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可为进路

张志胜 王珺玮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乡村要振兴，文化需先行。高质量振兴乡村文化既是“一个赓续血脉、培元固本、凝神铸魂、启智增慧的战略性大事”[1]，也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与精神支撑的重要基础。对乡村居民而言，没有繁荣兴盛的文化，物质生活即使再富裕，也缺少精神和灵魂。然而，随着新型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不断加速，乡村文化因受城市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冲击而日显衰落，一些村庄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失而沦为留守、荒芜之域以及游子们记忆中的“故园”。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多个重要场合均强调指出：“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2]如此一系列重要的论述不仅具有针对性和时代性，也深刻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农村精神文化领域面临的突出矛盾”[3]。此外，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对文化振兴提出了相应要求。可见，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也是一项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向更高层次跃升的现实议题。

作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牵引力量，文化振兴已成为乡村文化建设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这一话题，学者们从多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既有研究主要从两种路径展开，一是学理层面的诠释，主要是解读乡村文化振兴的价值意蕴与时代意义，学者们或是从历史溯源、时代选择、农民需求等角度来肯定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支撑作用[4]；
或是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民俗文化[6]、红色文化[7]以及“乡规民约”[8]等不同类型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在乡村振兴中的具体体现。二是实践层面的思考。研究者从振兴主体缺位、服务供需失调、传统文化衰落、传承人才流失等维度来诠释乡村文化振兴所遭遇的困顿[9]，将乡村产业空心化、振兴规划欠全面、内生动力缺乏、外部支持不足、传统信仰衰退以及宗族影响力变弱等视为主要原因[10]。继而提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11]，大力增加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12]，努力培育一支优秀的文化振兴队伍[13]，尊重农民意愿及其主体地位[14]以及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15]等等。这些研究为助推乡村文化的高质量振兴提供了有益参考，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作了理论铺陈，但未能揭示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内在逻辑与时代意蕴。从历史、实践以及价值逻辑的三维向度来看，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既是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传统的赓续，也是夯实乡村振兴精神基石的生动实践，还是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因此，探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内在逻辑、现实梗阻及可为进路，不仅有助于“知其然”，也有利于洞悉“其所以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乡村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存在可提升的空间，实现高质量振兴成为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主旨议题。而要合理诠释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出场背景与未来愿景，首先得从乡村文化振兴的历史、实践以及价值逻辑等向度来理解为何要实现高质量振兴。

(一)历史逻辑：赓续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传统

自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是乡村优秀文化的坚定守护者、积极引领者、忠实传承者和创新发展者[16]。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自身文化建设使命以及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化的乡村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建设道路以及新时代乡村文化的振兴之路。瑞金和延安时期，我们党将文化作为塑造农民革命意识的重要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借助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教育重塑农民的价值观，通过扫盲运动来提升他们的文化素质，进而形塑他们对新制度的政治认同，就成为我们党执政初期的乡村文化建设主旨；
改革开放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以思想道德教育为抓手，引导农民自觉开展健康的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文化在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情感调节作用，则是该阶段我们党建设乡村文化的主要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增强农民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切入点，以传统优秀文化为载体，以红色文化为依托，以科学文化为起点，将文化振兴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概言之，高质量建设乃至振兴乡村文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适时予以推进和创新，且给予科学的理论指导。这些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为我们在新时代高质量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以及扎实推动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二)实践逻辑：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精神基石

高质量振兴乡村文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在需要，可以为其他四个方面的振兴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首先，乡村文化的高质量振兴可以加快其他四个方面的振兴步伐。乡村文化的精髓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凝结了先民们的精神智慧，若融入渗透于其他四个方面的振兴中，则能发挥价值引领与精神动力作用。譬如，产业振兴以农民为主体，文化振兴不仅能增加乡村产业的文化附加值(1)譬如，以“文化+”助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推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还能帮助农民提高文化素质、生产技能和科学素养，使他们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继而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另外，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人才振兴又与文化振兴紧密相连。此外，发掘乡村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意蕴，引导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化”，将村庄建设成“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即是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生动体现。其次，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17]。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是使农民生活富裕、精神富足，精神富足依赖于乡村文化的高质量振兴。促进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与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同频共振”，将传统文化的精神意涵和时代价值“嵌入”乡村振兴的各领域与全过程，便受到党和国家的政治话语和政治任务的驱动[18]。如此，既能在潜移默化中重塑农民的行为方式、精神风貌、价值取向，还能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进而使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获得更多的精神营养。

(三)价值逻辑：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离不开充盈的物质基础，也离不了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19]。实践中，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农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得到了扎实推动，而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离不开乡村文化振兴，高质量振兴乡村文化，既可以增强农民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也能纾解乡村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以及城乡之间公共文化服务不均衡等问题，进而提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支持农民自发组织开展村歌、“村晚”、广场舞、趣味运动会等体现农耕农趣农味的文化体育活动[20]。于是，以农民的兴趣和爱好为导向，坚持传承与弘扬并重、合理借鉴域外经验以及充分彰显乡土特色等原则，多主体、全过程、多进路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题中应有之义。一旦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期待得以满足，他们的精气神就会明显提高，就会自觉地去推动产业振兴和生态振兴，就会积极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因此，“如何重塑乡村文化、建设好乡村文化，理应成为当下乡村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与价值诉求，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具体行动”[2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打牢了物质基础，文化生活的单一化、娱乐化以及碎片化已成为制约他们共同富裕的精神“短板”。高质量振兴乡村文化虽能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却面临“内生”文化振兴主体缺位、外部主体参与度不高以及文化振兴客体遭遇过度开发等现实梗阻。

(一)内生文化振兴主体缺位

“在不发达国家，农民构成了人口的最基本的部分。……，只有影响了广大的农民，发展规划才能实现”[22]。作为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内生主体，农民“身、心”的双重缺场，导致有些地方乡村文化振兴事业踟蹰不前。

首先，作为文化振兴“中坚力量”的青壮年农民大量流失。作为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内生主体，青壮年农民既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乡村文化新形态的创造者，还是高质量振兴的受益者。日趋加速的城市化及其现代生活场景使许多肩负文化振兴重任的青壮年农民“逃离”乡村，加速了乡村文化的“断裂化”、价值伦理的“空心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251万人，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8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5.8%[23]。如此不仅动摇了乡村振兴的文化根基，也影响了乡村优秀文化的赓续传承与创新发展，还使乡村社区内在的精神气质明显衰减。大量青壮年农民离乡后，诸多文化振兴事务只好落在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身上，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大多有限，不能完全理解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理念，也很难清晰地阐释乡村文化的价值内涵。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后备军”，许多留守儿童却在电视、手机、短视频以及自媒体的影响下，将享受城市生活视为理想的人生愿景。加上乡土文化教育中存在的情感不足、脱离实践等问题，一些留守儿童的精神文化需求已表现出明显的“离土”倾向。

其次，部分农民文化振兴的主体意识不强。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大幕已徐徐拉开，但许多农民的主观能动性还没有被完全激发出来，自觉性不高、参与度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受市场经济和城市文化的影响，许多青壮年农民已习惯了“城市标准”的文化模式，加上没有深层次地体悟乡村文化中蕴含的人文价值和精神智慧，故而持疏离乃至排斥的态度。另一方面，有些农民认为乡村文化振兴只是党委、政府以及村“两委”的事，因而置身事外或处于被动参与状态。因为文化振兴的主体意识不强，许多农民还未完全了解自身的文化权益以及文化振兴义务，导致有的地方在推动文化振兴时出现了“政府热、农民冷，村外热、村内冷”的怪现象，一些民间技艺以及非遗文化由于传承人“断层”而呈现出式微之态。

(二)外部主体参与度不高

外部主体是指乡村文化振兴中农民以外的相关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基层治理组织(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在外的新乡贤等。他们虽在不同层面与乡村文化振兴有着一定的利益关联，但均没有发挥好应有作用。

首先，地方政府引导与支持力度不足。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地方政府的正确引导与大力支持不可或缺。实际工作中，有些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虽深刻领会了中央文件精神，将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写入每年度的工作要点，也出台了契合本地实际的振兴举措，但由于引导与支持力度不足，一些措施没能落地见效。另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并非一日之功，且相较于产业振兴，短期内的成效不太明显，“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维定式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此外，受地方财政约束，有关部门难以保障相应的资金需求，不愿倾注全力去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其次，基层治理组织重建设轻管理。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投入，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文化振兴载体先后建立，但乡镇和村这两级组织的管理与服务水平还没有完全跟上设施的建设水平。不少村庄由于缺少专职的管理人员和科学的管理制度，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很低，存在“空耗”现象。如村部广场中的健身器材远离多数村民的生活区，只是少数农户的“眼前景”；
“农家书屋”的借阅记录本往往是大片空白，书屋中的图书大多是多年之前由上面统一配置的。如此不仅未能发挥文化振兴的载体功能，还造成了经济与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最后，企业和社会组织创新意识不足。一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文化下乡”等文化振兴活动时，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决定活动内容，而不是从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迫切需要去进行创新。另外，由于对当地民俗风情、人文精神等文化资源挖掘不力、创新不足，加上日常联系也不够紧密，有些企业或社会组织的文化振兴活动经常在某一短暂时段的“热闹”之后便归于平静，看似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没能很好地满足他们真实的心理需求。此外，有的企业或社会组织参与文化振兴活动，仅是为了完成地方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所布置的任务，活动的形式不但缺乏创新，活动的内容也比较单一，没有真正实现文化惠民的“零距离”。再者，由于没有关注不同农民群体的日常喜好及其差异化的精神需求，有的企业或社会组织所供给的公共文化服务“不接地气”，得不到农民的肯定和认可。

(三)文化振兴客体遭遇过度开发

乡村文化振兴的客体，是指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农耕文明中孕育、演进而存续至今，且以耕读文化、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为代表的传统乡土文化资源及其载体(古村落、古建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就近乡村“休闲游”因往返便捷且亲近自然而备受市民的青睐[24]。古村落的历史传说、区域性民间信仰、传统节日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祠堂戏台、古宅民居、石刻木雕等物质文化遗产成为许多村庄最具辨识度和吸引力的文化资源。在旅游业的带动下，部分乡村看似文化复兴，却面临特色文化资源被过度开发的困境。

首先，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趋于功利性。出于经济发展目的，部分乡村为了吸引资本“下乡”，将特色文化资源作为“卖点”。许多外来资本在开发利用这些文化资源时，只考虑如何将其迅速兑现为经济效益，忽视其社会效益。此外，有的外来资本在开发和利用传统村落的文化资源时将“原住民”排斥在外。“原住民”与村庄是一个整体，他们既是村落文化的承载者也是创造者，他们的“离场”和“缺席”，不仅让村落生活失去了原本的味道，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如此脱离原生态文化环境，缺失传统基因与精神内涵的商业开发，只会使乡村文化失去原有的本色[25]。另外，一些古村落、古建筑等特色文化遗产被修缮后便被开发为旅游景点，由于过度商业化，宁静祥和的村庄及其原生态的文化遗产转变为嘈杂的利益平台，“导致乡村的本征、本色、本质逐渐消失”[26]。因此，如何从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需要出发，使乡村特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和谐共生，就成为亟需讨论的公共议题。

其次，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趋同性。乡村旅游兴起后，许多民间技艺、传统农事、餐饮文化、节庆习俗虽然重获人们的关注，但大多仅作为一种商业化的情景演示。演示的方式与内容不但“无地方性”“伪地方性”，甚至掺杂了大量低俗、媚俗的内容，表现出价值取向的功利化、精神生活的世俗化，偏离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初衷。如此，既不能向游客充分展示乡村先民高超的技术水平、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旷达的生活智慧，游客也得不到原真性的体验。而那些蓑衣、斗笠、石磨等老物件、民俗物品以及各类编织器具，要么进了村史馆、农耕文化博物馆成为展品，要么被民宿收购当作陈设。“君子不器”已成为当地民众秘而不宣的价值共识，传统技艺面临前所未有的继承荒[27]。

作为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既不是简单的传承与复兴，更不是全部推倒重来。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也“非一己之力可达”，而应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农民这一“内生”文化振兴主体以及充分激发乡村文化自身内驱力，同时推动地方政府、基层治理组织、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外部主体的积极参与，形成“内、外”协同联动、同频共振的合力，努力消除各种现实梗阻，继而使乡村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激发内力：筑牢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根基

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内力”主要源于农民这一“内生”振兴主体，具体表现为意识觉醒、乡村文化价值密码的激活及其体验形式的创新。

首先，唤醒农民文化振兴的主体意识。世代扎根于乡村的农民既是文化振兴不可或缺的推动主体，也是高质量振兴的价值主体。“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28]。实践证明，遵循“以农民为中心”这一理念，“落实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要求，坚持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民参与”[29]，充分激发他们的主体意识，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大戏”中，农民是能够担当主角的。为此，一要引导农民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督促他们从乡村生产与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科学地认知推进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时代逻辑、价值意涵、禀赋优势以及未来愿景。另外，制定文化振兴举措时，有关部门应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村民小组会议等渠道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农民的主体性一旦“在场”，就会使乡村文化由“要我振兴”变为“我要振兴”。二要发挥村中新乡贤和老年人的文化传承作用，通过老年人协会、文艺理事会、民间社团等组织载体，让乡贤和老年人在丰富自身精神生活的同时，传承和弘扬乡土文化的精髓，让文化振兴多一些“泥土的芬芳”和“时光的味道”。此外，还应积极组织村中老干部、民间知识分子口述、记录和整理村史村俗，留住“乡愁”，让村庄居民知晓自身“从哪里来”，应“向哪里去”。三要增强青壮年农民对家乡文化的认同，如利用春节等传统节假日，引导返乡的青壮年农民研习传统文化，努力营造“全民”参与文化振兴的浓厚氛围。此外，挖掘和培养乡土文化人才，支持并资助那些对传统技艺和民间艺术感兴趣的青壮年农民进行创业，让他们在丰富自身精神生活、重塑乡村文化自信的同时，促使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以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价值体系实现互融相通。

其次，激活乡村文化的价值密码。乡村文化是先民们生活智慧的历史积淀，“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30]，具有永恒的人文精神与历史价值。尤其是那些曾经繁荣于乡村的非遗文化，不仅是乡村文化的精髓，而且包含着先民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感悟。时过境迁，许多乡村非遗传承人及其精湛技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唯有多渠道、多面向地发掘和激活乡村非遗文化、特色文化、风俗民情以及传统技艺中的价值密码，服务于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才能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传承是乡村文化保持生命力的根本途径[31]，也是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关键要素。各地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的力度，鼓励那些专业素养强、具有一定创新潜力的乡村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出山”，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只有让他们借助“大师传习所”“名师工作室”等文化振兴平台将传统技艺适度商品化，才能在获得更多经济收益的同时，充分彰显农耕文化和非遗文化的潜在价值。

最后，创新乡村文化的体验形式。深入挖掘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创新其体验形式，让乡土文化与绿水青山相映生辉，已成为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不二法门。在当前的品质消费和情感消费时代，乡村中历经几千年传承而形成的农耕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民俗文化以及那些保存完好且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古遗址，要想通过“外来者”的体验和参与来促使它们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则需适时创新其表现内容及形式，使之更好地满足现代公众的审美需求和消费体验，亦即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传承与创新发展无缝衔接起来。如打造“农耕文化+”“非遗+”等旅游发展模式，推动它们与乡村景观、民俗风情、康养休闲等融合发展；
与高校、职业院校、中小学联袂建立农耕文化体验所、劳动教育基地等社会实践基地；
支持那些对乡村古建筑以及非遗文化感兴趣的专家学者、社会贤达参与传承保护与开发利用；
巧妙利用微信、快手、抖音等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和演绎技术向“不在场”者生动展示乡村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与价值意蕴，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文化振兴事业。

(二)善借外力：凝聚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合力

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激发内力，还应善借“外力”。所谓善借外力，主要是指在地方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全面调动基层治理组织、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助推文化振兴的积极性。外力适度介入后，若能内外联动，则会凝聚合力，继而助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

首先，地方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导者，故需承担起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制定、价值引领、资金扶持和责任落实等职责。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如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农民自筹资金成立乡间文化团体，支持他们发掘并弘扬乡村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其“兴起来”“走出去”。又如以奖代补，支持文化企业、社会组织通过PPP等形式参与打造“一乡一品”“一乡一艺”，以提升乡村振兴的文化品质。二要发掘乡村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内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发掘乡村文化中的人文素养、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引导农民崇德向善、孝善齐家、邻里守望，培育文明乡风和良好家风。三应进一步提高乡村公共文化设施与服务的覆盖率和可达性。在设立专项建设与保障资金的同时，整合乡村中既有公共文化设施与资源，充分发挥农家书屋、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文化下乡”、“科技下乡”活动在文化振兴中的“主阵地”功能。

其次，基层治理组织需履行好保障职责。基层治理组织是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力军，也是离农民最近的文化服务组织，故需担当起相应的保障职责。一是为乡村文化的高质量振兴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乡镇和村“两委”组织应积极向国家和上级有关部门申请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并合理统筹安排，确保补助资金发挥文化振兴的“助推器”作用。同时，通过政策优惠、信用背书以及对那些表现突出的机构和个人进行表彰等方式，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主体投资或捐助有益于文化振兴的建设项目。二是加强镇、村两级文化工作者的教育培训，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在合理配置乡镇文化站人员的同时，为村级文化服务中心聘请专职管理人员，确保专人专岗专用。此外还要加强镇、村两级文化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升他们的能力与素质。三是盘活、管理、维护好辖域内的公共文化设施。在保障辖域内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明实践中心、村史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的维护、管理与运营服务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它们文化振兴的载体功能，且精准对接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

再者，企业可多形式助推。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需要大量的财力与人力资源，仅靠地方财政和农民的自力振兴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乡村中历经数千年积淀而传承下来的传统习俗、民间技艺、民族服饰等特色文化资源蕴含着无限振兴的潜能，如果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得当，就能成为乡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这就为相关企业参与文化振兴提供了可能。一是企业若能用足用好政策红利，定会在参与乡村文化振兴时获得丰厚的利益回报。一旦利用好各级政府给予的“绿色通道”、差别税率、贷款贴息等政策红利，借助“旅游+”“体验+”“养生+”等产业模式，相关企业就会使地域特色鲜明、历史积淀深厚以及风土人情独特的乡村文化资源实现“产品——品牌——产业”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如此既生动彰显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又能通过高质量文化振兴赋能乡村振兴。二是通过地方政府和基层治理组织所提供的平台，引导企业多形式、多途径参与文化振兴。利用精心打造的振兴平台，相关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参股、承包、租赁等形式合理开发和利用乡村非遗文化以及独特的民俗资源，系统打造链接生产、生活、生态的特色文化项目，进而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最后，社会组织与在外乡贤应积极参与。就社会组织而言，“因为它具有较强的社区适应性和资源动员、整合与利用的能力”[32]，故能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外乡贤见多识广，在乡村中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对文化振兴事务有一定的发言权，能够起到表率与示范作用。为此，一要明确社会组织振兴乡村文化的角色[33]。社会组织若能正确认识自身角色，找准自身定位，就能在乡村文化振兴的政策制定、实施进程与绩效评估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在政府和企业之外勇挑乡村文化振兴重担。二应提高社会组织振兴乡村文化的能力。正视自身存在的规模小、经费有限、人才匮乏等问题，在地方政府支持下，社会组织应努力提高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综合能力。此外，在“乡情”感召下，让在外新乡贤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恳谈会”等平台自觉将“乡愁”转变为助推家乡文化振兴的实在行动，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历史、实践、价值三个维度的逻辑向度构成了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出场背景。推动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既是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传统的赓续，也是夯实乡村振兴精神基石的现实需要，还是促进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面对内生文化振兴主体缺位、外部主体参与度不高以及文化振兴客体遭遇过度开发等现实梗阻，亟需激发“内力”以筑牢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根基，巧借“外力”以凝聚合力，且使内源性力量与外部力量有机结合起来。亦即，尊重并激发农民主体的“内生力”，激活乡村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密码，提振地方政府“主导力”、基层治理组织“保障力”、相关企业“助推力”以及社会组织与在外乡贤的“参与力”，汇聚乡村文化高质量振兴的内源动力与外源支持，使其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充分展现赋能效用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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