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礼仪植物探析*

曾洪学 屈兴红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 浙江杭州 311231）

古人云：“万物莫善于木”，以农为本的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发展和积淀过程中对植物产生了信仰和崇拜，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姿的植物文化。各种不同的植物因其不同的形态特征及生长习性，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被比附、神化而被赋予不同的意蕴和文化内涵。尤其在中国古代的传统礼仪活动中，各类被神化、具通鬼神或具特定寓意的植物被广泛应用于祭祀、丧葬、嫁娶、加冠等礼仪活动中，成为古代礼仪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从构字法分析，“礼”的繁体字“禮”，由“示”和“豊”2个部分组成。“示”表示祭祀的对象，而在甲骨文中，“豊”上部为2个玉字，下部为一个豆字；
从字形上可看出是在豆之上置玉，作为祭品献予神灵[1]。由此可知，“礼仪”源于“祭祀”，且在祭祀礼仪活动中，“豆”（植物）是整个祭祀礼仪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据统计，《诗经》中“雅”“颂”二者共145篇，其中67篇出现了植物，占46%[2-3]。说明在古代的宫廷典礼或宗庙祭祀礼仪中，频繁出现的多种植物是古代各类礼仪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象表征。

至今，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的一些重要传统节日和生活礼仪中依旧不能离开各种特定的礼仪植物。例如，松树（Pinus yunnanensisFranch.）和柳树（Salixspp.）是云南大理白族传统节日——“观音市”的礼仪植物，桃树（Amygdalus persicaL.）花枝是白族秧歌会的礼仪植物[4]；
油桐［Vernicia fordii（Hemsl.）Airy-Shaw］、古 钩 藤（Cryptolepis buchananiiRoem.et Schult.）等植物是云南新平花腰傣族人葬礼中亡魂升天的象征[5]。不仅如此，植物也以特定的形象出现于各种宗教礼仪之中，例如，贝叶棕（Corypha umbraculiferaL.）、菩提树（Ficus religiosaL.）、旃檀（檀香 Santalum albumL.）等多种植物是佛教仪轨中常用的礼仪植物[6-8]，胡摩［肉珊瑚 Sarcostemma acidum（Roxb.）Voigt.］、石榴（Punica granatumL.）、柽树（柽柳 Tamarix chinensisLour.）是袄教礼仪中必不可少的植物[9]。

本文在研究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应用于我国古代各类礼仪活动中的植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重点探析了古代祭祀礼仪植物、古代丧葬礼仪植物及古代生活礼仪植物的种类、本草源流、具体应用及其文化意蕴。

古代祭祀礼仪位居五礼之首，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和复杂的仪轨，按祭祀对象可分为：祭祀天神之礼、祭祀地祇之礼、祭祀人鬼之礼[1,10]。各类祭祀礼仪中，植物是必不可少的祭祀物品，或以其占卜吉凶，或借其通鬼神，或以其香、其色增添祭祀礼仪的神圣，表达对鬼神的崇敬和慑畏。

卜筮为祭祀天神之礼。《中庸》载：“国家将兴，必有祯祥；
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见乎蓍龟，动乎四体”。所谓“见乎蓍龟”，意即通过卜筮，天神之旨意、凶吉之兆会借由蓍草、龟甲显现出。古人以龟蓍占卜凶吉的起源已难于考证，但至少在殷商时，蓍筮已十分兴盛。至于蓍草为何被当成神草并用作占筮，有学者推断，因龟“寿蔽天地，莫知其极”“蓍生百茎者，其下必有神龟守之”，且蓍草所生之处，“兽无虎狼，鸟无鸱枭，草无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龟伏于丛蓍之下，“知天之道，明于上古”[11]，故而以龟蓍卜筮测吉凶。也有学者认为：依据蓍草的生物学特性，从本草基源的角度进行考证，蓍草为菊科草本植物，其茎富绒毛，具良好的吸水性；
古人祭祀时，将酒洒于干枯的蓍草上，因蓍草良好的吸水性，古人便认为是先人享用了祭酒而将其奉为通灵圣物[12]。

据古文献记载，蓍草的演变可分为3个各具特点的阶段，即上古初识期、古代神化期和现代混淆期。上古先民对蓍草形态特性的描述模糊不清，且多存于传说之中；
古代先民则对蓍草的功能夸大神化；
而近现代人们对蓍草的基源植物各执一词[11]。据任德全[13]考证，商、周、汉时期人们所言之蓍草是单一基源植物，唐、宋、明时期的文献中所载之蓍草为多基源植物，明末以后所指的蓍草则是单一基源植物，《中国药典》2015版所载之蓍草也是单基源植物，即菊科蓍属植物蓍草（Achillea alpineL.）。

除此之外，一些植物被用作祭祀礼仪中的祭品，例如，“蘩”。《诗经》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左传》云：“苹蘩蕰藻之菜，可以荐于鬼神，羞于王公”。从文献分析，至少在春秋时期，“蘩”已被古人作为祭品，广泛用于王侯公卿的祭祀礼仪中[14]。“蘩”为何物？《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毛诗多识》等均认为：“蘩为白蒿”。但此说不能令人信服，白蒿为陆生，而《诗经·采蘩》明确地言及沼沚水涧，故而“蘩”应为水生或湿生植物。由此出现数种学说：一是蓬蒿说（《唐本草图经》）；
二是萝蒿说（南宋，罗愿）；
三是蒌蒿说（《本草纲目》，明，李时珍）；
四是款冬说（《倦游庵椠记》，清，周悦让）[2]。四说各有其理，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四者皆为菊科植物。

古代祭祀礼仪十分繁复，例如，在卜筮前要“沐稷而靧粱”，即用黍的汤汁洗头，用粱的汤汁洗手，以示对卜筮的戒慎和敬畏。君王祭祀宗庙时，所用祭品中谷类包括麦、麻实、黑黍米，果类包括枣、桃、榛、梅、菱、芡等。祭祀鬼神时，谷类植物必备黍、稷，同时献上郁金浸泡的黑黍酒[2]。《白虎通·社稷》云：以稷为祭，皆因“稷，五谷之长也，故立稷而祭之也”。

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赘述，用于古代祭祀礼仪的几种特定植物见表1。

表1 用于古代祭祀礼仪的几种特定植物

我国古代历来有“事死如生”的传统。《礼记·祭统》云：“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由此演化出丰富的丧葬礼仪（包括丧礼、葬礼与祭礼），以示孝道[20]。而在历代的丧葬礼仪中，各类植物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承载了孝义及相应的意蕴。例如，丧家冠袍须用粗麻制备，谓之“苴绖”；
丧家所穿草鞋须用菅草或藨草制作，谓之“菅履”或“疏履”；
父亲去世用竹子作孝杖，曰“苴杖”，母亲去世用桐木作孝杖，曰“削杖”。据《仪礼·既夕礼第十三》所载，祭奠过世的亲人时涉及的植物主要有苦菜、薇、冬葵等野菜，用其做成羹之后祭奉逝者。对于盛殓所用棺木的植物材料，古代也有严格的礼仪制度。《礼记·丧大记》载：“君松木，大夫柏椁，士杂木椁”[21]。

至西汉初开始出现“黄肠题凑”葬制，且仅限于天子或天子特赐之重臣。所谓“黄肠题凑”即用若干柏木，黄心统一向内呈辐辏状堆放于梓棺周围。古人之所以特别喜好柏木，皆源于柏木本身的生长特性及由此引申而来的文化内涵。《六书精蕴》解释说：“柏，阴木也。木皆属阳，而柏向阴指西，盖木之有贞德者，故字从白。白，西方正色也”。柏木喜阴向西，古人又以之为鬼神居所。《汉书·东方朔传》云：“柏者，鬼之廷也”。颜师古注曰：“言鬼神尚幽闇，故以松柏之树为廷府”。古墓多树柏木，或以柏为椁，期望死者灵魂以之为栖息之所。而且柏木凌霜傲雪，生命力顽强，在《论语·子罕》篇，孔子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调也”语，所以，柏木的生长习性也象征清正高洁的品德[22-23]。

古代丧葬礼仪涉及的部分植物见表2。

表2 古代丧葬礼仪涉及的部分植物

古代生活礼仪包括祈子礼、诞生礼、孩童的入学礼、男孩成年之冠礼、女孩成年之笄礼，以及娶嫁礼仪、初次见面之礼等，十分繁复，这些礼仪活动中，各种植物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在其中因其特性而被赋予特定的寓意。

在古代婚礼上会在新床撒红枣，祈求早生贵子。孕妇佩带萱草祈求生育男丁，因为在古代，萱草又被称为“宜男草”[29]。古代贵族若生了男孩，会令人用飞蓬枝条制成的箭射向四方，祈寓未来志在四方[2]。儿童入私塾读书前须举行隆重的入学礼，先正衣冠、拜孔子像、拜先生之后，学生应向先生赠送六礼束脩；
所谓六礼束脩，就是古代行拜师礼时学生赠与先生的6种礼物，分别是：芹菜（寓意为勤奋好学，业精于勤）、莲子（莲心苦，寓意苦心教育）、红豆（寓意鸿运高照）、红枣（寓意早日高中）、桂圆（寓意功德圆满）及干瘦肉条[30]。

“冠者礼之始也”，古人的成人冠礼十分虔诚和隆重，正式行冠礼前，须请筮人通过蓍草茎占筮确定行冠礼的正式日期。冠礼后在醴宾时要准备“葵菹”和“栗脯”等食品招待宾客，“葵菹”即腌制的冬葵菜，“栗脯”即栗子干[31-32]。

古代生活礼仪中涉及的部分植物见表3。

表3 古代生活礼仪中涉及的部分植物

不仅如此，各种节庆礼仪活动中也离不开植物的身影。例如，古代的上巳节，亲友相约流水边，沐浴祓禊，“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
士女“秉兰草、祓不祥”，也用兰草装扮自己或赠送给异性；
除此之外，在中原的一些地区，还有妇女在上巳节这一天“临水浮枣”祈子的习俗[41，47]。唐宋以来即有清明节插柳，采集艾叶、鼠曲草（拟鼠麹草）、雀麦草做清明果的传统[38-40]。端午节则有“采药”“沐兰”祛除五毒，挂菖蒲、艾叶驱邪避恶的习俗[42]。而黔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则自古即有在“三月三”“四月八”等民族传统节日中采摘枫香树叶用于沐浴、装扮或祭祀的习俗[48]。

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有着繁杂的仪轨和丰富的礼仪文化，而在这些丰富的礼仪活动中，植物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作为几千年来以农业立国的农耕国家，植物是我国先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农业本源于对植物的采集、继而驯化、种植，因此，源于祭祀的各类礼仪活动中必然会出现各种植物的身影；
它们或作为信使，担负起与神明对话的使命；
或作为祭品，表达先民对神祇的敬畏和尊崇；
或以其色、香、味、形、名称而被赋予特定的寓意和美好的祈愿。

各类特定植物在我国古代礼仪活动中频繁出现的现象，反映了我国古代先民朴素的自然观（万物皆有灵）及原始的生态观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植物与人类生产、生活及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产生了对特定植物及植物群落的信仰和崇拜。例如，西南各地少数民族村落保存完好的风水林、中原及江南各地古村落中保存完好的古银杏、古香樟等古树，均是因这种信仰或崇拜而得以完好保存的结果。因此，从现实的角度而言，这种朴素的自然观和原始的生态观对地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外，由于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使得这些被广泛应用于古代礼仪中的植物应用习俗也因此代代相袭，成为我国古代民俗及礼仪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现代科技的背景下，一些曾应用于古代礼仪中的植物还被深入挖掘其应用价值，用于疾病治疗及人体保健等诸多方面。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古代礼仪活动中涉及的植物种类繁多，各类植物在不同的礼仪活动中或不同地域的礼仪活动中所代表的意蕴也不尽相同，系统梳理、深入挖掘这些礼仪植物的作用、特点及其文化意蕴有助于理解古代礼仪文化的内涵，使其在新时期文化自信的民族复兴浪潮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致谢：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龙春林教授对本文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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