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言小说丛书编纂及其文学史意义

王玉超,刘明坤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丛书是古代典籍的重要整理和保存方式，清代王鸣盛称“取前人零碎著述，难以单行者汇刻为丛书”[1]，钱大昕认为丛书是“荟萃古人书”[2]，丛书的编纂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文献，丛书子目的选定也体现了编纂者的学术兴趣、文学观念，以及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明代是丛书发展的关键时期，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其中小说丛书的编纂十分兴盛，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综录续编》《中国丛书广录》等丛书目录统计，去其重复，明代专门的小说丛书共计25种，包括文言小说丛书17种(1)目前可考的明代文言小说丛书共计17种，包括：陆楫辑《古今说海》、汤显祖辑《虞初志》、顾元庆辑《顾氏文房小说》、顾元庆辑《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顾元庆辑《广四十家小说》、范钦辑《烟霞小说》、吴从先撰《小窗四纪》、王兆云撰《新刻王氏青箱余》、高承埏辑《稽古堂丛刻》、黄昌龄辑《稗乘》、高濬辑《稗海》、冰华居士辑《合刻三志》、华淑撰《快书六种》、书林双溪王氏刻本《梦海故事大全》、江盈科编《雪涛谐史》、明末《语怪汇书》、《五朝小说》。，白话小说丛书8种(2)明代白话小说丛书计8种，具体为：熊龙峰编《熊龙峰刊小说四种》、洪楩辑《清平山堂话本十种》、洪楩辑《清平山堂话本二集十二种》、洪楩辑《清平山堂话本二种》、谢诏撰《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明末《新刻剑啸阁批评两汉演义传》、金阊书业堂刻本《东西汉全传》、崇祯刻本《精镌〈三国〉〈水浒〉全传》。。明代小说丛书的编纂有着明显的文学特征，颇能呈现明人的小说文体意识、小说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以及接受群体的多元化等，其编纂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小说丛书从综合类丛书中分离出来，这在明代丛书和小说发展史中都尤为重要。明代小说丛书编纂者注重保存小说文献，肯定小说的文学特征，他们会在小说的传统学术意义下特别突出“说”部特性，使小说丛书从综合类丛书中分离出来，同时又略带综合类丛书的特点。

明代丛书是在宋元丛书编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左圭的《百川学海》、元代陶宗仪的《说郛》影响极大，明人编纂丛书相当一部分是效仿这两部丛书，因此明代综合类丛书数量甚多，很多小说汇刻于综合类丛书之中，清代藏书家顾广圻说：“自左禹圭以下，汇刻一途日增月闢，完好具存，而唐宋说部书之传，不在汇刻中者固已屈指寥寥矣。”[3]从小说文献保存和发展上看，时至明代，类书和丛书的编纂为小说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胡应麟说：

汉、唐、六代诸小说几于无不传者，今单行别梓虽寡，《太平广记》之中一目可尽，《御览》诸书往往概见，郑渔仲所谓名亡实存也。宋人诸说虽间载《百川学海》、诸家汇刻，及单行《夷坚》、《桯史》之类，盛于唐前，然曾氏、陶氏二书辑类各近千家，今所存十不二、三矣。[4]

胡应麟重视小说文献的保存，对明代小说文献保存的现状并不乐观，但仍能看到他对丛书保存小说文献之功的肯定。文言小说多丛脞琐记、辩订杂谈，既无师承，也无流派，尽管没有销声匿迹，却始终居于九流之末，小说的文类意识、文学观念和地位使其多有散佚，典籍汇刻成为保存小说文献的重要方式。

就小说发展而言，明代大量编纂的综合类丛书保存小说文献有功，但编纂者不一定具有保存小说的文学观念和意识，小说的文类特征或有体现，文学特征却没有得到体现。譬如宋代左圭编纂《百川学海》，收录了《萤雪丛说》《因话录》《卓异记》等作品(3)左圭《百川学海》明代弘治华氏覆宋本与重辑本《百川学海》所录内容颇有出入，《萤雪丛说》为弘治华氏覆宋本所收，唐代赵璘的《因话录》和李翱的《卓异记》为明代重辑本所收。，据丛书分类来看，这些著作都与其他杂史、杂传等著作置于同一卷，《萤雪丛书》与《苏黄门龙川略志》《孙公谈圃》《东谷所见》等为一卷，《因话录》与《翰林志》为一卷，《卓异记》与《尚书故实》《王文正笔录》在同一卷，小说与志传、杂史、子部杂家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果说小说的史、子部文类特征在目录学中可以得到体现，在综合类丛书子目收录次序上也同样可以得到呈现(4)陈文新先生在《论子部小说的文类特征》(《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一文中总结了目录学意义上“小说”归属的三个阶段：“从汉代到初唐，子部说占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是汉代的班固；
唐宋元明四朝，史部说占主导地位，其代表人物是唐代的刘知几，但子部说也没有销声匿迹，明代的胡应麟等皆折中于子部说与史部说之间；
至清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子部说最终确立了其话语优势，其代表人物是《四库全书》总纂纪昀。”，但是，其文学特征没有得到关注和认同，小说的文学性质仍然无法识别。文言小说的性质不易界定，其笔记的书写形式，兼及经史的记述内容、赋有文采的文学笔法，都让它不容易与子、史类文献分离，由此，明代文言小说丛书的编纂就显得别具意义了。

明代丛书发展过程中，类编类丛书逐渐增多，经、史类专门丛书相继出现(5)刘尚恒、程毅中等诸位先生都曾论及丛书起源的问题，大多认同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丛书，只是较早的丛书编纂仅限于经部，如汉刻《熹平石经》。，医卜星相、诗词曲文类的专门丛书层出不穷，文言小说丛书的编纂数量也丰富起来。明代专门小说丛书的编纂意识与综合类丛书截然不同，编纂者往往对小说有着一定的自我界定，保存小说文献的意识较为强烈。陆楫编纂《古今说海》便是出于此意，至清代更有重刻本，顾广圻在《重刻〈古今说海〉序》中云：

说部之书盛于唐宋，凡见著录无虑数千百种，而其能传者，则有赖汇刻之力居多。盖说部者，遗闻轶事，丛残琐屑，非如经义、史学、诸子等各有专门名家，师承授受可以永久勿坠也。[5]

在诸种文献的功用认同和保存方面，小说始终处于弱势，小说丛书编纂者在文体观念转变的基础上，力求弥补小说文献保存的不足，促使专门小说丛书从综合类丛书中分离出来，《虞初志》《顾氏文房小说》《烟霞小说》《稗乘》《稗海》等相继出现。小说丛书的编纂符合文人雅趣，是读书经史之余、“静坐幽窗”时所读，何伟然题《小窗清纪》说：“夫人静坐幽窗不读书，所作何事？然兀坐易枯，非有迫之而趣，则鼓舞不神。窗以外之江练山翠，遥溅之而盈榻也；
窗以内之桐影花阴、柳烟竹月，掩映于笔墨间也”[6]，其编纂群体和接受群体的文学素养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明代文言小说编纂和接受群体的文学观念、文化风尚相似，编纂和阅读都可以使他们“顾有昧其言，往往忘倦”[7]，在这些文人的文学观念当中，小说具有史、子、集等各部类的特征，符合文人的博闻雅趣。

明代小说丛书与综合类丛书分离，但是，大多小说丛书仍会不同程度地带有综合类丛书的特征。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明人对小说学术传统和功能的继承，抑或说，这是明代小说丛书编纂者无法忽略的小说传统。譬如陆楫编纂的《古今说海》，虽是说部，以小说著作为主，却杂收并蓄，收录了杂史、杂传等著作，如杂史著作《西征录》《平夏录》等；
《稗海》也同样收录了《石林燕语》《清波杂志》等史料笔记，《许彦周诗话》《后山居士诗话》等文学著作。这些杂史杂传、史料笔记、诗话文评等，在记录事件时确实不同程度地带有小说的故事书写特征，胡应麟曾说：

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
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卢环《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8]

胡应麟所言代表相当一部分明人的观点，尽管深究其理，这些著作与文人有意为小说的写作意识有所不同，但是，大文学下的小说观念尤为广博，将其纳入小说范畴不无不可，可视为传统小说视野下的多样化类型。唐锦序《古今说海》说：“凡古今野史外记，丛说脞语、艺书怪录、虞初稗官之流，靡不品骘抉择，区别汇分，勒成一书，刊为四部，总而名之，曰《古今说海》。”[9]所谓“说海”即大文学下的小说观念，兼及史、子、集部特征，可以说只要带有“说”部特征就可以纳入其中。因此，明人虽有专门小说丛书编纂的意识，小说丛书从综合类丛书中分离出来，但二者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很多小说丛书仍然具有综合类丛书的特征。

明代小说丛书有保存文献之功，但删改割裂、错讹脱漏处不可胜数，颇为后之学人诟病。迄今学界对明代文言小说丛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辨伪方面，鲁迅先生辑录《古小说钩沉》和《唐宋传奇集》、程毅中先生著《古小说简目》、李剑国先生著《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等，都曾对明代小说丛书的子目进行了辨伪(6)鲁迅先生提出明代小说丛书子目来源于《太平广记》等类书，程毅中先生在《古小说简目》附《存目辨证》中列举了明代小说丛书中的伪作，李剑国先生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附录《伪书辨正》中考证了54种小说作品，其中也提及明代丛书的伪作情况。，在古籍丛书研究中，明代小说丛书也多被提及(7)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丛书刊刻源流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刘尚恒《古籍丛书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李春光《古籍丛书述论》(辽沈书社1991年版)均有小说丛书的介绍。。然而，在明人的文类意识和小说文学观念下，明代文言小说丛书的编纂目的、编纂特征、子目收录标准仍需给予关注，可以说明代文人会集谈说、收藏和著作稗官小说都推动了小说丛书的编纂。

明代文言小说丛书与综合类丛书分离，有赖于小说观念在明代的发展。明代文言小说编纂者多具文人身份，他们编纂文言小说丛书往往具有明确的目的，或保存小说文献，或对小说有浓厚兴趣，或者与藏书有关，重要的是他们对小说的性质和特征都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就文言小说丛书编纂者的身份而言，汤显祖、江盈科、范钦、高承埏都具有进士身份，吴从先、商濬、顾元庆或是闻名当时的藏书家，或者喜好广搜群籍、博览群书，与文人名家交游甚广。小说丛书的编纂者喜好小说，他们编纂态度认真，选择子目注重内容和版本。商濬藏书甚富，其妻是明代藏书大家钮氏之女，商濬编纂《稗海》时选择了自己所藏的典籍和钮氏世学楼藏书的精要部分，同时加以校订，在明代小说丛书中，《稗海》质量颇精。顾元庆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藏书甚富，以书为娱，他编纂《顾氏文房小说》所选子目多精本、善本，具有重要版本价值，黄丕烈称“阳山顾氏名元庆者，在吴中为藏书前辈，非特善藏而又善刻，其标题《顾氏文房小说》者，皆取古书刊行，知急所先务矣”[10]。叶德辉称其在明代编纂的丛书中，“以顾元庆《四十家文房小说》为最精”[11]。范钦编纂《烟霞小说》也是“购群籍，而尤喜稗官小说，……抄本小说十余种”[12]，在明代图书资源较为有限的条件下，能够购藏小说、抄录小说、编纂小说，对小说的发展是有利且重要的。鲁迅先生虽然不满明代小说丛书的种种弊端，但在辑录《唐宋传奇集》时，仍使用到了《顾氏文房小说》这部丛书。

明代小说丛书编纂者肯定小说不害经史、不轨于正道，也认同文言小说的文学审美特征。王穉登在《〈虞初志〉序》中说：

然《齐谐》荒唐，汗漫支离，而终不诡于大道。……吾友仲虚英君，博雅好古，纬略塞胸，腹笥溢于边韶，架帙侈于李泌，以《虞初》一志，并出唐人之撰其事，核其旨，嶲其文，烂漫而陆离，可以代捉尘之谭，资扪虱之论，乃于游艺之暇，删厥舛讹，授之剞劂，长篇短牍，灿然可观。[13]

这类作品有事有旨，既有正道之旨，又有“荒唐”“汗漫”的文学审美特征，汇编小说更多是出于这些编纂者的“标目鉴赏”[14]，而不仅是消闲娱乐，他们对小说的定位是“稗官小说，奚害于经传子史？游戏墨华，又奚害于涵养性情邪”[15]？

明代文言小说丛书编纂者的文人身份和藏书家身份，以及他们对小说不轨正道和审美特征的认同，都使其不同于一般书坊的编纂和刊刻。清代顾千里称：“若夫南宋时，建阳各坊刻书最多，惟每刻一书，必倩雇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自衒价而古书多失其真，逮后坊刻就衰而浮慕之敝起。”[16]从编纂的初衷和态度上看，文人编纂文言小说丛书与书坊“衒价”不同，他们不会有意地改换书名、删削增减，故弄玄虚以新书伪本以求获利，反而像汤显祖、顾元庆等人的编纂，都是精加选择和校勘。需要说明的是，据诸种丛书目录统计，除目前可考的《虞初志》《烟霞小说》等17种文言小说丛书外，另有《五朝小说》《明人百家小说》和《宋人百家》，都使用了明末重辑《说郛》和《说郛续》的印版，挑选其中的文言小说著作，重新组合刊印而成(8)明末题署陶珽重辑的《说郛》及其编纂的《说郛续》两种丛书，收录了很多子部小说著作，从内容、版式、纸张等方面判断，重辑《说郛》《说郛续》与《清谭嘉话》、《广百川学海》等丛书均使用了同一印版，后出的《五朝小说》《明人百家小说》和《宋人百家》也属这种情况，这三种小说丛书编纂时间较晚，是坊贾利用重辑《说郛》的印版，选择其中的子部小说进行的刊印，意在书坊射利。鉴于其编纂的特殊性，此文将其排除在外，另撰文讨论。，如果视为小说丛书，盖只能作为一种，严格来讲这只是明末书贾的射利行为，与真正编纂、刊刻文言小说丛书有着本质的不同。

明代小说丛书编纂者的文人和藏书家身份，使其收录子目不同于坊贾编纂丛书时互用印版、摘刻丛录等方式。明代小说丛书子目来源广泛，大致有辑自类书、丛书、自著和友人之作等多种情况，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四《读〈古今说海〉》中说：“《就日》《潇湘》等录多出《说郛》，《灵应》《洛神》等传多出《广记》。”[17]《稗海》序言说：

吾乡黄门钮石溪先生锐精稽古，广购穷搜，藏书世学楼者，积至数千函百万卷。余为先生长公馆甥，故时得纵观焉。每苦卷帙浩繁，又书皆手录，不无鱼鲁之讹，因于暇日撮其纪载有体，议论的确者，得加订正，更旁收缙绅家遗书，校付剞劂，以永其传。[18]

小说丛书子目往往是编纂者广收旁采所得，并时有校勘，这种搜罗类书、丛书的情况颇为常见，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他们与友人交游当中，经常谈及并收集小说文献，再编纂为小说丛书。明代文言小说丛书编纂者常谈及交游及其文人雅趣，嘉靖间唐锦在《古今说海引》中提到他与陆楫诸友人的“相与剧谈”，“泛论旁采冥披”，古今野史外记、丛说脞语都有涉及，之后编成《古今说海》这部丛书，陆楫在习举业之暇常与友人“剧谈”，“剧谈”的内容多为杂史杂记、丛脞琐记等小说之类，“剧谈”成就了《古今说海》的编纂，以至于“好古博雅之士，闻而慕之，就观请录，殆无虚日”[19]。因此，明代文言小说丛书所收子目，有相当一部分可见于友人著述，同时也收录了编纂者的自著和友人著述。

考察明代文言小说丛书所收子目，可以发现很多丛书的部分子目出现于其他友人的著述当中，如《虞初志》收录《古镜记》一篇，较早记录这一故事的有《太平御览》，汤显祖同时期的《隋文纪》也载录此篇。《太平御览》开篇为“大业七年五月，余自御史告归河东”[20]，《虞初志》本开篇为“隋汾阴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21]，《虞初志》本的叙事显然更为全面，鲁迅先生在辑录《唐宋传奇集》时，所录《古镜记》即与《虞初志》本相同。与汤显祖同时的梅鼎祚编纂了《隋文纪》，其中也收录此篇，内容与《虞初志》完全相同，梅鼎祚与汤显祖交谊颇深，彼此相互批评诗文作品，《虞初志》与《隋文纪》的相同收录应不是巧合，而是有赖于二者的交游。另有《古今说海》所录的《迷楼记》也同样出现于其他著述当中，陶宗仪百回本的《说郛》就收录此篇，但与《古今说海》存在许多文字上的差异，譬如《古今说海》有“翌日诏而问之昇”句[22]，《说郛》百卷本为“帝翌日诏而问之项昇”[23]；
《古今说海》有“巨乞先进图本”，《说郛》为“臣乞先奏图本”；
《古今说海》有“五品官赐昇”，《说郛》为“五品官赐项昇”；
《古今说海》有“矮民”，《说郛》为“倭民”；
《古今说海》有“后庭扫除”，《说郛》为“后宫扫除”；
《古今说海》有“游宴，自非岁节大辰”，《说郛》为“游宴于其中，自非元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古今说海》与《说郛》存在很多相异之处，可以肯定的是，《古今说海》没有抄刻《说郛》，但与梅鼎祚《隋文纪》完全相同。

明代文言小说丛书除收录前朝作品之外，还有部分小说丛书杂收明代当朝，或专收明人著述的情况。明代其他丛书也常见这种情况，但是收录原因各有不同，综合类丛书有通古博今、古今兼收的目的，往往编纂目力所及的家集、郡邑或其他集部丛书，或者保存先人著作，或保存地方名贤文献，抑或推行文学流派的主张等。文言小说丛书收录的子目除了明人的杂史、琐记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编纂者自己的著述，如江盈科《雪涛谐史》收录了自己的《雪涛小说》《谈言》；
顾元庆的《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收录了自己的著述《瘗鹤铭考》《夷白斋诗话》《阳山新录》《檐曝偶谈》《大石山房十友谱》《云林遗事》和《茶谱》；
王兆云的《王氏青箱余》、吴从先的《小窗四纪》均为专门的自著小说丛书。对于很多编纂者而言，小说丛书成为保存他们小说著作的唯一途径，如迄今可见的《阳山新录》就只有《顾氏明朝四十家小说》收录，《檐曝偶谈》除了顾元庆编纂的小说丛书外，仅见于后出的丛书《说郛》重辑本和《说库》。

明人编纂小说丛书争相收录友人和自著的小说著作，这种情形既不同于先唐的伪题撰人，也有别于白话小说的不署著者。明人认同小说的杂史、杂传性质，更肯定其文学特性，俞恩烨《雪涛四小书叙》中称：“要以理之所钟情泄之，情之所积文通之，非仅仅齐谐稗官者比。”[24]明人视小说为有理、有情、有词、有文的文学作品，小说的文学性使其逐渐从子部跨越到集部，以至于出现了像《隋文纪》一类直接将文与小说同置总集的情形。

明人编纂小说丛书颇受非议，其选录前人作品、随意增删割裂、书坊的射利目的等，都让明代小说丛书始终置于文献价值与文学功用的争论当中。与明代其他类型的丛书相比，小说丛书确实问题较多，编纂过程中的弊端不可否认(9)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说：“顾复缘贾人贸利，撮拾雕镌，如《说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说》，如《龙威秘书》，如《唐人说荟》，如《苑苑捃华》，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眩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黥劓几尽。”，但它毕竟是明代大量出现的一类文献类型、一种文学现象，呈现了编纂者的小说观念和小说文体分类意识、明代接受群体的文化差异，因而小说丛书在小说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一)大文学观念下的小说界定

明代小说丛书的编纂呈现着明人的小说观念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小说文体的独立。明代编纂者往往持有一种大文学的观念，在补史料、裨见闻的宗旨下，不拘于子部小说家类，认为兼及史部、集部特征的著作同样可以纳入小说范畴，甚至将文学特征作为小说丛书编纂和子目收录的重要原则和标准。

明人逐渐具有明确的小说文类意识，小说丛书开始独立编纂，但总体而言，仍然有着综合类丛书的特征。据此考察明人的小说观念可以发现，明人小说的概念稍显繁杂，仍然与古代小说流派的产生和特点颇为相近，潘建国先生称：“作为文学概念的‘小说’，正是在作为学术流派的‘小说家’的衰落中蜕变而出的。”[25]时至明代，小说的文学特征愈发得到认同，但早期的传统和痕迹并没有完全蜕去，明人心中仍然秉持着大文学观念下的小说观念。从小说功能的角度而论，小说的杂录补史功能使明人编纂小说丛书时收录颇广，清代四库馆臣评《古今说海》云：

楫是书作于嘉靖甲辰，所载诸书，虽不及曾慥《类说》，多为今人所未见，亦不及陶宗仪《说郛》，捃拾繁富，钜细兼包，而每书皆削其浮文，尚存始末，则视二书为详赡。参互比较，各有所长。其搜罗之力，均之不可没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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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刘向于目录学中为小说找到一席之地，小说就需要发挥一定的功用，不是仅仅具有文学审美就足够。因此，明代小说丛书收录子目虽不都是“今人所未见”的著作，但“削其浮文”“尚存始末”，便使其具有了一定的文献价值和功用。汲古阁本《挥麈前录》毛晋书跋云：“余读史至宋，每病其芜蔓糜腐，辄为掩卷，因搜洪容斋、姚令威诸家小说，梓而行之，以补其一二。”[27]商濬编纂《稗海》时也论及“正史犹未足凭据，于是有虞初、稗官之谭，下俚、齐东之语。……亦足识时遗事，垂示后人耳目所不及。盖礼失而求诸野也，即是非褒贬，不足衮钺当世，而缥缃坐披，景色神照，则亦博古搜奇者所不可阙”[28]。明代小说丛书在保存古籍文献的同时，也发挥了小说补史料、裨见闻的功能，这是明人在大文学观念下定位小说的重要维度。

这种广义的小说观念和有补史料的功能，与明代之前似无不同，然而，明人更多是从文学角度审视这类作品。《〈虞初志〉序》言及：“以《虞初》一志，并出唐人之撰其事，核其旨，嶲其文，烂漫而陆离，可以代捉尘之谭，资扪虱之论”[29]，“而婉缛流丽，洵小说家之珍珠船也”[30]，所谓“烂漫而陆离”“婉缛流丽”乃是从文学审美的角度进行评说，胡应麟曾认为“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31]。以“藻绘”“彩艳”进行评论，小说不再仅限于史、子部的文类特征的评论，其文学特性也得到了关注。可以说从强调子部小说的功能性，转而倾向于集部的文学特性，即使与唐人看待传奇相比，也更具文学眼光(10)孙逊先生与潘建国先生撰《唐传奇文体考辨》(《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一文，提出“唐传奇的作者队伍和创作动机都带有明显的史家色彩”“唐传奇的文体渊源乃是脱胎于史传的六朝人物杂传”，笔者极为认同，同时也认为明人看待唐代传奇更显出文学的眼光，而不仅是史学的态度和意识。。欧大任在《〈虞初志〉序》中也说：

于是小说之繁，莫可殚纪。支言琐语，铿锵之若洪钟；
委巷深闺，掺挝之如雷鼓；
盖亦艺林之剩枝，而文苑之余葩也。……神飞越，或冷冷绰级，俨藐姑射之风；
或窅窅玄冥，同大海若之庋；
其婉柔者，可以颐解；
其诡异者，可以发冲；
苟别具只眼而翻，必令枵腹而果矣。[32]

明人认为小说内容多样、繁富，前人论及颇多，其文学特性同样应引起关注，所谓“颐解”“发冲”，小说更能引起情感共鸣。明代小说丛书编纂者将小说置于“文苑”之中，这大概是小说作者也始料未及的。明代专门类小说丛书的编纂，意味着小说丛书从综合类丛书中分离出来，更意味着随着小说丛书的编纂，明人逐渐对小说的类别和文学性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明人对小说“文苑”身份的认同，使其不仅编纂专门的小说丛书，还进行专门类别的小说丛书的编纂。诸如汇纂传奇的《虞初志》，专收志怪的《合刻三志》《语怪汇书》等，编纂者对小说有着较为明确的界定，对文言小说的诸种类型进行了有意识地划分。江盈科编纂《雪涛谐史》，收录了《调谑编》《谐噱录》等著作，均为调笑杂记一类；
《语怪汇书》收录的《异苑》《录异记》也是以志怪为主。汤显祖编纂《虞初志》称：“《虞初志》一书，罗唐人传记百十家，中略引梁沈约十数则，皆奇僻荒诞，若灭若没、可喜可愕之事。”[33]《虞初志》收录的小说著作，除了《续齐谐记》为志怪小说集外，其他均为传奇小说，这一点汤显祖在序言中就已明言，他对传记、传奇的性质和特征的界定要明晰得多。据此，明人在大文学观念下，秉持子部传统、补史功用，编纂小说丛书倾向于杂收并蓄，在狭义的文学范畴内，编纂小说丛书注重类别的专一性。

(二)开启了小说细目分类的思考

明代小说丛书保存了大量文献，编纂者按一定分类次序编排子目，带有一定的书目特性，小说丛书的细目分类颇能说明编纂者的小说类别意识。在明代诸种小说丛书中，具有明确类目的是《古今说海》和《合刻三志》，其他都是按一定的顺序编排子目。《古今说海》分为四部七家，四部分别为：说选、说渊、说略、说纂，其中说选部包括小录和偏记二家，说渊部包括别传一家，说略部包括杂记一家，说纂部包括逸事、散录和杂纂三家；
《合刻三志》分为：志奇类、志怪类、志异类、志幻类、志鬼类、志梦类、志寓类，计七类(11)另有使用《说郛》印版重新编印的《宋人百家》也进行了分类，分为：偏录、琐记和传奇三家。。

关于文言小说分类的问题，学界探讨颇多(12)宁稼雨先生《文言小说界限与分类之我见》(《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4期)、程毅中先生《略谈古代小说的类别》(《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1期)，都探讨了小说分类的问题。，这一问题本身十分复杂，不同时期、不同文人、不同观念都会对小说分类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实难统一。明代是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明代小说创作增多、小说丛书编纂兴盛，明人也开始颇具小说分类的意识，胡应麟称：

胡应麟划分六种小说类别，也指出六种类别并载杂糅的特点，相较宋代已有很强的分类意识了，宋代郑樵也曾提及小说分类(13)宋代郑樵在《通志略二十二·校雠略第一·编次之讹论十五篇》(《万有文库》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中说：“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第124页。，但还难以视为专门的小说分类探讨。按胡应麟的标准，小说分类自有其合理之处，只是严格来讲，毕竟这还是在理论层面的讨论和分类。小说丛书的编纂不同，丛书收录子目需要进行分类的实践，其中自然涉及一部著作兼有几种类型的情况，小说丛书编纂者的分类可以说是小说的分类实践，更易体现明人的小说分类意识和观念。

汤显祖《虞初志》只录“传奇”一类，即其所说的“唐人传记”，其中《续齐谐记》所记志怪小说，显然不是传奇；
《集异记》盖属于具有传奇写作手法的志怪，既不同于魏晋志怪，也有别于唐代传奇，这两种著作属于胡应麟所说的“一事之内两端具存”，收录到《虞初志》似有不妥。然而汤显祖收录的原因或因“唐人传记”的“传记”特征，《虞初志》收录的作品题目中均有“记”“传”，偶有“纪”“录”“志”的字样，如《东阳夜怪录》，其实还是“记”“传”体，收录《集异记》或因其中的小说不完全等同于魏晋志怪，而是带有传奇特征，以“姑举其重”的原则而收录，这其中带有他对《集异记》《续齐谐记》文体性质的判定。江盈科编纂《雪涛谐史》收录的均为谐噱类小说著作，这与《合刻三志》较为相似，《合刻三志》将所录小说分为：志奇类、志怪类、志异类、志幻类、志鬼类、志梦类、志寓类，总体均属志怪小说，编纂者根据志怪的内容划分得更加细致，其中志奇类是写人之作，如《仙吏传》《异僧传》等，不仅题目都有“传”字，内容也具有人物传记的特征；
志怪类是写怪之作，如《物怪录》《灵怪录》等，内容主要记录怪异的人和事，一般篇幅较短，与魏晋志怪小说相仿；
志异类的内容就难以划分了，其中既包括像《白猿传》《任氏传》等传奇作品，也包括 《述异记》《妖巫传》等志怪小说；
而志幻、志鬼、志梦、志寓则根据小说的描述对象、叙述幻和梦等不同内容进行划分。《合刻三志》的小说分类标准难以统一，总体是在志怪的文体范畴内，又依描写对象和方式进行划分。诸种明代小说丛书中，《古今说海》的分类较细致，其说选部包括小录和偏记，属于杂史著作，说渊的别传家属于传奇小说，说略部的杂记家多为史料笔记，说纂部的逸事家、散录家、杂纂家内容就颇为繁杂，既有杂史杂传，也有史料笔记，其著作包括小说作品，又不完全属于小说之作，如《青溪寇轨》《教坊记》等，很多著作的内容与说略部极为相似。

从明人编纂小说丛书及其选录和分类来看，明人在小说分类的实践当中，他们对文言和白话的区分是非常明确的。就文言小说而言，或依小说内容来分类，或根据文本性质来分类，但都没有定位得十分准确，其中，传奇作品最具容易识别的特征，至少在小说丛书的分类当中不易被错误归类。文言小说中最不容易分类的当属琐记杂纂之作，其实就文言小说的性质和内容来看，很多作品本身就兼有杂史杂传、笔记杂说、奇闻异事的记录特点，笔记记录的特征大于文学创作的特征，这类作品本身无法明确地划分出类别，小说丛书的编纂者对小说分类不甚明确，大量的小说创作群体也模糊不清，此时，在明代大文学的观念下去审视小说就显得更有必要了。因此，明代小说丛书编纂者往往根据所需和自己的界定进行划分，他们的小说类别意识是在文体分类的基础上，再各取所需地进行内容区分。简言之，总体归类、多重标准，可视为明代小说分类的新方法。广义的小说界定使其兼收并蓄，并带有综合类丛书的意味，而狭义的小说界定，让小说子目的收录更具类型特征。

(三)小说丛书编纂促进了小说的经典化

很多小说经过多部丛书的收录，能够得以保存和广泛流传，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逐渐实现了它的经典化过程，成为小说著作中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尤其较早的汉魏之作，从原来的杂史、杂传中脱离出来，正式进入文学范畴，成为后来小说创作的源泉和取法对象。

明代小说丛书的编纂十分注重对前朝作品的保存，收录了很多汉魏和唐代作品，这些作品的分类不甚明确，在早期的目录当中，很多小说作品并没有被视为小说，更不是文学。如《隋书·经籍志》将《拾遗记》放在“杂史”当中，因为“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35]。《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等均入“旧事篇”，仍为史部。这些杂史、杂传之类的著作藏身史部，难以单行，其传播十分有限。至明代，这些著作均收录在小说丛书之中，尽管明代丛书编纂也有杂史、杂传，但明人更倾向于视其为小说文学，而不是以史学的眼光去看待它们。至于类书中收录的小说多摘选节录，又由于类书部头较大，且多典藏于宫廷之中，难得一见，《太平御览引得·序》提及：

《御览》实成于太平兴国七年，故当时能抽调编辑诸人之大半以从事《文苑英华》之修纂。……其后，大中祥符八年四月，荣王宫火，秘阁、崇文胥遭波及，《御览》定本或于其时与他书同为灰烬，而前所进呈之底稿，或以不为人重视，藏于他处，未遭焚毁。[36]

其“御览”的编辑目的和秘阁藏书方式，使其接受群体受到极大限制。明代丛书编纂却不同，丛书部头虽大，但刊刻方便、卷帙适中，都可为一般文人所接受，即使是长篇通俗白话小说丛书，编纂者和坊贾也会考虑篇幅卷帙，扩大它的接受群体。清人顾广圻说：“独汇而刻之，然后各书之势常居于聚，其于散也较难；
储藏之家但费收一书之劳，即有累若干书之获，其搜求也较便，各书各用，而用乎此者，亦不割弃乎。彼牵连倚毗，其流布也较易。”[37]小说著作独立于经史，汇刻一处，搜求方便，也因此“流布较易”，流传更广。

明代小说丛书编纂者喜欢收录一些经典作品，很多小说经过不同丛书的反复收录，渐为文人和普通民众所熟悉。就目前几部丛书目录载录和文言小说丛书来看，有近60种小说著作被不同丛书收录，大多是明代之前的著作，如《续齐谐记》《集异记》《虬髯客传》《周秦行纪》《南岳魏夫人传》《高力士外传》《白猿传》等可见于《虞初志》和《顾氏文房小说》；
《梦游录》《袁氏传》《中山狼传》《墨客挥犀》同时收录于《古今说海》和《合刻三志》；
《山房随笔》《蒙斋笔谈》等都可见于《古今说海》和《稗海》，这种情况不胜枚举，在明代小说丛书中比较常见。不仅如此，明代小说丛书编纂者收录的著作，也曾出现于其他综合杂纂类的丛书当中，如《墨客挥犀》《鹤林玉露》《青琐高议》《蒙斋笔谈》《调谑篇》《艾子杂说》《摭异记》收录于重辑本《说郛》中，《稽神录》《冥通记》《搜神记》《搜神后记》等多种小说著作也可见于毛晋编纂的《津逮秘书》。欧大任说：“《虞初》一书，经史而下，自是世外奇珍，人孰不好读。读之者如入海市，如行玄圃，触目皆琳琅，莫能辨识其何宝，每以是为《虞初》扼腕。”[38]清人赵怀玉称“(《津逮秘书》)尤脍炙人口”[39]，清人劳树棠也赞其“汲古毛氏刻《津逮秘书》，百有余种，四部略备，皆宋元旧帙”[40]。随着丛书的流行，几经反复收录的小说成为了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前朝的小说作品历时几朝而流传颇广，其文学艺术性、思想性都为更多文人品评和讨论，很多小说至明代还只有丛书本，没有单行本，黄丕烈曾说：“唐朝小说，尚有《太真外传》《梅妃传》《高力士传》，皆刊入《顾氏文房小说》，向藏《梅妃传》亦顾本，《太真外传》别一钞本，《高力士传》竟无此书，安得尽有顾刻之四十种耶？”[41]可见很多文人、藏书家视小说丛书本为珍本，小说丛书的编纂成为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明代小说丛书的编纂问题很多，但在明代文学或小说史当中，这些丛书的编纂还是具有一定的功用，余嘉锡先生曾指出明代小说丛书的诸多问题，可还是肯定了《古今说海》的作用，称其“有网罗放失之功”[42]。因此，明代小说丛书收录著作删减不全、割裂错讹，但保存文献之功仍然值得肯定，特别在明代时期，更有其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以至于清代四库馆臣称：“裒聚诸家，摘存精要，而仍不乱其旧第者。”[43]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明代小说丛书的编纂源于小说作品的丰富、小说观念的逐渐形成，以及明代不同接受群体的文化差异，吴志达先生曾说：“明代后期随着文言小说创作之风的兴盛和读者的爱好，搜集、整理、出版文言小说的专集或总集，也蔚然成风。”[44]将其置于整个小说发展史和明代文学的背景之下，小说丛书的编纂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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