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恒源的高中国文教学探索及启示

李明高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发展中心，江苏 连云港 222006）

江恒源号问渔，别号补斋，江苏 连云港板浦镇人，历任江苏第二厅视学、江苏省立第八师范（现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前身）校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河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江恒源是我国职业教育重要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和黄炎培、杨卫玉被称为中华职教社“三老”，为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江恒源涉猎广泛，除了职业教育研究外，在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诗学、文字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出版了《中国先哲人性论》《伦理学概论》《孔子》《中国诗学大纲》《补斋诗存》《中国文字学大意》等论著。江恒源还是我国20 世纪初国文教学的探索者，在高中国文教学方面既有理论研究也有实践探索，他的一些有关高中国文教学的理论观点和实际做法对当下依然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1923 年，江恒源在《益世报》上发表了《国文学教学法商榷——以讨论高级中学国文教学问题为主旨》（以下简称《国文学教学法商榷》）一文，重点探讨高中国文教学问题。1928 年5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江恒源主编的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国文读本》，同年还出版了江恒源编写的《高级中学国文读本分周教学方法纲要》（以下简称《分周教学法纲要》）。如果说《国文学教学法商榷》是江恒源对高中国文教学的理论探索，那么，他编写的教材和《分周教学方法纲要》，就是他高中国文教学的实践尝试。本文以江恒源的这篇文章和两部论著为研究对象，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编写、教学安排、教学条件六个方面分析他的高中国文教学思想。

（一）教学目的

在民国时期出版的教学法论著中，专门探讨高中国文教学法的著作并不多，江恒源应该说是早期对高中国文教学问题进行系统探讨的先驱。《国文学教学法商榷》原载于《益世报》1923 年7-8 月28 号，主要内容就是探讨高中的国文教学问题。文章分为四个部分：（1）吾何为而作斯文（作斯文之动机）；
（2）关于国文学上之见解；
（3）各级学校国文教学之标准；
（4）高级中学国文学教学方法。

江恒源认为，从小学到大学可划分五个阶段，即前期小学、后期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大学。这五个阶段对应五个时期，分别是“学语”时期、“学文（指白话文）兼学语”时期、“学文”时期、“学文学”时期和“专修中国文学”时期。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各阶段的教学要旨及目的：第一阶段练习语言技能；
第二阶段练习语言及作文技能；
第三阶段练习作文技能；
第四阶段能对普通国文学有系统的研究；
第五阶段能对国文学有精深的研究[1]28-32。

按照他的划分，高中属于第四阶段。江恒源认为，这一阶段“学生之心能益进，求知之欲正强，读书习惯，既渐养成”[1]29，“盖此时之所以为教，所以为学，皆不能以‘文’为限，势须扩充范围进而入于‘文学’之域”[1]30。因此，这一时期语文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读书的习惯和文学的趣味，养成学生文学的识别、欣赏和创造能力。江恒源认为“教学文学，目的不外三端”，即“（1）养成学生欣赏力；
（2）养成学生创造力；
（3）养成学生识别力”[1]27。欣赏之力关键在于“审美之感与活泼之知，必使之互相为用，以交尽其能”[1]27；
创造之功往往“先之以摹仿，展读佳文，大增兴趣”[1]27，要慎重选择，力求功夫到家；
识别之能包括能“读古书”和能“辩文质”两个方面，关键是“学”和“识”，所谓“学非积不富，识非练不精”[1]27-28。江恒源从文学角度来确定高中语文的教学目的，虽然与今天我们的高中教学目的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意义和价值的。

（二）教学内容

在《分周教学法纲要》里，江恒源把高中语文教学方法分为三部分，即执教者的教学组织、学习者的学习方法以及学校的教学设备。实际上，在教学组织方面，他主要谈的是教学内容。江恒源将教学内容分为六部分，在六部分之前又有“总论”一编，计七部分。（1）总论，包括文学之起源、定义、范围，治文学之工具，文学与国学的关系及文学在国学中的地位，文学与地域、思想、政治的关系；
文体骈散之特质及变迁、小说之源流及价值等内容，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文学知识，洞悉古今学术渊源[1]34。（2）文原——文字学，包括字形、字音、字义三项，帮助学生了解语言文字的起源与变迁。（3）文式——文式学（又称文学分类学），引导学生区分古今文章的种类与体裁，“于每一类之始，必论究其分类之主旨，本类文章之特性，各家作品之特色”[1]33。（4）文法——文法学，在初中的基础上“再扩而大之”，“须就古籍文句中各种特殊词性，提出条例，加以解释”[1]33。（5）文辞——修辞学，“以古今作品为例，分别说用其法则”[1]33，重在关注“文辞”。（6）文术——作文法，专论句法、章法、篇法之构造，在初中的基础上“扩而大之，提出要点，加以详释”[1]33。（7）文史——文学史，“就古今文学之变迁，摘要叙述”[1]33。

江恒源认为，以上七部分内容构成了普通国文学的全部，这种概括是比较系统全面的。但是，江恒源同时强调，高中教学应以“总论”“文原”“文式”为中心。其中，“文原”（文字学）是治文学之唯一工具，“不解文形，即为‘识不得字’；
不解字音，即为‘读不成文’；
不解字义，即为‘看不懂书’”[1]35，所以必须重视“文原”；
“文式”在各部分中居最重要地位，因为这部分涉及选文问题，比如选什么文章、选哪一类文体的文章等问题，还涉及文章分类学问题，“精致粗放，价值亦迥殊矣”[1]35。

（三）教学方法

高中国文究竟怎么教、怎么学，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江恒源特别强调以下几种教学方法，而且这些方法都是互相关联的。

一是读书法。江恒源认为，学生读书与教师讲解相比，其效力尤大。他按学生学习需要把书分为三类：精读之书、必读之书、浏览之书。江恒源主张高中学生在三年之内“精读之书，能有十余部；
必读之书，能有二十余部；
浏览之书，能有三四十部”[1]38。他认为对于“孰宜精读，孰宜浏览，孰须摘要，孰须批评”等如何选择的问题[1]36，教师须加强指导。他将读书分为在校读和假期读两种，主张教师要有计划地指导学生阅读，“由教员列出书目，划定范围，任学生自择。如学生不愿意读教员所指定之书，亦可自行选读，惟必事前经过教员之审核同意乃可”[1]37。这些做法既留给学生自主阅读的空间，又能发挥教师的指导审核作用，能有效预防学生阅读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二是抄录法。江恒源认为，“读书之际，须辅之以抄录，或摘其要点，或纪其一节。此本为学问之初步，为材料储蓄之必要工夫，万万不容忽视”[1]37。他把抄录笔记视为作文的一种，认为读书抄录具有吸取作用，“吸收既多，消化继之，消化融解，发表随之，于是乃有所谓‘作文’”[1]37。

三是作业法。这一方法要求教师定时给学生布置课堂作业。江恒源以作文为例说明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情况，“第一学年，每月两次，均于教室内行之。第二学年，月仍两次，可一次作于教室之内，一次作于自修之时。第三学年，则每两月三次，其作于教室内者，每一学年有三四次而已足”[1]37。江恒源指出，作业是一种被动的“策励法”，是“为最少数习性比较懒之学生而设”[1]37，也就是说这是基本要求，教师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布置和增加相应的作业。

四是自由创作法。江恒源认为，“迨及高中，势则稍异，庀才既丰，积理渐富，修辞务美，立言务精。思想与艺术两方，皆定予学生以自由发表自由创作机会”[1]37，因此要重视学生自由创作能力的培养。何为自由创作？江恒源认为自由创作意味着“各随学生之意”，“诗歌散文皆弗拘。须限定每一学年，至少五篇，多则益善”[1]38。

五是教室笔记法。江恒源所说的教室笔记，类似于今天的课堂读书随笔，也就是读后感和读书摘要之类。江恒源认为教室笔记“可视为作文一种”[1]38，学生每学期要交给教师审阅两次，用以测试学生的学业进步程度。

由上可见，江恒源主张的教学方法实际上更多指向学生的学习方法。他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具有前瞻性的，与今天新课改所倡导的教学理念具有一致性。

（四）教材编写

1928 年5 月，江恒源出版了他主编的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国文读本》。这套读本共四册，供高一、高二两年四个学期使用。其后，这部教材多次再版，为民国时期高中国文教材编写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首先，在教材编写宗旨上，《国文读本》体现了工具与人文、阅读与写作的有机结合。编者在《编者例言》的《总则》里说：“本读本编著目的，固在供给全国高中学生诵读阅览，而最后希望，则在使一般高中学生，能了解本国历代文章及学术之变迁与价值；
同时对于人生品行、才能方面、言语技能方面，皆能获得绝大效益；
由此可以养成读书、作文之较优兴趣与能力，终身享用不穷。”[2]1-2可见，这部教材既重视学生人生品行等人文素质的培养，也重视学生言语技能的培养；
既关注学生阅读的兴趣和能力，也关注学生写作的兴趣和能力，指向学生“终身享用不尽”的素质提升。应该说，这部教材设置的教学目标是综合的、多元的，也是立足于学生终身发展的。

其次，在教材选文类型上，《国文读本》体现了经典与现代、文言与白话的结合。编者在《编者例言》的《选例》里说，本读本所选文章“以古文为主体，故文言文居多数，语体文居少数”，“除录自经、史、子、集外，其关于近人著述、译述之文，亦间采及”[2]2。整个教材以古代名家名篇为主，如第一册选用刘向、司马迁、贾谊、曹植、曹丕、骆宾王、韩愈、柳宗元、杜甫、杜牧、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王世贞、郑燮等历代名家的作品。其中，选文最多的是王安石，共选了七篇；
贾谊、司马迁、司马光、韩愈、郑燮等都在三篇以上。选文中的经典名篇除了涉及《左传》《战国策》《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三国演义》等，还选用了张謇、曾国藩、孙文、蔡元培、胡适、林纾等近现代名家的作品，体现了古典与现代的结合。另外，教材在语言体式上注重文言文与白话文的结合，特别是收录了当时的一些佳作，如孙文的《上李鸿章书》、胡适的《中国文学改良刍议》、蔡元培的《国文之将来》等。

再次，在教材内容规范上，《国文读本》体现了思想与趣味、知识与能力的结合。编者在《编者例言》的《选例》里说：“本读本选录各文，依其性质及效用，规定五项标准如次。（1）关于指导或锻炼人生品格及行为者。（2）关于整理或扩充人生思想及意识者。（3）关于陶冶或安慰人生情感及增进人生兴趣者。（4）关于灌输和补充本国文化学术知识者。（5）关于启发或补助文化创造之知能者。”[2]2-3这五方面涉及思想、行为、情感、学术、创造等多方面素质的指导和培养，注重知识性与思想性的有机统一，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趣味。

最后，在教材使用策略上，《国文读本》体现了精读与略读的结合。教材所选课文分为正篇、副篇两种，如高一年级第一册教材选正篇四十八篇、副篇四十三篇，与今天的高中教材相比篇数是较多的。为了让学生在一学期十八周的有限时间内学完这些文章，编者提出了具体的操作要求，即“正篇供精读详阅，副篇仅供阅览”。这一使用原则既重视发挥教师的精讲指导和点拨作用，又注重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培养，是非常科学合理的。

（五）教学安排

1928 年6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江恒源编写的《高级中学国文读本分周教学方法纲要》，共四册，对应于四册《国文读本》，以方便教师执教。在该书的《总说》里，江恒源说：“分周教学方法纲要，系专供给教师之用，故所言只能具一个大概；
至教师实际应用时，如何损益变通，当然可各随其便。”[2]1可见，他编写的《分周教学方法纲要》只是给教师提供一些基本的教学参考，并没有提出一刀切的硬性要求，教师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实际灵活运用。

《分周教学方法纲要》按每学期十八周设计和安排《国文读本》的教学，内容大致包括时代背景、内容简析、教学目的、教学安排、教师教授用品、学生参考用书等。随着年级的变化，内容也有所变化。如高中第一册第二周的学习内容是两封书信，一封是林纾写给蔡元培的《致蔡鹤卿太史书》，另一封是蔡元培给林纾的复信《复林琴南书》。江恒源首先在《分周教学方法纲要》里说明了选文意图：“这两篇文章，关系最近二十年间思想变迁史的价值很大，同时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趋同、暗示的力量也很不小。”[3]20显然，编者试图通过对比阅读来引领青年的价值观。接着，江恒源简要分析了两篇选文的时代背景，“近十年来，全国思想呈剧急的变动，确为不可掩盖的一种事实，其为变动之前驱当然要数到北京大学。……林先生在近数十年中国文学界是负有一点盛名的，崇拜他的人并且不在少数；
不过取以与蔡先生相比较，思想确是有一点不对了，思想虽然不对，可是他的价值自在，万不能一笔抹杀”[3]20-21。然后，江恒源提出了两篇选文的教学安排：“本周两篇文章，是以蔡先生之文为正篇，林先生之文为副篇，但当预习时，却是要先读林文，而后再读蔡文。”[3]21其后，江恒源提出了本周学习的目的：（1）使学生明白自作论辩文的方法；
（2）使学生明白中国近来思想变动的情况[3]21。这两个学习目的涉及思想与方法两个维度，且注意引导学生关注时事和社会。最后，江恒源提出了教学建议，“希望教师于未开始讨论本文以前，先将国内近数十年的思想变迁和趋向，略说一说，复习之后并令学生对于文章内容所含的思想加以批评”[3]22，并向学生推荐胡适的《中国五十年的文学》《中国五十年的哲学》作为参考读物。

应该说，《分周教学方法纲要》教学目标明确，内容分析精当，教学要求清楚，推荐拓展阅读的材料合理而新颖，并重视学生辩证思维的培养，注意引导学生走出死读书的藩篱去关注现实社会。这些在指导教师的教材分析和课堂教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针对性、适切性和便捷性。

（六）教学条件

江恒源认为，国文教学必须有配套的教学设备和教学条件为支持，“就学校设备一方面言，应注意于国学、国文学、图书馆之组织于教学两方，均获有适用之工具”[1]33。江恒源特别重视学校图书馆的建设。他说：“学校经费，无论如何支绌，而关于国学国文学一项，不可不有一应有尽有之图书馆，以资教学之用。凡属精读必读之书，自以学生自备为原则，惟学生贫富不齐，学校亦不可不量为供给，以弭缺憾。至于各种浏览之书，为类既繁，范围亦广，更非学校莫办。”[1]38江恒源还特别强调图书馆在校园中的位置安排，主张“图书馆宜接近国文教室”，因为“除定时上课外，师生且可时时共同作用于其间，其效益当视定时上课为尤著矣”[1]39。这种处处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中心的做法，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从以上六个方面来看，江恒源对高中国文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立体的、多维的、全面的，也是务实的、富有创造性的，为早期语文教学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

江恒源关于高中国文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中国语文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当下的高中语文教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课程目标的制订要指向关键能力的培养

高中语文课程目标究竟是什么？它与初中语文课程有何不同？它究竟是以应试为课程目标，还是以学生的语文能力发展和提升为旨归？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在这方面，江恒源提出的高中语文教学目的是有借鉴价值的。江恒源的《国文学教学法商榷》是从文学维度来制定高中语文“教学目的”的，且所用“教学目的”一词与今天所说的“课程目标”有些差异，但是他立足与文学密切相关的三大关键能力（识别力、鉴赏力、创造力）来确定教学目标的做法是很有价值的。当下，在语言、思维、文化、审美这四个维度构成的语文素养框架下，高中语文教学需要培养学生哪些语文关键能力，如何培养学生的语文关键能力，以及为学生未来的语文学习奠定怎样的基础，都是语文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二）教学内容的选择要聚焦语文核心素养

新修订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核心素养”这个概念，应该说是具有科学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因为语文学习原本就是开放的领域，涉及内容比较宽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语文的宽边界就把语文学习变成了一个“大杂烩”，什么都往语文这个“锅”里放。语文教学需要紧紧围绕学生从事语文学习所必备的品格和能力，培养能使他们终身受益的语文核心素养。因此，语文教学在教学内容选择上应该突出价值性和可持续性，在教学内容呈现上应该体现连续性、系统性、进阶性，要聚焦语文核心素养，抓住“语言建构与运用”这一核心中的核心，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审美品味，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发展学生文化传承和理解能力。江恒源的《国文学教学法商榷》《国文读本》已经在这方面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积累了实践经验，值得当下语文教学很好地加以借鉴和汲取。

（三）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能力与习惯

“教是为了不教”，这是叶圣陶先生的经典名言。叶圣陶主张，“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与，而在相机诱导”[4]30。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正确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提升他们的语文核心素养。因此，引导学生亲近母语，学好母语，形成自主学习语文的实际能力才是关键。在这一方面，江恒源进行了成功的尝试。他非常重视学生语文学习方法的指导和训练，如前文所说读书法、抄录法、作业法、创作法、笔记法，这些都是对传统语文教学方法的慎重选择和合理借鉴，实实在在，很贴地气。所有方法都是指向学生的学习方法，教师的职能就是教会学生学习，这等于抓住了语文学习的牛鼻子。什么是好的语文学习方法？合适的方法就是好的方法，能让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这个常识常常被人们忽视了。其实，语文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不在于花样翻新，而在于踏踏实实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能力和习惯。

（四）语文教材要为学生打开语文学习的“天窗”

语文教材是重要的语文教学资源，是语文教学的凭借和抓手。语文教材究竟应该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学生面前，语文教材在培养和生成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方面究竟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值得语文教材编写者深思的问题。客观地说，江恒源编写的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国文读本》在某种意义上毕竟具有探索性，从今天的视角看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套教材在许多方面提供了一些范例，比如，对高中教材选文的经典性和时代性、基础性与选择性、学术性与应用性的关系的处理，对工具与人文、文言与白话、阅读与写作、知识与能力、思想与趣味等方面的兼顾。语文教材应该能为学生的语文学习打开一扇“天窗”，成为引导学生走向语文深处的“桥梁”。语文教师应该本着“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有意识地去寻找、发现并建构用于学生生命成长的学习资源[5]。

（五）教学设计和安排要体现序列性和渐进性

语文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各个学段学什么、各个学期学什么、各个单元学什么、每篇课文学什么、每一堂课学什么，应该有相对合理的设计和安排。语文教学绝不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那种信马由缰、杂乱无序的教学，那种深一脚浅一脚、能力层级不分的教学，那种每一堂课基本雷同的教学，不仅会导致学生丧失语文学习的兴趣，而且不利于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养成。语文教学要形成相对完整的系统，按照不同年级、不同学习程度进行规范有序的设计安排，“学习任务设计应体现出任务的整体性、有机性及延伸性，以解决教学程序梯度层次模糊问题”[6]。在这方面，江恒源的《分周教学方法纲要》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它把高中整个教学落实到每一周，将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的培养有层次、有序列地分解到每一次教学里，引导学生拾级而上、不断攀升，对当下语文教学具有参考价值。

（六）要为学生语文学习提供丰富的资源和便利的条件

语文课程必须确立开放意识，不断拓展学生语文学习的路径，丰富学生语文学习的资源，让学生在广阔知识背景下享受语文学习的乐趣。高中语文教学要积极创造教学条件，引导学生亲近图书馆，与名家名著对话。江恒源重视学校图书馆建设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他不仅要求学校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图书资源，还主张图书馆位置要靠近国文教室，目的是方便学生的阅读，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当前，不少学校的图书馆变成了一种摆设，既不能发挥服务教学的功能，又缺乏对学生阅读心理和阅读诉求的关注。成尚荣有一篇文章，题为《把学校建在图书馆里》。文章题目蕴含的观点虽然是一种文化愿景、一种理念的光照，却启示我们语文教学必须为学生的阅读创造便利的条件，让学生在图书中行走，在阅读中浸泡。唯有如此，语文教学才能引导学生通过真正“在场”的学习推开语文的美丽之门，瞭望语文的万千气象。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语文教学也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语文教师应该学习语文先贤筚路蓝缕的探索精神，继承和吸纳他们优秀的语文教育思想，以学生的语文素养提升为宗旨，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开拓语文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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