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冠阳 王柯
（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先秦以降，专门史学界一直围绕历代文献记载的服饰资料或绘画、雕塑等媒介来推测先秦服饰的概况。1982年在湖北省荆州地区出土的一批服饰实物，为服饰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研究材料。目前学界对马山一号墓出土的深衣研究，多侧重于文化或设计方面的探讨[1,2]，在设计研究中，更集中于“楚式深衣”本身的结构研究，而对“楚式深衣”与“中原古制深衣”的结构差异及原因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马山一号墓中出土的深衣实物为研究对象，重点与《礼记》中的深衣记述相互比较，暨深入考察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原因。
1.1 《礼记》记述中的中原古制深衣
深衣的形制最早提出于西汉礼学家戴圣编著的《礼记》中的深衣篇和玉藻篇，其中对深衣的形制、结构、用途等作了详细阐述。《礼记·玉藻》中记：“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祛，缝齐倍要，衽当旁，袂可以回肘，长、中继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缘广寸半。”《礼记·深衣》云：“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
袼之高下，可以运肘；
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胁，当无骨者。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圜以应规；
曲袷如矩以应方；
负绳及踝以应直；
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
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缋；
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3]文献中记述了深衣之制要符合“规、矩、绳、权、衡”的要求，深衣穿着的阶层范围以及深衣的裁制方式。但仅从文献的只言片语中，很难清晰得出深衣的具体裁剪结构，因此后世学者对深衣的结构款式进行研究考证。
《礼记·深衣》郑玄曰：“深衣，连衣裳而纯之以采者。”正义曰：“以余服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深衣为一种上衣下裳连属的服装，腰缝以上的部分仍称为衣，腰缝以下部分称裳，制作时上下分裁后缝合为一体为上下连属。“衣纯以缋”、“衣纯以青”、“衣纯以素”指镶边的颜色。可见深衣的重要特征为“上下连属”“续衽钩边”以此来达到“被体深邃”，并且在领、袖、襟等部位镶边。历代学者在深衣“续衽钩边”的问题上进行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其中既有对经文注疏的一致理解，也有在具体问题上产生的意见分歧。郑玄在《礼记·深衣》中注：“续犹属也，衽在裳旁者也。属连之，不殊裳前后也。钩读如鸟喙必钩之钩。钩边若今曲裾也。”江永在基础上作了补充：“按续衽谓裳之左旁缝合其衽也。钩边谓裳之右旁别用一幅布料裁之缀于右后衽之上，使钩而前也。”[4]《方言》：“褛谓之衽。”晋郭璞注：“衣襟也。”[5]衽通常指交领下方衣襟。而直到楚地考古发掘的直观资料出土，深衣“续衽钩边”的具体含义有了新的解读，沈从文先生将其作狭义的“衽”，亦汉代人所谓的“小要”。在《檀弓上》中棺盖上用以固棺的木榫也被称为“衽”，其形象呈“细腰”式。[6]将其与楚服上的矩形嵌片相对照，发现矩形嵌片在衣服上呈现出相同效果，矩形嵌片与木榫在功用和轮廓上都类似，矩形嵌片为小要又谓之“衽”，与《礼记》中“续衽钩边”的记述相合。
根据《礼记》中对深衣的记述以及对《礼记》深衣的考释，将深衣的形制特征归纳为3点，一是“上下连属”，制作时将上衣下裳分裁后相连，交领右衽。二是“续衽钩边”在广义上为衣襟斜裁并延伸端部，形成三角形衽，将其绕至身后，外用丝带或革带系扎。在狭义上为一种矩形“小要”。三是“纯之以采”，衣身各部分的缘边用绣有文彩的绣品或织文的锦。
1.2 出土实物与图像中的“楚式深衣”
先秦时期，雄踞我国南方腹地的楚国，拥有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且极富有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近40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楚国故地发掘春秋战国时期楚墓达5000多座，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河南、安徽等地。在近些年大量出土的文物资料中能够找到楚人袭用深衣的明证。如江陵马山一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服饰实物，是现今最早的实物资料。在包山楚墓、信阳楚墓、长沙楚墓等多地也出土了许多可供参考的帛画、木俑等形象资料，详见出土实物及图像的楚式深衣简表（表1）。1949年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出土了一幅中国年代最早的《人物龙凤帛画》，画中绘一侧身而立的细腰女子，身着长袍，衣袍上有不规则的云纹绣式，衣领袖口有深色宽阔缘边，衣裾向后缠绕，腰间系丝织大带，从图上看该女子穿着属深衣类型。20世纪70年代，在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同样出土了一幅帛画，《人物御龙帛画》中绘有一危冠长袍、侧身佩剑的男子乘龙升天的场景。该男子戴薄纱高冠，颌下系带，长袍垂地，这为探究楚式深衣提供了又一证明。
表1 出土实物及图像的楚式深衣简表
图2 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人物御龙帛画》
多地楚墓出土的人物木俑是我们了解楚式深衣的服饰特征的另一重要媒介。湖南长沙五里牌楚墓出土的战国中期彩绘木俑身着深衣，领口袖口有宽博缘边，其曲裾微微向后斜掩（图3）。长沙仰天湖楚墓出土的人俑着深衣，领口下摆缘边宽博，其曲裾向后大幅度缠绕（图4）。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的彩绘木俑着深衣，领口缘边较窄，直裾向后掩，并不像曲裾深衣那样绕襟且多层缠绕（图5）。江陵九店楚墓绣衣俑着交领右衽深衣，曲裾向后掩入左侧，衽角转折左腋下用皮带系住，下摆平齐及地（图6）。
图3 湖南长沙五里牌木俑
图4 湖南长沙仰天湖木俑
图5 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木俑
图6 江陵九店楚墓绣衣俑
1982年江陵马山楚墓出土了20件丝织物，其年代虽久，但其服饰保存完好、款式多样、工艺精湛，都是目前楚墓发掘中前所未有的。马山楚墓出土的服饰实物及楚木俑等相关资料都为研究先秦深衣形制提供了翔实的依据。马山一号楚墓出土服饰包括袍、衣、裙、袴、帽、鞋及明器类衣物共计20件，形制较为清晰的绵袍有7件[7]，其具体形制为交领右衽，直裾，上下分裁后拼缝，腋下拼一块长方形面料，便于上下活动，领缘、袖缘、裾缘、下摆缘皆用纹锦（图7~9）。虽马山楚墓中出土的绵袍皆为直裾样式，但根据绘画、木俑等图像资料看，楚人亦穿着曲裾深衣，两者都是楚人日常穿着的主要装束，属于上下连属的深衣制服式。
图7 素纱绵袍（N1）
图8 对凤对龙纹绣绵袍（N14）
图9 小菱形纹锦绵袍（N15）
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这些袍服皆满足“上下连属”“续衽钩边”“纯之以采”的深衣特征，因此认为其属深衣形制[8]，其准确名称应为“楚式深衣”。而在廓形结构、比例结构和裁片结构中，楚式深衣却有与中原古制深衣截然不同的特点。
2.1 楚式深衣廓形结构的“瘦长”
为了能更加直观地比较楚式深衣与《礼记》深衣在廓形结构上的差异，本文以马山楚墓出土考古报告中测量得出的实际数据为依据，以前中心线与袖展长度为基准，从横纵向两个维度比较其差异化特征。参见图10到图12，本文选取了3种不同袖型的代表性楚式深衣作廓形结构比较图。
图1 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人物龙凤帛画》
图10 小袖式深衣（N1)与《礼记》深衣廓形对比图
图11 宽袖式深衣（N14)与《礼记》深衣廓形对比图
图12 大袖式深衣（N16)与《礼记》深衣廓形对比图
2.1.1 深衣衣长
从廓型结构对比图中，可以观察到楚式深衣衣长多长于中原古制深衣。从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服饰实物中能更直观地了解楚式深衣的衣长。马山一号楚墓发掘报告中记，墓主为女性，个体身高为160cm左右，从肩至足的体长约为136cm，以此可推测出楚式深衣的曳地长度。
由表2可知，楚式深衣的衣长最长曳地至58cm，最短至12cm。深衣衣长能够盖住脚面，衣摆曳地在后。《礼记》中对中原古制深衣的衣长虽没有明确数据描述，从“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的描述中能大致了解深衣的衣长取值区间。清代黄宗羲在《深衣考》中注：“此言裳之下际随人之身而定，其长短，太短则见其体肤；
太长则覆被于地上，皆不可也。”根据考古出土的形象资料，安徽六安白鹭洲（M566)出土的人形铜灯（图13），经学者考证后认为该女性着上下连体结构服装，并认为其服饰与山东地区出土战国女俑有相同之处，具有相似的服饰文化属性，可以代表齐服的一般性特点。[9]齐文化处于周文化辐射之下，与中原文化呈现出明显统一性。因此，就白鹭洲出土人像服饰而言，该人像着深衣形制，其内穿之衣明显长于外穿之衣，外穿之衣的长度大致位于女俑脚踝处，这与《礼记》中“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的表述不谋而合。
图13 安徽六安白鹭洲M566人形铜灯
表2 楚式深衣上衣与下裳长度（单位：cm）
2.1.2 深衣袖长
在廓形结构对比图中，可以看到楚式深衣袖长多长于中原古制深衣。《礼记》中的“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规定了深衣的袖子反折回来正好达到肘处。郑玄注：“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则袂，肘以前尺二寸。”可见臂上下骨长总为二尺四寸，袂长亦然。鉴于东周楚国度制与当时的中原列国无明显区别[10]，且接近于西汉时期的裁衣尺寸，一尺折合今制约23cm。因此，深衣袖长为50.6cm，袖展长为202.4cm，从表3可以观察到，除宽袖式深衣外，其余袖式深衣袖展长度远超于中原古制深衣，这部分的楚式深衣约占马山一号楚墓出土服装总量的80%，可以推测出楚式深衣在袖长的设定上有超越中原服饰的趋势。
表3 楚式深衣与中原古制深衣袖长差异表（单位：cm）
因此，从廓形结构对比图和出土实物的实际测量数据看，楚式深衣衣长和袖长多数长于中原古制深衣，相较中原地区，楚式深衣更加强调衣身纵向的延伸感，形成衣长托地、袖长掩手的风格特色，凸显出楚国纤细雅致、娟丽清秀的审美偏好。
2.2 楚式深衣比例结构的“恒定”
根据《礼记》中对中原古制深衣的结构、尺寸的记载，“深衣三袪，缝齐倍要，衽当旁，袂可以回肘，长、中继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缘广寸半”。袪为袖最宽部分的外边，上下宽度为一尺二寸。“围之为二尺四寸”指袖口围为“袪”的两倍，深衣的腰围为袖口围的3倍，腰围则为七尺二寸。“缝齐倍要”，对照“齐又倍之则丈四尺四寸也”指下摆围是腰围的两倍，即一丈四尺四寸，“袷二寸”指交领领边宽度为二寸，“缘广寸半”，指镶边宽一寸半。可以看出中原古制深衣在关键结构部位存在一定比例规范。而楚式深衣的内在比例关联是什么？通过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服饰实物更能清晰地认识到楚式深衣中蕴含的比例规范。据当时裁衣尺寸，其换算结果显示，《礼记》记载的深衣尺寸为：袖口宽27.6cm，袖围55.2cm，腰围165.6cm，下摆围331.2cm，领宽4.6cm，缘宽3.45cm。为统一采寸，本文将以袖口宽为准来计算深衣内部结构比例，如表4所示。
表4 楚式深衣与中原古制深衣比例结构差异表（单位：cm）
从比例结构中看，《礼记》记载的中原古制深衣内部比例结构规律为腰宽是袖口宽的3倍，而楚式深衣腰宽比例最小为宽袖式纹绣绵袍（N10、N14)，比例取值在1:1.3~1.4之间，小袖式素纱绵袍（N1）的比例最大为1:2.5，其平均比例为1:1.8。由此可知，小袖式绵袍的腰宽与袖口宽比例最大，宽袖式绵袍的腰宽与袖口宽比例最小，大袖式绵袍取中间值1:1.6~2.3之间。因此，不同袖式的楚式深衣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其内在规律，但其比例结构均小于中原古制深衣的腰宽与袖口宽之比。而在摆宽与腰宽之比上，其比例关系趋近同一数值，无论是宽袖式或大袖式，绝大多数的比例稳定在1:1.2，个别标本有小幅度波动，所有标本取值在1:1~1:1.3之间。
这一结果表明，楚式深衣在下摆围度取量上会参考腰围尺寸进行取值，下摆围度较腰围宽度相比增量不明显，其比例关系维持在较为恒定的数值范围内，使楚式深衣下摆形成舒缓的小A字型。不同于中原古制深衣中摆宽与腰宽之比，其下摆围度较腰围宽度增量更明显，下摆处呈外扩的大A字型。整体而言，楚式深衣的下裳紧窄且修长，中原古制深衣的下裳相对宽阔且片长较短。楚式深衣恒定的下摆比例使其下身结构造型呈现小A字型风格的统一性，这或许正是楚式深衣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多极化格局中区域性服饰的独特魅力。
2.3 楚式深衣裁片结构的“随意”
楚式深衣与中原古制深衣的不同还在其裁片结构的差异。马山楚墓出土的楚式深衣裁片最多可达9片，最少至4片。而《礼记·深衣》云：“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郑玄注：“裳六幅，幅分之以为上下之杀。”换言之，将裳分为6幅面料，分别将布料裁剪为上窄下宽的形状，以此形成12幅再行拼合。将楚式深衣实物与中原古制校对后发现，楚式深衣下裳的实际片数却远远少于中原古制深衣记载的下裳片数。即便凤鸟花卉纹绢袍（N10）下裳多达9片，也远达不到与《礼记》中“十有二幅”的规定。而上衣的裁片结构在《礼记》中虽并未明确提到，“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郑玄注：“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则袂，肘以前尺二寸。”即袂长为二尺二寸。根据《家礼》记：“衣全四幅，……用布二幅，中屈，下垂，前后共为四幅。”[11]上衣用布两幅，前后共4片，袖片用布两幅，左右各一，布宽为二尺二寸。楚式深衣在上衣裁片与中原古制深衣一致，但楚式深衣的袖片以左右各两片居多，多则达左右各3片。通过表5能够清晰观察到楚式深衣裁片数量与中原古制深衣裁片数量的不同，同时在裁片尺寸上，不同款式的深衣裁片幅宽都有差异。大袖式深衣的裁片幅宽能达到40cm以上，宽袖式深衣裁片最大幅宽并没有超过40cm。即便是同一款式的深衣，其裁片幅宽仍然存在差异。
表5 楚式深衣与中原古制深衣裁片结构差异表
综上，将马山一号墓出土的楚式深衣裳片数量和尺寸加以观察比较，其上衣衣身裁片与中原古制深衣相同，下裳片数量不等，且裁片幅宽在不同款式和同一款式中各不相同。楚式深衣在裁片和裁片幅宽上都表现出自由随意的特征。
楚式深衣在“上下连属”“续衽钩边”“纯之以采”上遵从了中原古制深衣，但在比例结构、廓形结构和裁片结构上与中原古制深衣相去较远。通过二者服饰结构的比较，本文试图从楚国当时的政治环境、审美趣味、视觉形式等3方面加以探讨其服饰差异现象背后的成因。
3.1 “礼制僭越”的政治环境
历代王朝编修的舆服志反映出中国历代服装结构尺寸存在自身的制度规范。《礼记·深衣》云：“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
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深衣的制作要符合“规、矩、绳、权、衡”，衣袖与圆规相应，领口如曲尺与方正相应，有公正之意。衣背的后中缝线垂直到后脚跟，象征正直之意。底摆线与秤杆一样齐平，象征公平之意。中原古制深衣在服装各个部位都透出这种“礼”的思想。而从马山楚墓出土的实物中看，“礼”也存在于楚式深衣的服装结构中，大袖式深衣中的袖式呈垂胡造型，交领虽非完全呈直角但也棱角有制，后背中缝虽非延长至脚跟贯通上下，但垂直于腰线，底摆线平齐于地。虽楚式深衣并非与《礼记》中的描述完全吻合，却能够体现出中原古制深衣的传统结构范式对楚式深衣潜移默化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在周礼逐渐崩溃的局面下，各诸侯国渐渐不再遵循周王室用来维护自身国家地位等级的礼仪制度，楚国对中原礼仪秩序的一种“逾越”充斥于各个方面，如爵号的僭越，楚国自熊通以来世世称王，县邑大夫称公侯。如丧葬礼仪的僭越，楚僭王礼，鲁人以诸侯为臣等等。[12]楚式深衣在沿袭传统深衣结构之外，也在进行一种貌似遵从的“僭越”。中原古制深衣“长不曳地，短不露肤”的特点既满足了穿衣蔽体的作用，又承载了儒学所强调的“文质彬彬”的礼仪规范。“短不露肤”为短不露及肌肤，“长不曳地”为长不触及地面。“袼之高下，可以运肘；
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都呈现出一种整肃洁净的气度，这是礼的体现之一。古人对造物的思辨传统集中于“礼”，服装作为“礼”的物化审美形态，将人外在的行为规范与精神生活、道德观念联系起来作用于人，这种规范的服饰形式美中同样体现着“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的伦理观念和礼仪秩序。而楚式深衣中衣长覆被于地，袖长掩覆手掌，显然“破坏”了中原古制深衣所强调的礼仪规范。衣长曳地、袖长掩手并不追求中原古制深衣中的整肃洁净的气度，呈现出浪漫飘逸的着装特色，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楚人对中原礼制观念的“漠视”。
3.2 “清奇灵秀”的审美趣味
在一种审美倾向的形成因素中，风俗观念与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楚文化的腹地湖北有“千湖之省”的称号，水是楚人赖以生存的依靠，水在楚人心中也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左传·哀公六年》：“三代命祀，祭不过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13]楚人对水的敬畏之心甚至处处流露于楚哲学思想中，“上善若水，水善利物，故不争，处众人所恶，故几于道。”道家哲学以水喻道折射出楚人对水的推崇，水性亦阴、亦柔、亦动、亦智，代表了一种阴柔之美。老子认为阴柔胜于阳刚，故曰：“柔弱胜刚强”。在这种虚静阴柔观念的引导下，创造出了楚人以清奇灵秀为美的文化风尚，崇尚曲线和弧线带来的动态美感，在服饰上则讲求“纤细”“清秀”的气韵风度。《墨子·兼爱》中记：“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14]楚国男子通过节食、束腰的方式达到细腰的目的。由此可见，楚人对细腰的独特审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且楚灵王钟爱之细腰为“士人”之腰，男子尚细腰之风也顺应了老子“柔弱胜刚强”的审美哲学。这样一种尚细腰的审美倾向也势必会影响到女性，在楚国大量出土的人物木俑和帛画中都可窥见这一独特的着装特征。
这样一种审美趣味同样生动地反映在楚式深衣的服装比例结构上，从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衣袍中可以发现，楚式深衣的腰宽最小至52cm，最大达78cm。楚式深衣在腰宽较小的同时，其下摆宽也远小于中原古制深衣，因此在腰、摆宽的比例结构上形成了楚式深衣特有的款式特征。据上文的分析结果表明，楚式深衣在下摆围上会参考腰围取值，稳定在1:1.3的范围内，使楚式深衣的下半身造型处于小“A”型，与中原古制深衣的下摆往外扩的造型不同，楚式深衣这种下摆处稍往内收的式样让其整体造型更加纤长清秀。正是由于楚地独有的山川风物、气候条件孕育了老庄哲学“虚静阴柔”的美学思想，造就了楚人追求“清奇”“灵秀”的审美趣味，蕴含在楚人的服装比例结构之中。
3.3 “对称均衡”的视觉形式
基于上文对楚式深衣与中原古制深衣裁片结构的比较，有两点特征：一是楚式深衣在裁片数量上的“随意性”，二是楚式深衣在衣片幅宽尺寸上的“随意性”。因此，对楚式深衣与《礼记》深衣裁片结构的差异探因由此展开。在现代服装裁剪技巧的语境下，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即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织物的幅宽。受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所限，东周时期的织机主要为脚踏斜织机，须织工手脚并用完成织造，其双手左右自由操作的可控范围大致在50cm。在马山一号墓出土的织物中，纱的幅宽约32.2cm，绢的幅宽在49~50.5 cm，罗的幅宽在43.5~46.5cm，锦的幅宽在45~50.5cm。在出土的衣物中，以绢的用量最大，说明楚式深衣的幅宽可控制在49~50.5 cm。[15]按战国时期的度量衡制度，一尺约23cm，上述织物幅宽符合“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与《礼记》中记载的深衣幅宽50.6cm相差不大。而实际马山一号墓出土的楚式深衣幅宽并没有达到50cm左右，其幅宽根据款式区别而大小不等，最宽达54cm，最窄至15cm。文章认为楚式深衣裁片数量的“随意性”，是为了适应服装款式特点。以N15为例，N15衣身为两片，袖片共6片，上衣裁片在32~45cm不等；
下裳共5片，裁片在41~45cm不等，而锦的幅宽在45~50.5cm，说明服装裁片削减较少，对整幅面料使用效率较高。上衣的裁片数量是为了适应N15大袖式深衣款式上半身较为宽博的风格特点，而下裳的裁片数量同样也是为了适应楚式深衣的小“A”型下摆特点。
楚式深衣在裁片数量上的“随意性”由楚式深衣独特的款式特点所决定。那么在楚式深衣的衣片幅宽中，也没有任何两件深衣衣片幅宽一致，甚至在同一件深衣中，每个衣片的幅宽尺寸都是大小不一，这每一块衣片的幅宽尺寸背后有怎样的规律性？通过对N1小袖式深衣、N15大袖式深衣和N14宽袖式深衣的考察，N1的上衣裁片（从袖口至衣身）为23cm、26cm、26cm、17cm、17cm、26cm、26cm、23cm，下裳裁片为8片，每片宽约20~37cm。从发掘报告中提供的款式平面图看，服装在分片上强调一种以人体中心线基准的左右对称结构。N15的上衣裁片（从袖口至衣身）为42cm、43cm、45cm、32cm，32cm、45cm、43cm、42cm，下裳裁片分别为45cm、41cm、41cm、41cm、45cm，恰好在视觉上形成服装前后以中心线为基准的对称关系。N14的上衣裁片（从袖口至衣身）为37cm、35cm，下裳裁片分别为38cm、32cm、22cm、32cm、39cm、16cm。下裳裁片尺寸虽并未呈左右对称式分布，但从款式平面图上看，裁片在整体造型上达到“分量相当”。黑格尔把平衡对称理解为最初级的抽象形式美，并把对称作为一致性与不一致性相结合的形式，产生比直线和立方体更复杂的统一体。[16]黑格尔所指的是以对称达到平衡，但在设计中平衡往往是一种不对称的形式，其视觉上的均衡中心达到分量相近，也就是在视觉上重量、体量等感觉相等。因此，楚式深衣以良好的视觉均衡性为前提，选择裁片的数量、尺寸，同时精确把握服装结构风格类型，力求在视觉上形成“对称均衡”的稳重效果。
本文通过对马山楚墓出土的楚式深衣与《礼记》记载的中原古制深衣进行廓型结构、比例结构与裁片结构的比较研究，得出楚式深衣廓型结构“瘦长”，比例结构“恒定”，裁片结构“随意”的特点。究其原因，研究认为楚式深衣廓型结构偏“瘦长”是战国时期对周王室“礼制僭越”的反映；
比例结构中的“恒定”是楚人“清奇灵秀”审美趣味的产物；
裁片结构中的“随意”是楚人对“对称均衡”视觉形式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