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国
(沈阳开放大学 党委,辽宁 沈阳 110004)
进入新千年以来,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的社交媒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十年前的博客发展到现在的抖音等各种新的传播方式,从传统媒体发展到自媒体时代。大学生作为网络平台使用的最大群体,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他们表达思想带来了难得机遇,然而大学生本身的不成熟特征也让他们在使用自媒体的过程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向全社会提出了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意见表达正向引导的时代命题。
“自媒体”一词由美国著名的IT专栏作家丹·吉尔默(Dan Gillnor)于2001 年提出。他把迄今为止的传播媒介分为三个阶段,即新闻媒介1.0(旧媒体,Old media,也称传统媒体)、新闻媒介2.0(也称“新媒体”或“跨媒体”,New media)、新闻媒介3.0(即Journalism 3.0,是以博客为趋势的“自媒体”,We media),并认为“新闻媒介3.0”将是“新闻业的下一波”(Journalism"s Next Wave)。在他看来,随着互联网广泛应用而来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分享与链接越来越便利,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单向接受新闻,而愿意主动参与到新闻的对话、发布和传播过程之中,从而网络上形成了铺天盖地的新闻发布形式,网络上的讨论区、发帖、新闻评论、博客等新事物层出不穷,由此,新闻传播迈向多数“媒介”向多数“受众”传播的模式,“We Media”将是未来的主流媒体。对“自媒体”一词的详细阐述出现在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于2003 年联合撰写的“We Media(自媒体)”研究报告。
他们作为美国新闻学会下属的媒体中心的员工,敏感地抓住了自媒体这一新出现的事物,提出了这一概念的最初定义,认为自媒体(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1],同时,他们也对自媒体的特征给予了最初的理解,成为后来的研究者参考的重要文献。总体上看,自媒体的特征主要有:
第一,传播方式的互主体性。正如谢因·波曼等人在报告中指出的,自媒体在新闻的传播方式上,改变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投喂”方式,而转向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能够随时改变角色的点对点(Peer to Peer)传播模式。在这里,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是平等互动的,所有的人都是以主体的身份而非客体的身份参与传播过程,甚至能够在这一过程中随时转变角色。近二十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扩展,有些传播还打破了文化、宗教、语言、民族的限制,人们通过搭载自媒体的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信息交流。比如,事件发生过程中的评论和弹幕不仅仅为其他信息的接收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细节,也为信息的发布者提供了受众的感受和反馈,有利于信息发布者在以后更新和改进信息发布内容和形式。
第二,传播主体的大众性。大众化是自媒体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最早提出“自媒体”概念的丹·吉尔默也将自媒体比喻成“草根媒介”。在传统媒体时代,统治阶级和专业机构掌控着媒体传播的机构和设施,普通百姓只能被动接受来自这些机构的灌输,从而个性化的思想难以得到有效传播,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自媒体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传播结构的“去中心化”,在信息流动过程中,传播者和受众的边界变得不明晰,人们在作为传播者的同时也同样都是受众,从而成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等人所称的“产销合一者”。与此同时,传播主体也逐渐由专业的新闻媒体机构转向普通的社会大众,使得民间的话语权与日俱增。
第三,传播速度的即时性(immediacy)。信息的发布是需要时间的。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传播需要专门的人进行采集、加工之后才能在固定的媒体上进行发布,这导致人们接收的信息都要晚于事发的时间,比如报纸最快也要第二天才能看到,通过电视则在当天的某个时段能够看到。自媒体时代,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即时通讯使得信息传播在速度、广度甚至反馈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了从原先“点到点”的传播方式直接跃升为“点到面”的跨越。同时,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人都有机会参与到信息的编辑、转发和发布过程中,信息的数量、传播的速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如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大风厂职工保卫厂区的活动就一直处在直播过程中。
第四,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传统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往往要把新闻的完成性呈现出来,如领导人的视察、调研和讲话,往往要等事件发生之后,专业人员把完整信息呈现于报纸、电视之中,自媒体的主要传播工具是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智能手机自身容量的限制及微信、微博平台对于内容编辑也有字数与时间长度等因素的限制,这些都使得所发布信息呈现出篇幅短小精悍的特点。因此,自媒体发布信息,往往呈现出片段化甚至碎片化,许多片段之间的连贯性较差,从而在让人们迅速把握信息的同时,也容易造成信息的片面性、极端化,从而难以把握信息的完整性,甚至造成理解上的偏差。
1.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发展确立期
青年大学生处在20 岁左右的年龄,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处于形成和发展期,一些学生出于猎奇心理,会不加选择地阅读、观看、传播自己接触到的信息,他们对各种社会思潮、意识形态缺乏科学的辨别能力和敏锐的批判眼光,在对待错误社会思潮上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也更容易被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所迷惑,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西方国家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通过书籍、影视资料、微信、网站向中国传播他们的意识形态,各种思潮充斥网络和高校,从而影响了大学生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信仰。
2.大学生在网络意见表达中缺乏理性
青年大学生思维活跃,容易接收新鲜事物。大学生对网络平台的普及程度更高,对网络技术的发展关注度更强,对网络新平台、新产品、新文化更加敏感。BBS、门户网站、SNS 网站、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产品一经出现,就迅速引得高校大学生的追随和热捧便是最好的证明。对大学生而言,网络平台的虚拟性、灵活性、即时性、开放性,给了他们一个畅所欲言、展现个性、激发灵感的舞台。一些学生缺乏对于现实生活的抗挫能力,较为脆弱,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网络交往中躲避现实,寄托情感,获得现实生活中未曾有过的成就感、满足感、快乐感,导致他们更容易在网上寻求慰藉。无论是自我内心的抒发,还是对现实问题的跟帖,都容易出现“跟风跑”、一边倒的非理性行为。
3.网络多元思想文化交锋对大学生的强大冲击力
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大环境,大学生的价值观会混淆不清,价值取向多元化,不知所措的大学生开始变得迷茫,他们与社会接触太少,对复杂的社会缺少深入的了解。高校一些学科领域和部分学者盲目迷信用西方学术理论的理念和方法解释中国现实,侵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当代青年大学生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且正在经历着社会转型,西方多元文化、文化思潮的冲击很容易造成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混乱,造成思想文化的冲击。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表达面临的诸多问题表明,加强大学生网络意见表达的正向引导是保护青年学生健康成长、保障国家稳定发展安全的必然要求。
所谓“网络意见表达”,简单而言,就是公众或组织以网络为媒介,在网络空间就各种事件和现象发表看法。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是伴随网络应用成长起来的一代,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自由性加之自媒体的即时性、主体性,为大学生在网络空间表达思想和观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便利,在为他们提供更多表现机会的同时,也带给他们更多的困惑和挑战,需要给予适当的正向引导,使之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1.大学生网络意见表达面临的挑战
第一,自媒体在时间上的即时性、内容上的碎片化,使得大学生往往关注过多的话题,同时由于能力有限,难有大块时间系统学习科学理论知识,也不容易让学生养成持之以恒的优秀品质。互主体性、即时性看上去很美好,但它减少了大学生延迟满足的机会,更容易让大学生过度参与到网络事件之中,进而涉猎范围过多、浅尝辄止,甚至耍小聪明,一旦遇到需要花较多时间深入探讨的问题,则选择放弃,久而久之,习惯养成性格,难以成长成为国家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当前,不少高校教师反映一些学生缺乏耐心和恒心、做事毛躁,这与普遍过早应用互联网、沉湎于个人网络表达不无关联。
第二,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对中国高校进行价值观渗透,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冲击,意识形态安全成为高校面临的重要任务。高校历来是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主阵地,我国大学生一直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目标,网络应用的普及化又给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技术条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国家趁机对我国高校传播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我国由于近年来高校扩招等多种原因,导致“网络危机意识和教育管理力度薄弱”[2]。由此,如何识破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意图,看清其文化渗透的本质,提高大学生的政治鉴别力和意识形态免疫力,就成为当前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急迫课题。
2.正向引导大学生网络意见表达的有效路径
第一,在思想文化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网络时代信息多元化的背景下,传统教育引导方式面临网络新媒体的挑战,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面临敌对势力渗透争夺的挑战,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强基固本”[3]的基础性作用。面对互联网上形形色色的敌对意识形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挑战和冲击,要“积极推进互联网内容建设,弘扬新风正气,深化网络生态治理”[4],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领作用,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牢牢掌握网络平台的话语权,巩固网络舆论阵地,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这就要求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的育人功能,帮助学生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二,在技术手段上,加强技术防护构筑大学生意识形态网络“防火墙”。网络大众传媒作为网络平台上大学生自我意识表达的主要手段,在为大学生提供自由发展平台的同时,需要大力开发保障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网络技术体系,提供安全建设的网络技术支撑,强化网络大众传媒的舆情观测调控、引导沟通,构筑大学生意识形态网络的“防火线”,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真正占据学生思想的主流,这正是***总书记提出的“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5]的重大命题。首先,要以网络信息领域自主创新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我国自主创新水平与能力相比较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信息安全隐患存在的主要原因,因此国家信息安全“防火墙”的设立要加强核心技术创新。其次,要加紧相关领域人才培养。人才参差不齐及相对匮乏是信息网络安全维护工作的痛点,应大力培养信息安全方面的专业人才。在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上,应加强政府与企业、高校之间合作,推进网信军民融合,多方合作致力于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网络安全人才。再次,要引导学生科学认识网络、正确使用网络,掌握必要的网络使用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培养网络安全意识。
第三,在管理手段上,多措并举加强网络监管,构建健康有序的网络空间。网络平台表面上的自由为那些隐藏在网络平台后的各类势力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声提供了便利,也使社会上各种矛盾多样化、尖锐化,也严重影响着大学生思想导向的正确性。实际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必须建立网络行为的监控机制,建立健全有关法律法规,构建良好网络秩序。同时,还要强化舆论监督的力量,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使整个网络社会形成扬善惩恶、扶正祛邪的良好道德驱动力。网络监管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出国家政治制度的价值尺度,表现的是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2020 年夏季以来,我国针对疫情期间网课普及化的同时个别网站出现的不良信息问题,由中央网信办、教育部联合开展了“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至今已连续开展了三年。这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网络空间暴露出的突出问题确定不同的活动主题,从最初专注于涉未成年人网课平台专项整治等问题,到聚焦未成年人使用频率高的短视频、直播、社交、学习类APP、网络游戏、电商、儿童智能设备等平台,维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在网络平台治理方面取得较好效果。2022 年本项活动启动仪式于7 月18 日举行,活动参与单位扩大到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未保办(民政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多个部委级部门,表现出我国在网络空间治理的决心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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