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的作用机理及相互关系

王 平，周 茹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1]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2]上述论述说明，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而且两个答案具有内外结合、相互为用的互进关系。本文拟对此展开分析。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纵览中国历史的恢弘长卷，神州大地见证了一个个朝代的更替兴衰。掩卷而思，人们不禁感叹，即使是秦汉唐宋那般强大的朝代，在历史周期率面前也是极其脆弱。那么，什么是历史周期率？历史周期率的发生机制是什么？下文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一）历史周期率的内涵

所谓历史周期率，指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普遍经历由治到乱、由兴到衰的周期性现象。某个政权建立初期，因为励精图治以及民心依附，常常呈现兴盛局面。但承平日久，公权力行使者就会在歌舞升平中变得骄奢淫逸，并最终因失去民心走向衰落。诸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都是对历史周期率的深刻描述。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周期率，***指出：“我经常讲到历史周期率问题，这的确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3]304

尽管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同传统封建政权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因此，党的历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早在1944 年11 月21 日，毛泽东就写信给郭沫若，对其所写《甲申三百年祭》予以肯定，因为这篇文章反映了历史兴衰规律。[4]1949 年3月，在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5]“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6]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都强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他多次指出：我们要深入思考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以及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些重大问题[7]；
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8]63；
如果我们党不能自己解决自身的矛盾和问题，长期积累下去，那就要发生霸王别姬的问题了[9]。

（二）历史周期率的发生机制

历史周期率的发生既有直接原因，又有更深层次的根本原因。

从直接原因来说，历史周期率之所以发生，在于公权力走向了整体性腐败。关于中国封建王朝因为公权力腐败而走向覆亡，***指出，封建王朝频频产生盛极而衰的历史悲剧，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10]关于苏联因为公权力腐败而走向亡党亡国，***指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后来走向解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11]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告诫：“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12]3“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13]34

为什么说公权力走向整体性腐败是历史周期率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腐败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双重灾难”。一方面，公权力走向整体性腐败让人民群众丧失了原来的“幸福”。在堕入腐败之前，公权力提供公共服务给人民群众带来福祉，让人民群众有“稳稳的幸福”。正是这个原因，有人说公权力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然而，在堕入腐败之后，曾经的幸福之源——公共服务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劣作为、冷作为、慢作为、假作为、不作为。另一方面，公权力在堕入腐败之后，不仅不提供公共服务，还肆意侵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悲叹。“双重灾难”让人民群众集失望和痛苦于一体，“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他们只能用愤怒的双手推翻腐败公权力。

从根本原因上说，历史周期率之所以发生，在于公权力行使者走向了“变质”。公权力只是一个工具，工具做了伤天害理之事，讲到底是使用工具的人出了问题。其内在逻辑如下：其一，意欲成为公权力行使者的政治集团因具有优秀的执政品质（包括突出的执政情怀和执政能力），才能在众多政治势力中脱颖而出，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其二，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人民群众满怀期待，把公权力托付给“优秀”的公权力行使者，希望他们能用公权力给自己带来福祉。其三，最初，公权力行使者没有辜负人民群众期待，他们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其四，及至太平盛世的到来，公权力行使者渐渐在各种诱惑中走向“变质”。所谓“变质”就是最初的优秀品质得而复失。“变质”后的公权力行使者既无体恤人民群众的执政情怀，亦无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执政能力。不幸的是，这种“变质”往往由少数演变为多数，由多数演变为全体。其五，“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由这些“变质”的公权力行使者执掌公权力，自然会出现公权力的整体性腐败。

既然历史周期率的发生遵循如下逻辑：公权力行使者的“变质”→公权力的整体性腐败→民心尽失→历史周期率的爆发，那么，当代中国要破除历史周期率的魔咒，须从源头出发，让党员干部做到“提质”而非“变质”。就此，***指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色，不变质，就一定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13]6，“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党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14]，“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15]。这些讲话都强调，只要党员干部始终“自身过硬”“不变质”“不出问题”，就一定能跳出历史周期率。

（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及其作用机理

为了让党员干部始终做到“提质”而非“变质”，并最终跳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给出了第一个答案。1945 年7 月，黄炎培前往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黄炎培既为他在延安看到的清新气象感到振奋，也担忧这种气象能否持续，即担忧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充满自信地回答道：“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答案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16]

人民监督何以能成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在于它在防止党员干部“变质”方面有五大优势。

第一，人民群众具有对党员干部展开监督的监督势能。

势能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指物体或系统因其所处的位置、形状而相对于一参考位置对外界所能作的功之量，如水被抽到高空相对于地面就具有了重力势能。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公权力都属于人民群众，人民既“处江湖之远”，更“居庙堂之高”。相比之下，一切党员干部都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主人对公仆展开工作监督，是名正言顺、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的，既体现了防范公仆工作出现失误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也体现了主人和公仆之间具有自高至低、自上至下的管理势能和监督势能。就此，***指出：“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17]，“强化群众监督是为了保证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18]。此外，《中国共产党章程》也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

第二，人民群众具有对党员干部展开监督的监督信息和监督根据。

一旦党员干部守不住初心并走向“变质”，他们就无法继续用谨慎谦逊的心态行使公权力，相应的，他们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也会立刻“变味”。“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众作为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和感知者，能在第一时间对公共服务的“变味”作出准确判断，并以此获得监督信息和监督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19]，说的就是人从水中能看到自己的形象，观察人民则能知道治理是否得当。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看到“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这一显著优势。他说：“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20]***也指出：一方面，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21]，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主动请群众评判，形成党内外良性互动[22]。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40 年代有一首流传于延安地区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首民谣既生动再现了过去延安地区在艰苦条件下采用“豆选法”进行选举的情境，也说明了“豆选法”等民主实践作为人民监督的重要形式，能够实现干部队伍“能者上庸者下”的有序更替。

第三，人民群众具有对党员干部展开监督的监督能力。

一般来说，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箱里，人们更容易萌生坏心思并走向“变质”。因为黑箱里难以开展监督，而一旦缺失监督，人们就容易放松要求、为所欲为，甚至做下违法乱纪之事。就此，***指出：“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12]48要想党员干部远离“变质”，就须打破黑箱，让阳光照晒进去。人们常说，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也是最好的防腐剂。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正是无数双雪亮的群众眼睛，构成照晒党员干部的“阳光”。另一方面，“透明是一种境界，公开是一种力量”，在无数双群众眼睛的监督下，党员干部不敢或曰没机会“变质”。人民群众的眼睛，就像高清监控探头。一旦“激发潜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监督力量，就像在社会每个角落设立了无数个前沿哨、监督岗，‘不担当、不作为’问题‘潜伏’再深也能发现，‘马甲’再多也能识辨，‘胆子’再大也得收敛。”[23]关于千千万万双雪亮的群众眼睛，能够织出一张全域监督的“天网”，党内有许多精彩论述。陈毅在著名的《手莫伸》中说道：“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人民咫尺手自缩。”[24]邓小平提出因为有人民监督，党员干部才会有所敬畏。***则强调人民监督能够打破滋生腐败的黑箱。他指出：“只有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才能让隐身人无处藏身，”[25]“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26]

第四，人民群众具有对党员干部展开监督的监督意愿。

一方面，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因为他们是党员干部“变质”和公权力腐败的最大受害人。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因为痛恨腐败分子以及为了寻求权利救济，天然具有监督公权力的强大动力。面对公权力腐败，他们很少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无动于衷，相反，为了让腐败分子受到应有惩戒，他们在发现腐败线索时，还积极检举和勇于控告。有学者指出：从公共权力委托人——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分析腐败问题，其蕴含的深层次逻辑是：根治腐败问题仅仅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公众才是反腐败斗争成败的关键，必须广泛动员社会公众参与，形成社会反腐的局面。[27]明朝朱元璋亦看到这一点，专门设计制度鼓励人民群众对地方官吏进行监督。他在《大诰》中下令说：凡各地“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都可以对本地官吏的施政行为进行测评，其评官意见可以用“列姓名具状”的方式递送中央，也可以在岁终考核官吏时组团来京，当面告诉皇帝。皇帝根据百姓评议的“本境官吏为民患者有几人，造民福者有几人”，表扬好的，降免差的，乃至惩办有罪的。[28]在当代中国，人民群众既是公权力腐败的最大受害人，又是国家的主人和公权力的主人，他们更有对党员干部展开监督的强烈意愿。

第五，人民群众具有对党员干部展开监督的监督品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顽固而又危害性极大的“监督悖论”。所谓监督悖论，指“不监督，公权力自然腐败；
有监督，公权力加速腐败”。其含义是：传统社会的执政者本来只派遣官员A 管理人民群众，发现由于缺乏监督，A 搜刮民脂民膏；
为了监督A，执政者立即委派官员B 监督A。哪想到“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由于官官相护，B 非但不监督A，反而很快和A 勾结起来。显然，因为“监督悖论”的存在，参与监督的官员越多，公权力腐败的速度越快。因为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民脂民膏只要满足A 就可以了，现在人民群众还要填饱B、C、D 等各类监督官员的胃口。实践一再证明，只有发动人民群众参与监督，才能彻底打破建立在官官勾结基础上的“监督悖论”。一方面，由于人民群众手中没有公权力，腐败分子不屑与人民群众组成“腐败联盟”。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作为公权力腐败的受害人，具有彻底和坚定的监督品质，他们绝不会和腐败分子勾结起来。诚如边沁所说：全体公众构成了一个法庭，比其他所有法庭累加起来还要重要，……这个法庭虽然会犯错误，却不会受到腐蚀。[29]

总之，人民群众具有对党员干部展开监督的监督势能、监督根据、监督能力、监督意愿和监督品质，能够有效防止公权力行使者走向“变质”。就此，***指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30]

（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及其作用机理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8]14

自我革命何以能成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于它具有推动党员干部不断“提质”的三大优势。

第一，自我革命能帮助党员干部确立“提质”的方向目标。

自我革命也是革命，既然是革命就有内在的革命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这内在的革命方向构成了党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也构成了党员干部不断“提质”的奋斗目标。就此，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31]反之，没有这个奋斗目标，“提质”就缺乏一以贯之的行动指南。***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3]179

第二，自我革命能帮助党员干部找到“提质”的动力勇气。

自我革命所确立的“提质”方向和目标，在实践中能升华成党员干部的精神信仰。精神信仰能让人产生向上向善的无穷动力。***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让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固本培元，涵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8]69在出生入死的战争年代，***“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他却不动丝毫，清贫如洗；
在灯红酒绿的和平时期，杨善洲毕生积蓄只是草帽、砍刀和烟斗。[32]这些都是信仰的力量使然。1945 年8 月，刚刚离开延安的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他在书中评价中国共产党具有不断“提质”的内在精神动力：“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33]

第三，自我革命能帮助党员干部建立健全“提质”的工作机制。

人民监督属于外力监督。有光的地方就有影子，再缜密的外力监督也容易产生监督死角和监督盲区。如果仅依靠外力监督来确保党员干部实现“提质”，那么在监督盲区，“提质”工作就容易中断。要帮助党员干部建立健全“提质”工作机制，让党员干部在所谓监督盲区也能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并“止于至善”，只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一方面，一个人最清楚自己的不足，只有具备了自我革命精神，他才会在无人监督的盲区，也正视自己的问题和缺点，而不是藏着掖着。另一方面，一个人只有具备自我革命精神，他才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三省吾身”并“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关于自我革命能帮助党员干部建立健全“提质”的工作机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开展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深刻的自我革命，“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34]。***也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3]281

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既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也不是任意选用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互为用的关系。

（一）自我革命对人民监督的促进作用

自我革命对人民监督有三大促进作用：自我革命能够优化人民监督的监督标准、完善人民监督的监督渠道以及提升人民监督的监督效能。

第一，没有党员干部的自我革命，人民监督就失去了“高线”层面的监督标准。

人民群众对公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包括对它是否遵守“底线”的监督以及对它是否履行“高线”的监督。一般来说，“底线”层面的监督标准是最低水平的监督。它往往自发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阶层意识中，诸如公权力行使者不能知法犯法、不能为官不为和为官乱为等。“高线”层面的监督标准是较高水平的监督。它通过人民群众和公权力行使者真诚的思想互动而产生，诸如公权力行使者要做到“政者正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

在任何时代，人民群众从朴素价值观出发，都能对公权力行使者是否遵守“底线”进行准确监督。如在腐败严重的社会，人民群众可能会发出“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35]以及“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36]的批评。这一批评就是人民群众对公权力行使者没有遵守“底线”所进行的抨击和监督。问题在于，如果人民群众和公权力行使者之间缺乏真实诚信的思想互动，公权力行使者永远只在“底线”层面接受人民监督，它也许不敢在“底线”层面变得更坏，但也很难在“高线”层面实现自我升华以及展现公权力行使者的“先进性”。进一步说，仅有“底线”控制而无“高线”要求，很难让公权力行使者走在“止于至善”的光辉道路上。诚如有人所说：法律制度永远不可能把一个有道德的人所应该做的事全部列举出来，法律制度只能设定行为的最低标准，而行为上可能的差异是数不胜数的，根本不可能靠一纸条文来描述和查禁。

要破除这一困境，只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从逻辑上说，有无“高线”以及“高线”有多“高”，只能建立在公权力行使者在自我革命基础上对人民群众的庄严许诺。比如《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以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规定“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基础上对人民群众的“高线”承诺。总之，通过自我革命，人民群众可以同时在“底线”和“高线”两个层面监督党员干部。相应的，通过人民群众的双“线”监督，党员干部既能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也能把“高标准”和“先进性”的形象树立起来。

第二，没有党员干部的自我革命，人民监督就失去了畅通无阻的监督渠道。

在政治实践中，是否欢迎人民群众参与监督公权力行使者，不同的公权力行使者给出了不同答案。一方面，缺乏自我革命精神、怀有私心且目光短浅的公权力行使者不仅拒绝人民监督，还千方百计堵塞人民群众反映问题的渠道。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伴随着腐败愈演愈烈，人民群众最终只能揭竿而起，引发历史周期率。

另一方面，因自我革命而蕴涵人格力量和真理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不仅真诚欢迎人民监督，而且不断建立健全人民监督的制度化渠道。首先，拿人格力量来说，中国共产党没有私心，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因为没有私心杂念，中国共产党具有崇高境界。他们把人民利益作为考虑问题的起点，并希望通过“积极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让自己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其次，拿真理力量来说，中国共产党富有智慧，他们既深知“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又深知“距谏者塞，专己者孤”，有效的人民监督能在关键环节上治理腐败。历史无数次说明：要么让人民监督公权力，要么让人民引发历史周期率，是二选一的关系。如果人民监督行之有效，意欲腐败者在严格监督中必然无机可乘，相应的，面对“天下无腐”，人民群众就没有引发历史周期率的必要。反之，若不建立健全人民监督的制度化渠道，众多腐败分子定会额手称庆，然而及至腐败像乌云一样遮天蔽日，人民群众必然要引发历史周期率。就此，***指出“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演变为大塌方”[18]328，“如果把监督当成挑刺儿，或者当成摆设，就听不到真话、看不到真相，有了失误、犯了错误也浑然不知，那是十分危险的”[37]。

第三，没有党员干部的自我革命，人民监督就难以实现“立行立改，举一反三”的监督效能。

通过人民监督，人民群众必然向公权力行使者提出许多问题。公权力行使者能否正视这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公权力行使者在革自己的命。自古以来，都是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在历史上，一些公权力行使者出于“傲慢和偏见”，一旦听见人民群众提批评意见，不仅不想解决问题，还暴跳如雷。另一些公权力行使者则“为私心所困”，表面上很大度，事实上却什么也不改正，所谓“口惠而实不至”。

从辩证法上说，人民监督是外因，自我革命是内因。中国共产党因具有大历史视野而富有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与其等到哪天党内问题和矛盾积累到被别人革了命，到时候悔之已晚，还不如主动顺应历史大势开展自我革命”[38]。为了在内因层面即自我革命层面达到“止于至善”，他们不仅对作为外因的人民监督发自肺腑地欢迎，所谓闻过则喜，还建立了外因启动内因的联动机制。只要作为外因的人民监督向党和政府发出启动信号，比如提出批评意见和反映关于腐败问题的线索，党和政府就会立即做出反应并“立行立改，举一反三”，切实做到“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厉民之事，毫末必去”。

（二）人民监督对自我革命的促进作用

***指出：“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39]人民监督对自我革命有四大促进作用：人民监督有助于完善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人民监督有助于校正自我革命的前进方向、人民监督有助于优化自我革命的行动方案、人民监督有助于提升自我革命的治理效能。

第一，人民监督有助于完善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

大量事例表明，只要条件具备，外在压力、外在推力能够转换为内生动力。在这一点上，党的自我革命也不例外。毛泽东在“窑洞对”中所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也说明“人民监督”带来的外在推力，在特定情况下能催生党员干部进行“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有学者指出：“党进行自我革命的方法路径很多，但从主客体有机结合的角度来说，进行自我革命的方法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通过主体自身的努力来进行自我革命，另一条是通过客体的帮助来进行自我革命。”[40]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方面总是相互贯通、协调并用的。在新时代，更需充分运用人民监督以完善党员干部进行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首先，“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在当下，人民群众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监督主体，而是握有判题评分大权的“阅卷人”。其次，从过程管理来说，正是因为有“阅卷人”在一旁盯着，党员干部为了把试卷答好，更有动力通过自我革命“提升内功修养，解决本领恐慌”。最后，从结果管理来说，如果“阅卷人”判分很低，相关党员干部定会在羞愧中下决心刀刃向内实施更彻底的自我革命，所谓“知耻而后勇”。

第二，人民监督有助于校正自我革命的前进方向。

公共服务的“错位”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经常遇到的难题。所谓公共服务的“错位”，是指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存在脱节和不匹配现象，比如，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子、丑、寅、卯，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却是甲、乙、丙、丁。从政治学上讲，公共服务的“错位”源于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的前进方向没有和人民群众的期待保持同频互动。要走出这一困境，只能引入人民监督。一方面，在监督过程中，人民群众能通过多种形式把自己的诉求表达出来，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另一方面，在人民群众有效表达的基础上，党员干部通过“听民声、察民意、解民忧”以及各种形式的政民互动，不断校正自我革命的前进方向。就此，***指出：“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41]“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42]

第三，人民监督有助于优化自我革命的行动方案。

自我革命在很多情况下是党员干部在主观世界进行的思想革命和价值观革命，而思想革命和价值观革命带有主观约束和柔性约束的特征。为了方便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自我革命展开监督，需要他们把自我革命的任务和目标进行外化、标准化和清单化。就此，***指出：“每个党员、干部都要主动把自己置于社会和群众监督之下。改什么、怎样改、改得怎么样，要让群众看清楚。”[22]62一旦党员干部把自我革命的任务目标进行了外化、标准化和清单化，自我革命就实现了主观约束和客观约束的结合、柔性约束和刚性约束的结合。一方面，从主观约束和客观约束的结合来说，此时的自我革命不仅是党员干部主观世界的价值观重塑，也是客观世界可量化的任务进阶。一旦党员干部没有完成自我革命的目标，不仅他们自身内心愧疚，人民群众也可给予批评。另一方面，从柔性约束和刚性约束的结合来说，此时的自我革命既有“德润人心”的柔性特质，也有“法安天下”的刚性特质。所谓“德润人心”，指自我革命仍然具有党员干部在主观世界进行自我反思、自我建构的价值观重塑功能。所谓“法安天下”，指相关部门把人民监督视为检验自我革命成效好坏的一面镜子，并根据镜子的反馈采取刚性措施予以回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群众看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要坚持开门搞活动，每个环节都组织群众有序参与，让群众监督和评议，不搞闭门修炼、体内循环。”[43]

第四，人民监督有助于提升自我革命的治理效能。

从更开阔的思路来说，人民监督既是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一环，也是提升自我革命治理效能的关键之举。其内在思路如下：其一，要推动自我革命，须抓好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路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抓手。***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44]其二，要全面从严治党，须扎紧制度笼子，把公权力关进笼子。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一直思考如何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不断强化方方面面的法纪监督，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指出：“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加强纪律建设。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扎紧党规党纪的笼子，把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其三，要扎紧制度笼子，须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指出：“我们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37]110从逻辑上说，如果“依法监督公权力”形同虚设，那么，“依法制约公权力”就会形同虚设；
如果“依法制约公权力”形同虚设，那么，“依法规范公权力”和“依法设定公权力”也会形同虚设。可见，只有强化“依法监督公权力”，才能在源头上推动“依法制约公权力”“依法规范公权力”和“依法设定公权力”，进而把制度笼子扎紧织密。其四，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中，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就此指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45]显然，从人民监督→依法监督公权力→扎紧制度笼子→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的逻辑观之，强化人民监督正是提升自我革命治理效能的关键之举。

总之，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能够确保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提质”而不“变质”，并以此构成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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