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彬 周蔚华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读物的出版工作，农村读物的出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从市场属性看，农村读物具有通俗易懂的内容文本、便民实用的文本形态设计、独特的视觉识别、低廉的定价等突出特点。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农村读物具有鲜明的政治传播属性和文化政治色彩，需要将其放到体现党和国家的意志和立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激发阅读意识等文化政治视域下加以认识。
【关键词】文化政治 政治传播 农村读物 出版实践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2）12-011-08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2.12.00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19ZDA335）；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规划项目“当代中国图书出版史研究”（19XNLG07）
作者信息：张艳彬（1993— ），女，甘肃兰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出版史；
周蔚华（1963— ），男，安徽亳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出版产业研究、当代中国出版史研究。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把它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给予充分重视。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进程中，农村读物的出版对农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作为提升农民文化素养、巩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系统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农村读物出版历程和特点的基础上，力图从文化政治的视角阐释我国农村读物出版工作的政治功能，分析其对当前进行的乡村振兴工作的借鉴作用。
一、农村读物的出版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及出版部门高度重视农村读物出版发行工作，顺应农业农村发展与改革大势，以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为宗旨，大力推进农村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走向繁荣。
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把农业农村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为推进全国范围内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政治教育，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工农通俗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1949年9月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9条中就明确规定，应“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1]1950年9月，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通过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五项决议，明确要求为配合工农兵的识字教育与文化政治教育，应大量出版业余课本、政治常识、生产知识、科学知识、生活常识、文艺作品等通俗书刊，并应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渐提高。[2]（648）1950年，出版界在工农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上取得较大成果，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和各地总分店编印了大量工农通俗读物，如“工农的书”等，以逐渐替代“旧的有毒素的”通俗读物。[2]（867）1951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全国宣传会议制定了《关于加强工农读物出版工作的决定（草案）》，明确“党在出版工作中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应是改变过去对工农读物注意很少的情况，用最大的力量来满足工人农民的要求”。[3]1951年，供识字使用和宣传政策法令的农村通俗读物的出版有了显著发展，如《农民文化课本》《三字经》《惩治反革命条例（图解通俗本）》等销路宽广。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涨和新中国文化建設的开展，农村对通俗读物的要求日益迫切，1955年“经新华书店和供销合作社发行到农村的一般图书（不包括小学课本）已达2亿2千万册（份）”。[4]（19）虽然农村读物的数量有一定增长，但在内容方面仍有不少问题，如“绝大部分是以农村三级干部为对象，真正适合于识1 500字左右的农民看的为数不多；
内容方面也往往不切实际，有些书籍还有政治性或政策性的错误”。为此，文化部党组在1956年《关于加强农民通俗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提出：“每年应该大量地有系统地出版进行政治教育的、宣传时事政策的、介绍文化科学知识的、业务知识的、生产经验的、宣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以及文艺活动资料等方面的通俗图书，以适应广大农民的需要。”[4]（12-13）在发行环节，文化部和供销合作社发布加强农村图书发行工作的指示，要求1956年内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所有基层供销社都应增加图书发行任务，在基层供销社领导下的文化用品商店必须经营书籍，[4]（20）1956年3月以后，各地的供销合作社已普遍开展图书经营业务。[5]
20世纪60年代初，为适应支援农业的迫切需要和加速技术改造的发展趋势，广大农村的干部、知识分子和识字农民急需学习生产技术和提高文化水平。因此，1960年后，各地区出版一系列通俗丛书，如上海市出版局的“工农通俗文库”、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农村青年知识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湖南农村文库”、农业出版社的“人民公社小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学文化小丛书”等。其中，“工农通俗文库”的出版备受关注。1960年，文化部提出出版“工农通俗文库”“工农百科知识文库”支援农业发展，其中“工农百科知识文库”的出版工作于1961年停止，而“工农通俗文库”以具有高小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为对象，由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出版。[6]（175-176）1962年，文化部拨出3 000吨纸给部分中央一级出版社和上海市出版局，重印党团知识读物、连环画、长篇小说、字典、通俗医药书籍等500多种共计2 400万册供应农村。[6]（176）1965年，文化部委托农村读物出版社同其他出版社选编“农村版图书”，1966年后“农村版图书”选编工作被迫中断。1973年，国务院出版口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选拔适合农村需要的好的出版物，以“农村版图书”的形式出版并向农村发行，选编内容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知识读物、科学技术知识读物和工具书等。[7]（162）截至1974年，“农村版图书”陆续出版25种，1978年，随着人民出版社撤销农村读物编辑室，“农村版图书”停止出版。
2.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现代化建设成为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调动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普及农业知识，成为摆在出版界面前的紧迫任务。
国家出版局1981年召开了全国农村读物出版发行工作会议，会上明确出版部门的任务是加强和改进农村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要求“特别注意组织编写出版对农民和农村干部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宣传党的农村政策的通俗读物”，此外还应注意“编写出版有关科学文化、农林牧副渔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文娱演唱材料等通俗读物以及扫盲课本”。强调有关出版社重点做好《农村经济政策读本》《农业科学基本知识》以及《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的出版发行工作。①国家农业委员会和国家出版局决定在1982年年底联合举办全国性的农村读物评选活动，以推动农村读物的编写出版工作。1982年12月首届全国农村读物评选授奖大会举行，《农业技术普及读物》《农村实用手册》《农业经济问题讲话》、“农村文化课堂丛书”等48项作品获奖。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广大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情尤其高涨。为此，“切实加强农村科技读物的出版发行工作，使之为振兴农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农村作出更大贡献”成为当时农村读物出版工作的一个重点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1月到1983年6月，“全国共出版农村科技读物二千二百余种，总印数约一亿二千万册，平均每种印数为五万册，其中成套的丛书共一百三十三套”。①
“八五”计划实施期间，全面振兴农村经济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重要任务之一。为实现这一任务，新闻出版署要求出版社贯彻保本微利的原则，组织出版适合农村读者阅读的政治思想读物和文艺读物，组织农业科学读物、工业技术和企业管理读物的出版，且发行工作应重视服务农村，保证发行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8]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农村读物是“当代农村文库”和“中国农村文库”。上海人民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共同出版的“当代农村文库”1988年出版发行，选题方面以宣传政策法规、讲解农村改革、普及科学技术、介绍致富经验、丰富文化生活为中心内容。20世纪90年代初，四川省新闻出版局从四川辞书出版社、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等单位抽调人员成立“中国农村文库”编辑部，后在这一基础上成立天地出版社以保证文库的顺利出版。该丛书共出版五批约480种，内容包含实用技术、政策解读、法律知识、历史文化等，成为中国文化扶贫基础工程“万村书库”的首选图书。1996年，中宣部等十部委发布《关于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通知》，作为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措施，其中一项为“组织送书下乡”，以满足农民购书、读书、用书的迫切需求。
21世纪以来，中央将解决“三农”问题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致力于打造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2004年至2011年连续颁发八个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服务“三农”成为出版战线的重要任务。然而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的城乡差距明显，农村图书发行是我国出版发行的薄弱环节。1999年至2004年，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约17万到19万，而“三农”图书约1.8万种，年均不到4 000种。[9]2004年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三农”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新闻出版业有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光荣传统，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肩负着繁荣‘三农读物出版、搞活农村出版物流通、为农村群众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重要职责”。[10]到2005年，“三农”图书增至约20 000种，占图书出版品种总数的10%，2006年“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专门设立了“三农”读物出版規划，确定30多项2 000余种“三农”选题，推动我国出版业对“三农”图书的关注与参与。在出版界掀起为“三农”服务的热潮时，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建立农家书屋的工作设想，以解决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2007年这一工程在全国广大农村推开，成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并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文化扶贫成为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重要抓手。《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2011年）和《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十三五”发展规划》（2017年）均强调应重点支持“三农”出版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新时代“三农”工作进行全面部署，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乡村文化振兴的具体举措，包括推进农家书屋延伸服务和提质增效以及支持“三农”题材文艺创作生产等。[11]2021年《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加强乡村阅读投入和帮扶力度，鼓励出版单位积极参与乡村阅读推广，助力乡村振兴。[12]
为贯彻落实《规划》相关要求，出版界进一步加强“三农”读物出版及阅读推广，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众多专业出版社出版了面向农村农民的图书，为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推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此外，出版管理部门通过调整农家书屋推荐目录的推荐原则、入选名单等方式，加强有关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题材的内容引导。2018年至2020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的推荐原则之一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打好脱贫攻坚战、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农民防灾自救能力，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后，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任务，[13]据此，2021年至2022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的推荐原则调整为重点推荐一批提升农民生产技能、提高农业发展质量、促进乡村治理、倡导文明生活方式等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出版物。2019年起，中宣部和农业农村部等联合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活动，通过主题出版物阅读活动、“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推荐活动、“我爱阅读100天”读书打卡活动、“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等，助力决战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升农家书屋服务效能。
二、当代中国农村读物的出版策略
伴随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农民不断增长的多元文化需求，当代中国农村读物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出版特征和策略。
1. 通俗易懂的内容文本
内容通俗易懂是农村读物出版最为重要的一项出版策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读者群体文化水平和阅读能力普遍较低，因此，内容文本的通俗性成为编辑环节需要注意的问题。内容改写是通俗性实现的核心方式之一，这一点在“农村版图书”中可以得到直观体现。在1965年选编的“农村版图书”中，《艳阳天》的改编幅度较大，作者根据农村读者的需要进行了大量的删节与改写。据原作者的亲属回忆：“在‘农村版改编的过程中，因需要大量删节，所以父亲常常感到如同割自己身上的‘肉一般疼。但为了农民读者，父亲只能做出‘牺牲，咬牙‘割下去！原版的《艳阳天》第一卷共47万余字，而‘农村版仅为32万余字，被父亲生生砍去了三分之一，近15万字。”[14]1973年重新启动的“农村版图书”同样十分重视对原文本的加工修订，如在《南海民兵》《烽火南天》《曙光在前》的基础上精选33篇文章并逐篇审改加工推出《南海风雷》；
《学点逻辑》一书在讲解的部分加入大量案例，易于农民读者理解。
除高度重视内容文本的通俗化表达外，农村读物的编辑出版十分重视以农民喜闻乐见的视觉文本方式呈现知识内容。连环画作为一种兼具一定知识内容表达和视觉呈现的通俗媒介，在农民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广泛开展宣传新婚姻法的活动中，《婚姻法图解通俗本》《婚姻法成全了两对好夫妻》《登记》《婚姻要自主》等大量连环画出版。1964年天津美术出版社在得知华北地区的农村俱乐部急需图书时，很快编辑出版了一套“农村连环画库”（共40本，包括35种不同的作品），并且为适应农村劳动的环境，还专门设计了既利于保存又便于携带的纸匣装帧。对此《人民日报》高度评价称：“目前广大农民对美术欣赏的要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这套画的选编、出版和及时发行到农村去，真是具有‘雪中送炭的意义。”[15]
2. 便民实用的文本形态设计和独特的视觉识别
农村读物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就其文本形态而言主要偏向实用性，因此在纸张、装帧、开本上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在纸张选择上，因农村读物多存放于农村图书室或农家书屋中用于借阅流转，因此通常选用较为厚实、防腐防潮的纸张；
在装帧设计上，农村读物趋向简化以便于降低成本和保持低定价；
在开本上，农村读物通常被设计为32开和64开的小开本形态，便于农村读者随身携带和翻阅。
為加强农民读者对农村读物的认同感，出版社大多会采用特定的视觉传达设计凸显其独特性。如“农村版图书”在1965年选编出版时统一在“封面左上角、书脊上方、扉页居中偏下、版权页书名后（加括号）注‘农村版字样”。[16]（325）1973年选编出版的“农村版图书”则在封底统一印上“农村版图书”的标志，[7]（164-165）封底图案自上而下分别由麦穗、拖拉机以及“农村版图书”字样共同构成（见图1）。[17]改革开放以后的农村读物也都十分重视统一的视觉识别设计，如“中国农村文库”第一批和第二批采用统一的封面，从第三批开始采用一书一封面，封面印有统一的“中国农村文库”标志。[18]
3. 定价低廉
农村读物具有公共文化服务的特点，党和国家一贯强调农村读物的公益性，在定价策略方面采取低廉、微利甚至稍赔的特殊策略，以充分契合农村读者的现实需要和接受能力。1956年，文化部要求有关出版社编辑出版政治常识、自然科学常识、卫生常识、政策时事、语文知识、史地知识、通俗文艺、党的知识和团的知识及思想修养、农业技术、伟大祖国介绍十套农村读物小丛书，每套十至二十本，每本定价一角左右，每套一元至二元。[4]（14）20世纪60年代初，天津美术出版社考虑到农村购买力较低的情况，设计出版了一批80开本小型连环画（包括《地道战》《丁香》等）在各地试点发行。这种小开本连环画每本售价七分左右，相当于当时一个鸡蛋的价格，因此又被誉为“鸡蛋小人书”，深受好评且销量较好。[19]1965年推出的“农村版图书”，“定价采取只收回印制成本等办法予以大幅度降低，允许稍赔一点”，[16]（325）第一批15种图书总定价为“四元一角七分”，同时这套书“既可以整套买，也可以分册买”。[20]1973年重新选编的“农村版图书”在定价时，其标准为最低一级，即按“每一印张四分五厘计算”，且“发行折扣按七折计算”。[7]（165）“当代农村文库”和“中国农村文库”的单本定价大体都在2元～10元间。2004年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对“三农”读物的定价做出了明确规定：“每印张单价控制到1元左右，‘三农出版物的利润率限制在5%以内。提倡多出‘1元书‘2元书一类的实用技术小册子。”[10]2006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丛书”（100本）采用64开“口袋书”形式，每册定价仅1元。200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策划推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书系”（上百种）每册定价10元左右。
三、农村读物出版的文化政治
农村读物出版作为以农民为中心的大众出版活动，既是一种文化形式，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政治传播属性，其出版实践同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保持高度一致。农村读物出版的文化政治一方面体现在将党和国家的意志和立场贯穿于出版实践的全过程；
另一方面体现为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同时注重激活农村读者的阅读意识，使文本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内容经由阅读而为读者理解和接受。
1. 从自上而下的指令性出版转变为规划性出版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使工作的计划性大大增强，出版从无组织、无计划的状态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状态，出版资源由国家统一规划和调配，各出版单位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出版活动。因此，农村读物出版工作在整体上表现为一种党政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活动，这种组织性、规模性、计划性的活动直接体现了国家意志。
新中国成立后，为有效降低居高不下的文盲率，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扫除文盲的动员令，识字成为全国普遍开展的一场社会运动。195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要求教育部协同总工会及文教等部门集中力量编审教材、教师手册及速成识字的教学工具，出版总署应组织各方面人力，分工编印大量通俗书刊。[21]根据这一决议，同年10月，出版总署明确教育部编辑的全国通用识字课本《工人识字课本》《农民识字课本》分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人出版社出版，中央一级出版社还须积极组织编印通俗读物作为全国通用的巩固识字阶段的补充课本，各地出版行政机关应领导所辖出版社编印并推荐适合各地区工农读者的通俗书籍。[22]1955年，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高潮。为宣传农业合作化这一重大政策方针，中宣部要求出版界大量出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等文件，“中央一级有关出版社和各地人民出版社都应当有计划地加强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书籍的出版”，并保证深入发行到每个村和每个合作社。[23]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开展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远景目标。同年4月，中宣部发布《关于加强农民读物的出版和发行工作的报告》，要求通俗读物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科学普及协会、财政经济出版社以及各省人民出版社根据农业发展纲要的实施步骤，有计划地逐步出版农村需要的读物，由中央一级出版社分工负责编辑出版10套普及农村各项基本知识的通俗小丛书。[4]（82）根据这一要求，当年出版了“政治常识小丛书”“语文知识小丛书”（通俗读物出版社）、“普通农业技术小丛书”（财政经济出版社）、“史地知识小丛书”（中国青年出版社）等供农村文化站、俱乐部和图书馆采用。
指令性出版还体现在国家层面对于作为农村读物出版主体的专业出版社的组建上。1953年，因工农兵群众和基层干部对通俗图书的需要日益增加，中央决定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以识字2 000以上到初中程度的工农兵及基层干部为主要读者，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24]（487）1958年， 中宣部、文化部、农业部决定撤销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华书局独立经营， 组建农业出版社。1961年经中宣部批准在人民出版社内设立通俗读物编辑部，为工农群众出版一些水平较高的通俗读物。1963年，文化部出版局在人民出版社通俗读物编辑部基础上成立农村读物出版社（后于1993年并入农业出版社，更名为中国农业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出版管理工作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管理转变为宏观调控为主，着重把握方向、引导市场。在这一改革背景下，农村读物出版的管理工作不再实施指令性计划，而是实施指导性、战略性、预测性的规划。在国家规划的带动和引领下，形成了农村精品读物的引导机制，全面推进和提高了农村读物的整体质量。1981年，国家出版局召开全国农村读物出版发行会议，提出出版社应深入调查以订好规划、分配城乡读者共需的图书应注意照顾农村、出版社每年将一些受农村读者欢迎的好书重印以专发农村等规划性意见。①1983年，文化部发布《关于制定1983—1990年图书出版规划的意见》，对农村读物等重要门类的选题提出建议，指导出版社选题规划的制定，其中明确农村读物需重视宣传农村经济政策、宣传农业发展方针、农业生产技术、基层组织建设、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管理等选题。②1990年制定并实施的《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制定并实施的国家综合性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该规划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③各出版社根据自身发展方向、特点和条件，深入市场调查并经研讨论证后形成重点选题并上报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署集中业务人员审读遴选，并邀请科研、教学和出版系统的专家进行评估并进一步充实完善。“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中，“中国农村文库”“中国农村百页丛书”“江南农村发展研究丛书”《农家万事通》等入选。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在对“十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进行调整时，重点补充了突出“三农”问题、面向农村读者的选题。2006年，“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专门设立“三农”读物出版规划的子规划，“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丛书”“‘三农重大问题研究书系”“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探索丛书”“‘金阳光新农村工程丛书”“富民兴业丛书”“农村青年文库”“新农村文库”等30余项入选。2011年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要求出版单位重点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除“新农村建设·小康家园丛书”“中国新农村建设100佳系列丛书”“中国新农村建设调查丛书”等重点图书外，“新农村文化生活馆”等10项“三农”音像出版物和“新农村电子音像书库系列”等2项“三农”电子出版物入选。
计划经济下的指令性出版是指党和国家将行政指令性计划直接下达至出版管理机构，由其安排农村读物出版工作的开展。而市场经济下的规划性出版则指通过对出版规划的设计，引导出版系统自觉开展农村读物出版工作。二者从根本上講都是确保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出版导向贯穿于农村读物出版的全过程，着力加强农村读物出版工作，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提供出版支持。
2.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出版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通过加强农村读物出版及监管，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和价值取向，以主流意识形态占领广大的农村意识形态领域阵地。1953年成立的通俗读物出版社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教育，宣传国家路线、方针、政策、法令，普及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为出版方针，编写适合工农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24]（487）1956年1月，文化部党组在《关于加强农民通俗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请示报告》中强调农民通俗读物应防止粗制滥造，不能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和党的方针政策。[4]（13-14）1962年，文化部在对农村读物出版工作提出的意见中，强调通俗阐释政策的读物须在各级党委的指导下编写出版，应注意政策的稳定性和阐释的准确性。[6]（94）同年，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在关于农村读物问题的汇报中同样指出，政治思想读物要求正确、简明、具体并最好能解决当下工作中和思想上的具体问题，以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和思想水平。[6]（17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逐步形成。1981年召开的全国农村读物出版发行会议指出，专为农民和农村干部编写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的通俗读物，还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应特别注意编写出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宣传党的农村政策的读物，帮助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为“四化”而奋斗。1983年的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要求注重向农村青年供应政治、理论、历史知识和思想修养等方面的通俗政治理论读物。同年，文化部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义举办首届通俗政治理论读物评选活动，并将获奖图书向工厂、农村、部队和学校进行推广。1987年以来，为使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深刻理解并遵循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求各地方出版社和中央有关出版社重点选编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通俗读物，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集》《领导就是服务——新时期农村工作讲话》《党的基本路线简明教程》《农村市场经济实用知识》《农村市场经济管理新知识讲座》《市场经济下的农业和农村工作问答》《农村股份合作市场经济实践指南》等，以引导广大农民正确认识国情，进行社会市场经济观念的宣传教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1994年始，文化扶贫委员会、新闻出版署等联合开展文化扶贫的“万村书库”工程，资助全国贫困村落建设图书室并赠送适合农村、照顾农民需要的书籍，这一工程将有关农民思想政治的内容纳入赠书书目，以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其思想政治觉悟和文化道德素质，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如入选的“中国农村文库”就包括《新农村建设政策读本》《新农村建设执政读本》《新农村建设产业读本》《农民增收减负政策解读》等蕴含着浓厚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优秀图书。2003年起，文化部、财政部决定在全国贫困地区实施“送书下乡”工程，遴选书目中设立政治理论、思想道德、市场经济、历史知识等类目，如《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华美德读本》《开放中国——改革的三十年记忆》《聚焦三农：农村改革发展新起点若干问题解析》《东北抗日联军》《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红色家书》、“红色经典连环画库”等，这些图书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引导属性。2007年“农家书屋”工程启动后，在出版管理部门的规划和导向下，选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胡锦涛文选》《***谈治国理政》和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核心观点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全面小康热点面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等，以提高农民读者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认知认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能力。此外，“农家书屋”工程根据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在不同阶段的重点进行内容的取舍，如2021年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宣传工作，为农家书屋配齐《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简史》《跟着共产党走：一本给青年人看的简明党史》《中共党史人物传》等党史学习教育读本。
农村读物出版工作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坚守意识形态阵地，开展对广大农村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以确保农民群众不受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的影响，推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广大农村保持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3. 激活阅读意识，充分发挥农村读物的政治功能
阅读史研究认为，书籍的所有意义都是在阅读过程中生成的，没有读者和阅读行为，书籍的物质形态和承载的文本就没有任何意义，而读者的阅读技能、阅读目的、阅读环境以及知识与社会背景等都会影响读者对文本的阐释。[25]因此，农村的现实生产状况，农村读者需求的变化、所处的地域特征及其阅读能力与习惯对农村读物的文本内容与物质形态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把握读者特殊性、激活阅读意识成为发挥农村读物政治功能的關键。
农村读物出版正是通过“看得懂”“方便看”“买得起”的出版策略，引导农村读者的购买和消费行为，其文本中蕴涵的国家政治导向和主流价值取向得以通过阅读向读者传达，为读者理解和接受。在文本层面，文本意义的构建作为读者经验和阅读期待的交流性介入，通过对文本进行压缩、简化和切分以适应农村读者的阅读能力，在满足其阅读需求的同时进行引导与提升，使农民读者“看得懂”；
在物质形态层面，读者最先接触的就是物质形态的书写物体，然后才目及文本，且实物的结构和形态对文本的使用进行了规范并产生影响，通过统一的视觉识别和简化的装帧形式以适应农村读者的阅读习性和学习生态，使农民读者“方便看”；
在阅读成本层面，图书价格作为阅读成本的核心表征，往往是决定读者是否有能力或是否有意愿购买的重要因素，[26]农村读物出版作为公益性出版，充分预计农民读者的消费水平和现实购买力，实施低廉的定价策略，降低阅读成本，使农民读者“买得起”。
农村读物出版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形式，只有经由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才能发挥其政治功能。激活农村读者的阅读意识，推动其从事阅读活动的具体实践，有利于农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主动接受和把握文本中所蕴含的主流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单纯灌输模式转变为农村读者的主动接受和自主思考。
结语
虽然在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影响下，农村读物的需求量和应用场景急剧缩减，但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方式，它仍在持续发挥作用。农村读物的出版是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向农村地区宣传党和国家政策方针、普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渠道。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当下，为更好发挥农村读物的政治功能，农村读物的出版工作应继续坚持为农村服务的出版理念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在这重大历史机遇期立足中国农村发展的现实，推动农村读物回归于农村、施惠于农民、作用于农业，以改造农民思想，塑造新农民、新农村、新生活，从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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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 Practice of Rural Reading Materials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olitics
ZHANG Yan-bin1， ZHOU Wei-hua1，2（1.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Journalis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our country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ublication of rural reading materials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Meanwhile， the publication of rural reading materials has been thriving， with some outstanding features such as easy-to-understand content texts， user-friendly and practical text form design， unique visual identity， and low pricing. As a kind of cultural form， the publication of rural reading materials has distinct attributes of political transmission and political colors. It needs to be understood from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to embody the will and position of the CPC and our country， upholding and consolidating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rural ideology， and inspiring reading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cultural politics; political transmission; rural reading materials; publishing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