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与非理性因素粘连的现实镜鉴

赵仁青，黄志斌

摘要：本能涌动、利益驱动、敌意煽动、“瓜民”推动等要素经常杂糅在一起，成为网络舆情与非理性因素粘连的介质。非理性不等于反理性，其与网络舆情粘连后的效果喜忧参半，既可以使情感共振，强化价值认同，又可以使民意畅达，促进良治形成，还可能使群体极化，导致网络失序，甚至使得舆情蔓延，影响社会稳定。在尊重非理性因素自身特征、与网络舆情相互作用规律的基础上，要巧妙利用非理性因素促成正向网络舆情，精准亮剑非理性粘连导致的负向网络舆情，系统治理非理性因素催生的网络生态乱象，切实增强社会主流舆论的网络话语传播力。简言之，积极发挥非理性因素在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正向功用，针对性地消解或降低其消极破坏力，给非理性因素“袪魅”、正名。

关键词：网络舆情；
非理性因素；
粘连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2）05-0083-09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1］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十四五”时期，数字化的迅猛发展将助推信息化建设，为中华民族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数字中国将吸纳更多国人加入到网络空间中。人多的地方事就多，“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2］。因此，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的相关基础性研究，不断提高党媒官媒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有效保障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学界亟需做好的一项工作。

粘连是指人们用介质将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物體相互连接在一起，也指事物之间或构成事物的诸要素之间的联系。日常生活中的粘连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只要用法得当、适度，就有其作用和价值。网络舆情是人们以网络为载体，对社会事件、社会现象的态度、观念、意见、情绪的表达、传播与互动。根据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3］。网络信息技术极大地拓展了人民群众的公共生活空间，越来越多的人们习惯于网络生活，也更倾向于选择通过网络沟通信息、交流思想、抒发情绪、表达诉求等。非理性因素存在于人的主观世界中，它是信念、情感、意志、欲望等主体意识形态与顿悟、冲动、直觉、幻想、灵感等主体心理结构的综合。其与网络舆情高度粘连，频频出现在各类舆论风暴中，非理性消极行为给生产生活带来种种实际危害，给社会治理增加了挑战难度，固化了人们对非理性因素的负面刻板印象。人们对非理性因素是否存在误读与偏见？非理性是不是就是反理性？非理性因素是不是有百害而无一益？能否剔除？正确认识非理性因素及其与网络舆情的粘连，是在社会治理的大格局中有效引导网络舆情、积极建设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的必要前提。

马克思曾说：“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受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4］透视人类文明史，可以清晰地看到，非理性紧密地伴随着理性展现在人类历史进程的每个重大事件和每个重要时间节点中，这是因为人类精神的完整内核就自带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因此无法剔除其中的任何一方面而独自存在。

一、网络舆情与非理性因素粘连之因

本能、利益、敌意、旁观者心理等都有可能是网络舆情与非理性因素粘连的介质，它们经常杂糅在一起，集体发力，进行“串并连接”。

（一）本能涌动

网络舆情与非理性因素的粘连很多时候是一种本能使然。互联网通信技术赋予人们更多的话语机会，在网络空间里，时空被压缩，权威被消解，规则被淡化，理论上人们可即时与世界上的每个人进行交流和对话。人们在网上说什么与怎么说，具体内容和方式都是无法确定的，能够确定的是人们一定会言说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遭遇相关的内容，且一定会用自己熟练的方式去言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因此，人们说不出自己经历之外的世界。至于怎么说，是使用理性的方式抑或使用非理性的方式，二者并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一方面，网上一些看似理性的话语中渗透着感性的内容，这些头头是道的观点与说辞中，也一定带有言说者个人的情绪、情感、政治倾向、现实需要、个体欲望等非理性色彩。另一方面，非理性因素参与网络言论发酵成网络舆情的过程中，也须臾离不开理性表达方式如概念、判断、推理等多种具体言说形式的助攻。网民作为具体个人的有限理性，为网络舆情和非理性因素亲密粘连提供了可能。通信技术模拟的网络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再现，其虚拟性模糊了现实生活中的“理性经济人”对自我言行的许多约束，网民参与讨论、发表意见时往往会放弃趋利避害和利益最大化的计算，更容易情绪化、本能地表达观点和立场。他们“在发表意见时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倾向做出主观判断，尤其是在面对‘收益损失’和‘群体压力’时，并不能很好地符合理性人假设下的模型化运算结果”［6］。因此，非理性因素与网络舆情之间的粘连既是人的一种本能使然，相较于其与线下舆情的粘连又显得格外鲜明和突出。

（二）利益驱动

每一种网络舆情的发生都源于特定群体的某种利益诉求，非理性因素需要、欲望则是利益诉求产生的心理基础。“需要是人对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依赖关系的自觉反映”［7］164，当这些条件无法被满足时，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会在内外信号的强烈刺激下不断升级为一种内心渴求的欲望状态。正常人在日常生活中，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些欲望，这是维持生命有机体适应性的保证。马克思曾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8］网络舆情作为一种话语传播活动，积聚了人们现实中关注焦点、难点、痛点、热点问题时的个人感受，反映了特定群体的自身需要与欲望尚未得到满足的现实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情绪情感。网络舆情是社会意识活动状态的表达，包含着人们的思想倾向、理性认知和心理需求，因为其表征了带有共性的社会问题，所以会赢得人们情感上的共鸣、行为上的跟风跟帖，再借助发达的网络技术获得迅速传播扩散的原动力。当然，网络舆情也会随着网民现实利益关系的调整、理性认识的提升、非理性感受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7］103，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人们在网上畅所欲言、表情达意时，背后总是会有若隐若现的各种现实利益的纠缠。思想与物质、精神与肉体、言论与行为作为一对对矛盾，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网络舆情实质上是真实世界矛盾的转场，是人们内心意见、想法、需要、欲望的呐喊与嘶吼。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次网络舆情发生时，非理性因素粘连其中的真正根源还在于，利益从不缺席网络舆情的“盛宴”。

（三）敌意煽动

网络的开放性为敌对势力利用非理性因素煽动网络错误言论形成负面网络舆情、遏制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梳理这些年发生的网络事件，可以发现其中不少事件都有外部敌对势力作祟的身影。最近两年在反华道路上高歌猛进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在2021年底公布的20202021年度的“年报”中，最引外界注目的是它的经费来源，号称“独立智库”的ASPI超八成经费来自政府和西方国家，最大的海外金主是美国。端人碗，受人管，美国给予ASPI的绝大多数经费都是要求这个机构进行“命题作文”，按照东家授意，ASPI分别设置了中国**、中国人权、中国人才、中国科技、中国海外影响力、中国疫情、中国经济等方面议题专题式集中抹黑中国［9］。以ASPI为代表的西方反华机构通过移花接木、涂层叙事、以偏概全、无中生有等方式，“无所不能”地进行网络事件炒作。他们利用人人皆有的非理性心理因素点燃网民的非理性情绪，吸引其参与网络互动，诱导大家进行非理性发声，提高网络舆情热度，将其升级为网络舆情危机，以期营造掣肘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内外舆论氛围，妄图延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然而，并不是每个网民都能够对真真假假、是是非非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并且在网络信息茧房里，人们更容易丧失理性思维，成为乌合之众。非理性的从众心理启动后，真相有时将变得不太重要，网民更愿意选择大家普遍都相信的，哪怕它是谣言。非理性因素经过境外敌对势力蓄意粘连后形成的网络舆情有的特点鲜明，较好辨识，但来势汹汹，暴风骤雨般地冲击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有的显得隐晦委婉，或明或暗，较难辨认，会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削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力。比如，这两年在青年群体中普遍流行的“躺平主义”网络亚文化，影响了蓬勃发展的社会氛围，萎靡了不少青年的人生斗志。敌对势力还蓄意采用多种卑劣手段将非理性因素注入网络平台，蛊惑网民将小事闹大、大事“闹炸”，鼓噪反向网络舆情，干扰视听。“非理性因素的角色走向失控，本能冲动、集体无意识等‘乌合之众’的作为，让网络舆论场难以形成和维系良好的规则秩序。”［10］

（四）“瓜民”推动

网络中“吃瓜群众”的旁观者心理是将网络舆情与非理性因素粘连的一种新的介质，与上述敌对势力有意为之相比，无意为之则是其显著的特点。“吃瓜群众”是一个网络用语，指在网络论坛和平台中，博主发帖讨论问题后神速排队跟帖盖楼的网民。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7）》显示，“吃瓜群众”入选2016年中国媒体十大新词、2016年度十大网络用语［11］。“吃瓜”的“瓜”最初是指瓜子，后来迁移到形象更为丰满的“西瓜”上，“群众”特指网民。用“吃瓜”形容网民，诙谐中带着戏谑、调侃，充满了无厘头的恶搞意味，该用语现在已经广泛用于各种表情包中。“吃瓜群众”的围观心理是一种典型的非理性样态，也是一种非典型的非理性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它直接浸润到网民的网络行为之中。无意识、直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主导了网民潜意识心理，网民下意识地跟帖盖楼，并没有特别明确、合理的动机，但是无厘头的行为之后，却能带来情绪的舒畅、精神的愉悦。行为与动机之间毫无因果联系，无逻辑可感，无理性可言。网民什么时候、在什么网络平台、因为什么成为“吃瓜群众”，都是无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吃瓜群众”数量、“吃瓜群众”情绪的起伏变化、“吃瓜群众”的言行等一系列不可控因素使得网络舆情的发生往往猝不及防。“‘吃瓜’舆论场是一种被公众情绪裹挟的场域，‘吃瓜群众’在这个场域中不仅是以看客身份存在，更是最直接的参与者、推动者、动员者。公众的情绪、情感作为‘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左右着舆论发展的走向。”［12］当前，在自媒体与智媒体的双重叠加影响下，“泛娱乐主义”的吃瓜心理，搞怪的网络言语行为，无意之中造成的舆情危机都是实实在在的。

二、网络舆情与非理性因素粘连之果

多种复杂介质将非理性因素牢牢粘连在网络舆情上，粘连后的效果却喜忧参半，在对非理性因素摒弃先入为主的成见后，应辩证分析其价值，非理性不等于反理性，“正确认识和把握非理性因素是未来社会治理尤其是舆情治理方面关键性课题之一”［13］。

（一）情感共振，强化价值认同

网络舆情中的非理性因素如情绪的共振与传导能够凝神聚气，降低社会主流价值断裂风险，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理性和自由在狂飙激进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得到张扬，人的原子化表征愈发明显，人们似乎不再需要通过劳动实践来确证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不再需要意识、欲望、直觉、情绪、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构筑自己的精神世界。理性主义似乎成了支配世界的“绝对精神”，社会冷漠、道德滑坡、价值多元化等现象加剧了社会有机体整体解体的风险。然而，在网络交流实践过程中，人们可以找回自身的完整性，网民在各大论坛平台、自媒体客户端等交流互动，不仅有理性地就事论事，更有真情实感的本真流露。基于具体现实事件引发的网络讨论进而形成的虚拟舆论场会触动每一个卸下理性防备的自我戏称“吃瓜群众”柔软的内心，他们会在心中产生愤怒、谴责、同情、怜悯、认同、理解、慈悲等各种相似的情绪和情感体验。共通的情绪、情感反应弥合了现实中由原子化、理性化撕裂的个体之间、群体之间的心理缝隙。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阶段，具体的个人都“不是处在某種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4］。人们在网络交互过程中，抛开了现实世界的理性盔甲，各种非理性因素帮助人们看到了人自身应该有的真实模样。人不应仅仅是一种理性的社会存在物，更应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自然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4］。个体情绪→群体情感→社会期望，网络舆情中情绪情感的动态演化释放出巨大能量，并动员人们参与到线下行动中。中国政府人民至上性的本色决定了其必然会积极回应网民的呼声，采取具体合理的措施，解决相关问题。

2022年1月中旬，北京疫情防控中形成网络事件“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网民从开始的关注、同情当事人，到呼吁政府职能部门严查、给说法，再到“威海警方通报岳某寻找的儿子已死亡”，舆情热度骤降。但是，“吃瓜群众”并没有一哄而散，而是在网络留言中对当事人给予了更多的怜惜、感叹和情感支持，对政府的及时反馈和温情做法给予了充分理解和认同。各种复杂情感交织使得此事成为网络事件，尽管该舆情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但是情绪情感在参与网络舆情酝酿过程中增加了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黏性。“吃瓜群众”更加亲近社会，也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中华儿女特别善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承受的民族特征的自我认同，凝聚了社会共识，默认了政府通报的权威性，确保了社会稳定和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

（二）民意畅达，促进良治形成

非理性因素高度粘连下的网络舆情可畅达民意，促进良治形成。制度是治理的前提，治理是制度执行力的表现，良制与善治是中国由大变强的重要保障。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与健全包容性的对话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极具开放性、即时性、匿名性、交互性的网络空间为人民群众表达意见、交流看法、主张诉求、参政议政等提供了新的通道。需要、欲望、情感、冲动、信念、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包裹着各式言论频频亮相在每一次网络讨论中，公知、大咖、大V轮番高谈阔论，普通网民围观参与形成的网络舆情泥沙俱下，但其中也蕴含有对社会主旋律的弘扬、对主流舆论的声援、善意的献言献策、建设性的舆论监督等正面舆情。积极认同是对政府已有良治的鼓励和赞赏，好言相劝是对政府改善治理的温馨提醒；
另外一些刺耳的网络声音中的合理性成分，对于政府完善治理同样具有正面作用。网民的网络素养参差不齐，负面网络舆情中充斥着一些不合理的成分，如膨胀的欲望、简单粗暴的情感、不假思索的冲动等。这些异样声音可以敦促政府自省社会治理效果，倒逼问题整改，防范重大风险，进而不断提升治理水平。“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3］网络舆情是现实民情民意、时代问题的间接表达。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网络平台给人们对话协商、建言资政提供了无限开放的空间，对于政府疏导民情民意、吸纳合理建议、增强现代化治理能力不无裨益。

（三）群体极化，导致网络失序

如果对非理性因素粘连后的网络舆情缺乏正确和及时的引导、规范，就极易导致群体极化、网络失序现象的出现。人的精神世界里非理性因素的客观存在为大数据引流、算法推荐诱导网民信息选择偏好奠定了心理基础，网络空间的同气相求现象使得信息茧房极易形成。近年来，失去理性约束的网络极端言论、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网络生态乱象令人担忧。“作为算法权力的产物，‘信息茧房’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受众个体造成信息束缚；
另一方面又是受众在信息超载情况下的一种自觉选择。‘信息茧房’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对凝聚社会共识存在潜在威胁”［15］。一些人在现实生产生活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遭受挫折打击后，情绪低落、意志消沉、错误归因，不切实际地求全责备，在网络平台上借题发挥、宣泄情绪，誓言报复社会和他人；
另一些人，看中了流量带来的经济效益，任凭私心物欲放纵，为博取眼球，无底线地批量生产图像套路其他网民，甚至瞎编乱造，制造话题，蹭热点求关注；
还有一些人故意在网络中冒充专家大咖，发布不实言论，设置夹带价值预设私货的话题，抹黑政府，传播恐慌心理。如在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2021年各季度GDP数据后，有所谓大V在某网络平台设置话题：“中国经济怎么了？”很快引来了大量网民围观。看完博文，再回头仔细推敲这位大V设置的话题，可以看到其表述中已经暗含了价值预设：“中国经济不行了。”整个长篇大论中，此大V只似是而非地谈问题，闭口不谈成绩，表面忧国忧民，实则在玩“高级黑”的网络谣言把戏。一般网民很难在这种颇具隐蔽性的话术下识破其险恶用心：利用网络摧毁人民群众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信心和对中国政府积极作为扭转不利局面的信心。大数据、算法技术将网民分门别类地置于不同的“网络房间”，志同道合者在同一个房间中不断发声形成回音室效应，淹没了其他声响，群体失去理性规制后，容易出现偏听偏信行为，产生悲观主义氛围。近年来，部分网民非理性心理野蛮生长，群体极化带来的乱象不仅是虚拟的，更是肉眼可见的。

（四）舆情蔓延，影响社会稳定

网络事件发端于物质世界，非理性因素参与网络舆情发酵后形成的网络风暴必然会像浪潮一样反扑物质世界，影响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人们在网络中吐槽发泄对现实中的不满，然后再将网络中集聚的颓废情绪、消极意志、脆弱信心、贪心欲望等各种非理性负能量带回到日常生产生活中，以破坏性的行为进行再释放。一是影响社会发展。上述所谓公知大V故意蛊惑人心制造的网络恐慌心理，导致网民悲观情绪蔓延，如果不加以有效应对，就会影响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消费。若老百姓对经济发展预期信心不足，捂紧口袋，消费和投资意愿低迷，则难以刺激经济发展，国家计划生育中三孩政策也必将受到影响。二是带坏社会风气。流量经济带偏影视文化作品的生产方向，资本介入网络空间，雇佣网络水军发帖控评，操纵其他网民盲目跟风，一些低质量文化产品被错爱，恶性模仿效应十分严重。“信息技术变革下的大众在心态和诉求上表现出新特征。大众追求图像的虚拟性和體验性，具有强烈窥探欲和好奇心。”［16］此前一段时间，部分文化产业市场主体只盘算如何迎合、取媚观众，不太注重通过文化作品引导健康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如哈韩、哈日、娘炮文化的泛滥，就给青少年群体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三是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共识。非理性主导下的网络舆情极化现象容易严重影响现实社会，社会阶层固化持续，流动放缓，不同阶层之间分裂感加重。网民的情绪消费缺乏定力，仅仅止步于网络的围观点赞和随手转发，三分钟热度难以真正提升现代公民的民主素养，更无法实现线下的积极出谋划策、参政议政。社会各群体之间沟通阻力增大，稳固管用的社会共识难以形成。

三、网络舆情与非理性因素粘连之治

将遮盖在非理性因素参与网络舆情形成发酵过程的神秘面纱揭开并进行解读不是最终目的，重要的是如何在尊重非理性因素自身特征、与网络舆情相互作用的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发挥非理性因素的正向功用，有针对性地消解或降低其消极破坏力，这是给非理性因素“袪魅”、正名的终极价值。

（一）巧妙利用非理性因素促成正向網络舆情

巧妙发挥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因势利导促成正向网络舆情，助力社会稳定与发展。学界相关量化研究已经显示，“个体围观行为支撑人类网络群体行为宏观演化。作为一种宏观系统层面涌现，人类网络群体行为必然被微观行为支撑，网民是主要微观行为体”［17］。非理性因素作为人们言行背后的本能力量，虽然无法剥离其与网络舆情之间的天然粘连，但可遵循从思想到行动、从个体到群体的路径以扬长避短。

一是利用理想信念激励个人成长成才，确立群体共同价值观念。作为现实的人的完整性，血肉之躯承载着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七情六欲的萌发皆有其生理和社会依据。理想、信念是人的主观心理，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和指向性，融于主体的认识活动中。网络舆论场提供的感官式体验，使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有身临其境之感，传统的理论灌输、正面说教也许会遭到莫名的反感。但是，在真实事件构造的虚拟化情境之中，普通人物的平凡之举、英雄人物的伟大壮举都可能使得网民热血奔涌，这是一种非理性状态下的本能冲动，在内心的巨大震撼中，网民的信仰被升华、思想被洗礼。中印边境摩擦中勇敢作战、光荣牺牲的陈祥榕小战士的感人故事，其质朴语言“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一经媒体报道，在网络空间就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无数国人为之动容、泪目。由此形成的正向网络舆情激发了一大批年轻人参军戍边的行为，当兵成了年轻人的新时尚。崇拜、致敬英雄蔚然成风，进一步凝聚了全体人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共识。

二是利用情感与意志培育公民良性社会心态。利用大数据技术向网络用户推送信息和议题时，可以考虑给予普通人更多的关注与温情。各大网络平台、客户端应侧重共情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多记录底层大众的所思所想，用自己人教育自己人更有说服力。2022年春节前后，双相情感障碍症患者、天才翻译家金晓宇及其家人的真实故事经各大媒体广泛报道后，被迅速推上网络热搜。网民带着好奇心读完故事，评论区真情实感的留言，道出了人间的几多辛酸和倍加值得，温暖了料峭寒冬中每个为生活奔波的普通大众。同时，此报道也以大众视角展示了一种向上生长的榜样：即便命运虐我千万遍，我仍可以以平和的心态、坚强的意志与命运、与病魔抗争，获得成功和尊重。从精神维度看，满满正能量形成的网络舆情舒缓了人们被命运操纵的压迫感和无力感，缓和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各种冲突。大众化的朴素情感在网络里被看见、被善待，这会极大地融化“吃瓜群众”曾经遭受不公后可能积累的怨气和戾气，受伤的心灵得到间接抚慰，社会张力逐渐被缓释。总之，从细处着眼，巧妙运用非理性因素，小题大做，主导形成正向网络舆情，可提升社会向心力，助力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

（二）精准亮剑非理性粘连导致的负向网络舆情

一是要快。网络舆情初期，“关注者和参与者人数增加最快，网民发表意见次数最频繁、最活跃，从而也可能是网民情绪急速积聚时期，要予以特别关注和积极引导”［18］。快速反应是有效应对网络舆情的先决条件。负向网络舆情的形成过程尤为短暂而急促，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不满、憎恨、焦虑、愤怒、怀疑、恐惧等非理性心理，若不及时应对，任凭其演化成线上线下舆情危机，将导致难以估量的后果。因此，在网络舆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涉事治理主体就应站出来发声，表达出正确立场与严重关切，不拖延、不扯皮、不含糊、不护短。治理主体要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实事求是地告知公众，在权限范围内对违规违纪违法当事人惩戒到位，同时要对受害方辅以合适的人文关怀和合理的利益补偿。公平正义得到彰显，弱小得到庇护，民怨得到平息，舆情自然就会冷却。虽然有学者研究发现所有网络舆情都有一个自然的生命周期，但是重视快速主动干预负向网络舆情，可加速其凋零进程，及时止损，有助于修复涉事治理主体正面形象。

二是要准。除了要快速做出回应外，还得准确识别和判断出舆情的性质、类别、矛头指向、激烈程度等重要信息，这是有效应对网络舆情的必要条件。网络舆情的性质有善意、无意、恶意之分，内容可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之分，矛头指向可能是个体、企事业单位、政府行政机关等，激烈程度可有一般、中等、严重之别。准确掌握网络舆情的相关指征，尤其是舆情的性质，才能精准亮剑。善意的正向网络舆情有助于主流价值观念的弘扬和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对其当然要予以保护；
而对无意或恶意造成的负向网络舆情，亮剑意味着鲜明的批判立场。治理主体要在舆情发生之初，“通过特定数据挖掘和信息处理技术，检测和评估特定地区的公共议题关注热度、变化趋势以及讨论角度、态度情感等问题”［19］，把握住关键信息点，直面负向舆情症结所在，确保能够做到及时、适度、有效亮剑。激浊扬清无疑会提高舆情治理主体的公信力。“信任是形成社会秩序的核心元素。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必须依赖信任。没有信任，人们无法达成共识，而社会秩序正是共识的产物。”［20］旗帜鲜明地批判、解构非理性因素粘连下的网络舆论场中各种错误思潮和论调，能够驱邪扶正，不断增进社会共识。

（三）系统治理非理性因素催生的网络生态乱象

一是要化解现实矛盾，缓解利益冲突。网络舆情与非理性因素的高度粘连有时能够直观呈现出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无形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对社会基本矛盾处理得当，疫情防控有力，社会持续稳定，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但是，还要看到复杂的外部情况的影响，大国关系波诡云谲，地区冲突不断，疫情肆虐全球，国际供应链紊乱等消极因素同时存在。风险社会已经来临，治理主体要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对各领域存在的风险挑战不能有麻痹大意心理，尤其要重视从源头上治理当下网络生态乱象。“一种意识形态，如果它不符合人们的利益和经验，就决不会成为这些人的意识形态。”［21］非理性因素粘连网络舆情催生的网络生态乱象是当前社会生产生活领域各种利益矛盾的网络延伸。治理主体要胸怀人民，把网络舆情处置工作前移到对老百姓现实民生诉求的回应上，彻底厘清网民负面情绪的现实源流，解决问题时应既有力度，又有温度。从根本上讲，负面网络舆情的治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与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同一个系统工作。老百姓关注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与自身密切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心平了，气顺了，社会就和谐了，少了戾气，多了和气。当主流意识形态符合人民大众正常认知和根本利益时，网上自然就不会有那么多杂音乱象。

二是要增强网民法治意识，完善公民参政议政制度。标本兼治地对网络舆论场生态乱象进行系统清淤清污。善治在场，良制同样不能缺席。网络虚拟空间打破了传统媒体发布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边界，权威控制被削弱，人人手持麦克风皆可言说与叙事，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依旧不可在此戏说、胡说。“党高度重視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1］近年来，国家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新形势的变化，制定了一系列涉网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于治理网络乱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依法办网管网、增强网民法治意识和自律观念时，还要完善公民参政议政的相关制度，因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度是衡量社会民主的重要因素，经济和文化观念的统一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前提”［22］。若只是把之前的制度漏洞补上，只是规范网民的言行，却没有拓宽老百姓参政议政的渠道并将之制度化地稳定下来，则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只是暂时被掩盖了一部分而已。随着现代公民民主意识的觉醒，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而网民情感对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作用很大，这种合理的情绪和意愿应当得到制度的有效护佑。因此，在治理网络乱象的过程中，制度供给要充分、平衡，既要堵住豁口，又要疏通舆情，给予人们足够的、可以言说的民主制度保障。

（四）切实增强社会主流舆论的网络话语传播力

主流媒体与官媒应履职担当，强化自身责任意识。作为政府机关的喉舌，主流媒体与官媒要为党的指导思想、国家大政方针鼓和呼，仅有政治正确还不行。牢牢占领网络意识形态宣传主阵地不是一句空话，主流媒体与官媒不仅要使自己发出的声音够大，而且还要确保能够入眼、入耳、入脑入心。在整个网络舆情系统治理过程中，主流媒体与官媒应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正面传播力。网民心理接受程度和对主流媒体的信任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舆论场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力和引领力。因势利导非理性因素，助力形成正向网络舆情；
正面交锋负向网络舆情，精准亮剑非理性因素泛滥后的网络乱象；
调整利益关系，丰富完善涉网制度供给，规范网络秩序。除上述治理策略外，主流媒体和官媒能够积极作为的还有很多。

“信息化时代，突发事件会格外引起公众的关注，事件发生后经过网络媒体的报道，网民们带有主观性的表达、虚假信息以及网络谣言在网络平台不断交织，这些都使政府相关部门对舆情的管理和引导难度进一步增大。”［23］“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困境之根本和实质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流失。”［24］分析原因，才能找到对策。“要根据网络时代传播技术的影响，思忖网络时代受众接受心理与传播形式的变化，探索网络话语的内容选择、词汇特征、语言风格以及传播形式等，进而形成让网民乐于接受的网络话语运作模式。”［25］从意识形态传播对象来看，作为受众的网民普遍心理是，在社会发展的正常状态下，更为关注与自己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事件、话题互动，虽然琐碎，但是接地气，容易共情。对于高大上的内政外交、国际风云变幻，在重大关键时期且与自己有莫大关系时，他们才会较多关注。所以，主流媒体与官媒在导向明确的大前提下，可以探究将政治正确融入老百姓的街头巷尾、茶前饭后、田间地头等日常生活之中，让新闻“看见”百姓，而不是百姓看见新闻。宣传逻辑上，不仅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而且要契合普通网民常常情理融合、既对事又对人的非理性心理。网络宣传读图趋势、网民碎片化阅读习惯、网民主体意识觉醒等特征愈发明显，主流媒体与官媒应主动适应信息技术背景下的这种新变化，并能快速解锁这种宣传新技巧。要精心制作短视频和图片新闻报道，在平台或客户端推送能够舒缓精神，培育健康、包容心态的“真鸡汤”。后台要及时、暖心地与网民留言互动，只有打动人心，才能获得真心。因势利导非理性因素影响下的网民心理对主流媒体与官媒宣传往往能够起到画龙点睛之效果。但是，也不能在网络宣传过程中一味示好网民，要特别注重发挥网络报道和新闻宣传的政治导向功能。

总之，非理性因素不是洪水猛兽，无需大加批判，避之唯恐不及。在网络治理过程中，各类治理主体以及主流媒体要正视网络舆情形成的非理性心理机制，注重发挥彼此工作之间的协同效应。同时，还要善于扬长避短，积极利用非理性因素营造正向的网络舆论氛围，为社会稳定运行保驾护航，进而助力保障网络安全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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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ty Mirror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d Irrational Factor Conglutination

ZHAO Renqing1，2， HUANG Zhibin1

（1. School of Marxism，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601，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Instinct surging， interest driven， hostile incitem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rubberneckers are often mixed to become the medium of adhesion betwee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irrational factors. Irrationality is not equal to anti-rationality， and the effect of its adhesion with online public opinion is mixed， which can make emotions resonate and strengthen value ident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make public opinion open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good governance. It may also polarize the population， leading to network disorder. It even spreads public opinion and affects social stability.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rrational factors and the law of interaction with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we should skillfully use irrational factors to promote positiv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eliminate negativ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aused by irrational adhesion of precision sword， systematically govern the chaos of network ecology caused by irrational factors. We will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online discourse power of mainstream public opinion. In short， the ultimate value of “disenchantment” and “correction” of irrational factors i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function of irrational factors in the governanc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to eliminate or reduce their negative destructive power.

Keywords：network public opinion; irrational factor; adhesion

（編辑：段明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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