分明的制度体系，使企业倡导的价值观念和制定的相应制度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互为补充，相互促进，有力促进企业文化的形成，为企业的平稳运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3.4 开拓创新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

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认为：
“对于文化来说，战略是早餐，技术是午餐，产品是晚餐。文化会吃掉后面的其他东西。” 也就是说，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处于战略地位，没有核心企业文化的公司，很容易一开始就被对手当作早餐吃掉。对于企业而言，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赢得竞争就要有倡导开拓创新的企业文化。张謇倡导要有开放的眼光，他曾说：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
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
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11]267进而认为开放的眼光根本目的在于有所创新，为此，他通过聘请外国专家、组织专人搜集和翻译外国科技资料、组织人员去国外参观学习、参加各类赛会等多种方式 “祁通中西” ，积极吸收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和技术。同时，开拓创新应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适应市场的需求，这样才有助于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5 忠实不欺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必备品格

忠实不欺是张謇反复强调的为人做事的基本准则，企业亦然。企业忠实不欺的根本体现在于产品的质量，因此，张謇一方面采用 “魁星” “寿星” 图案作为商标，表明自己状元办厂及产品坚实耐用等特点，以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信赖；
另一方面，为向市场表明自己言行一致，他从原材料抓产品质量，注重生产的全过程管理，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协作经济，而无论是竞争还是协作，企业信誉都是根本保证。企业的信誉在根本上决定于产品的质量，失去信誉就将失去市场，失去市场，企业就无法生存。因此，产品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线，也是企业文化对外展示的重要载体。

3.6 反哺社会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

企业的社会责任又称企业的伦理责任，它要求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还应积极反哺社会。张謇始终强调企业存在的价值在于反哺社会，集中体现在兴办教育和发展慈善公益事业两个方面。一方面，基于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他提出了 “父教育而母实业” 的论断，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南通建成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罕见的。此外，他还在南通之外主持或参与创办了一大批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他把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纳入改良社会的系统工程，实现了从实业家到社会改良家的转型。从本质上来说，企业与社会是一种共存共荣的关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客观上有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因而回应社会的要求是企业理性的表现，也是企业存在价值的重要体现。企业反哺社会体现了企业的价值追求，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形成企业发展的良性生态。当今世界大多数著名企业有一个共性，即不以营利为最高使命，而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类、改变生活等崇高使命为企业文化的核心，这值得深思。

在那个 “螟蠹生于内，豺虎撼于外”[2]1045的时代，张謇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毅然以状元身份投身实业救国。他以促进民生、服务民生为企业的宗旨，在企业获得盈利后，又积极兴办各种慈善公益事业，反哺社会、服务民生，充分体现了企业谋公众之利的商业宗旨。张謇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积极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大力塑造企业文化，并依托良性的企业文化氛围，成就了民营企业的典范，其关于企业文化的思想和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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