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实现机制——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实证分析

丛金洲，吴瑞君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达到18.7%，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即将迈进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我国老龄化速度之快给国家经济建设、劳动力供给、养老保障支出带来严峻挑战。《“十四五”规划纲要》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对缓解养老保险压力，保障劳动力供给充足，延长人口红利期具有重要作用。相比延迟退休议题，退休后再就业作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在政策制定、学术研究、社会媒体等领域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从微观的个体生命周期以及宏观的国家长期人力资源储备来看，某种程度上延迟退休是一种中短期的人力资源开发方案，而退休后再就业是一种开发幅度比延迟退休更广的长期补充方案。在此背景下，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微观行为研究有利于认识退休老年群体的现实需求与就业困难，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干预和扶持政策进一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国外发达国家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起步较早，对退休后再就业的研究从相对零散的影响因素分析进展到再就业实现机制探究。就老年人退休后的再就业动机而言，国外学者主要从经济需求[1][2]、马克思－人类本质论[3]以及职业塑造理论[4]作出解释。除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动机的解释之外，国外对老年人个体的再就业决策也有更深一步的研究，例如通过角色理论[5][6]、生命周期理论[7]、生命历程理论[8]、社会认知职业理论[9]来构建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的决策机制。总的来看，国外的相关研究围绕再就业动机和再就业决策已经进入了较深入的机制探索阶段。我国关于老年再就业研究更多的是单一的影响因素研究，例如人口社会学特征有年龄、性别、户口类型等[10][11]，人力资本特征有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等[12][13]，退休前职业因素有退休前单位性质、退休前工资、退休前职位等[14][15]，社会保障因素有养老保险类别、养老金收入、医疗保险参与等[16][17]，家庭因素有配偶健康、配偶退休与否、子代经济支持、子女态度、家庭照料等[18-20]。相比之下，对我国退休老年人的再就业研究还缺乏切实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再就业动机与再就业行为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讨论，不利于理解再就业行为的发生过程以及现实阻碍因素。

基于此，本文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视阈下使用CHARLS2018数据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行为的实现机制进行实证分析，重点考察养老金收入、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照料对再就业行为的影响，试图挖掘再就业行为的发生过程以及阻碍因素。此外，本文关注的是退休前从事非农工作，按照国家退休制度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退休人员的再就业行为，不包括延迟退休意愿的探讨，也不涉及农村地区从事农业劳动的老年人就业问题。

（一）分析框架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个体行为决策的解释，人类做出某种行为的动机是基于个体的某种需求，这些需求由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21]。只有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且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对个体行为将不再产生激励作用。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作为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以及老年人对退休后非劳动收入的期望。本文试图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解释老年人退休后的再就业动机，用养老金收入判断老年人再就业是出于经济需求的动机还是非经济需求的动机。在此，按照常见的五阶梯式的需求层次，将追求基本的衣食住行的生理需求与生活保障、疾病预防的安全需求视为老年人经济层面的追求，将较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视为老年人价值层面的追求。如果老年人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较低，则面临经济压力，其再就业动机是出于经济层面的需求；
反之，养老金收入较高，则没有经济压力，经济层面的需求将不再激励老年人的再就业动机，而是出于价值层面的追求产生再就业动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从人的需要出发剖析了行为发生的心理根源，对行为决策分析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但人的需要更多的是代表了试图发生某种行为的动机，并不能完全解释动机之后的行为是否真实发生，在动机和行为之间还存在其他干扰因素。Michie等人提出的COM-B行为分析模型[22]为理解动机（motivation）的产生到行为（behavior）的发生架起了中间桥梁，即能力（capability）与机会（opportunity）。退休老年人再就业行为的实现既取决于经济需求或价值需求引发的再就业动机，也受个体能力与外部机会的影响。Li等人根据COM-B模型细化了影响中国退休护士再就业行为的能力、机会、动机三个维度，通过质性研究深刻剖析了从再就业动机到再就业行为的发生过程以及行为实现的阻碍因素[23]。本文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再就业动机的基础上，借鉴COM-B行为分析模型构建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实现机制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动机如前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通过养老金收入判定其经济需求或价值需求；
能力主要指个体人力资本，本文主要考察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退休前职位；
机会主要有家庭支持、市场就业机会、公共政策支持等[23]，出于数据获得和计量模型精简的考虑，本文考察微观层面的家庭因素，即孙子女照料责任。

图1 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COM-B分析框架

（二）研究假设

1.养老金收入与退休后再就业

养老金收入作为老年人退休后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影响再就业的重要因素。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老年人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对其再就业行为具有负向激励作用[24][25]。然而，张翼对泰安市与无锡市两地老年人再就业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了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后再就业很可能是曲线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26]。阳义南对2011年广东省退休职工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后再就业存在“倒U”型关系，即当养老金水平超过某一拐点之后才会降低退休职工再就业的比例[27]。但是“倒U”型关系相对于简单的直线关系仅仅挖掘了较低养老金收入的老年退休人员，还不能解释较高养老金收入的退休人员的再就业行为。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个体决策行为的分析，较高养老金收入的退休人员很有可能出于价值需求做出再就业行为。随着养老金收入的增加，对退休后再就业的影响在“倒U”型关系之后可能存在第三段的上升趋势。基于此，关于养老金收入与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关系，作出如下推测：

假设1：老年人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与再就业行为存在“N”型关系。

2.老年人力资本与退休后再就业

个体的人力资本对其职业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退休老年人所积累的人力资本特征能够支持再就业动机，进而实现再就业行为。现有文献中关于老年人的人力资本特征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因素（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因素（专业技能、退休前单位性质、退休前职位、退休前工资水平）。受数据限制，本文将着重考察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退休前职位三项人力资本因素。首先，健康资本是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最首要最基础的人力资本，拥有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才能有可持续的就业能力。其次，受教育程度是招聘单位衡量求职者劳动技能强弱和技术含量高低的最简便的途径，也是判断个体劳动潜力及工资水平制定的标准。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可能影响了获得就业岗位的难易程度。再次，根据生命历程理论，老年人退休前的工作经历在其再就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退休前的工作年数、职位高低、薪资水平、职业变动等等，会影响退休后再就业机会的获得[8]。其中，退休前的职位越高，表明老年人对自己的工作投入度越高，在所处职业领域里的职业地位越高，以及有更强大的社会网络支持其获得再就业机会。基于此，关于老年人力资本对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影响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退休后再就业的实现受老年人个体的人力资本因素影响，即：

假设2a：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好，退休后再就业的可能性更高；

假设2b：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退休后再就业的可能性更高；

假设2c：退休前职位为管理岗位的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的可能性更高。

3.家庭照料与退休后再就业

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多聚焦于职业女性的研究。现如今，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及老年健康水平的提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老年人仍有余热和能力发挥个人价值，有意愿参与社会工作。然而在我国重视亲情关系的家庭文化作用下，老年人的再就业动机要得到实现，除了个人的人力资本支持外，还极大可能地受家庭因素的影响。正如谢立黎和汪斌通过对老年人经济参与、政治参与、公益参与和家庭参与的综合测量，总结了我国老年人的三种社会参与模式：高参与型、低参与型和家庭照顾型，其中家庭照顾型是我国老年人的特有模式，在西方研究中尚未出现[28]。可见，有再就业动机的退休老年人似乎也面临着工作家庭的两难问题。隔代照料，即孙子女（含外孙子女）照料一直是我国老年人的重要家庭角色。因此，本文认为家庭照料负担会阻碍退休老年人再就业。此外，家庭照料负担作为老年人个体以外的外部因素，也有可能对再就业动机与实际再就业行为存在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会明显拉低养老金收入增加引起的再就业比例。可以说，当再就业比例随着养老金收入增加而上升时（出现在“N”型关系的左右两个阶段），家庭照料责任会削弱两者的正相关关系；
当再就业比例随着养老金收入增加而降低时（出现在“N”型关系的中间阶段），家庭照料责任会加强两者的负相关关系。故，关于家庭照料责任对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影响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3：退休后再就业的实现受老年人的家庭因素影响，即：

假设3a：无家庭照料负担的退休老年人，其再就业的可能性更高；

假设3b：家庭照料负担会降低整个“N”型关系中随养老金收入变化的再就业比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的截面数据。CHARLS由北京大学于2011年开展全国基线调查，此后于2013、2015和2018年开展追踪调查，样本覆盖了全国28个省级单位，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单位。CHARLS 数据收集了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微观数据，主要包括家庭结构、健康状况、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工作与退休、养老保障等信息，对本研究所关注的退休老年人的再就业行为、养老金收入、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照料等关键变量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支持。

本文以退休人员为研究对象。按照CHARLS问卷设计对退休人员的解释，退休是指从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退休，以及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所办理的退休，经过筛选共有2 432个样本。

（二）变量测量

因变量。本文所关注的因变量是老年人退休后是否再就业。“再就业”指的是老年人按照国家退休制度办理退休手续后，又从事有劳动报酬的经济社会活动，包括农业劳动或者非农工作，也包括自雇型或者受雇型工作，这也是CHARLS 2018问卷中对“就业状态”的测量[25]。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再就业行为是退休受访人在调查时点的就业状态，而非退休后马上再就业。因此，为保证因变量和自变量时间节点的统一性，除受教育程度、退休前职位已成既定事实的自变量外，养老金月收入、健康状况和孙子女照料责任三个自变量也是退休受访人在调查时点（前后）的情况。

自变量。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老年人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指的是第一支柱的基础养老金，即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退休金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采用问卷中的养老金月收入来测量。其他自变量包括老年人力资本（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退休前职位）和家庭照料（孙子女照料责任）。其中，健康状况采用问卷中的自评健康状况测量，将自评健康“很好”“好”设定为“健康状况好”；
自评健康“一般”设定为“健康状况一般”；
自评健康“不好”“很不好”设定为“健康状况差”。受教育程度按照四阶段教育体系将问卷中的“未受过教育”“未读完小学”“私塾毕业”“小学毕业”设定为“小学及以下”；
“初中毕业”设定为“初中”；
“高中毕业”“中专毕业”设定为“高中”；
“大专毕业”“本科毕业”“硕士毕业”“博士毕业”设定为“大专及以上”。退休前职位通过问卷中的问题“您退休时的身份是干部还是工人”来测量。家庭因素通过孙子女照料责任来衡量，通过问卷中“过去一年，您或您的配偶是否花时间照看了您的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来测量。若回答“是”，则认为当前家庭里有需要照料的孙子女或外孙子女，即有（外）孙子女照料的家庭照料负担。

控制变量。研究中除了加入年龄、性别、地区作为控制变量外，还加入了个人资产。虽然养老金收入是退休人员主要的经济来源，但考虑到经济因素中其他收入来源同样会影响再就业行为[29]，因此有必要控制退休人员整体经济状况对养老金收入与再就业行为的影响。个人资产变量通过将受访人在问卷中回答的现金、电子货币、金融机构存款、债券面值、股票价值、基金价值、其他理财产品价值，加总得到。进一步的变量赋值与描述见表1。

表1 变量赋值与描述

（三）分析方法

在分析养老金月收入对老年人退休后是否再就业的影响时，由于因变量为0或1的虚拟变量，故采用Logit模型通过逐步添加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的模型形式如下：

为了使数据更加平整，对养老金月收入取自然对数，即为式中的ln_pension。回归第一步考虑到养老金月收入与再就业行为的“N”型关系，模型中加入了ln_pension的二次项（ln_pension2）和三次项（ln_pension3），如式（2）所示。回归时，通过逐步加入养老金月收入、人力资本特征相关变量、家庭照料变量，以及控制变量排除多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回归第二步验证家庭照料责任的调节作用时，构建了养老金月收入与孙子女照料的交互项，即式（3）中的lnp_care。

（一）退休人员的再就业情况

表2汇报了退休人员样本以及未就业组与再就业组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2 432个退休人员样本中，调查时处于就业状态的退休人员有664 人，占比27.30%。这与冉东凡和吕学静利用CHARLS 2015 数据分析的退休人员再就业比例（27.36%）几乎持平[25]。此外，从表2中的组间均值差来看，有较多变量在两组间存在明显差异。

表2 样本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首先，从未就业退休人员与再就业退休人员的基本人口学特征来看，两组群体的年龄和性别均在1%的水平上呈现显著性差异。再就业退休人员的平均年龄比未就业退休人员年轻5岁；
再就业组中的男性占比高于未就业组10个百分点。可见，低龄男性老年人退休后再就业的可能性较大。其次，两组群体的养老金月收入也在1%的水平上差异显著，再就业组的平均养老金月收入要低于未就业组559元。再次，退休人员人力资本因素中的健康状况相比受教育程度在两组间的差异性较大。再就业组中健康状况差的退休人员比例要低于未就业组，健康状况好的退休人员比例要高于未就业组。受教育程度在两组间的差异较小，仅有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退休人员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全样本中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比例也仅占6%，所以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对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检验。退休人员人力资本因素中的退休前职位在1%的水平上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再就业组中退休人员退休前为“干部”身份的比例相比未就业组低7个百分点。最后，全样本中有孙子女照料责任的退休人员占比42%，未在两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通过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只能简单地判断未就业组和再就业组关于各个自变量的差异，但就养老金收入、个体人力资本因素和家庭因素是如何影响退休老年人实际的再就业行为还需要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二）养老金收入对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影响

1.养老金月收入与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N”型关系

在验证养老金收入与再就业行为的“N”型关系时，回归时在模型中依次加入养老金月收入的一次项、二次项、三次项，及其他控制变量，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先加入了养老金月收入的一次项，结果显示养老金月收入与退休后再就业行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符合大部分已有研究的研究结果。模型（2）又加入了养老金月收入的二次项，一次项和二次项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养老金月收入与退休后再就业行为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而存在二次曲线关系。模型（3）继续加入养老金月收入的三次项，回归结果发现一次项、二次项和三次项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此时，从数据上说明养老金月收入与退休后再就业行为很有可能存在三次曲线关系，图2展示了模型（1）～（3）中退休人员再就业对养老金月收入的概率预测。

表3 养老金收入与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回归结果

图2 退休人员再就业行为的概率预测

模型（4）～（6）又依次加入了个人特征与地区变量、人力资本特征变量、家庭照料变量，都没有改变养老金月收入一次项、二次项、三次项的显著性，且系数变化幅度较小。

2.“N”型关系的检验与转折点

从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来看，养老金月收入与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N”型关系是存在的，但要解释研究样本还需进一步的检验。第一，一元三次函数如果是“N”型曲线，需要满足三次项的系数大于零，以及Δ＞0。此处取模型（6）中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的一次项、二次项、三次项系数，其中三次项系数为0.262＞0，计算得到Δ ≈4.256＞0。第二，若该三次函数能够解释模型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则“N”型关系的两个转折点应该在养老金月收入的取值范围内。通过三次函数的一阶导数、二阶导数计算得到：当模型中的ln_pension（养老金月收入的对数）取值约6.215 时，二阶导数小于零，存在极值点中的极大值，即为“N”型关系的第一个转折点；
当ln_pension取值约8.779 时，二阶导数大于零，存在极值点中的极小值，即为“N”型关系的第二个转折点。对两个转折点的ln_pension取反对数即为养老金月收入的取值，约500元和6 500元，在合理的养老金月收入取值范围内。第三，若该三次函数能够解释研究样本，则两个转折点两侧应该存在一定的样本量。样本中养老金月收入低于500元的退休人员有23人，高于6 500元的退休人员有41人。虽然两个转折点左右两侧的样本量没有很大，但是仍然能够解释“N”型关系相比简单直线关系存在左右两个阶段的变化；
同时这也是模型（1）只加入养老金月收入一次项就与退休后再就业行为显著负相关的原因，即“N”型关系中间负相关阶段的大样本量掩盖了左右两侧小样本量的特殊情况。至于模型（2）加入养老金月收入二次项后，先出现了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的“倒U”型关系（“N”型关系的一二段），而不是“正U”型关系（“N”型关系的二三段），也可以得到解释。第三段较高养老金月收入的退休人员中再就业的比例低于第一段较低养老金月收入群体，所以加入二次项后，模型先抓取到了第一段较低养老金月收入群体。当再加入三次项时，三个阶段都会体现出来。

基于以上检验分析，养老金月收入与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N”型关系成立，假设1得到验证。在养老金月收入处于500元到6 500元之间时，退休后再就业的比例随着养老金月收入的上升而增加；
而当养老金月收入低于500 元以及高于6 500 元时，养老金月收入与退休后再就业行为呈现正相关关系。

（三）人力资本与家庭照料对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影响

1.个体人力资本对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影响

表4模型中考察了个体人力资本因素和家庭因素对退休后再就业的影响。从模型（7）的全样本来看，仅有健康状况对退休后再就业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假设2a成立；
而受教育程度、退休前职位与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关系均不显著，假设2b和假设2c还有待验证。但从模型（7-1）和模型（7-0）男女分样本回归结果来看，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对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但退休前职位对男性和女性退休后再就业行为均没有显著影响。相比健康状况差，健康状况一般和健康状况好能够显著提高男性退休后再就业的可能性，且健康状况越好，男性退休人员再就业的可能性越高；
而女性退休人员只有在健康状况好的情况下才会促进其再就业，但统计上不显著。就受教育程度而言，相对于小学及以下，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的退休人员再就业的可能性更低，但在女性组显著，男性组不显著；
大专及以上毕业的女性退休人员更有可能再就业，但男性反之，二组均不显著。就退休前职位而言，相比“工人”身份，退休前是“干部”身份的退休人员再就业的可能性更低，但统计上不显著。总体来看，受教育程度和退休前职位对退休人员再就业的影响不大，这似乎不符合人力资本理论对就业行为的假设。对此，可能有两种情况的解释。第一，受教育程度和退休前职位作为衡量退休人员资本存量的主要指标，可能并不会直接影响实际的再就业行为，而是作为实现再就业动机的辅助性能力。只有退休人员产生再就业动机时，其个体人力资本才会发挥作用，支持其实现再就业行为；
倘若退休人员没有再就业动机，其个体人力资本并不会直接影响再就业行为。第二，对于1940、1950、1960年代的人来说，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且处在工作按计划分配的年代，其学历水平可能不能很好地衡量其就业能力。在当前再就业阶段，较强的再就业能力可能依赖其工作经验的积累和专业技能，但这部分因素受数据限制无法证实。

表4 人力资本、家庭照料与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回归结果

2.家庭照料责任对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影响

从模型（7）的全样本分析来看，孙子女照料对退休后再就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但男女分样本回归分析发现，孙子女照料会显著抑制女性退休人员的再就业行为，对男性有促进效应（统计上不显著）。由此可见家庭角色中的性别分工，男性更多地承担经济责任，女性更多地承担家庭照料责任。模型（8）加入了养老金月收入与孙子女照料的交互项（lnp_care），但交互项不显著。而模型（8-1）和模型（8-0）男女分样本回归结果发现，孙子女照料责任对男性和女性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收入与再就业行为存在不同的调节效应。对男性退休人员而言，孙子女照料责任虽然增加了其再就业的可能性，但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养老金月收入的增加，孙子女照料责任也会加强养老金月收入对再就业行为的负相关关系。对此可以理解为，孙子女照料责任会促使男性退休人员再就业从而增加经济收入，但当养老金收入较高时，没有经济负担的男性退休人员的再就业可能性降低，转而提供家庭照料。对女性退休人员而言，孙子女照料责任显著降低了其再就业的可能性，但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随着养老金月收入的增加，孙子女照料责任会削弱养老金月收入对再就业行为的负相关关系。这种削弱效应并不是增加了其再就业的可能性，而是表现为孙子女照料责任与养老金月收入对再就业的负向影响的替代关系，即养老金月收入与再就业行为两者之间被削弱的负相关关系是被孙子女照料的负向影响解释了。综合来看，孙子女照料会促进有家庭经济压力的男性退休人员再就业；
除此之外，孙子女照料会阻碍退休人员实现再就业行为。由此，假设3虽然成立，但假设3a和假设3b并没有体现孙子女照料对再就业的复杂影响。

（四）“N”型关系两侧再就业群体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N”型关系两侧的退休人员样本量较少，不支持按养老金月收入的分样本回归分析，故通过列联表探究较低和较高养老金收入的再就业群体的异质性（见表5）。首先，样本中养老金月收入低于500元的退休人员有23人，再就业人员8人，占比35%，高于全样本的再就业比例（27%）；
再就业群体的个人资产均值为19 700元，低于全样本均值（60 000元）；
受教育程度多为初中及以下；
退休前职位大多为工人。其次，养老金月收入高于6 500元的退休人员有41人，再就业人员7人，占比17%，低于全样本的再就业比例；
再就业群体的个人资产均值为371 000元，远高于全样本均值；
受教育程度多为高中及以上；
退休前职位大多为干部。

表5 “N”型关系两侧再就业群体的异质性

由此可见，养老金收入较低的退休人员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负担，出于经济需求产生再就业动机；
而养老金收入较高的退休人员不存在经济负担，但出现再就业现象，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解释，这部分群体是基于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的价值需求激发再就业动机。然而再就业动机到再就业行为的实现需要有人力资本的支持，但是养老金收入较低的退休人员受低质量的人力资本约束，其再就业动机的实现受到阻碍，所以最终的再就业行为就呈现“N”型关系左侧的递增阶段；
而养老金收入较高的退休人员受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支持，有助于其再就业动机的实现，最终的再就业行为呈现“N”型关系右侧的递增阶段。

（一）主要结论

本文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出发，构建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COM-B分析框架，考察养老金收入、个体人力资本、家庭照料责任对再就业行为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动机维度中，养老金收入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行为的解释。作为对现有研究发现中养老金收入与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倒U”型关系的补充，本研究发现养老金收入与退休后再就业行为呈现“N”型关系。当养老金月收入超过6 500元时，退休后再就业行为的比例有所上升，揭示了退休老年人基于价值需求的再就业行为。“N”型关系的发现体现了老年群体劳动价值观的变化，养老金收入较高的退休老年人在没有经济负担的情况下并不是一味地选择完全意义的退休享受娱乐消遣，而存在追求职业发展、自我实现的高层次价值需求，这对开发和利用高知老年人力资源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第二，在能力维度中，退休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更多是一种辅助性能力，其对再就业行为的影响取决于是否存在再就业动机。人力资本因素中，健康状况的提升对男性退休人员再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女性退休人员没有显著影响，在其他研究中同样发现健康状况对男性退休人员再就业行为的影响更大[12]。同时，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影响也可以从本次研究发现中的老年性别分工得到解释，男性退休人员更多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女性退休人员更多承担家庭照料责任，因此健康状况的改善更能促进男性退休人员实现再就业行为，而女性退休人员受家庭照料负担的约束更大，健康状况的改善不会直接促使其进入劳动力市场。能力维度中的受教育程度和退休前职位对再就业行为均没有显著影响，只有在退休人员具备再就业动机时发挥辅助性作用。可见，个体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退休老年人并不会直接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多的是激发或影响再就业动机进而产生再就业行为。置于“N”型关系中，有利于理解动机与能力对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当养老金月收入低于500元时，退休人员出于经济需求产生再就业动机，但受其低质量的人力资本约束，其再就业行为难以实现；
当养老金月收入超过500元时，经济需求开始减弱，再就业动机随之降低，个体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不强，实际的再就业行为随着再就业动机的下降而下降；
当养老金月收入达到6 500元时，退休人员在工作中的价值需求被激发出来，刺激其产生再就业动机，且受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支持，顺利地实现再就业行为。第三，在机会维度中，家庭照料责任总体上是一种阻碍退休人员实现再就业行为的限制性因素。在我国传统家庭文化的延续以及青年一代生活压力倍增的现实背景下，隔代照料依然较为普遍，这使得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从性别视角蔓延到年龄视角。本研究发现，孙子女照料会阻碍女性退休人员实现再就业行为，对于男性退休人员而言，孙子女照料会增加其出于经济需求而再就业的可能性，但若没有经济负担，也会抑制男性退休人员再就业。由此可见，个体步入老年阶段，依然延续着与青年时期统一的性别角色分工，老年女性依然是承担家庭照料工作的主力，这使得工作－家庭平衡问题贯穿女性整个生命周期；
而老年男性退休后的再就业行为也受到家庭照料责任的制约，这使得工作－家庭平衡问题扩展到老年时期。综合来看，人力资源开发面临性别平等、年龄平等的双重制约。

（二）相关讨论

此次研究发现对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结合本文从个体微观层面的动机、能力、机会三个维度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行为的实现机制研究，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具体可以从养老金供给、老年职业培训、老年健康服务、社会照料服务等方面进行政策完善，从而激发老年人再就业动机，提高老年人再就业能力，释放老年人再就业机会，促进其再就业行为的实现。第一，养老金供给的改革重点要放在经济弱势群体上，但也不能削减高收入的养老金水平。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养老金收入过高或养老金水平增长过快导致老年人再就业意愿不高[11][27]。但本次研究结果发现，养老金收入较高的退休人员也会基于价值追求选择再就业，而不是通过降低养老金水平来刺激老年人为了追求经济收入再就业，反而要高度重视以谋生为目的的再就业老年群体，增加他们的经济保障，防止引发老年贫困。第二，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提高老年人的健康资本。健康状况是保持可持续的工作能力的首要条件，对老年人更是如此。在社区层面宣传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意识，加强老年人的健康检查和管理，为老年人“退而不休”提供有力的健康保障。第三，加强老年职业培训以提高老年人的专业能力。研究发现因经济负担选择再就业的老年群体受其低质量的人力资本约束，不能顺利地重返劳动力市场。职业培训学校或者老年大学以及社区的老年教育场所可以针对老年人的岗位要求开设老年职业培训课程，提高老年人的就业能力。第四，完善社会照料服务，包括养老保障服务以及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减轻退休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负担。本研究在家庭照料责任方面虽然只纳入了孙子女照料，但伴随高寿老龄化的发展以及青年一代的工作压力，退休老年人可能面临高寿父母和未成年孙子女的双重照料负担，阻碍其重返劳动力市场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医养结合、康养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以及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推行，能够进一步释放低龄老年人的家庭照料负担，继续在工作岗位发挥和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构建个体、家庭、社会的多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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