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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索与重返之间——读报告文学《寻找巴金的黛莉》

时间:2023-06-15 18:45:03 来源:网友投稿

张嘉琪

(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430079)

1936年至1937年,隆隆战火已蔓延至山西腹地的古城深院。置身于时代漩涡中,凄惶无依的青年们走出精心营构的“象牙之塔”,不再留恋“家”所给予的宁静庇护,他们无限贴近广阔而沉默的土地,深切体味迷惘而沉痛的吟哦。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茕茕孑立而又追寻自由的壮志青年们,面临着朝不保夕的生存境遇,他们有的投身行伍,慷慨悲歌,雁门关外御敌寇,洒下诸多热血;
有的辗转漂泊,流荡浮沉,历经无数的沧桑坎坷。动荡激变的年代似乎并未给人们过多的选择,正如原居于山西太原坡子街20号的赵黛莉女士,因七封别具一格的往来书信而染上了传奇的色彩。

“作家报告人生,报告社会,报告上世纪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命运,便是职责。”[1]P4《寻找巴金的黛莉》正是在此创作理念下,孕育而生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品以先并行后交汇的两条线索贯穿而成,一条是作家赵瑜如何觅得珍贵信件,寻得当年与巴金书信交流的“赵黛莉”女士的曲折经历;
另一条是史料的公开与考据,对盘根错节的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更进一步勾勒历史情境,还原文学现场。因此,怀揣着对历史的天然敬畏和好奇,立足于对纪实的自觉遵循和坚守,赵瑜将尘封多年的信件,巧妙设为叙述的线索,融入历史的叙事中,在重返与追索间,填补缺失的罅隙,并以此汲取反省,凝聚思考。

(一)鲜为人知的书信结识

书信是一重私密的文学对话空间,是往来私语谱就的一脉心曲,既隐秘委婉,又真切亲昵。夜话山雨,清谈咏歌,人生流转和文学问答都付于方寸之间。寄信与回信,发问与作答,彼此都将诗意的笔触,蘸满细腻的情致,通信使作家与读者以更为紧密的方式,实现连接、互动、共鸣。巴金和赵黛莉正是如此,一位是以《家》之名,撕开封建大家族温情脉脉的面纱,大声宣告封建制度注定崩溃的命运,深刻塑造时代青年共同的精神气质的进步作家;
另一位是困锁深宅古院,憎恨身边的堕落与腐朽,试图逃离坟墓般的高墙深院,希望拥抱火热的革命,以青春和激情书写动人华章的文学青年。二人因《家》而结缘,因文学而熟识,尚在太原女子师范就读的学生赵黛莉第一次阅读巴金的作品,一下子被那些怀揣着纯然的心,“坚守正义的信仰,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不合人性的传统”[1]P7的青年们迷住了。1936年的一个深夜,得了猩红热发着高烧的少女写下寄给《大公报》转巴金先生的第一封信。在信中,她分享个人读书心得,畅谈虚无主义理论,倾心致信文坛大家,以表思慕之情、亲近之意,更传达出一心想逃离深宅,投身社会革命的愿望。从此,由上海到太原,1936年到1937年,巴金和黛莉开启了长达一年的通信。虽黛莉寄出的信件早因年代久远、战火硝烟而不可寻觅,但巴金寄还的七封信件极为幸运地留存下来,勾勒出普通读者和专业作家之间的难能可贵的情谊。

秉持着纪实精神,赵瑜对信件进行原封不动地梳理、呈现,加以相关历史事件的考据与还原,更显真实而动人。首先,书信开头的称谓历经三变,从尊称“黛莉先生”,到“黛莉”,最后省略称谓。对于素未谋面的倾心读者,真挚而友善的巴金给予黛莉足够的尊重,称为“先生”;
随着交流的深入,转为称呼“黛莉”,以显亦师亦友的亲近;
最后,直接略去称谓,颔首之际,心心相惜,无言便是言说,沉淀着别样的情谊。诚如其所言,巴金时常感动于“读者相信作家”“远近地区的读者常常寄来十页以上的信件,将心底隐藏的秘密倾吐而出,痛苦、坦率、诚恳、热情的心灵豁然敞开”,因而怀有“把心交给读者的信念”[2],倾听读者的声音,交流创作的机缘,更反哺创作本身,暗生出某种互动、共生的影响力。其次,在正文部分,巴金谈生活、谈文章、谈理想。他并非以启蒙者的骄矜立场自居,而是温情待人,循循善诱,娓娓道来。纵观仅存的七封信件,巴金不断在回应读者们好奇的创作问题,例如觉慧的故事是否为巴金本人的自画像、淑英的结局如何、如何写就一篇好文章。他以真诚而热切的心,孜孜不倦地回复着南来北往的书信。与此同时,面对着求知若渴的新文学读者,巴金自觉肩负起启蒙与召唤的历史重担,推介欧洲大家的作品,尤其是波兰无政府主义者廖·抗夫创作的《夜未央》,剧作围绕着革命青年为完成刺杀任务而慷慨赴义的情节展开,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质深深震撼了巴金先生,他如此赞赏:“第一次找到了他梦景中的英雄,他又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3]事实上,在和诸如黛莉等文学青年的对话中,巴金不仅扮演着精神导师的角色,而且时常化身倾心之友,在硝烟弥漫的时代,跨越时空的阻隔,实现见字如晤的传达。面对着抱定牺牲自己,以图他人幸福之愿的黛莉,巴金怀有极大的敬意,只因两人时刻浸润在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理想里,认定丰富充盈的生命便是追求为他人放射,为他人牺牲的。于苍凉的人间奔袭,与亿万人休戚与共,巴金执著地追求一切的光明与爱,只愿抵住黑暗的闸门,放年轻的一代去往前方的光明道路,他如此劝慰黛莉:“你不要老是想到牺牲,你也得有些享受。一个十七岁的女子,也应该过些快乐的日子。”[1]P20巴金和陌生读者黛莉的频繁通信,无奈终止于国难当头、山河飘摇之际,千言万语化作一句“望你好好地活下去”[1]P119的祝福,便戛然而止。山高水长,道各自珍重;
河清海晏,话彼此论文。

(二)具体而微的日常实践

雷达曾赞赏赵瑜的纪实创作为“一粒沙可见大千世界”[1]P249。一扎扎尘封的信笺,具体而微渺,一窥过往,别有洞天;
同时,它也是一则则珍贵的史料,待其浮出历史的地表,拨开往事的重重迷雾,即可反射出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和艰难曲折的个体实践。不幸的是,历经战火纷飞和人世浮沉,现代作家的诸多书信或散佚,或销毁,或掩埋于回忆的黄沙之下,再难重见天日。不同于早在1987年结集出版的《雪泥集:巴金书简》,幸得杨苡先生的悉心保存,这批信件能够公之于众,流传至今;
作为普通文学青年的黛莉之信,自寄出之日,恐再难寻回,而巴金先生寄回之信更是历经八十载风云激荡、曲折离奇,才依托赵瑜的报告文学,为世人所知晓。事实上,当年的黛莉接触新知识,追随新思潮,离家北行,只图革命报国,逃离黑暗腐朽的家族。但因她不愿家中长辈知晓,临行匆匆之际,将信件一一收捡,与心爱的书籍一道用油布打包,藏于老家顶棚上。任由春去秋来几十载,信封置于原处,落灰蒙尘。建国后,横遭老院拆除之难,但恰巧被古董商赵从平搜寻拾得,最终辗转落入作家赵瑜手中,以确凿而丰沛的面貌走入大众的视野。

以平和、细腻的叙述深入历史的缝隙,剖析、展开其内核,勾勒出在宏大的历史进程里,个体微观、鲜活的命运浮沉;
还原出在理想与现实的抉择间,个人曲折、艰难的生活境遇。赵瑜以《寻找巴金的黛莉》为名,放开脚步丈量着晋陕之地,寻找这位神秘的赵黛莉女士,她姓甚名谁,芳龄几何?是否天随人愿,实现昔日的革命追求,淬炼为刚强的战士呢?此处,赵瑜放缓脚步,徐徐图之,并未着急回应满腹疑问的读者们,而是回溯过往,讲述这批书信的来之不易。闲暇漫步古玩市场的作家赵瑜因一盘棋局结识了古董商人赵从平,狡黠抬价的商人与不动声色的作家,俩人一番真真假假切磋之后,第一轮告一段落;
随后,赵瑜投其所好,另带《牺牲者》一册以示诚意,最终如愿以偿。只因作家报告之责任,赵瑜选择远行,千里跋涉,追索黛莉女士的故事,同时,行行重行行中体味上世纪知识分子直面广袤古老的土地,如何选择前行的道路。因此,他一方面以寄信地址“坡子街20号”为线索,查询新中国成立前栖身于此的阎锡山高层人员名单;
另一方面以寄信人“赵黛莉”为指引,寻觅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赵氏家族的相关信息。顺藤摸瓜,细细排查,最终将山西太原坡子街20号大院的主人锁定为宁武望族之赵廷雅。黛莉,原名为梅生,1920年生人,是赵廷雅次女。因崇尚新文学新思潮,阅读巴金的《家》后,心潮澎湃,倾心致信给这位陌生又熟悉的作家——巴金先生。赵瑜以切实的田野调查,一一探访,终于在故事的结尾,揭开了黛莉女士的神秘面纱。

(一)从芾甘到巴金:碎裂灵魂的暗夜呼号

当晚辈作家赵瑜沉入这段历史的漩涡之中,他站在时间的内部,细细品味心灵世界的千回百转,现实处境的暧昧难辨,更体察到历史事件对个体命运影响的庞杂,它并非直接扭转抑或是凌驾于日常生活,而是点滴渗入,矛盾与角力并生,反复与突转共行。与此同时,通过书信的考证和史料的补充,赵瑜正视了早年巴金文学世界里客观存在的思想成分,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而且矛盾痛苦的巴金,进而写成这部洋洋洒洒的报告文学,让人得以一窥这段文坛佳话。

当五四浪潮席卷巴蜀之地时,涉世未深的巴金一脚踏入革命的漩涡,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文学,习得新知识,尤其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廖·抗夫的《夜未央》等译本,深深震撼了少年巴金的心灵,安那其主义的火花萌生、滋长,逐步形成其早期思想体系的一抹明亮底色。直至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由盛转衰,支离解体,“许多惨痛的图画包围着我,它们使我的手颤动,它们使我的心颤动”[4],致使将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作为毕生事业的巴金,横遭一场严重的信仰危机。当众多仁人志士放弃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主义时,巴金思想的前五四底色依旧未能改换,而他的痛苦与焦灼正是来源于与时代主流思潮的“错位”[5]。纵然冷酷的现实错位横亘于理想的追寻之途,但燃烧的灵魂、爆裂的心灵逼迫着他执笔立言,走上文学写作的道路,申诉其悲哀、发泄其情感、解决其问题、暴露其灵魂,诞生了《家》《春》《秋》等系列作品,涤荡了一代青年的枯竭心灵,描绘了一代青年的精神谱系。陈思和曾如此阐明巴金20世纪30年代时的内心世界,他认为巴金文字的魅力,“不是来自他生命的圆满,恰恰是来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事业已经无法做成,不想做的事业却一步步诱得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虑……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6]。曾经以革命战士“芾甘”为名,第一次公开发文的少年,转眼间,使用笔名“巴金”着手文学创作。从芾甘到巴金,笔名转变的背后,不变的是他心底熊熊燃烧的火焰,是对他人的关切和对世事的洞察。

正如在1936年5月25日夜,寓居上海的巴金提笔回复这位山西少女的第二封来信,他如此写到:

“我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所以我的文章也是的。我在生活里追求着光明,爱,人间的幸福,我在文章所追求的,也是这个。但我行为却常常不能和思想一致,这是社会环境使我如此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也不是一个幸福的人。”[1]P19-20

隐去蜚声文坛的光晕,剥离青年导师的标签,他仅仅是与青年们共站一处的友人,但他同样是青年,一个愿意倾听他人的苦闷叹息,愿意分享个人的难言矛盾的青年。在与黛莉年纪相仿的岁月里,少年巴金第一次接触无政府主义书籍,反强权、争自由的信念便落地生根,潜滋暗长。当他展信细读,不由联想到意气风发的少年芾甘,那个热爱文艺、渴慕自由、求索未来的自己,这是巴金与黛莉的对话,更是青年巴金与少年巴金的对话,因而他的心悲悯而敞开,不由坦言道:

“社会太黑暗了,人情太复杂了。你只是一只羽毛未丰的鸟,你还不能够在自由的天空里飞翔,因为在那里有无数老鹰在等着啄你。”[1]P20

在激荡的年代里,他是暗夜呼号的人,渴望唤醒更多的来者,寻觅未来的光明,他深知社会现实的残酷无情,愿自己化作春泥,以文字滋养更多的生命绽放,这是巴金的痛苦,也是巴金的幸福。

(二)从梅生到黛莉:历史边缘的女性悲鸣

伴随着卢沟桥的一声炮火,山河飘摇,日寇的铁骑无情地践踏古老的三晋之地,人心思战。如果说战前的赵梅生,虽苦于自我意识觉醒与父权传统强压之间的纠缠、挣扎,但仍是在祖辈荫泽庇佑下,安稳求学的文学青年,尚能在混融着青春激情的乌托邦之梦里缱绻,与仰慕的作家书信往来,畅谈革命理想,共话苍凉人间,将求知明志的期许倾注于字里行间,由语词渗透到经验,由书信迁移至实践,她最终于历史罅隙里超越一己悲欢,汇入现世的滚滚洪流之中。

当少女赵梅生进入新文学,转为知识女性赵黛莉,她不仅构成了阅读的主体,被召唤、被启蒙,更跨越了时空的阻隔,与作品建立起有机联系。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环境的知识青年们,共同阅读巴金,共同汲取精神养分,觉醒于激变的社会与启蒙的文学,进而建立起想象的共同体,获得全新的身份认知。与此同时,通过阅读获得的新观念、新思想往往发展为出走封建家族的内驱力,进而促使一代叛逆青年对未来图景的大胆设想落实为具体实践,远在太原的黛莉,便是如此。徘徊于人生的十字路口,不得不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家族与国家的抉择,但又难以自持地对革命的光明前景展开遐想,其两难处境可想而知。对赵黛莉而言,她从不是囿于一己天地、夙夜忧叹的痴心女子,以期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进而挣脱封建礼教的桎梏,锚定自我价值的坐标。相反,少女旖旎的情思并未袭上心头,全因不愿在黑暗家庭里苟活,黛莉大声呼告:“我宁肯永远浪迹天涯,也绝不到日军占领区,去接受奴化教育。”[1]P181深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迫切现实,她以身许国,全将赤子之心系于民族、国家的命运浮沉,从自我走向大众,从“狭的笼”走向广袤的土地。诸多叛离家庭的赵黛莉们,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感召下自觉奔向革命,他们的挣扎与痛苦并未终结。逃离铁屋子仅仅是原点,抵达革命彼岸的路途危机四伏,纷繁复杂的社会图景映入眼帘,乌托邦之梦恍如镜花水月,纯美易碎。正如学者赵园所述,“就知识者通常的情况看,对于‘家’,思想上的反抗在前,割断经济上的联系在后。当他们最初‘反抗家庭’的时候,还不能不作为家庭成员,依赖于‘家’所拥有的经济力量,以至这些人与‘家’之间,‘时间距离’与‘空间距离’,‘心理距离’与实际生活距离,显得那样不同”[7]。雏鸟刚刚展翅翱翔,稚嫩的羽翼难以承载历史的使命,迫切的生计问题又使其很长时间内,在家族亲朋的狭小圈子里兜兜转转。

事与愿违,底层的生活、火热的革命、惨烈的战场等短暂出现,此后的较长时间,黛莉远离战场,青葱岁月里的誓言似乎远去。时局起伏,命运多舛。一方面,盛极而衰的高门大户终难自保,在战争、政权、时代浪潮的冲击下,倾颓衰败,再无立锥之地;
另一方面,愤而出走的赵黛莉,七十载音讯断隔,历经精神与肉体的多重磨砺,仓皇辗转于太原、兰州、上海、西安等地,如浮萍般飘荡流转。在特定年代里,历经歧视、孤立和暴力的洗礼,孤独无助,举步维艰的黛莉,从不服软、屈从,她是为了女儿,更是为了曾经坚守的信念和始终追求的自由。赵黛莉女士传奇而坎坷的命运走向,在篇末得以徐徐展开。尽管她沦落在家族与革命的边缘,失去身份,面容难辨,但她在时代边缘里的悲咽、挣扎与执着,承载于微薄的信纸之上,彰显着更为真切鲜活的历史。

(一)自觉的文体意识

报告文学发展至今,已有百年风雨历程。从上世纪80年代的鼎盛繁荣,到如今的困窘之境,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有着深切的体认,即便身处创作的黄金时代,仍孜孜不倦地实践着报告文学的文体创新,探求个性化的写作风格,他曾坦言:“我羡慕小说家叙事中那灵动的神思,那活力四射的语言,唯如此,报告文学始可驰骋疆场。……我愿意像小说家、散文家那样高扬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而激扬文字。在报告中‘无我’,在文学中‘我在’,糅合而成为报告的文学或文学的报告。”[8]

所谓在报告中“无我”,即突出的是取材的确凿不移、叙述的不偏不倚,而在文学中“我在”,则是作家面对客观存在,保持自己的独立观察和理性思考,坚守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在诸多关涉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要素中,赵瑜将精巧的结构和灵动的语言视为核心,以期践行独特的写作风格。从文本结构来看,他效仿小说设悬念、留伏笔,以“寻找”为线索,将书信内容嵌入叙事脉络,水乳交融。在《寻找巴金的黛莉》里,赵瑜精心安排了两条线索,一是寻找与揭秘,一是品读与考据。寻找的过程是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使读者不由跟随着赵瑜的脚步,寻幽探秘;
而读信的过程,是娓娓道来、不急不躁的,引导读者重回历史的现场,揭开被遮蔽的面纱,品味人生的况味。至此,作家以精湛的组织、结构能力,调和作品的叙事节奏,一明一暗、一快一慢间,尽显文体之美。从文本语言来看,赵瑜笔尖融情,以看似无意的闲笔抒己心胸。作家记录了与梅生老人时隔多年的对话,这些口述的历史一经他者经验的过滤,被再度倾听与书写,就不再是粗砾冰冷的叙述,而是融入了细腻温暖的情致,字里行间无不显现出作者对上世纪知识分子生平的大悲悯与大境界。此外,洒落在文本间的闲来之笔却不闲,更有画龙点睛之妙。无论是赵家五叔捐躯赴国难的故事,还是赵瑜慨叹当今文坛现状的心声,这些吉光片羽的议论,无不供人联想、引人深思,形成了自由闲适又别有意味的语言风格。

(二)独立的写作姿态

一位作家的成熟,不仅在于明了文学之为文学的要义,自觉追求文体的创新,苦心孤诣于语言的锤炼,而且在于其创作呈现出知识分子写作的丰盈多元的面貌。《寻找巴金的黛莉》正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典范,不仅叙事对象是知识分子,描绘波谲云诡之际,他们的生存境遇与精神轨迹,而且叙事立场是知识分子,以独立的写作姿态,呈现出作家独特的历史观照与人文关怀。

将对历史与现实的观照,纳入知识分子写作的应有之义,于时间深处寻求对话,致使文本获得走向悠远的品格。对晚辈赵瑜而言,回望前人历史,唯余敬畏二字。深觉历史纵深与厚重的赵瑜,秉持着作家的好奇天性,以柔韧的方式复活父辈生活的记忆,以文学的引证来填补一段真实的历史;
同时,充分理解先辈在历史路口的犹豫反复或逡巡延宕,敬畏他们以独特的视角书写的青春故事。此外,在赵瑜的写作中,历史与现实的视角反复交替、动态行进,“要想写好现实,一定要有历史关照,这两者之间是不可割断的。从来不存在所谓单纯的现实题材,它们一定是互动的关系。写历史也是为了当今,为了当下的变革,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9]。赵瑜在寻找黛莉的旅途中,以现实为出发点,与历史对话,反思当下种种流弊;
与前人对话,汲取追求真实和真理的勇气;
与自我对话,生发独一无二的知性思考。此外,他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写作,融“我”的思考、判断和取向入文学,即在客观的事件和真实的细节里,有“我”之表达。面对当年的黛莉、今日的梅生,赵瑜常怀悲悯之心、深情之意,文字间时常感念她们被宏大的喧嚣所裹挟的悲鸣幸而未被湮没、忘却在历史的罅隙间,得以言说。那些与读者同悲同乐,充盈着精神共鸣与心灵震颤的文字,无不折射出赵瑜根深蒂固的人文关怀。

在追索与重返之间,摇曳生姿的是作家赵瑜始终如一的文学理想。他以脚步丈量文学的每一寸土地,踏实坚定的是纪实的态度,洒脱恣意的是叙述的风格,一张一弛间,唯余盎然的报告文学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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